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一

省监狱办公室里的那些官吏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所有的动物和人享用的那种春意和欢乐，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前一天收到的那份编了号、盖了印、写明了案由的公文。它要求今天，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之前，务必把在押的受过侦讯的三个犯人——一男二女，解送法院受审。两名妇女中，有一名是主犯，必须单独押送。今天，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时，看守长根据这道命令，走进又黑又臭的女监狱的走廊，跟着他一起走进走廊的还有一个面容憔悴、卷发花白的女人，她身穿袖口镶有金边的制服，腰间系一根蓝边饰带。这是女看守。

“您是要提玛斯洛娃吧？”她问道，同值班看守走近一间门朝走廊开着的牢房前。

值班看守哐当一声开了铁锁，打开牢门，一股比走廊里更难闻的臭气扑鼻而来。看守吆喝道：

“玛斯洛娃，过堂去！”接着又把门关上，站在一边等着。

大约过了两分钟，一个身材不高、胸部很丰满的年轻女人，跨着大步走了出来，很快地转过身子，在看守旁边站住。她身穿白色上衣，白色裙子，外面套一件灰色囚服，脚上穿的是麻布袜，套一双囚鞋。女人的头上还扎着一块白头巾，显然故意要让几绺乌黑的卷发从白头巾里露出来。她的整个脸显得特别苍白，就像储存在地窖里的土豆的嫩芽一样。这是长期被关押的人常有的脸色。她那双宽宽的小手和从囚衣的大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的白脖子也是这种颜色。特别是由于这张脸暗淡无光，她那双眼睛便显得惊人的乌黑明亮，虽然有点浮肿，却十分精神，其中一只眼睛稍稍有点斜视。她直着身子，挺起丰满的胸部，来到走廊里。后来他们走进办公室，里面已经有两名持枪的押送兵站着。坐在那里的文书把一份被烟熏黄了的公文交给其中一个士兵，指着女犯说：

“把她带去！”

女犯感觉到有许多目光投向她，她没有把头转过去，而是悄悄地斜视着那些看她的人。大家注意她，她感到高兴。春天的空气也使她高兴。这里的空气比牢房里新鲜多了。女犯微微一笑，随即想起了自己的处境，便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二

女犯玛斯洛娃的身世很平常。她是一个没出嫁的女农奴的私生子。女农奴在乡下跟喂牲口的母亲一起替两个地主老姑娘干活。孩子三岁时，母亲便病死了。喂牲口的外祖母嫌外孙女拖累，两个老姑娘便把小孩领回家里抚养。这个黑眼睛的小姑娘长得分外活泼可爱，也给两个老姑娘带来不少的乐趣。

这两个老姑娘是姊妹：妹妹索菲娅·伊万诺芙娜心地比较善良，是她给小孩做的洗礼；而姐姐玛丽娅·伊万诺芙娜则比较严厉。索菲娅·伊万诺芙娜要把小姑娘打扮起来，教她读书，并想收她为养女。玛丽娅·伊万诺芙娜却说，应把她训练成为一个很好的侍女，所以要求苛刻，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还要责罚她，甚至打她。这样，小姑娘就受到两方面的影响，长大后就成了半是侍女，半是养女。她的名字也是高不攀低不就，既不叫卡吉卡，也不叫卡倩卡，而叫卡秋莎[1]。她缝补衣服、打扫房间、拭擦圣像、烧菜、磨咖啡豆、调咖啡、清洗衣物，有时也坐下来陪伴两个老姑娘，给她们读读书、念念报。

有人向她提亲，但她谁也不肯嫁。她觉得同那些向她提亲的劳动者在一起，日子会过得很苦，她已经过惯农奴主家的舒适的生活了。

她就这样生活到十六岁。满十六岁那年，两个老姑娘的侄子，一个大学生，即富有的公爵来到她们家。卡秋莎竟暗自爱上了他，但不敢向他说，甚至连自己也不敢承认这一点。过了两年，这个侄子在出征的途中顺路来到姑妈家，在这里住了四天，在临走的前一夜，他诱奸了卡秋莎。第二天他塞给卡秋莎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就走了。五个月之后，她才知道自己怀孕了。

从那时起，她就感到心烦意乱，只想着怎样才能摆脱即将降临的耻辱。她不仅不好好服侍两个老姑娘，竟然还对她们发起脾气来，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对两个老姑娘说了许多无礼的话，事后自己也觉得懊悔，就提出了辞职。

两个老姑娘对她很不满意，就让她走了。从她们家里出来后，她到了一个警察局局长家里当侍女，但只做了三个月，因为这个警察局局长虽然已经是五十岁的老头，还是对她纠缠不休。有一次，老头逼得她特别厉害，她便发起火来，骂他是浑蛋和老鬼，在他的胸前使劲推了一下，把他推倒了，为此她被解雇了。现在再找工作已经不可能，因为她很快就要分娩。于是她便搬到乡下一个寡妇家里去住。这个寡妇是个接生婆，同时做酒生意。卡秋莎分娩很顺利。由于接生婆给村里一个有病的女人接生时，把产褥热传染给了卡秋莎，她只好把男孩送到育婴院去。据送孩子的老太婆说，孩子刚送到那里就死了。

她必须去找工作。她在林务官家里找到一份工作。这个林务官是个有家室的人，但他也跟警察局局长一样，从头一天起就纠缠卡秋莎。卡秋莎对他很反感，极力躲避他，但他比她更有经验，更狡猾，当然主要因为他是东家，他可以随意支使她。终于等到了时机，占有了她。这事被他的老婆知道了。结果她连工钱也没有拿到，就被赶出来了。于是卡秋莎便到了城里，住在姨妈家。

姨妈经营一家小洗衣铺，靠它养活孩子，也支撑着潦倒的丈夫。姨妈请玛斯洛娃到她的小铺里当洗衣工。但玛斯洛娃看到姨妈那里的女洗衣工们生活过得很苦，不大想干，就到用人介绍所去找女仆的工作。她在只有一位太太和两个念中学的儿子的家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她进去才一个星期，那个嘴上已经长髭的读六年级的大儿子便丢下功课，纠缠起玛斯洛娃来，使她不得安生。他母亲认为这全是玛斯洛娃的过错，便把她辞退了。后来，她遇见一位作家和一个店员，但他们也把她抛弃了。这样，玛斯洛娃又成了孤身一人。

就是在这个时候，即玛斯洛娃处在无依无靠、特别困难的时候，一个为妓院物色妓女的牙婆找到了玛斯洛娃。

玛斯洛娃早就学会了抽烟。而她同店员姘居的后期以及被他抛弃以后，又越来越厉害地酗酒了。她之所以离不开酒，不仅因为她觉得酒好喝，更主要的是因为酒可以让她忘记所遭受的一切苦难，可以得到一时的解脱，得到一点尊严，而这些感觉，她若是不喝酒是不能维持的。她清醒的时候，总觉得有一种羞耻感，总是抬不起头来。

牙婆请姨妈吃饭，并灌醉了玛斯洛娃，要她到城里一家顶好的最优惠的妓院去当妓女，并历数了在这家妓院做事的种种优点和好处。玛斯洛娃必须做出抉择了：要么做下等的女仆，那样必定也要受到男人的纠缠，也少不了暂时的和秘密的私通；要么索性取得一个有保障的、安定的合法地位，在法律的许可下公开地长期地卖淫，还可以得到丰厚的报酬。她选择了后者。此外，她还想借此来报复一下诱奸她的人、店员以及所有欺侮过她的人。驱使她做出这种最后决定的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牙婆告诉她，她可以随便想做什么衣服就做什么衣服，丝绒的、罗缎的、绸缎的，以及露臂裸肩的舞衣都可以。而当玛斯洛娃想象自己穿上一件袒胸露背、滚着黑丝绒花边的艳黄色的绸缎的连衣裙时，她就按捺不住地把身份证交出去了。当天晚上，牙婆就雇了马车把她带到著名的基塔耶娃妓女院去了。

从此，玛斯洛娃就开始了漫长的、违反上帝和人类戒律的犯罪生活。有千百万的妇女过着这种生活。这种生活不仅得到关心公民福利的政府的允许，而且还受到它的保护。这些妇女十个中有九个最后都要染上痛苦的疾病，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

夜里狂欢暴饮，早晨和白天沉睡不醒，下午两三点，她们才无精打采地从肮脏的床上爬起来，接着是喝矿泉水醒酒，喝咖啡，穿着宽大的罩衫、短上衣或睡袍，懒洋洋地在各个房间里走动几步，透过窗帘往外眺望，有气无力地同别人对骂几句，然后是洗澡，抹油，在身上和头发上洒香水，试穿衣服，为此还经常同老鸨吵上几句；然后是照镜子、抹脂粉、画眉毛、吃油腻的甜食、穿上袒胸露背的发亮的丝绸衣服；最后走进装饰华丽、灯火辉煌的大厅里。客人们到了，接着便是音乐、跳舞、吃糖、喝酒、抽烟、通奸。

玛斯洛娃过了七年这样的生活。这期间她换过两个妓院，并住医院一次。在她进妓院的第七年，也就是她初次失身后的第八年，即当她二十六岁的时候，就发生了使她蹲监狱的事。她已经同杀人犯和盗窃犯们一起，坐了六个月的牢，现在被押去受审。

三

当玛斯洛娃在两个士兵押送下走了很长的路程，筋疲力尽地来到地区法院大楼时，她养母的侄儿，就是那位当年诱奸她的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涅赫留多夫公爵还躺在高高的羽绒垫弹簧床上，被单已经被揉皱。他解开他那前襟褶痕熨得很平很干净的荷兰睡衣的领口，吸着香烟。他那凝滞的目光望着前方，思考着昨天发生过的事和现在要做的事。

昨天晚上他是在有名的富豪柯察金家里度过的。大家都推测他会同这家的小姐结婚。想起这一点，他不禁叹了口气。他跑进卧室隔壁的盥洗室里。整个盥洗室都散发着甘香酒剂、花露水、发蜡和香水的气味。他在这里用特殊的牙粉刷洗他那补过多处的牙齿，用带香味的漱口剂漱口，然后是洗个全身澡，再用各种不同的毛巾把身体擦干。他用香肥皂洗完双手后，又用心地拿小刷子拭净长指甲，在一个很大的大理石洗脸池里洗完脸和粗壮的脖子后，再走进卧室旁边的第三个房间，那里已经为他准备好淋浴了。在这里他用凉水冲洗他那肌肉发达、脂肪很厚的白净的身体，用松软的褥单擦干后，便穿上干净的、熨好的衬衫和擦得像镜子一样亮的皮鞋，坐到梳妆台前，用两把刷子梳理黑色卷曲的小胡子和脑袋前半拉已经变得稀疏的卷发。

他使用的一切化妆用品，衬衣、外衣、皮鞋、领带、别针、袖扣，全都是第一流的、最贵重的，都很雅致、大方、坚固、名贵。

饭厅里的镶木地板昨天已由三个农民擦洗得光光亮亮，上面放一个巨型栎木餐柜和一张同样大的活动的餐桌，四条叉开的桌腿，雕成了狮爪形，颇有气派。桌面上铺一张浆得硬挺的、绣有顶大的由花体字母组成的家徽的薄桌布，上面放着盛满香喷喷的咖啡的银咖啡壶、银糖罐、盛着煮过的奶油的银凝乳罐和装着新鲜白面包、面包干及脆饼干的银篓子。旁边放着刚收到的信件、报纸和最近一期的杂志《两个世界》[2]。涅赫留多夫刚要拆信件，从通向走廊的门里悄悄地进来一个上了年纪的胖女人。她身穿丧服，头上扎着花边头饰，头饰把她头上的分发缝都遮住了。这是不久前就在这所房子里去世的涅赫留多夫母亲的女仆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如今她就留下来做少爷的女管家。

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跟随涅赫留多夫的母亲先后在国外住了十年，很有点贵族妇人的风度和派头。她从小就住在涅赫留多夫的家里，在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还叫米坚卡[3]的时候，就认识他了。

“早安，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

“您好，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有什么新闻吗？”涅赫留多夫打趣地问道。

“送来一封信，不知是公爵夫人还是公爵小姐写的。”

涅赫留多夫拆开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交给他的那封香气袭人的信，读起来：

“我既然承诺了帮您记事的义务，”在一张灰色厚信纸上，虽然纸边不齐却字迹遒劲地写道，“那我现在就提醒您，今天，四月二十八日，您应该去出庭陪审。……”

信的背面还附了几句：

“妈妈要我告诉您，为您准备的晚餐将一直等到您深夜。不管什么时候，请务必光临。[4]玛·柯。”

涅赫留多夫不由得皱起了眉头。这一便函是柯察金公爵小姐两个月来向他进攻所用的巧妙手段的又一新招，目的在于用一根无形的线把他同她越来越紧地拴起来。其实，凡是年纪不轻而且并非处于热恋中的男人，对于结婚问题往往是犹豫不决的。除此之外，涅赫留多夫还有另一个即使下了决心，也不能立即去求婚的重要原因。这原因倒不在于他在十年前曾经诱奸了卡秋莎又抛弃了她。这件事他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他并不认为这是他结婚的障碍。这原因是，他直到最近还同一个有夫之妇有私通关系。这个妇女是某县一位首席贵族的妻子。涅赫留多夫参加选举时经常到这个县里来，于是这个女人就把他勾引上了。涅赫留多夫被弄得一天比一天神魂颠倒，可同时又一天比一天地憎恶她。开始时涅赫留多夫经不住她的引诱，后来又内心里感到有负于她，不得到她的同意就不能断绝这种关系。这就是涅赫留多夫认为即使自己想向柯察金小姐求婚也无权这样做的原因。

桌上放着的信件中恰好就有这个女人的丈夫的来信。

另一封信是经管他的田产的总管写来的。总管说，他，涅赫留多夫必须亲自来一趟，以便依法取得继承权。此外还要解决田产如何继续经营的问题，是按照已故公爵夫人所吩咐的办法经营呢，还是按他总管曾向公爵夫人提过、现在又向公爵少爷提出的办法办，即增购农具，把租给农民的土地收回，自己耕种。总管写道，这种经营要有利得多。同时总管还道歉说，原定月初应该汇上的三千卢布得稍稍晚一点，这些钱将随下一班邮车汇出。迟汇的原因是，他无论如何凑不齐钱，农民赖着不肯交租。不得已只好求助于官府，强迫他们交钱。这封信对涅赫留多夫来说是又高兴又不高兴。高兴的是感到自己掌握了大量的家产，不高兴的是，他年轻时就是赫伯特·斯宾塞[5]的热烈追随者，尤其是他身为大地主，却十分信服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6]一书中提出的“正义不容许土地私有”的论点。他出于青年人的耿直和果断，不仅说过土地不能成为私人的财产，不仅在大学里写过这方面的文章，而且在行动上也真的把一小块土地（这块土地不属于他母亲，而是他个人从父亲名下继承来的）分给了农民，因为他不愿意违背自己的信念而占有土地。现在他继承了母亲的田产成了大地主，就必须在二者中做出抉择：要么像十几年前他处理父亲的二百俄亩[7]土地那样，放弃自己的财产，要么就默认自己过去的思想是错误的、虚伪的。

