三

不过，我上面说的都还是题外话。

我写出我的第一部作品时还很年轻。幸运的是，它很快就受到了读者的青睐，不少人都来与我结识。

我刚刚被介绍进伦敦文学界时，怀着一种既急切又羞涩的心情，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形，仍不免有凄凉之感。我已经很久没有去过伦敦了，如果一些小说中对伦敦现在情况的描述是真实的话，那么伦敦现在一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人聚会的地点也改变了。柴尔西和布鲁姆斯伯里取代了汉普斯台德、诺庭山门、高街和肯星顿的地位。当时，不到四十岁成了名就很了不起了，现在超过二十五岁就让人觉得有点儿可笑了。我想，那时的我们还有点儿羞于表现自己的情感，担心被别人取笑，所以都克制着自己不去张扬。我并不认为当时风雅倜傥的诗人、作家们就有多么洁身自好，但我却不记得那时候的文艺界像今天这样淫乱不堪。给自己狂妄怪诞的行为遮上一层沉默的帷幔以保持体面，我们并不觉得这就是虚伪。讲话有时应当含蓄，并不总是直来直去。当然那个时候的妇女还没有完全独立。

我住在维多利亚车站附近，我还记得我乘公共汽车走长长的路，到那些好客的文人家里去做客。因为羞怯的心理作祟，我每每在街道上徘徊，直到鼓足了勇气按响门铃；接着，怀着忐忑的心情，我被引进一间人多得透不过气的屋子里。我被依次介绍给这一个或那一个文学界的名人，他们对我的书说的恭维话让我感到极不舒服。我觉得他们期待着我说出些妙语警句来，可到聚会结束我也想不出一句这样的话。为了掩饰我的尴尬，我张罗着四处给人端茶送水，把切得不成形的涂着黄油的面包递给大家。我不想让别人注意到我，这样我才可以从容地对这些知名人士进行观察，聆听他们妙趣横生的谈话。

我记得聚会上的那些身高马大、腰板挺直的女人，她们都长着很大的鼻子，看人时目光咄咄逼人，衣服穿在她们身上，像是甲胄一样；聚会上还有些身材娇小、机敏得像老鼠一样的老处女，她们嗓音柔美，目光里透着精明。我对她们总要戴着手套吃黄油吐司的怪毛病常常感到十分好笑，在她们认为没有人看的时候，就把手指上的黄油抹在她们的椅子上，那副坦然的神情令我钦佩。这对主人家的家具肯定不是件好事情，不过，我想轮到这家女主人去这些人家里做客时，她便能在朋友们的家具上还以颜色了。她们中间有几个穿着很时尚，她们说，她们无论如何也不明白，为什么只是写了几部小说，就该穿得衣衫不整；如果你有个苗条的身材，不妨穿上合身入时的衣服把它尽量地展现出来。从来没有一个编辑会因为你俊俏的脚上穿了双漂亮的鞋子，就退回你的书稿。但也有些人认为这样子打扮不够庄重，她们穿着“具有艺术气息”的纺织品，戴着粗俗的珠宝首饰。男人们的穿着很少有古怪的。他们穿戴得尽量不让人看出自己是作家。他们希望别人把他们看成谙熟人情世故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被看作哪家公司里的高级职员。他们总是显得有点儿疲惫的样子。我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作家，我发现他们挺奇怪的，总觉得他们不像真实的人。

我记得他们充满机智的谈吐，我常常不胜惊讶地听到他们把一个刚刚转身离开的同行批评得体无完肤。艺术家较之其他行业的人有这样一个有利的地方：他们不仅可以揶揄朋友的长相和性格，还可以嘲讽他的作品。我在表达自己时，怎么也做不到他们那般酣畅和敏捷。在那个年代，谈话仍然被看作一门应该掌握的艺术；一句巧妙的对答比锅子底下荆棘的噼啪作响[11]更为动听。那时格言警句还不是呆笨的人冒充有趣的工具，它们只会给高雅之士的谈话增添生气和活泼的情趣。很遗憾，同行们这些妙语连珠的谈话我一句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最惬意、酣畅的聊天是谈到我们所从事的这一行业的其他方面，即与书商成交的一些细节以及书的销售等情况。在我们评论完一部新书的种种优点之后，接下来我们自然想知道它卖出了多少册，作者得到了多少预支稿酬，他从这本书里大概能挣到多少钱。然后，我们会谈到出版商们，这个出版商出手大方，那个出版商吝啬小气；我们还要争辩一下是把书稿交给一个稿酬给得多的出版商，还是给一个懂得其价值并善于做推销的人。有的擅长宣传，有的不擅长。有的能够顺应形势和潮流，有的较为古板。临了，我们会谈到出版代理人和他们能为作家们搞到的门路；谈到编辑以及他们都喜欢什么样的稿件，千字他们能支付多少稿费，他们付款及时、痛快，还是拖拖拉拉。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很浪漫，它赋予我一种身为这一兄弟会成员的亲切感和神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