他不能做出第一种选择，因为他除了土地，没有任何其他的生活资料。他不愿做官，然而，他已经养成了过奢侈生活的习惯，而且他觉得他不能离开这种生活，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他已没有青年时代的那种信念，那种决心，那种一鸣惊人的虚荣心和愿望了。第二种选择，即否定他以前从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那里汲取来的、许多年后又在亨利·乔治[8]的著作里找到的关于土地私有不合理的光辉论据，他无论如何也办不到。

这就是总管的信使他不高兴的原因。

四

涅赫留多夫喝完咖啡，就走进工作室，查看一下通知，应在几点出庭，并且要给公爵小姐写封回信。

涅赫留多夫立即在大写字台标明“急事”的那个抽屉里找到那张通知单，上面写明在十一点出庭。他坐下来给公爵小姐写信，说他感谢她的邀请，并尽可能去赴宴。但他写完后a又把它撕掉了。他按了一下墙上的门铃。一个上了年纪的脸色阴沉的仆人走进来，他留着络腮胡子，刮过脸，系着一条灰色的细棉布围裙。

“请您派人去租一辆四轮马车来。”

“是，老爷。”

“还有，您去对柯察金家来的人说，我谢谢他们，我将尽量赶到。”

该不该同柯察金小姐结婚呢？这个问题像他近来遇到的许多问题一样，横竖都不能解决。

结婚的好处大体是：第一，结了婚，他除了家庭生活的乐趣外，还可以脱离不正当的性生活，有可能过一种合乎道德的生活；第二，也是重要的一点，涅赫留多夫希望，家庭和孩子能充实他目前空虚的生活。这就是他主张结婚的一般理由。而反对结婚的理由不外有：第一，怕失去自由，所有不年轻的单身汉都有这种顾虑；第二，对女人这种神秘物有一种不由自主的恐惧。

他所以要同米西（柯察金娜的名字叫玛丽娅，不过如同这个阶层的所有家庭一样，她也有个小名）结婚，还有一种特殊原因，那就是：第一，她是贵族出身，从穿戴到谈吐、步态、笑容等处处都与众不同，倒不是她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而是有一种“上流社会的气质”——他再也找不到别的词来形容这种品格，他很看重这种品格；第二，她很看重他，把他看得高人一等。因此他认为，她是了解他的。这种了解，也就是对他的崇高品格的一种承认。涅赫留多夫认为，这也证明了她的聪明才智和慧眼独具。不同米西结婚的特殊理由是：第一，他很有可能找到比米西优点更多、与他更相配的姑娘；第二，她已经二十七岁，因此她以前大概已经恋爱过。想到这一点，涅赫留多夫心里就感到不好受。

因此，结婚和不结婚都有理由，而且是一半对一半，势均力敌。

“这件事还是以后再好好考虑吧。”他心里想，这时他的四轮轻便马车已悄悄地来到法院门前的柏油马路上了。

“现在我应该认真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我素来这样做，也认为应该这样做。况且这样做也总是有意义的。”他暗自想着，从看门人身边走过，进了法院的前厅。

五

涅赫留多夫来到法院的时候，法院的走廊里已经十分热闹了。

法警有的快步，有的甚至小跑，脚不离地，鞋底把地板擦得沙沙响，气喘吁吁地跑来跑去，在办理下达的任务和各种公文。民事执行吏、律师、法院职员走来走去，原告或者没有在押的被告们则垂头丧气地在墙边走动，或者是坐在那里等着。

“区法庭在哪里？”涅赫留多夫向一位法警询问。

“您找哪个法庭？有民事法庭，有高等法庭。”

“我是陪审员。”

“那是到刑事法庭。您该说清楚。从这儿往右，再往左拐，第二道门就是。”

涅赫留多夫按所指的路线走去。

在第二个门口有两个人站在那儿等着：一个是又高又壮的商人，外表温和，显然是吃饱喝足了，情绪很好；另一个是犹太籍店员。他们正在谈论毛料的价格。这时涅赫留多夫走过来问他们，这儿是不是陪审员的议事室。

“是这儿，先生，是这儿。您也跟我们一样是陪审员吧？”那位温和的商人挤挤眼睛高兴地说，“好吧，我们就一起干吧，”他听到涅赫留多夫的肯定回答后继续说，“我是二等商人巴克拉肖夫，”他伸出一只又软又宽又厚实的手，说道，“要忙一阵子了。请问贵姓？”

涅赫留多夫通了自己的姓名，便走进陪审员议事室里。

在不大的陪审员议事室里有十来个不同职业的人。大家都刚到，有的坐着，有的走来走去，相互打量，相互认识。有一个退伍军人穿着军服，其余的都穿礼服或西服，只有一个穿紧腰的长外衣。

他们当中尽管有许多人都是放下自己的事情来做陪审员的，都说这工作很拖累人，但个个都流露出一种满意的神色，认为他们是在做一项重要的社会工作。

涅赫留多夫到法院时虽然迟到了，但也还要等很久，因为有位法官直到现在还没有到，审讯工作推迟了。

六

法庭庭长很早就来到了法院。他身材高大，留一把花白连鬓胡子。他已经结婚，但仍过着十分放荡的生活。他妻子也一样，但他们互不干涉。

他走进办公室里，咔嗒一声把门反扣上，从文件柜下面一格里取出两个哑铃，向上、向前、向两旁、向下举了二十次，再把哑铃举过头，轻轻地往下蹲三次。

这时房门震颤了一下，有人想开门，庭长连忙把哑铃放回原处，打开了门。

“对不起。”他说。

一位法官，个子不高，戴一副金边眼镜，耸起肩膀，愁眉苦脸地走进房来。

“又是那个马特维·尼基季奇没有到。”法官不满地说。

“还没有到？”庭长边说边穿制服，“他老是迟到。”

“真奇怪，他怎么不害臊。”法官说，生气地坐下来，取出一支烟。

书记官走了进来，拿着一份卷宗。

“非常感谢，”庭长说，点着一支烟，“先审哪个案子？”

“我看先审毒死人命案吧。”书记官冷静地说。

“好吧，那就先审毒死人命案，”庭长说，他估计这个案子四点以前可以审完，审完就走，“马特维·尼基季奇还没有到吗？”

“还没有。”

“那么勃列威在吗？”

“在。”书记官答道。

“如果您看见他，就告诉他我们先审毒死人命案。”

勃列威是这次审讯中负责提出公诉的副检察官。

书记官走到走廊上就遇见了勃列威。勃列威高高地耸起肩膀，敞开制服，腋下夹着一个公文包，沿着走廊几乎像跑步似的快步走来，鞋后跟咯吱咯吱地响，那只空手前后甩来甩去，动作很大。

“米哈依尔·彼得罗维奇要我问一下，您准备好了没有？”书记官向他问道。

“当然，我一切都准备好了，”副检察官说，“先审哪个案子？”

“毒死人命案。”

七

马特维·尼基季奇终于来了。于是那个身体消瘦、脖子很长、下嘴唇歪成一边的民事执行吏，趔趄着走进陪审员议事室。

这个民事执行吏是个实在人，受过大学教育，不过他不论在哪里都保不住职位，因为他有狂饮症，嗜酒无度。三月前，一位伯爵夫人，他妻子的保护人帮他谋到了这个职位，他一直做到现在，因此他很高兴。

“先生们，怎么样，都到齐了吗？”他戴上夹鼻眼镜后，从眼镜上面望了望大家说。

“好像到齐了。”商人欢快地说。

“我们来核对一下。”民事执行吏说，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开始点名，时而从眼镜上面，时而从眼镜里面望着点到名字的人。

除了两个人以外，全都到了。

“现在，先生们，请出庭吧。”民事执行吏打出愉快的手势，指着门说。

大家纷纷起来，在门口相互让路，进入走廊，再从走廊走进法庭。

陪审员刚刚坐好，民事执行吏就趔趄着走到法庭中央，好像要故意吓唬在场的人似的高声叫道：

“开庭！”

全体起立。法官纷纷登上高台：头一个是筋肉强健、留着漂亮的连鬓胡子的庭长，然后是戴金边眼镜的阴沉的法官。

最后走上高台的是第三个法官，就是那位经常迟到的马特维·尼基季奇。

庭长和法官们穿着衣领上镶有金丝条的制服登上高台，神态十分威风。他们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三个人都好像由于自己的威严而有点发窘，立即谦恭地垂下眼睛，在铺着绿呢布桌子后面的雕花椅上坐下来。副检察官也同法官们一起进来，他功名心切，一心向上爬，因此他认定，凡是他提出的公诉案，最后都非判罪不可。这个毒死人命案的性质他只知道个大略，却已经拟好了发言提纲，不过他还需要一些材料，所以他现在急急忙忙地从卷宗里摘录着。

书记官坐在高台对面的尽头。

八

庭长看完文件，向民事执行吏和书记官提了几个问题，在得到肯定答复后，便传被告上堂。栏杆后面的门立即打开了，进来两个头戴军帽、手持出鞘军刀的宪兵，跟在他们后面的首先是一个满脸雀斑的红头发男子，随后是两个女人。男子穿着又长又宽的囚服。他绕过长凳，规规矩矩地坐在一头，让出位子给其他人，然后才定神地瞅着庭长，两边腮帮子的肌肉抖动着，仿佛在小声说什么。跟在他后面进来的是一个年纪不轻的妇女，同样穿着囚服，头上扎着囚犯用的三角巾，脸色灰白，没有眉毛和睫毛，眼睛发红。这个妇女显得十分镇静，走到自己的位子上时，衣服被什么东西钩住了，但她不慌不忙，耐心地把它摘开，坐下来。

第三个被告是玛斯洛娃。

她一走进门，大厅里的所有男人的目光都转向了她，并且久久没有离开她那张生有一双明亮的黑眼睛的白皙的脸蛋和囚衣里高高地隆起的胸部。就连那个宪兵，当她在他面前经过时，也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庭长等待着，让被告们在位子上坐好。当玛斯洛娃坐下来时，他才转过脸去对书记官说话。

随后庭长把袖口放下，请一个司祭带着陪审员们宣誓。

司祭是个小老头，虚胖的脸，白里透黄，身穿棕色法衣，胸前挂一个金色十字架，法衣的一侧还别着一枚小小的勋章。他慢慢地挪动着法衣里面的两条臃肿的腿，走到圣像下面的读经台跟前。

陪审员们都站起来，挤向读经台。

“请过来！”司祭说道，用一只臃肿的手摸摸胸前的十字架，等着陪审员们过来。

当所有的陪审员都顺着台阶登上了高台时，司祭便侧着他那光秃的花白脑袋，套上油污的长巾，理了理稀疏的头发，把脸对着陪审员。

“举起你们的右手，把手指像这样拢起来，”他用一种老气横秋的声调慢吞吞地说，“现在跟着我念。”于是就开始宣誓了：“凭万能的上帝，凭他的神圣的福音书和赋予生命的十字架，我承诺并且宣誓，在审理这个案子时……”他每说一句都停顿一下。

留连鬓胡子的仪表堂堂的先生、上校、商人和另外几个人，都像司祭要求的那样举起并拢手指的手，而且好像是特别高兴，手举得很高，动作规范。可是其他人却似乎都有点不大乐意，随随便便。

一切都进行得很快，没有耽搁时间，并且颇有点庄严气氛。这种有板有眼、始终不渝的庄严气氛显然使参加者感到满意，使他们坚信，他们是在做严肃而又重要的社会工作。涅赫留多夫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九

庭长发言完了，便把脸转向被告。

“西蒙·卡尔京金，站起来！”他说。

西蒙紧张地站起来，腮帮子上的肌肉抖动得更快了。

“您叫什么名字？”

“西蒙·彼得罗夫·卡尔京金。”他连忙粗声粗气地说，显然，事先已准备好了答话。

“您的身份是什么？”

“农民。”

“哪个省，哪个县的？”

“土拉省，克拉皮文县，库皮杨乡，包尔基村人。”

“多大年纪？”

“三十三岁，生于一千八百……”

“信什么教？”

“信俄国教，东正教。”

“结婚了吗？”

“没有，老爷。”

“做什么工作？”

“在‘毛里塔尼亚’旅馆当茶房。”

“以前吃过官司吗？”

“从来没有吃过官司，因为我以前过得……”

“以前没有吃过官司吗？”

“上帝保佑，从来没有。”

“起诉书的副本收到了吗？”

“收到了。”

“坐下。叶菲米娅·伊万诺娃·包奇科娃。”庭长把脸转向另一名被告说。

“您叫什么名字？”庭长疲倦地叹了口气，问第二个被告，眼睛没有看她，只顾查阅面前的文件。庭长已经十分熟悉这项工作，为了加快审案进程，他可以同时做两件事。

包奇科娃已经四十三岁，科洛明纳城小市民出身，也在“毛里塔尼亚”旅馆当女茶房，以前没有吃过官司，没有受过法庭调査，已收到起诉书的副本。

“您叫什么名字？”贪色的庭长似乎对第三个被告特别客气。“您得站起来。”他看见玛斯洛娃坐着，便和气而亲切地补充了一句。

玛斯洛娃很快地站起来，带着依顺的表情，挺起高耸的胸部。她没有答话，而是用微笑的有点斜视的黑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庭长的脸。

“您叫什么名字？”

“刘波芙。”她很快地说。

涅赫留多夫这时戴上了夹鼻眼镜，随着庭长的审问，依次地看着被告。“这不可能，”他想，目不转睛地瞧着这个被告的脸，“她怎么会叫刘波芙呢？”听见她的回答后，他这样想道。

庭长想再往下问，但这时一位戴眼镜的法官拦住他，生气地小声说了一句什么，庭长便同意地点点头，又对被告说：

“您怎么叫刘波芙呢？”他说，“您登记的是另一个名字。”

被告没有作声。

“我问您，您的真名字叫什么？”

“您受洗礼时的名字叫什么？”那个生气的法官问道。

“以前我叫卡捷琳娜。”

“这不可能。”涅赫留多夫心里继续想道，其实他已经毫不怀疑地断定，这就是那个姑娘，他姑妈的养女兼侍女。他曾一度爱过她，真正爱过她，后来在情欲冲动时诱奸了她又抛弃了她，以后就再也没有去想她，因为想起这件事会使他过于痛苦，过于明显地揭露他的真面目，表明他这个以正人君子自居的人不仅不正派，而且在对待这个女人的行为上，简直下流可耻。

对，这就是她。

“您早就该这样说，”庭长仍旧特别和气地说，“您的父名呢？”

“我是私生子。”玛斯洛娃说。

“可是按教父的名字该怎么称呼呢？”

“米哈依洛娃。”

“她会做什么坏事呢？”涅赫留多夫心里继续在想，呼吸局促起来了。

“您姓什么？有外号吗？”庭长继续问道。

“我随母亲姓玛斯洛娃。”

“出身呢？”

“小市民。”

“信东正教吗？”

“信东正教。”

“职业呢？您做什么工作？”玛斯洛娃没有回答。

“您做什么工作？”庭长又说一遍。

“在院里。”她说。

“在什么院里？”戴眼镜的法官严厉地问。

“什么院，您自己知道。”玛斯洛娃说，莞尔一笑，随即向四周扫了一眼，然后又直接盯住庭长。

在她的脸部表情里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东西。她所说的那句话，那种微笑以及她扫视法庭的目光，是那么可怕而又可怜，使得庭长不禁垂下了头。

“您以前受过审判或侦查吗？”

“没有。”玛斯洛娃小声说，叹了一口气。

“收到起诉书的副本了吗？”

“收到了。”

“请坐下。”庭长说。

接着是传证人，然后又把证人带走。接着是推定法医，请法医到庭。最后书记官站起来，宣读起诉书。

涅赫留多夫坐在第一排的高背椅上，是靠边的第二个位子。他取下夹鼻眼镜，瞧着玛斯洛娃。他的内心里正在进行着一种复杂而痛苦的活动。

十

起诉书内容如下：

“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毛里塔尼亚’旅馆里一名旅客猝然死亡。经查，此人乃库尔干二等商人费拉邦特·叶梅里扬诺维奇·斯梅里科夫。

“经本地第四警察分局法医验明，斯梅里科夫乃因饮酒过多引起心力衰竭致死。斯梅里科夫的尸体当即予以掩埋。

“案发后几天，斯梅里科夫的同乡伙伴，商人季莫兴从彼得堡回来，获悉斯梅里科夫死亡的情况后，怀疑此是谋财害命者将其毒死。

“经预审查明，这一怀疑有如下事实：（一）斯梅里科夫在死前不久从银行里提取了三千八百卢布，而在封存的死者遗物清单中只开列了现金三百一十二卢布十六戈比；（二）斯梅里科夫死前的一天一夜都是在妓院和‘毛里塔尼亚’旅馆里同刘波芙（叶卡捷琳娜·玛斯洛娃）一起度过的。受斯梅里科夫之托，玛斯洛娃在斯梅里科夫不在时曾从妓院到‘毛里塔尼亚’旅馆去取钱。玛斯洛娃会同‘毛里塔尼亚’旅馆的茶房叶菲米娅·包奇科娃和西蒙·卡尔京金，用斯梅里科夫交给她的钥匙打开皮箱取出了钱。玛斯洛娃打开皮箱时，叶菲米娅·包奇科娃和西蒙·卡尔京金均在场，并看见皮箱里有几叠一百卢布面值的钞票；（三）斯梅里科夫同妓女刘波芙从妓院回到‘毛里塔尼亚’旅馆后，刘波芙受茶房卡尔京金的指使，给斯梅里科夫喝了一杯白兰地酒，酒里放了卡尔京金交给她的白色药粉；（四）第二天早晨，妓女刘波芙（叶卡捷琳娜·玛斯洛娃）卖给妓院女当班，即妓院老板和本案的证人基塔耶娃斯梅里科夫的钻石戒指一枚，声言戒指是斯梅里科夫送给她的；（五）斯梅里科夫死后的第二天，‘毛里塔尼亚’旅馆女茶房包奇科娃到本地商业银行在本人活期存折中存入一千八百卢布。

“经法医对斯梅里科夫的尸体进行解剖检查和化验内脏，发现死者体内确有毒药，据此断定，此人系中毒而死。

“被告玛斯洛娃、包奇科娃和卡尔京金均不承认犯有罪行。玛斯洛娃供称：她受斯梅里科夫委派，确曾从她工作（按她的说法）的妓院到‘毛里塔尼亚’旅馆去为他取过钱，她是用斯梅里科夫交给她的钥匙打开皮箱的，并按其吩咐取出四十卢布，未多取分文，包奇科娃和卡尔京金可以作证，因为开箱、取钱、锁箱时他们二人都在场。她还供称：当她第二次到商人斯梅里科夫的房间时，确曾受卡尔京金的指使，把放有药粉的白兰地让商人喝了，她当时以为那是安眠药，以便让商人服后入睡，自己也好早点脱身。戒指则是商人打了她，她哭着要离开他时，商人自己送给她的。

“叶菲米娅·包奇科娃供称：丢钱的事她一无所知，并说她从未进过商人的房间，那儿的事由刘波芙一人管理，如果商人失窃的话，那也是刘波芙偷的，是她拿着商人的钥匙去取钱的。”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玛斯洛娃全身哆嗦了一下，并张开嘴，转身望了望包奇科娃，书记官继续读下去，“当法庭出示叶菲米娅·包奇科娃一千八百卢布的银行存款，并询问她这笔钱的来源时，她供称：此乃是她同西蒙·卡尔京金二人十二年积攒的钱，她已准备同西蒙·卡尔京金结婚。又据西蒙·卡尔京金第一次审讯时供称：玛斯洛娃拿着钥匙从妓院到旅馆时，曾唆使他和包奇科娃一起去偷钱，然后三人分赃。”这时，玛斯洛娃又哆嗦了一下，甚至要欠起身来，脸色通红，开口说了句什么话，可是民事执行吏制止了她。“最后，”书记官又继续念道，“卡尔京金曾招认把药粉交给玛斯洛娃，使商人睡眠，但在第二次审讯时却推翻了前供，否定了参与窃钱和交药粉给玛斯洛娃，把全部罪责推在玛斯洛娃一人身上。关于包奇科娃存入银行之款一事，他的供词同包奇科娃相同，声言这是他们二人在十二年的旅馆工作中旅客赐予的小费。”

然后是起诉书列举被告的对质记录、证人的供词和鉴定人的意见等。

起诉书的结论如下：

“综上所述，包尔基村农民西蒙·彼得罗夫·卡尔京金，三十三岁，小市民叶菲米娅·伊万诺娃·包奇科娃，四十三岁，小市民叶卡捷琳娜·米哈依洛娃·玛斯洛娃二十七岁，被控于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共谋窃取商人斯梅里科夫的钱财及钻石戒指一枚，共值二千五百卢布，并预谋杀害商人斯梅里科夫，用有毒药的酒把其灌醉，致使斯梅里科夫死亡。

“关于此项罪行，在《惩治条例》第一四五三条的第四和第五款己有规定。因此，根据《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二〇一条规定，将农民西蒙·卡尔京金、叶菲米娅·包奇科娃及小市民叶卡捷琳娜·玛斯洛娃交由地方法院会同陪审员加以审判。”

十一

起诉书念完后，庭长与法官们商量了一下，然后转过身来对卡尔京金说话。他脸上的表情显然是在说：现在我们一定会把全部案情弄个一清二楚。

“农民西蒙·卡尔京金。”他身体侧向右边，开始说。

西蒙·卡尔京金站起来，两手垂下，整个身体朝前探，两个腮帮子不停地无声地抖动。

“您被控在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串通叶菲米娅·包奇科娃和叶卡捷琳娜·玛斯洛娃从商人斯梅里科夫的箱子里盗窃钱财，然后拿来砒霜，指使叶卡捷琳娜·玛斯洛娃放入酒中，让商人斯梅里科夫喝下，致使斯梅里科夫死亡。您承认自己的罪行吗？”说罢，又把身子侧向右边。

“绝不可能，因为我们的工作是服侍客人……”

“有话以后再说。您承认自己有罪吗？”

“绝对没有，老爷，我只是……”

“有话以后再说。您承认自己有罪吗？”庭长再一次平静而坚定地说。

“我不会干这种事，因为……”

民事执行吏又连忙跑到西蒙·卡尔京金跟前无可奈何地小声地制止他。

庭长表示这件事情已经完结，把拿着文件的那个臂肘换了个地方，转过脸来对叶菲米娅·包奇科娃说：

“叶菲米娅·包奇科娃，您被控于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在‘毛里塔尼亚’旅馆同西蒙·卡尔京金和叶卡捷琳娜·玛斯洛娃串通，从商人斯梅里科夫的箱子里盗窃钱财和钻石戒指一枚，共同分赃，为掩盖罪行又用毒酒把商人斯梅里科夫灌醉，致使他死亡。您承认自己的罪行吗？”

“我没有任何罪，”被告果断而强硬地说，“我连房间也没有进……既然这个下贱货进去过，那就是她干的……”

“您有话以后再说，”庭长仍旧温和而坚决地说，“那么您不承认自己有罪吗？”

“我没有拿钱，酒也不是我灌的，我连房间也没有进，如果我在场的话，我会把她撵出去的。”

“您不承认自己有罪吗？”

“我从没有犯罪。”

“很好。”

“叶卡捷琳娜·玛斯洛娃，”庭长转身对第三名被告说，“您被控拿着商人斯梅里科夫箱子的钥匙从妓院来到‘毛里塔尼亚’旅馆的房间里，偷走了箱子里的钱和钻石戒指一枚，你们分了赃，然后又偕同商人斯梅里科夫回到‘毛里塔尼亚’旅馆，您给他喝了掺了毒药的酒，致使他死亡。您承认您有罪吗？”

“我什么罪也没有，”她急忙地说，“我原先怎么说的，现在还是这么说，我没有拿过，没有拿就是没有拿，我什么也没有拿，至于钻石戒指，那是他自己送给我的……”

“您把事情经过说一说吧。”

“事情的经过？”玛斯洛娃开始很快地说，“我坐车来到旅馆，他们把我领到他的房间里，当时他已经喝得很醉了。”在说出“他”这个字时，她脸上现出特别恐惧的表情，眼睛睁得大大的，“我想离开，可他不放我走。”

她沉默了一阵，仿佛思路完全断了，或者是想起了别的事情。

“那么后来呢？”

“什么后来？后来我在那儿待了一会儿，就回家去了。”

“那么后来呢？”庭长继续问道。

“我回到家里，”玛斯洛娃接着说，她已经大胆地瞧着庭长一个人了，“把钱交给女掌班，就睡觉去了。刚刚睡着，别尔塔姑娘就把我叫醒：‘起来吧，你那位商人又来了，’我不想去，可是老鸨吩咐我去。在那里，他，”一说到“他”字，显然又有点恐惧的神色，“他使劲地给姑娘们灌酒，后来还要派人去买酒，但他身上的钱已经花光了。女掌班信不过他，不给他酒，他便派我到他房间里去取钱，并告诉我钱放在哪里，取多少钱。我就去了。”

“您去了，那又怎么样了呢？”他说。

“我去了，一切照他吩咐的做：走进房间里，不是我一人进去，还叫了西蒙·米哈依洛维奇和她一起进去。”她说着，指了指包奇科娃。

“她撒谎，我根本没有进去……”她刚开始说话，便被制止了。“我当着他们的面取了四张红色票子[9]。”玛斯洛娃皱皱眉头继续说，没有瞧包奇科娃。

“那么，被告在取四十卢布的时候，没有注意里面有许多钱吗？”副检察官又问。

副检察官刚提问，她就打了个寒战。不知为什么，她总觉得他对她不怀好意。

“我没有数，只看见都是些一百卢布的票子。”

“被告看见了一百卢布的票子，那我就再没有什么话要问了。”

“那么，就把钱取回来了？”庭长继续问道，看了看表。

“取回来了。”

“那后来呢？”庭长问。

“后来他又把我带走了。”玛斯洛娃说。

“那么，您又怎样把药粉放在酒里给他喝的呢？”庭长问。

“怎么给的？把药粉撒在酒里，就给他喝了。”

“您为什么要给他喝呢？”

她一时没有答话，而是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他老是不放我走。”沉默一阵后，她又说：“他把我折磨得受不了啦，我走到走廊里对西蒙·米哈依洛维奇说：‘但愿他放我走，我累了。’西蒙·米哈依洛维奇也说：‘我们也烦死他了。我们给他吃点安眠药吧，等他睡着了，你就走吧。’我说：‘好。’我以为这不是有害的药粉。他给了我一小纸包。我走进房里，他躺在隔墙板后面，立即叫我给他倒白兰地。我在桌上取了一瓶上等白兰地，倒了两杯，一杯我自己喝，一杯给他，我在杯里撒了药粉便拿给他喝。我要是知道这是毒药，我还会给他喝吗？”

“那么，钻石戒指又是怎么落到您手里的呢？”庭长问。

“钻石戒指是他送给我的。”

“他是什么时候送给您的？”

“我跟他回到房间里后就要走，他就打我的头，把我的梳子都打断了。我生气了，就要离开。他便从手上摘下了钻石戒指，送给了我，叫我不要走开。”她说。

出现了一阵沉默。

“您没有什么话要说了吗？”

“我全说了。”她说，叹一口气便坐下了。

这之后庭长在纸上记了点什么。听到左边的法官对他低声说的话后，便宣布审讯休息十分钟，并迅速走出法庭。

涅赫留多夫走出陪审员的议事室，在窗前坐下来。

十二

是的，这是卡秋莎。

涅赫留多夫与卡秋莎的关系是这样的。

涅赫留多夫第一次见到卡秋莎，是他在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这一年的夏天，他住在姑妈家里，准备写一篇关于土地所有制的论文。往年的夏天他都是同母亲及姐妹一起住在莫斯科近郊他母亲的大庄园里。可是这一年他姐姐出嫁了，母亲也到国外的温泉疗养去了，涅赫留多夫却必须写论文，于是他决定到姑妈家去度暑假。姑妈家远离都市，十分清静，不会使他分心。两个姑妈都十分疼爱自己的侄儿和继承人。涅赫留多夫也爱她们，喜欢她们那种旧式的、淳朴的生活。

这个夏天，涅赫留多夫在姑妈家里感到非常愉快，心情舒畅。因为这个青年人第一次不按别人的意旨，亲身领会到生活的全部美和重要，领悟到人在生活中所做的事情的全部意义，看到人和整个世界有达到无限完美的可能，从而不仅满怀希望，而且有充分信心去献身于这种完美，达到他所想象的那种尽善尽美。这一年他在大学里已经读了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斯宾塞关于土地所有制的论点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这特别因为他自己就是大地主的儿子。他父亲不很富有，但他母亲得到的陪嫁却差不多有一万俄亩的土地。这时他第一次懂得了土地私有制的残酷和不公平。他是一个重道德的人，他把为道德要求而做出牺牲看作最高的精神享受。他决定放弃土地所有权，当即把从父亲名下继承的土地送给了农民。他现在写的论文就是这个题目。

这时涅赫留多夫十九岁。他是由母亲抚养长大的，是个天真无邪的青年。他也想过女人，但那是作为妻子而想的。在他看来，凡是不能成为他妻子的都不是女人，而只是人，不过也发生过一件事。就在那个夏天的耶稣升天节，姑妈的邻居带着孩子们到姑妈家串门，其中两个小姐，一个中学生，一个客居他们家的农民出身的青年画家。

喝过茶后，他们就在房子前面一块割了草的场地上玩“捉人”游戏。他们把卡秋莎也带去了。玩过几个回合后，轮到涅赫留多夫与卡秋莎一起跑。涅赫留多夫看到卡秋莎时总是觉得很愉快，但没有想过他同她之间会发生什么特别的关系。

“嘿，这两个人可怎么也捉不住。”那个扮“捉人”角色的快乐的画家说，两条粗短壮实的罗圈腿跑得很快，“除非他们自己绊倒了。”

“您就是捉不到！”

“一、二、三！”

手掌拍了三下。卡秋莎忍不住地笑起来，连忙与涅赫留多夫换了个位子。她用粗壮有力的小手握了握他的大手，马上往左边跑，她那浆过的裙子发出瑟瑟响声。

涅赫留多夫跑得很快，他不想被画家逮住，就使劲往前跑。他回头看见画家在追卡秋莎，她也跑得很快，挥动着两条年轻而富有弹性的腿，不让画家逮住她，也往左边跑去。前面是一个丁香花坛，谁也没有跑到那后面去过。卡秋莎扭过头来看见涅赫留多夫，点点头示意让他到花坛后面会合。他领会了她的意思，便往花坛后面跑去。不料花坛后面有一条小沟，沟里长满了荨麻，他不知道，绊了一下摔到沟里去了。涅赫留多夫双手被荨麻刺破，并沾满了黄昏前的露水。不过他立即爬起来，自己也觉得可笑，便整整衣服，跑到一个干净的地方去。

卡秋莎微笑着，闪动着她那双水灵灵的醋栗似的黑眼睛，迎着他飞跑过去。他们跑到一块儿，紧握着手。

“我看，您被刺伤了吧！”她说，用空着的一只手理了理松开的辫子，不住地喘着气，微笑着，从脚到头正面打量着他。

“我不知道这里有一条沟。”他说，也微笑着，没有松开她的手。

她向他靠近一点。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竟向她凑过脸去。她没有躲开，他便紧紧握住她的手，吻了她的嘴唇。

“您这是干什么！”她说，很快地抽出了自己的手，跑开了。

从那时起，涅赫留多夫和卡秋莎之间的关系就变了。在一个天真无邪的青年与同样是天真无邪的少女之间开始了一种特殊的但又是常有的那种相互爱慕的关系。

只要卡秋莎一走进房间，或者哪怕是涅赫留多夫很远地看见她的白围裙，他周围的一切就好像变得格外亮堂，一切都变得更有趣、更欢快、更有意义，生活也变得更快乐了。卡秋莎也有同样的感受。不过，不仅有卡秋莎在场或接近她的时候涅赫留多夫有这种印象，而且只要想到世界上有卡秋莎在，他就有这样的感觉。对卡秋莎来说，也是只要想到有涅赫留多夫在，她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卡秋莎在家里有很多活，但她还是能够把事情一件一件做好，并抽空看点书。涅赫留多夫把自己刚看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作品拿给她看。她最喜欢的是屠格涅夫的《僻静的角落》。他们之间只能偶尔碰见交谈几句，有时在走廊里，有时在阳台上或院子里，有时在姑妈家的老女仆玛特辽娜·帕甫洛芙娜的房间里，因为卡秋莎同她住在一起。涅赫留多夫有时就到她们的小屋里就着块糖喝茶。玛特辽娜·帕甫洛芙娜在场的时候，他们说得很随便，只剩下他们两人的时候，谈话就觉得很别扭。这时，他们的眼睛的表情和他们嘴里所说的话，意思完全不同，眼神的含义要重要得多。他们噘着嘴，心里害怕，于是便连忙分手了。

涅赫留多夫第一次住在姑妈家时，同卡秋莎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关系。

他本来以为他对卡秋莎的感情只不过是当时充满他全身心的生活乐趣的一种表现，那个可爱、快活的姑娘也和他一样，在分享着这种乐趣罢了。可是，当他离开时，卡秋莎同两个姑妈一起站在台阶上，用含满泪水的有点斜视的眼睛送他，他这才感觉到正在失去一种美好而珍贵的、一去不复返的东西，心里感到十分惆怅。

“再见，卡秋莎，谢谢您所做的一切。”他坐上马车，隔着索菲娅·伊万诺芙娜的包发帽，对她说。

“再见，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她用亲切悦耳的声音说，然后忍住满眶泪水，跑回前厅，在那儿才放声哭起来。

十三

从那时起，涅赫留多夫，一连三年没有同卡秋莎见过面。直到他刚刚提升为军官，动身到军队里去，顺路来看姑妈时，才又见到了她。这时他已经完全是另一个人了，已不是三年前夏天住在她们家的那个涅赫留多夫了。

那时他是一个诚实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青年，乐于为一切善良的事业献身；如今他却成了迷恋酒色、贪图享受、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以前，重要而且必要的是同大自然，首先是同他生活过、思想和感受过的人（哲学和诗歌）的交往；如今，重要而且必要的是社会人事制度，与同事们的交际活动。以前，他觉得女人是神秘的和美妙的，正因为神秘，女人才成为美妙的有生命的东西；如今，女人，所有的女人，除了自己的亲属和朋友的妻室外，其意义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女人不过是他已经试验过的最好的享乐工具。以前，他不需要钱，母亲给他的钱连三分之一也用不完，他可以放弃父亲名下分给他的田产，把它送给了农民；如今呢，母亲每月给他一千五百卢布也不够用，还常常为了钱而同母亲发生不愉快的口角。以前，他认为自己精神上的存在才是真正的我；如今，他却认为他的健康的精力充沛的兽性的我，才是他自己。

他所以会发生如此可怕的变化，只是因为他不再坚持自己的信念而是相信了别人的歪理。他之所以不再坚持自己的信念而相信别人的歪理，则是因为，他如果坚持自己的信念，日子就太难过了。如果是坚持自己的信念，处理一切问题就都不利于自己追求轻松快乐的兽性的我，而且差不多总是同它抵触；相信别人的歪理，就无须做什么决定，一切问题都已经解决，而且解决得有利于兽性的我而反对精神的我。再者，如果坚持自己的信念，他就老要遭到人家的非难，而相信别人的理论，却可以得到周围人们的称赞。

例如，当涅赫留多夫思考上帝、真理、财富、贫穷，阅读有关这方面的书籍、谈及这些问题时，他周围的人就认为是不合适，甚至有些可笑，他的母亲和姑妈也流露出一种温和的讽意，称他为我亲爱的哲学家，而当他读小说，讲一些淫秽的趣闻，到法国剧院去看轻松喜剧，然后津津乐道地转述其中的情节时，大家倒赞扬他，鼓励他。当他认为消费要有节制，从而穿了件旧大衣，而且不喝酒，大家就觉得他脾气古怪，在搞标新立异，表现自己。当他把大笔钱财挥霍在打猎上，或者装修一个非同寻常的豪华的书房时，大家就夸他高雅脱俗，还送给他贵重物品。他保持着童贞，并打算一直保持到结婚，而他的亲属却为他的健康担忧。

开始时涅赫留多夫也抗争过，不过这种抗争太困难了，因为凡是他从自己的信念出发认为是好的东西，别人都认为是坏的。反之，凡是他从自己的信念出发认为是坏的东西，他周围的人则都认为是好的。终于，涅赫留多夫屈服了，再也不坚持自己的信念，而相信别人了。

于是，生性热情的涅赫留多夫就完全沉湎于这种受到周围所有人赞许的新生活了，已别无他求了。这种变化始于他到彼得堡之后，而进入军界后便彻底完成了。

军官服役向来就是使人堕落的，它让军人过游手好闲的生活，脱离合理而有益的劳动，免除他们应尽的人人共有的义务，取代这种义务的是炫耀其军队、军服、军旗的荣誉，一方面显示自己对别人有无限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在高于他的长官面前表现出奴颜婢膝、绝对服从的态度。

不过，除了军役以及军服和军旗的荣誉、准许使用暴力和杀人行为等所导致的普遍堕落外，还有一种是财势和皇室关系所造成的堕落。因为经过精选只有富豪和显贵军官才能加入近卫军。这就使得近卫军中的人很容易变成疯狂的利己主义者。涅赫留多夫自从服军役，开始过像他同僚那样的生活之后，也就处于这种疯狂利己主义的心态之中了。

三年后他到姑妈家去的时候，正是处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之中。

十四

涅赫留多夫之所以到姑妈家去，是因为他要去赶已经开赴前线的部队，途中正好经过姑妈的庄园，还因为两个姑妈都热情地请他去，不过主要的原因，是他很想见到卡秋莎。也许在他的灵魂深处已经对卡秋莎起了歹念，因为他如今已是一个放荡不羁的兽性的人了。不过他并没有承认这一点，只是想去重游一下他愉快地生活过的地方，看看那两个可笑而又可亲、使他充满爱和喜悦的和善的姑妈，看看给他留下愉快回忆的招人喜爱的卡秋莎。

这天下着倾盆大雨。

“瞧，你到底来了，多好啊！”索菲娅·伊万诺芙娜一边吻他，一边说，“玛丽娅姑妈有点儿不舒服，她到教堂去累了。我们领过圣餐了。”

“向你祝贺，索菲娅姑妈，”涅赫留多夫说，吻了她的手，“对不起，我把你沾湿了。”

“快进房去吧，你全身湿透了。胡子也长出来了……卡秋莎！卡秋莎！快给他端咖啡来。”

“我就来！”一种熟悉的悦耳的声音在走廊里答道。

涅赫留多夫的心高兴地紧缩了一下。“她在这儿！”宛若太阳从乌云里露出来似的，涅赫留多夫心花怒放地跟着听差吉洪到他以前住过的房间里去换衣服。

涅赫留多夫想打听一些卡秋莎的事：她身体怎么样？生活过得好吗？出嫁了没有？但是吉洪是如此毕恭毕敬，同时又是如此拘谨，并且一定要亲自打开洗手器给他洗手，致使涅赫留多夫不好开口打听卡秋莎的情况。

涅赫留多夫脱下湿衣服，刚要穿上干净的衣服，就听见一阵轻盈的脚步声，并有人敲门了。涅赫留多夫听出了这是谁的脚步声和敲门声。只有她才是这样走路和敲门的。

他披上那件湿军大衣便去开门。

“请进！”

果然是她，卡秋莎。她还和原来一样，只是比以前更妩媚可爱了。她那双天真纯洁的稍稍有点斜视的黑眼睛仍旧那样笑眯眯地从下到上打量着人。她仍像从前那样系着一条干净而洁白的围裙。她从姑妈那里拿来一块刚刚剥掉包装纸的香皂和两条毛巾：一条是不带毛的俄国式大浴巾，一条是毛茸茸的毛巾。不论是那块印着字还没有用过的香皂还是那两条毛巾，或者是她本人，全部是那么干净、新鲜、纯洁、招人喜欢。她那两片端正可爱的红嘴唇，由于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像过去看见他时那样噘了起来。

“祝您平安到达，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她好不容易地挤出这句话，脸色绯红。

“你好……您好。”他不知道称呼“你”还是“您”好，也像她一样，涨红了脸，“您身体好吗？”

“感谢上帝……这是姑妈送给您的您最喜欢的玫瑰香皂。”她说，把香皂放在桌上，把毛巾搭在圈椅的扶手上。

打从见到卡秋莎的第一天起，涅赫留多夫就对她旧情复燃了。像过去一样，现在他看到卡秋莎的白裙子就不能不激动，听到她的脚步声、说话声和笑声就不能不高兴，看到她那醋栗一样水灵灵的黑眼睛，特别是当她微笑的时候，就不能不动情，主要是在他们相遇的时候，看见她那脸红的表情，就不能不心慌意乱。他感觉到他在恋爱了。但他不像从前那样，觉得爱情是个秘密，不敢承认自己在恋爱，并且相信人生只能恋爱一次。现在他也在恋爱，但却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并且为此而高兴，还隐隐约约地意识到，尽管还不愿承认，这种恋爱是怎么一回事，其结果会怎么样。

十五

这次晨祷成了后来涅赫留多夫一生中最鲜明、最强烈的回忆。

周围一片漆黑，只有个别地方闪现着白雪。他骑着马，蹚着水，来到教堂的院子里。他的马一看见教堂周围的点点灯火，便竖起了耳朵。这时礼拜已经开始了。

那些认得玛丽娅·伊万诺芙娜侄儿的农夫把他领到干燥的地方让他下了马，把他的马拴好后便带他到教堂里去。教堂已经挤满了过节的人。

整个教堂都洋溢着节日气氛，庄严、欢快、美好。司祭们穿着银光闪闪的法衣，戴着金十字架。助祭和诵经士也穿着金银丝饰的节日祭服。还有身穿节日盛装、头发抹得油光闪亮的业余歌手们。节日的赞美诗听起来有如欢快的舞曲，司祭们举着插着三根蜡烛、饰有花卉的烛台不断地给人们祝福，嘴里反复地喊着：“基督复活了！基督复活了！”一切都非常美，但最美的还是穿着白色连衣裙、腰间系着蓝色带子、黑头发上扎着红色蝴蝶结、眼睛里闪烁着欣喜光芒的卡秋莎。

在早弥撒与晚弥撒之间的这个时刻，涅赫留多夫走出了教堂。前面的人给他让路、鞠躬，有的人认得他，有的人则在问：“这是谁？”他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停了一下，乞丐们围了上来。他把钱包里的零钱散给他们，然后走下了台阶。

天已经亮了，但太阳还没有出来。人们分散在教堂附近的墓地上。卡秋莎还待在教堂里，涅赫留多夫便留下来等她。

人们仍陆续地出来，他们靴子底下的钉子把石板踩得叮叮响。他们下了台阶，分散在教堂的院子里和墓地上。

卡秋莎同玛特辽娜下了台阶。他走近她。他并没有打算同她行复活节的接吻礼，只是想挨近她一点。

“基督复活了！”玛特辽娜·帕甫洛芙娜说，微笑着点点头，她的口气仿佛在说：今天我们都是平等的。她把手绢捏成一团，擦擦嘴，然后把嘴向他凑过去。

“真的复活了！”涅赫留多夫答道，吻吻她。

他转眼瞧着卡秋莎。她涨红了脸，同时挨近他。

“基督复活了！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

“真的复活了。”他说。他们接吻了两次，好像在考虑是否要再吻一次，接着决定了再吻一次，于是就吻了三次。两人都微微一笑。

“你们不去找司祭吗？”涅赫留多夫问。

“不了，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我们就在这儿坐一会儿。”卡秋莎说，好像刚做完一种愉快的劳动似的，用整个胸部深深地呼吸着，同时用温顺、纯贞、爱恋的和略带斜视的眼睛直接地盯着他的眼睛。

男女之间的爱情总有达到顶峰的时刻，到了这个时刻，就既没有自觉、理性的成分，也没有肉欲的成分了。对于涅赫留多夫来说，这个基督复活的夜晚就是这种时刻。如今，每当他想起卡秋莎，这个夜晚的情景总是盖过了过去他看到她时的所有其他情景。她那乌黑、光滑、发亮的小脑袋，她那裹在白色带褶连衣裙里的处女的苗条身段和不高的胸部，她那脸蛋上的红晕，她那温柔的、由于不眠而略带斜睨的炯炯有神的黑眼睛，总之她周身上下有两个主要特点：她的贞洁的爱情不仅是对他（这一点他知道），而且是对所有的人和一切事物的；她不仅爱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也爱她刚才吻过的那个乞丐。

他知道她心里有这种爱，因为他在那个夜晚直至天亮都感觉到了这种爱，并且意识到，正是在这种爱里，他和她融为一体了。

唉，要是一切都能保持在那个夜晚的感情上，那该多好啊！“是的，这一切可怕的事情都是在那个基督复活节夜晚之后发生的！”现在，涅赫留多夫坐在陪审员议事室的窗前，独自地想着。

十六

涅赫留多夫从教堂回来后，同姑妈们一起开了斋。为了提提神，他按照军队里的习惯，喝了一点伏特加酒和葡萄酒，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没有脱衣服就睡着了。一阵敲门声把他叫醒了。从敲门声他听出这是她来了。他坐起来，揉揉眼睛，并伸了个懒腰。

“卡秋莎，是你吗？进来！”他下了床说。

她把房门稍稍推开一点。

“叫你去吃饭。”她说。

“我就来。”他边说，边拿起梳子来梳头发。

她没有马上走开。他发觉了这一点，便扔下梳子，朝她走过来，但这时她很快转过身去，迈着其平常那种轻盈的步子，沿着走廊的花条长地毯走了。

“我真傻，”涅赫留多夫想，“我怎么没有留住她呢？”

于是他在走廊里跑去追上她。

他连自己也不知道想要干什么，但他觉得，她到他房间里来时，他应当做一件大家在这种场合下应该做的事，而他却没有做。

“卡秋莎，你等一下。”他说。

她转过身来。

“您有什么事？”她说，临时停住脚步。

“没有什么，只是……”

他强制着自己，想到一般男人在他所处的这种场合下会有的举动，就拦腰搂住了卡秋莎。

她停下了，瞧着他的眼睛。

“别这样，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别这样。”她说，脸红得快要哭起来了，并且用自己粗糙有力的手推开那只搂着她的手。

涅赫留多夫放开了她。此刻他不仅感到尴尬和羞耻，而且恼恨自己。他本应该相信自己的这种感情，可是他不明白，这种尴尬和羞耻正是他心灵里最善良的感情的流露，反而认为这说明他愚蠢，他应该像一般人所做的那样去做。

他再一次追上她，搂住她，吻她的脖子。这一次的吻已完全不同于前两次的吻了：头一次是在丁香花丛后面的无意识的吻，另一次就是今天早晨在教堂里的吻。而现在的这个吻却是可怕的，她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您这是干什么呀！”她叫了起来，这叫声似乎在诉说他打碎了一件无价之宝，无法弥补了。她快步地从他身边跑开。

午饭之后他立即回到自己房里，心情非常激动，久久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细心注意着房子里的声音，等待着她的脚步声。他身上那个兽性的人如今不仅抬起了头，而且把那个最初到来时和今天早晨在教堂里还留在他身上的精神的人踩在了脚下，那个可怕的兽性的人现在已经完全统治了他的灵魂。尽管他一直等候着她，但这一天却没有找到机会同她单独会面。也许她在躲避他。不过到了晚上，碰巧卡秋莎有事必须到他隔壁那个房间去，因为医生要留下来过夜，她得去替客人铺床。听到她的脚步声后，涅赫留多夫屏住呼吸，放轻脚步跟着她进到房里，仿佛要去干一件违法的事。

卡秋莎两只手正伸进干净的枕头套里，抓住枕头的两个角，回头看了他一眼，微微一笑，然而这已不是以前的那种欢乐、愉快的笑，而是一种恐惧的、悲戚的笑了。这种微笑好像在对他说：他做的是一件不道德的事。他顿时愣了一下。现在还可以进行抗争。他对她的那种真正的爱情的声音虽然已很微弱，但还是能听到。这个声音在提醒他要考虑她，考虑她的感情，考虑她的生活。而另外一个声音也在说：注意，莫错过自己的享乐，莫错过自己的幸福。而这第二个声音却盖过了第一个声音。他断然地走近她。那种可怕的按捺不住的兽性已经压倒了他。

涅赫留多夫搂住她不放，按着她坐在床上。他感到还有点什么事要做，便在她身边坐下来。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好人，请您放开我，”她哀求道，“玛特辽娜·帕甫洛芙娜来了！”她叫起来，挣脱了身子。真的有人朝门这边走过来。

“那么我晚上来找你，”涅赫留多夫说，“你不是一个人住吗？”

“您在说什么，千万别这样！不行。”她只是口上这样说，而她整个激动慌乱的神态却表明是另一回事。

走到门口来的真是玛特辽娜·帕甫洛芙娜。她手上搭着一条被子走进房里来，用责备的眼光看了涅赫留多夫一眼，生气地申斥卡秋莎拿错了被子。

涅赫留多夫默默地走了。他甚至没有觉得羞耻。他从玛特辽娜·帕甫洛芙娜的脸部表情看出，她在责备他。她是对的，他也知道，她责备他干坏事。但是兽性已从其昔日对她的美好爱情中腾空而起，控制了他。兽性统治了一切，其他任何感情都不存在了。现在他知道，要满足这种兽性该做些什么，并想方设法去做到这一点。

整个傍晚他都心神不定，时而走进姑妈们的房里，时而回到自己的房里，时而走到台阶上。他一心只想着一件事：如何才能单独见到她。可是，她在躲避他，玛特辽娜·帕甫洛芙娜也牢牢钉住她不放。

十七

整个傍晚就这样过去了，已经到了夜里。医生要去睡觉了，两个姑妈也躺下歇息了。涅赫留多夫知道，现在玛特辽娜·帕甫洛芙娜在姑妈们那里，女仆房里只有卡秋莎一人。他又来到台阶上。外面一片漆黑。

涅赫留多夫走下台阶，踩着冻雪，穿过水洼，绕到女仆房的窗前。他的心怦怦直跳，连自己也听得见心跳声。他时而屏住呼吸，时而深深地换一口气。女仆房里点着一盏小油灯。卡秋莎独自坐在桌子旁边沉思，眼睛看着前方。涅赫留多夫一动不动地瞧了她很久，想知道她在自以为没有旁人的时候会做些什么。她呆呆地坐了两分钟光景，然后抬起眼睛笑了笑，有点自责地摇摇头。后来换了个姿势，急遽地把双手搁在桌上，又直视着前方。

他站着，瞧着卡秋莎那沉思的、由于内心斗争而痛苦的脸。他很可怜她，但说来奇怪，这种怜悯反而加剧了他对她的情欲。

情欲已经完全控制了他。

他敲了敲窗子。她像触了电似的全身震颤了一下，脸上显出恐惧的神色，然后跳起来，走到窗前，把脸贴近窗玻璃。当她用两个手掌搭成一个眼帘，认出了他时，脸上的恐惧神色仍然没有消失。他从来没有见过她的脸像现在这样严肃。只有当他微微一笑时，她也才笑一笑。而这种笑好像也只是为了迎合他，并不是会心的笑。她心里只有恐惧。他向她做手势，叫她出来。但她摇摇头，表示不肯出来，仍旧站在窗前。他再一次把脸贴近窗玻璃，想大声喊她出来。可是这时她的脸转向了门口，显然有人在叫她。涅赫留多夫便离开了窗户。

涅赫留多夫在屋角里来回已经走了两趟，并好几次踩进了水洼里，然后又走近女仆房子窗前。灯还亮着，卡秋莎又独自坐在桌子跟前，好像有点犹豫不决的样子。他刚走到窗前，她就望了他一眼。他敲了一下窗子。她没有细看是谁敲窗子，便立即从女仆房里跑出来，他还听见开门扣的声音，接着出口的门吱扭一声开了。这时他已经在外屋等着她，一声没吭就把她搂住，她紧紧地依偎着他，抬起头，用双唇去迎接他的吻，他们在外屋墙角一块干燥的地方站着。他已被没有得到满足的欲望煎熬得周身难受。突然出口的门又吱扭一声，并传来了玛特辽娜·帕甫洛芙娜生气的声音：

“卡秋莎！”

她挣脱了他，回到女仆房里。他听见门钩咔嗒一声扣上了。然后便是一片沉寂。窗子里的灯熄灭了，只剩下浓雾和河上的喧嚣声。

涅赫留多夫走到窗前，却一个人也没有看见。他敲敲窗户，也没有人回答。于是涅赫留多夫便从前门的台阶回到自己房子里。但他睡不着。他脱掉鞋子，光着脚丫子沿着走廊来到她的房门前，旁边是玛特辽娜·帕甫洛芙娜的房间。起初他听见玛特辽娜·帕甫洛芙娜的平稳的鼾声，正想进去，突然又听见她咳嗽起来，并有翻身的响声。他屏住气，静静地站了五分钟左右。等一切又静下来时，又听见了平稳的鼾声。他尽量从那些不会发出吱嘎响声的地板上往前走去，来到了她的房门口，没有听见什么声音。显然她没有睡，因为没有听见她的睡觉的呼吸声，不过他刚刚小声唤了一句，“卡秋莎”，她就跳了起来，走到门边，劝他走开。他觉得她很生气。

“这像什么话，哪能这样呢？姑妈她们会听见的。”她嘴上这样说，但整个神态却仿佛在说，“我整个人都是你的。”

这一点只有涅赫留多夫懂得。

“喂，你就开开门吧，我求你了。”他语无伦次地说。

她没有出声。接着他听见了摸门扣的声音，门扣咔嗒一声，他就从推开的门缝里钻了进去。

她穿着又粗又硬的睡衣，露出两条胳膊。他一把抓住她，抱起来就走。

“哎呀，您干什么？”她小声说。

但他没有理会她，把她抱到自己的房间里去。

“哎呀，不行，放开我。”她说，可是身子却紧紧地偎着他。

……

当她全身发颤，一声不吭，也不搭理他的话，走出房间以后，涅赫留多夫也来到台阶上，站在那里，认真地思索着刚才发生的事情的意义。

“我这是怎么啦？是大福还是大祸呢？”他问自己。“这是常有的事，大家都会这样干的。”他对自己做了回答，然后就睡觉去了。

十八

第二天，漂亮、快活的申包克到姑妈家找涅赫留多夫来了。他凭着他的文雅、快活、彬彬有礼、慷慨大方和对涅赫留多夫的友爱，博得了姑妈们的赞赏。

申包克只待了一天，第二天晚上就同涅赫留多夫一起走了。他们已不能再待下去，因为到部队报到的最后期限到了。

在姑妈家度过的这最后一天里，涅赫留多夫对前一夜发生的事还记忆犹新，因此在他的心中有两种感情在斗争：一种是兽性的性欲所留下的炽热的肉感的回忆，这种情欲虽然远不及它应有的那样理想，但毕竟达到了目的，得到了一定的满足；另一种感情是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坏的事，这事需要加以挽救，不过这种挽救不是为了她，而是为了自己。

在离开的那一天，午饭后他在外屋等着她，她一看见他，就满脸通红，便想从他身边过去，用眼睛提醒他注意女仆房里开着的门。可是他拉住了她。

“我要同你告别了，”他手里捏着一个装有一百卢布的信封，说，“这是我……”

她猜到了，皱皱眉头，摇摇头，推开了他的手。

“不，你拿去。”他含含糊糊地说，把信封塞在她的怀里。他像被烫了似的，皱起眉头，哼哼着，跑回了自己的房里。

这以后他在自己的房间里来回踱步很久，一想到这个场面，他就全身抽搐，甚至要跳起来，唉声叹气，好像肉体上有什么痛苦似的。

“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大家都是这样的。申包克与一个家庭女教师也发生过这样的事。他对我讲过这件事。格里沙叔叔也有过类似的事，父亲在乡下住时也有过这样的事：他和一个农家女人生了私生子米坚卡，这孩子现在还活着。既然大家都是这样做的，可见是合理的。”他这样地安慰着自己，可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安心，一想起这件事，就觉得良心受到谴责。

倒是他的新的生活——新的地方、同事、战争——帮助了他。他在这里住得越久，忘记得就越多。最后他真的把它全忘记了。

只有一次，那时战争已经结束了。他想见见她，便顺路到姑妈家去，却听说卡秋莎已经不在那儿了，在他走后不久，她就离开姑妈家去分娩，在什么地方生了一个孩子。姑妈听别人说，她完全堕落了。听到这些消息，他心里很难过。从时间上推算，她生的孩子可能是他的，但也可能不是。两个姑妈都说她堕落了，她像她母亲一样生性淫荡。听到姑妈对她的这种指责，他感到高兴，因为这好像是在为他开脱罪责。起先他还想去找她和孩子，但后来，由于他一想到这一点，心里就过于难过和感到羞耻，就不起劲去找了，并且越来越忘记了自己的罪孽，索性不再想它了。

可是现在，这一奇怪的巧遇却使他想起了一切，并迫使他承认自己是个冷酷、残忍、卑鄙的人，而且在良心上有这样的罪孽居然还能心安理得地生活了十年。不过要他承认这一点，还为时过早。他现在考虑的只是，这事无论如何不能让人家知道，她或者她的辩护人千万别把这一切说出来，千万别弄得他当众出丑。

十九

涅赫留多夫从法庭出来走进陪审员议事室时，就处于这样的精神状态。他坐在窗前，听着周围那些人的谈话，并不停地吸烟。

民事执行吏趔趄地走来，再次请陪审员回到会议厅里去，涅赫留多夫心里感到害怕，好像不是他去审判别人，而是他被带去受审似的。在心灵深处，他已经感到自己是个坏蛋，他理应羞于正眼看人，然而已经习惯成自然，他仍旧是趾高气扬地登上高台，坐在紧挨首席陪审员旁边自己的位子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摆弄着自己的夹鼻眼镜。

被告们刚才也被带下去了，现在又把他们押上来。

法庭上来了一些新人，都是证人。涅赫留多夫发现，玛斯洛娃好几次久久地盯着那位穿着绸缎丝绒、装束华丽的胖女人，这个女人头上戴着扎了大花结的高帽子，胳膊裸露到肘部，挽着一个精致的手提包，坐在栏杆前的头一排。他后来才知道，她也是证人，是玛斯洛娃那个妓院的女掌班。

开始审问证人，问他们的姓名、信仰等。接着，又是那个老司祭吃力地挪动两条腿，把绸法衣胸前的十字架扶正，仍旧那么从容不迫地带着证人和鉴定人进行宣誓，深信他是在做有益而重要的工作。宣誓完毕后，所有的证人都被带出去，只留下一人，就是妓院的女掌班基塔耶娃。法官们问她对这个案子知道什么情况。基塔耶娃做出一副笑脸，每说一句话，就点一下她那戴着帽子的头，带着德国口音，有条有理、详详细细地讲出来了。

卡秋莎瞧着女掌班，然后突然把视线移到审判员这边来，并停留在涅赫留多夫的身上。她的脸变得严肃甚至严峻了。这对严峻的眼睛中有一只是斜视的。这双奇怪的眼睛对涅赫留多夫看了相当长的时间。

“她认出我啦！”他想。涅赫留多夫身子缩了一下，仿佛就要给他当头一棒了。但她并没有认出他来。她平静地叹了一口气，又开始瞧着庭长。涅赫留多夫也松了一口气：“唉！但愿审讯快一点结束。”

二十

然而，好像故意和他作对似的，审讯的时间拖得很长。对证人和鉴定人逐个地审问之后，副检察官和辩护人又照例煞有介事地提出种种不必要的问题，然后庭长请陪审员查看物证，其中包括一枚显然是戴在很粗的食指上的大号戒指，戒指上面镶着梅花形的钻石。还有一些滤纸，纸上验明有毒。这些物证都盖了火漆印，上面贴着标签。

陪审员正打算查看这些物证，这时副检察官又站起来，要求在查看物证之前先宣读法医的验尸报告。

书记官取出文件，无精打采地念起来。

涅赫留多夫原先产生的那种难以言状的厌恶感，在听到这种对尸体的描述后，现在变得更厉害了。卡秋莎的生活、从鼻孔里流出的脓液、从眼眶里脱出的眼球以及他，涅赫留多夫对他的那种行为，这一切他都觉得好像是同一种东西，这些东西从四面八方把他围住，把他吞没了。外部检查报告终于宣读完了，庭长深深地舒了一口气，抬起了头，希望宣读就此结束，不料书记官又立即宣读起体内检查报告来。

这份报告念了将近一小时，而副检察官还没感到满足。读完报告后，庭长对他说：

“我看内脏检查报告就无须再念了。”

“我倒要求宣读这个报告。”副检察官严厉地说，不瞧庭长便微微欠起身来。他说话的口气使人觉得，他有权利宣读，他决不放弃这种权利，谁要是否定他的权利，他就有理由提出上诉。

那个大胡子法官，有一双和善的下垂的眼睛，由于患胃黏膜炎，感到身体很虚弱，就对庭长说：

“干吗要念这个呢？不过是拖延时间罢了，这种新扫帚不是越扫越干净，而是越扫越脏。”

庭长从宣读一开始，就俯过身去对一个法官低声说了些什么，然后又对另一个法官说了些什么，在得到他们的肯定的回答后，就打断了书记官的宣读。

“法庭认为不必宣读这个文件。”他说。

书记官停止宣读，收起文件。副检察官则生气地在记些什么。

“诸位陪审员先生现在可以去检查物证。”庭长说。

首席陪审员和其他几个陪审员都站了起来，走到桌子跟前。他们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检查，一个挨一个地看了看戒指、玻璃瓶和滤纸。

二十一

物证检查完毕后，庭长宣布法庭调查结束。他想快点了结这个案子，没有休息就请公诉人发言。他相信这个公诉人也是一个人，也要抽烟和吃饭，也会怜惜别人的。然而副检察官这个公诉人却既不怜惜自己，也不怜惜别人。

副检察官讲了很久，一方面要极力做到不把他已经想好的那些聪明的警句落掉，另一方面，主要的是不能有所停顿，要使演说滔滔不绝地讲上一小时零一刻钟。他只停顿了一次，咽了好久的唾液，但又立即缓了过来，说得更加娓娓动听。

副检察官虽极其欣赏自己的发言，不过又好像对就要做出的重要判决感到沮丧，便有气无力地在椅子上坐下来。

他的发言的意思，如果剥去其华丽的辞藻，就是认为，玛斯洛娃施催眠术迷住了商人，取得了他的信任，以后便拿着钥匙到他旅馆的房间里去取钱，本想把所有的钱都拿走，不料被西蒙和叶菲米娅撞见，只好与他们分赃。这之后，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迹，便又陪商人回到旅馆，并在那里毒死了他。

副检察官发言后，一个穿燕尾服、胸前露出宽宽的半圆形硬衬的中年人，从律师席上站起来，机敏地为卡尔京金和包奇科娃辩护。这是他们花了三百卢布雇来的辩护律师。他为他们两人开脱，把全部罪责推在玛斯洛娃身上。

然后是玛斯洛娃的辩护人站起来辩护。他有点胆怯，说得结结巴巴。他没有否定玛斯洛娃参与盗窃钱财的事，只坚持说她没有毒死斯梅里科夫的意图，她给他药粉吃只是想要他睡觉。这个辩护人也想找机会施展一下自己的口才，扼要地讲了讲玛斯洛娃当年如何受一个男人引诱而走向堕落，而这个男人至今逍遥法外，她却不得不承受堕落的全部重负。不过，这位辩护人对心理学方面的这种不着边际的漫谈并不成功，反而使得大家都为他感到难为情。当他嗫嗫嚅嚅地谈到男人的残酷和女人的孤立无援时，庭长有意替他解围，便请他尽量谈实质问题。

然后是法庭让被告们自我辩护。

叶菲米娅·包奇科娃反复地说她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事也没有参与，一口咬定所有的罪行都是玛斯洛娃一个人干的。西蒙只把下面一句话重复好几遍：

“随便你们怎么办，反正我没有罪，我是冤枉的。”

玛斯洛娃则什么话也没有说。庭长对她说，她可以为自己辩护。她却像一只被捕获的野兽，只是抬起眼睛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所有的人，紧接着就垂下眼睛，抽泣起来，放声痛哭。

“您怎么啦？”坐在涅赫留多夫旁边的商人听见涅赫留多夫突然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就问他。这是涅赫留多夫在克制自己的哭声。

涅赫留多夫一时还不明白他目前处境的全部含义，就把他几乎克制不住的哭泣和夺眶而出的眼泪归咎于自己的神经脆弱。为了掩饰这一切，他戴上夹鼻眼镜，然后掏出手绢来擤擤鼻涕。

要是这里所有的人，整个法庭的人都知道了他过去的行为，他就要丢尽了脸。这种恐惧感压倒了他内心正在进行的斗争。在这最初的阶段，这种恐惧感比什么都强烈。

二十二

被告人做了最后陈词之后，各有关方面便商量提问题的方式，这又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所有的问题都确定以后，庭长便开始做总结发言。

“本案的案情是这样。”他开始说，把辩护人和副检察官及证人已经说过好几遍的话又重复了一次。

庭长在讲话，两旁的法官都显出好像在深刻思考的样子听着，但也偶尔几次地看看表，觉得他的发言虽然很好，有章有法，但也稍长了一点。副检察官以及在座的所有法庭工作人员也都是这种意见。庭长终于结束了总结发言。

打从庭长讲话一开始，玛斯洛娃就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唯恐漏掉了一个字似的。因此，涅赫留多夫也就不怕碰到她的目光，而不停地瞧着她。他心里产生了一种常有的现象：起先，这个他所爱过的人，由于阔别多年而发生的外貌上的变化，使他感到吃惊；过了一会儿，她便完全恢复了她许多年前的那种面貌，一切变化就都消失了。在他的精神视野里又出现了那个独一无二的、无与伦比的精神的人的主要的面容。

“居然有这样奇怪的巧遇！这个案子偏偏是在我陪审时开审。十年的时间没有见她，偏偏在这里，在被告席上看见她！这一切将怎样收场呢？唉！但愿快一点，快一点结束！”

他开始有点悔恨了，但还不愿意屈服于这种感情。他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巧遇，很快就会过去的，不会破坏他的生活。他还是不愿意相信他眼前的这件事就是他造成的。但是那只无情的无形的手已揪住了他，而且他也已经预感到摆脱不了，可他还要硬充好汉，按照已经养成的习惯，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摆弄着夹鼻眼镜，若无其事地坐在头一排的第二把椅子上。其实，在心灵深处他已经感觉到了不单是这一行为，而且他的整个无聊的、淫荡的、残酷的和扬扬自得的生活都是十分残忍、卑鄙、下流的。在整个这一时期，这整个十二年中，有一块可怕的帷幕一直奇怪地遮住了他的眼睛，既看不见他那次的罪行，也看不见那次罪行以后的整个生活，而现在这块帷幕开始抖动了，他已经部分地看到了帷幕后面的东西。

二十三

庭长终于结束了自己的讲话，用一种风趣的姿势把那张问题表举起来，交给向他走过来的首席陪审员。陪审员们纷纷站起来，都满心高兴，因为现在可以退席了，但又好像有点害臊似的，两只手不知往哪儿搁才好。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走进议事室。法官们都站起来，走了出去。被告们也被押走了。

陪审员们走进议事室后，像过去一样，第一件事就是掏出烟来，开始吸烟。在法庭的时候，他们各自坐在自己的席位上，或多或少总感到有点不自然，有点做作，一走进议事室，吸起烟来，这种感觉也就没有了。他们轻松地在议事室里分散坐着，立即快活地交谈起来。

他们七嘴八舌地说了好一阵子。

“对不起，诸位先生，”首席陪审员说，“请坐到桌子旁边来讨论吧。请。”他说着就在主席的位子上坐下来。

“那些妓女都不是好东西。”店员说。为了证明玛斯洛娃是主犯这一看法，他讲了一个妓女如何地在林荫道上偷了他一个同事的怀表的事。

上校也乘机讲了一个更使人惊奇的偷窃银茶炊的案子。

“诸位先生，请你们按问题的顺序讨论吧。”首席陪审员用铅笔敲敲桌子说。

大家安静了下来。标出的问题有如下几个：

（一）西蒙·卡尔京金，克拉皮文县包尔基村农民，三十三岁，他是否犯有下列罪行：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在某城，为了抢劫钱财，图谋杀害商人斯梅里科夫的性命，从而与他人串通，把毒药放入他的白兰地酒中，毒死了斯梅里科夫，并窃取其钱财两千五百卢布及钻石戒指一枚？

（二）叶菲米娅·伊万诺娃·包奇科娃，小市民，四十三岁，是否犯有第一个问题中所列举的罪行？

（三）叶卡捷琳娜·米哈依洛娃·玛斯洛娃，小市民，二十七岁，是否犯有第一个问题中所列举的罪行？

（四）如果被告叶菲米娅·包奇科娃未犯第一个问题中所列举的罪行，那么，她是否犯有下列罪行：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在某城的“毛里塔尼亚”旅馆当差其间，从在该旅馆的旅客商人斯梅里科夫房间里锁着的皮箱中窃取现金两千五百卢布，为此，随身带去事先配好的钥匙，把箱子启开？

首席陪审员把第一个问题念了一遍。

“怎么样，诸位先生？”

对这个问题大家做了很快回答。大家都同意地说：“是的，他犯了罪。”认为他既参与了投毒，也参与了偷盗。只有一个年老的劳动组合[10]成员不同意卡尔京金有罪。他对所有的问题的回答都主张宣告无罪。

至于与包奇科娃有关的第二个问题，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解释后，大家回答说：“她没有罪。”因为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她参与毒死人命罪。她的律师特别坚持这一点。

商人则有意要替玛斯洛娃开脱罪责，因此他坚持认为包奇科娃是一切问题的主谋。许多陪审员同意他的意见。但首席陪审员希望严格按法律办事，认为没有根据裁决她参与毒死人命案。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后，首席陪审员的意见获胜了。

有关包奇科娃的第四个问题，大家则回答说：“是，她有罪。”不过，经劳动组合成员的坚持，加上了一句：“但可以从宽发落。”

第三个关于玛斯洛娃的问题则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首席陪审员坚持她既犯有毒死人命罪，也犯有抢劫罪。商人不同意他的意见，上校、店员和劳动组合成员也站在商人一边。其余的人则似乎有些摇摆不定。但是首席陪审员的意见慢慢地占了上风，特别是由于所有的陪审员都疲倦了，情愿附和那种能快点取得统一的意见，好早一点散会。

涅赫留多夫根据法庭的整个审讯的情况，根据他对玛斯洛娃的了解，坚持她既没有盗窃罪，也没有毒死人命罪，而且他从一开始就相信，大家都会承认这一点。但是，当他看到，由于商人出于喜欢玛斯洛娃的姿色，而且对此毫不掩饰，加之对她所做的辩护又十分拙劣，首席陪审员正是在这一点上对他进行了反击。再加之大家都已经疲倦了，因此就倾向于判玛斯洛娃有罪。涅赫留多夫想起来反驳，但又害怕为玛斯洛娃说话，大家会一下子就知道他同她的关系。然而他又不甘心事实就这样罢休，觉得必须进行反驳。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正要说活，忽然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起来反驳了。在这之前，彼得·格拉西莫维奇一直沉默着，他显然被首席陪审员那种盛气凌人的口吻激怒了。他要说的话也正是涅赫留多夫想要说的话。

“对不起，”他说，“您说是她偷了钱，因为她手里有钥匙。可是难道那两个茶房就不能在她走后用配好的钥匙去打开皮箱吗？”

“是啊，是啊。”商人说。

“再说，她也不能拿那笔钱，因为就她当时的处境来说，也没有地方可以放这些钱。”

“是的，我也是这么说。”商人支持他说。

“多半是她去旅馆取钱，才引起两个茶房起了歹心，他们利用这个机会，然后把一切都栽在她身上。”

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说得很激动。他的激动刺激了首席陪审员，因此他特别顽强地坚持相反的意见。但是，彼得·格拉西莫维奇的发言很有说服力，因而大多数人都同意了他的意见，认为玛斯洛娃没有参与盗窃钱财和钻石戒指。钻石戒指是人家送给她的。在谈到她是否参与毒死人命案时，热心替她辩护的商人说，应判她没有罪，因为她根本没有必要去毒死他。首席陪审员则说，不能判她无罪，因为她自己招认给了商人药粉。

“喂，先生们，已经四点多了。”一个陪审员说。

“这怎么办呢，诸位先生，”首席陪审员对大家说，“我们判她有罪，但没有抢劫的意图，也没有盗窃钱财，这样好吗？”

彼得·格拉西莫维奇已经对自己的胜利感到满意，便同意了。

“不过也可以从宽发落。”商人补充了一句。

大家都同意了。只有那个劳动组合成员坚持说：“不，她是无罪的。”

“其实也就是那么回事，”首席陪审员解释说，“没有抢劫的意图，也没有盗窃财产。这样，她也就没有罪了。”

“好吧，就这么办吧，再加上可以从宽发落，这样就没有漏洞了。”商人高兴地说。

大家都很疲倦了，都被争论弄得头昏脑涨，因此谁也没有想到要加上一句：是的，但没有蓄意杀人。

涅赫留多夫也非常激动，连他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答案就这样记录下来，送到庭上去了。

“审讯暂时休会，由法官通过判决。”庭长站起来说。

大家随着站起来，带着一种办完一件好事的轻松愉快的心情走出法庭，或者就在法庭里来回走动。

“老兄，要知道，我们做了一件丢脸的事。”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走到涅赫留多夫跟前说，当时首席陪审员正在对涅赫留多夫说什么话。“知道吗，我们送她去服苦役了。”

“您在说什么？”涅赫留多夫叫起来。这时他已经顾不上教师的不礼貌态度了。

“可不是嘛，”他说，“我们在答案里没有加上一句：‘她有罪，但没有杀人的意图’。刚才书记官对我说，副检察官要判她十五年的苦役。”

“我们就是这样裁定的呀！”首席陪审员说。

彼得·格拉西莫维奇争辩说，既然她没有偷钱，她也就不可能有杀人的意图。这是不言而喻的事。

“可是，在离开议事室之前，我不是把答案念了一遍吗，”首席陪审员辩解说，“当时谁也没有提出异议。”

“当时我正好离开了议事室，”彼得·格拉西莫维奈说，“您怎么也放过了呢？”

“我根本没有想到。”涅赫留多夫说。

“瞧，您没有想到！”

“不过，这事可以补救。”涅赫留多夫说。

“不，现在全完了。”

涅赫留多夫看了看那些被告。他们，这些命运已定的人，仍旧在栏杆和士兵中间呆呆地坐着。玛斯洛娃不知为何在微笑。涅赫留多夫的灵魂里有一种卑劣的感情活动：这之前，他以为她会被无罪释放，留在城里住下，他正拿不定主意，如何对待她。这是一件很难办的事。而现在，她得到西伯利亚去服苦役，这就完全消除了他与她保持这种关系的可能了：那只被打伤却未被打死的鸟再不会在猎袋里扑腾了，也就不会使他想起它了。

二十四

彼得·格拉西莫维奇的推断是正确的。

庭长从议事室回来，拿起公文，宣读道：

“一八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地方法院刑事庭奉皇帝陛下圣谕，根据陪审员先生们的裁定，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七七一条第三款、第七七六条第三款和第七七七条做出如下判决：农民西蒙·卡尔京金，三十三岁；小市民叶卡捷琳娜·玛斯洛娃，二十七岁，剥夺一切公权，流放服苦役：卡尔京金八年，玛斯洛娃四年，此二人还须承担《刑法》第二十八条所列后果。小市民叶菲米娅·包奇科娃，四十三岁，则剥夺其特别的和按其社会地位享有的一切权利，处以三年徒刑，并承担《刑法》第四十九条所列后果。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平均分担，若被告无力负担，则由国库支付。本案的物证变卖，钻石戒指追回，玻璃瓶销毁。”

卡尔京金仍旧笔直地站着，双手贴着裤缝，两颊肌肉不停地跳动。包奇科娃显得很镇定。玛斯洛娃听完判决后则满脸通红。

“我没有罪，没有罪！”她突然对着整个法庭大叫起来，“这是冤枉，我没有罪。我没有起过坏心，我根本没有想过。我说的是实话，实话呀！”说完，坐在长凳上，放声大哭起来。

卡尔京金和包奇科娃已经离开了，她还坐在那儿哭。因此，宪兵只好去拉一拉她的袖子。

“不行，这事不能就这样了结。”涅赫留多夫已完全忘了刚才的卑劣感情，自言自语地说。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赶忙走到走廊里，想再看她一眼。当他来到走廊里的时候，玛斯洛娃已经走远了。他已顾不得别人是否注意他，快步追上去，直至赶上了她才停下来。她从他面前走过去，并没有看他。等她走过以后，他又急忙地往回走，想去见见庭长，但庭长已经走了。

涅赫留多夫直至门卫室才追上他。

“庭长先生，”涅赫留多夫走到他跟前说，这时庭长已经穿上浅色大衣，正要从门卫手里接过银顶手杖来，“我可以和您谈一谈刚才判决的那个案子吗？我是陪审员。”

“好，当然可以。您是涅赫留多夫公爵吧？很高兴，我们已经见过面。”庭长说，跟他握握手，“有什么事要我为您效劳吗？”

“关于玛斯洛娃的那个答案上出了一些误会。她没有犯毒死人命罪，却被判了服苦役。”涅赫留多夫愁容满面地说。

“法庭是根据你们所做的答案通过判决的。”庭长一面说一面朝大门口走去，“虽然法庭也觉得答案不符合案情。”

他回想起，当时他本想向陪审员们说明，他们的答案——“是的，她有罪”，却没有否定杀人的意图，也就肯定了有杀人的意图。但当时由于急于结案，就没有做这个说明。

“是的，但难道就不能纠正错误了吗？”

“上诉的理由总是可以找到的。应该去找律师谈谈。”庭长说，把帽子稍歪地戴在头上，继续向门口走去。

“但这就太糟糕了。”

“您知道吗，这情况比较怪，”庭长提高声音继续说，“在她，在玛斯洛娃面前有两条出路：一是基本上可以无罪释放，坐段时间的牢，而且这坐牢的时间可以从她先前监禁的时间中扣除，这不过只是一种扣留罢了；二是服苦役。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如果你们当时补上一句‘但没有杀人的意图’，那她就可以无罪释放了。”

“我真不应该。正好忽略了这一点。”涅赫留多夫说。

“现在，您要是愿意的话，就去找找律师吧。需要找一个上诉的理由。这总是可以找到的。”

他亲切地鞠了一躬，就上车走了。

二十五

和庭长的谈话以及新鲜空气的作用，使涅赫留多夫的情绪多少平静了一些。他现在想，他刚才的心情有点过分紧张了，这是因为他整个上午都处在极不习惯的气氛中。

“确是一次奇怪的、惊人的巧遇！必须尽可能地减轻她的劫运，而且要快点动手，马上就做。对，就在这儿，在法院里打听一下法纳林或米基申的住址。”他想起了这两个著名的律师。

涅赫留多夫回到了法院，脱掉大衣就上楼去。在头一条走廊里他就碰上了法纳林。他叫住法纳林，说有事要找他商量。法纳林认得他，也知道他的姓名，便说很高兴为他效劳。

“虽然我很累了……但如果时间不长的话，您就对我说说您的事吧。我们到这儿来。”

法纳林把涅赫留多夫领到一个房间里，大概是某律师的办公室。他们在一张桌子旁坐下来。

“那么，是什么事呢？”

“首先我要请求您，”涅赫留多夫说，“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在插手这个案子。”

“这当然。那么……”

“我们把一个无罪的女人判了罪，我希望能撤销原判，把这个案子提到最高法院去。”

“提到枢密院去。”法纳林说。

“我就是要求您办这件事。”

涅赫留多夫想赶快把最难说出口的话说完，因此马上便说：

“至于这件案子的酬谢费和开支，不管多少，全由我负担。”他红着脸说。

“哦，这事我们以后好商量。”律师说，看到他缺乏经验，就宽厚地笑了笑。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涅赫留多夫给他讲了一遍。

“好吧，明天我就着手办，査一下案卷。后天，不，星期四晚上六点请您来找我一下，我会给您一个答复。这样好吗？那我们走吧，我这里还有点事要查询一下。”

涅赫留多夫向他告辞后，就走了。

同律师谈了话，又为玛斯洛娃的辩护采取了措施，涅赫留多夫觉得心里更加平静了。他走出了法院。天气很好，他舒心地吸了一口春天的空气。马车夫纷纷要他租自己的车，但他愿意步行。顿时，一连串关于卡秋莎，关于他对她的行为的种种思绪和回忆，又在他的头脑里翻腾起来。于是他又变得垂头丧气，一切都觉得暗淡无光。“不行，这些事等以后再考虑吧，”他暗自想道，“相反，现在我要抛开一切难受的回忆，散散心去。”

他想起了柯察金家的午餐，看了看表。现在还不晚，还能赶上午餐。正好有一辆公共马车响着铃开过来，他跑了几步就跳上了车。到了广场上，他下了车，另雇一辆漂亮的马车，十分钟后，就来到柯察金家的大门口了。

二十六

“请进，老爷，都等着您呢。”柯察金家那位殷勤的胖胖的门房一面说，一面拉开装有英国铰链、不出声的麻栎木大门，“他们已经入席了，不过吩咐过，您一到就请您进去。”

门房走到楼梯口，拉响了楼上的铃。

“有什么客人吗？”涅赫留多夫一面脱大衣，一面问道。

“有柯洛索夫先生和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其他就都是家里人了。”门房回答说。

一个漂亮的听差，穿着燕尾服，戴着白手套，从楼梯上往下望了望。

“请上来，老爷，”他说，“吩咐过了，请您上来。”

涅赫留多夫到这里来是想散散心。他每次到这个家庭来都觉得很愉快。这不只是因为那种豪华的生活方式使他心旷神怡，周围的那种奉承的亲切的气氛也使他感到舒服。说来奇怪，今天他对这个家庭的一切，从门房、宽大的楼梯、鲜花、听差、桌上的摆设，直至米西本人都感到厌恶。今天他觉得米西也好像不招人喜欢，有点做作。他讨厌柯洛索夫那种自以为是的鄙俗的自由派腔调，讨厌老柯察金那种公牛似的妄自尊大及其肥胖的体形，讨厌斯拉夫派分子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芙娜的法国话，讨厌家庭教师和辅导教师那拘束的脸孔，特别使他不快的是米西提到他时竟用代词“他”……涅赫留多夫对待米西总是摇摆在两种态度之间：有时他好像是眯着眼睛或者好像是在月光下看她，看到了她身上一切美好的东西，觉得她又鲜艳、又美丽、又聪慧、又自然……有时则好像是在灿烂的阳光下看她。突然看到了，而且不能不看到她的缺陷。今天好像就是这种情况。今天他看见了她脸上的所有皱纹，看见她头发蓬松，看见她尖削的胳膊肘，特别是看见她大拇指上的宽指甲，简直就像是她父亲的指甲一样。

“我们去看看妈妈好吗？”米西问他。

“好，好。”他一边说，一边取出一支烟，他的语调却显然是说，他不想去看她。

她没有作声，猜疑地看着他。他也感到有点难为情。“的确，既然来看人家，就不该使人扫兴。”他暗自思忖着，并极力做得客气些，便说，如果公爵夫人肯接待的话，他很高兴去。

索菲娅·瓦西里耶芙娜公爵夫人的房间在大客厅和小客厅的后面。走在涅赫留多夫前面的米西进到大厅后，突然站住了，双手扶着镀金的椅背，看了看他。

米西很想出嫁，而涅赫留多夫是个好对象，而且她很喜欢他，她常常想到，他是属于她的（不是她属于他，而是他属于她），她想用精神病患者常用的那种无意识的但是很同执的狡猾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她现在同他说话，就是要他说出他的心事来。

“我看出来，您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说，“您怎么啦？”

他想到法庭上的相遇，便皱起眉头，脸红了。

“是的，出了一件事，”他说，想把真话说出来，“一件奇怪的、不寻常的，而且是重要的事。”

“是什么事呢？您不能说吗？”

“现在不能说，请您别追问我。所发生的事情，我现在还来不及充分考虑。”他说，脸涨得更红了。

“您连对我都不说？”她脸上的肌肉抖动了一下，她扶着的椅子也挪动了一下。

“不，我不能说。”他答道，感到这样回答她，也就是回答自己，承认自己真正发生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好吧，那么我们走吧。”

她脑袋一甩，就像要把不必要的思想甩掉似的，用比平常更快的步子向前走去。

他觉得她不自然地紧闭着嘴，忍住眼泪。他看到自己惹得她伤心，感到难为情和难过，但他知道，只要有一点点软弱，就会把自己毁掉，也就是说，会被她缠住。如今他最怕的就是这一点。于是，他一声不吭地跟着她来到公爵夫人的房里。

二十七

米西和涅赫留多夫一起走进妈妈的房里，但她没有在房里留下来。

“等妈妈累了，赶你们走时，你们就来找我。”她对柯洛索夫和涅赫留多夫说，那语调听起来就像是她与涅赫留多夫之间没有闹过什么别扭似的。她快活地微微一笑，轻捷地踩着厚地毯，离开了房间。

“喏，您好，我的朋友，请坐，说点什么吧，”索菲娅·瓦西里耶芙娜说，她那人为的假意的微笑简直像是真的，露出来的两排非常好看、做得非常精巧的长长的假牙也完全像是真的。“听说您从法院里来，心情不好。我想，这种事对于一个心肠好的人来说，是很难受的。”她用法语说。

“是的，这话不错，”涅赫留多夫说，“常常会感到自己没有……感到自己没有权利去审判别人……”

“这话太对了[11]。”她好像被这句话的正确性深受感动似的感叹道。其实她一向都是这样巧妙地讨好自己的交谈者的。

当索菲娅·瓦西里耶芙娜确信涅赫留多夫心情不好，愉快有趣的谈话已不能吸引他时，她便转过身去问柯洛索夫对新上演的一出戏的意见。从她的口气看，好像柯洛索夫的意见可以消除一切疑问，而且他的每一句话都是隽永不朽的。柯洛索夫对这出戏批评了一通，并乘机发表了自己对艺术的见解。索菲娅·瓦西里耶芙娜为他的意见的正确性感到震惊，本想为其作者辩护几句，但立刻就败下阵来，或者只能说一些折中的意见。涅赫留多夫在一旁看着、听着，但是看到和听到的却同他眼前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涅赫留多夫时而听索菲娅·瓦西里耶芙娜说话，时而听柯洛索夫说话，他所看到的是，第一，不论是索菲娅·瓦西里耶芙娜还是柯洛索夫，他们对戏剧都一窍不通，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如果说他们也在谈论戏剧的话，那也不过是为了满足饭后活动一下舌头和喉咙的肌肉这一生理要求罢了；第二，这个柯洛索夫在喝了伏特加酒、葡萄酒和甜酒之后，已经有几分醉意了，不过他不是像平时难得喝酒的农民那样烂醉，而是嗜酒成癖的人的那种微醉。他身子不摇晃，也不说胡话，只是处在一种不正常的扬扬自得的兴奋状态之中；第三，涅赫留多夫看到，索菲娅·瓦西里耶芙娜公爵夫人谈话间心神不安地望着窗户，因为从窗口射进一道斜阳，把她的老态暴露得太明显了。

索菲娅·瓦西里耶芙娜用眼睛打量着他。

“米西可是在等着您，”她说，“您到她那里去吧，她想给您弹舒曼的新曲子呢……那会很有趣的……”

“她什么曲子也不想弹，这都是她不知为了什么而有意撒的谎。”涅赫留多夫想道，站起来握了握索菲娅·瓦西里耶芙娜戴满戒指的透明干枯的手。

老姑娘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在客厅里迎接他，并立刻同他交谈起来。

“我看得出来，陪审员的职务叫您受累了。”她照例用法语对他说。

“是的，请原谅，我今天心情不好，但也没有权利使别人烦恼。”涅赫留多夫说。

“您为什么会心情不好呢？”

“请原谅，我不愿意说为什么。”他一面说，一面找自己的帽子。

“记得吗，您曾经说过，永远都要说真话，而且您当时就对我们大家说过一些很严酷的实话。为什么现在就不愿意说了呢？你记得吧，米西？”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芙娜转身对朝他们走来的米西说。

“因为那是做游戏，”涅赫留多夫一本正经地说，“说着玩是可以说的，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是很糟的，我是说，我很糟，至少我不能说实话。”

“您不要修正您的话，您最好说说，我们糟在哪里。”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芙娜故意玩弄字眼说，好像没有注意到涅赫留多夫的正经态度似的。

“再没有比承认自己心情不好更糟的了，”米西说，“我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一点，因此我的心情总是好的。怎么样，到我的房间里去好吗？我们将尽力替您排除不好的心情[12]。”

涅赫留多夫此刻的感受，就像一匹马被人抚摩着要它戴上笼头、套上车时一样，而今天他却最不愿意拉车。他道歉说他要回家，便同她们告别了。米西同他握手，比平时握得更久一些。

“您要记住，您的要事，也就是您朋友的要事，”她说，“您明天来吗？”

“多半不能来。”涅赫留多夫感到有点难为情地说，但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自己还是为她感到难为情。他红着脸，匆匆地走了。

二十八

“可耻又可恶，可恶又可耻。”涅赫留多夫顺着熟悉的街道步行回家时不禁想到。同米西谈话时产生的那种沉重心情至今未消。他觉得，形式上——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对她并没有什么不对：他没有对她说过任何能够束缚自己的话，没有向她求过婚。但实际上他又觉得他已经同她连在一起，已答应她了。然而今天他却从心里感到他不能跟她结婚。“可耻又可恶，可恶又可耻”，他自言自语地重复说，这不仅指他跟米西的关系，而且是对所有的事。“一切都可耻又可恶”，他走进自己的家门时，又重复了一遍。

“晚饭我不吃了，”他对跟着他走进饭厅来的侍仆柯尔涅尔说，这时饭厅里已经准备了餐具和茶，“您去吧。”

“不行，不行，”他想道，“必须摆脱，摆脱同柯察金一家人、同玛丽娅·瓦西里耶英娜、同遗产以及其他一切虚伪的关系……对，要自由地呼吸，要到国外去，到罗马去，去研究绘画……”他想到他怀疑自己有绘画才能，“咳，做什么都无所谓，只要能自由地呼吸就行，先到康士坦丁堡，再到罗马，只是要快点辞掉陪审员的职务，还要同律师把这个案子办妥。”

于是在他脑海里突然又异常鲜明地出现了那个女犯人的身影及那双斜视的黑眼睛。在被告最后陈述时，她哭得多么伤心啊！他匆匆地把烟头在烟灰缸里捻灭，点燃了另一支，在房子里踱起步来。于是，他同她一起度过的那些景象，又一幕一幕地在他脑海里重现。他想起了同她的最后一次相逢，想起当时支配着他的兽性的情欲，以及性欲满足后出现的颓唐心情；想起了她那雪白的连衣裙和浅蓝色的腰带，想起了那次晨祷。“要知道，我爱过她，那天晚上我怀着美好而纯洁的爱情真心爱着她，而且早在以前就爱上她了，头一次住在姑妈家写我的论文时就爱她了！”于是，他又想起了他当年的样子：他浑身焕发着活力、青春，充满生活气息。想到这里，他感到痛苦极了。

当时的他和现在的他，这中间的区别实在太大。这个区别，比起教堂里的卡秋莎和那个陪商人酗酒而今天上午受审的妓女之间的区别来，即使不是更大，至少也是同样的。当时他朝气蓬勃、自由自在、前程无量，如今他却觉得陷进了愚蠢、空虚、平庸、渺小的生活的罗网，而且在里面他已看不见任何出路，多半也不想跳出这个罗网了。他回想起，他当年曾以自己的直爽而自豪，信誓旦旦地要永远说实话，而且也真的做到了说实话，而如今他却完全陷进了虚伪里、陷进了最可怕的虚伪里，而周围的所有人却把这种虚伪认作真理。在这样的虚伪里没有出路，至少他看不到里面有任何的出路。他深深地陷在里面，已不能自拔，甚至倒觉得很自在了。

“怎样才能解决跟玛丽娅·瓦西里耶芙娜的关系，跟她丈夫的关系，使自己在正视他和他的孩子们时不至于羞愧呢？怎样才能不虚伪地了结同米西的关系呢？怎样才能解决那种一方面承认土地私有制不合理，一方面又占有母亲过继给他的地产的矛盾呢？怎样才能在卡秋莎面前赎自己的罪呢？不能丢下这件事不管。不能抛弃我爱过的这个女人，不能只满足于付给律师一笔钱，去免除她本来就不应该受的苦役。不能拿金钱去赎罪，就像我先前所认为的那样：给她一点钱，就万事大吉了。”

涅赫留多夫生平已不止一次地进行过所谓的“灵魂净化”。他所说的灵魂净化是指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即常常在过了一大段时间之后，突然感到内心生活的拍节减慢了，有时甚至停滞了，于是就着手清除一下他灵魂里堆积着的垃圾，因为这些垃圾正是使其精神生活停滞的原因。

“不管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也要粉碎束缚着我的这种虚伪。我要承认一切，向一切人说实话，做实事。”他毅然决然地大声对自己说，“我要对米西说实话，告诉她我是个放荡的人，不配同她结婚，结婚只会给她带来烦恼；我要对玛丽娅·瓦西里耶芙娜（首席贵族的妻子）说实话。不过，对她没有什么可说的，倒是要告诉她丈夫，说我是个无赖，我欺骗了他。我要合乎正义地处理财产。我要对她，对卡秋莎说，我是个无赖，我对她犯了罪，要尽自己的可能，帮助她减少痛苦。对，我要去见她，请求她的饶恕。对，我要像小孩那样去求她饶恕。”他止步停下来，“如果有必要，我就娶她。”

他站着，像孩提时那样，双手放在胸前，向上抬起眼睛，对上帝说：

“主啊，帮帮我，教教我吧，到我的心里来，把我身上的一切污垢清除掉吧！”

他祈祷，请求上帝帮忙，到他心里去，净化他的灵魂。事实上，他的请求已经如愿以偿。活在他心里的上帝已经在他的意识中觉醒了。他感觉到了上帝的存在，因此他不仅感到了自由、朝气和生的乐趣，而且感到了善的全部威力。他现在觉得，凡是人能够做的一切最美好的事情，他都能够做到。

二十九

玛斯洛娃直到下午六点才回到牢房里。由于不习惯走路，在石子路上走了十五俄里[13]后，她感到双脚疼痛难受，加之突如其来的严厉的判决对她的打击以及极度的饥饿，简直疲惫不堪了。

在审讯休会时，法警们就在她的旁边吃面包和熟鸡蛋，当时她就垂涎欲滴，感到了饥饿。不过要她去向他们讨吃，她又觉得有失体面。这之后又过去了三小时，她已不再想吃东西了，只是感到全身无力。就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她听到了对她的突如其来的判决。起初她以为自己听错了，一时不能相信自己听到的话，不能把自己同苦役犯的概念联系起来。但是当她看到法官和陪审员们都板着脸孔，那么严肃，对这种宣判毫无反应时，她才气愤起来，向整个法庭叫屈。而当她看到人们对她的叫喊也无动于衷，并不意外，于事无补时，她就痛哭起来，感到只有顺受强加给她的这种残酷的令人吃惊的冤屈了。包奇科娃和卡尔京金在宣判后被押到这个房间里来时，她正处于这样的精神状态里。包奇科娃一进来就大骂玛斯洛娃，骂她是苦役犯。

“结果怎么样？官司打赢了？没有罪啦？逃不掉吧！下贱货。你是罪有应得，服了苦役，看你再怎样抹脂搽粉吧。”

玛斯洛娃坐着，两手塞在囚衣的袖管里，垂下头，一动不动地望着前面两步开外的那块被踩脏了的地板，嘴里只是说：

“我没有招您，您也别惹我。我可没有招您。”她反复地说了几遍，然后就不作声了。直到卡尔京金和包奇科娃被押走，一名法警给她送来三个卢布后，她才稍稍变得有点活力。

“你是玛斯洛娃吗？”法警问道，“喂，拿去，这是一位太太送给你的。”他说，把钱交给了她。

“哪位太太？”

“你拿去就是，谁还跟你废话。”

这钱是妓女院掌班基塔耶娃派人送来的。她走出法庭时，找到了民事执行吏，问他可不可以转交一点钱给玛斯洛娃。民事执行吏说可以。

“请您一定要送到。”卡罗琳娜·阿利别尔托芙娜·基塔耶娃说。

玛斯洛娃拿到钱很高兴，因为有了钱她就可以得到她现在唯一想要的东西了。

直到四点多钟，她才被押送出来。两个押送兵，日尼日城人和楚瓦什人押着她从法院的后门出来。还在法院的门厅里时她就交给了他们二十戈比，请他们买两个白面包和一包纸烟。楚瓦什人笑了笑，接过钱说：

“好吧，我去买。”他果然去买了面包和香烟，还把找回的零钱还给了她。

三十

关押玛斯洛娃的牢房是个长方形的房间，九俄尺[14]长，七俄尺宽，有两个窗子，靠墙有一个泥灰已经剥落的炉灶，有几张木板已经干裂的板床，板床占了房间三分之二的空地。牢房中央，正对着门，有一幅乌黑的圣像，旁边插着蜡烛，下面挂着一束布满灰尘的蜡菊。房门左面有一块地板已变成黑色，上面放着一个散发着臭气的便桶。看守刚才已经点过了名，女犯们就被锁在里面过夜。

这个牢房总共关着十五个人：十二个妇女和三个孩子。

天还没有黑，只有两个女人躺在板床上。一个是由于没有身份证而被逮捕的傻女人，她用囚衣蒙着头，几乎一直在睡觉。另一个是害肺痨病的女人，她因盗窃罪关在这里。三个做针线活的女人当中，有一个就是今天早晨送别玛斯洛娃的老太婆柯拉勃列娃，她脸色阴郁，眉头紧皱，满脸皱纹，下巴皮肉松弛，好像挂着一个口袋似的。这个老太婆用斧子砍死了自己的丈夫，被判了服苦役。她旁边坐着一个女人，也在做针线活，在缝一个帆布口袋，她身材不高，皮肤较黑，长着一个狮子鼻和一双小眼睛，性情温和，喜欢唠叨。她原是一个道口工，由于火车开过来时没有举旗子，结果出了车祸，被判了三个月的徒刑。第三个做针线活的女人是费多霞，女伴们都叫她费尼奇卡，她长得很白，脸色绯红，有一双明亮的孩子般的蓝眼睛和两条淡褐色的长辫子，盘卷在小小的脑袋上。这是一个非常年轻俊俏的女人，她是因为蓄谋毒死丈夫而坐牢的。板床上还有两个闲坐着没有做活的女人，一个约莫四十岁，脸色苍白而瘦削，大概从前长得很美，现在变得又白又瘦了。她手里抱着一个娃娃，袒露着一个又白又长的乳房，在给孩子喂奶。她犯的罪是这样的。她的村子里被抓了一名壮丁。村民们都认为抓这个壮丁是不合法的，于是就拦住警察局局长，把壮丁夺了回来。这个女人就是被抓的小伙子的姑妈，她带头勒住带走壮丁的马的缰绳。在板床上闲坐着的还有一个身材不高、满脸皱纹、面容温和的老太婆，她头发花白，背也驼了。这个老太婆和她的儿子一起被控犯了纵火罪。

除了这七个女人之外，还有四个女人站在一扇敞开的窗户跟前，双手把着铁栏杆，又是用手势，又是叫喊，同刚才在门口碰见玛斯洛娃，现在正从院子里走过去的男犯人搭话。其中有一个因盗窃罪被判刑的妇女，身材高大笨重，全身是肉，棕红色的头发，她旁边站着一个女犯人，身材跟十岁小女孩那样矮小，皮肤发黑，相貌丑陋，她被判了偷窃罪和纵火罪。在她的后面站着一位挺着大肚子的怀孕妇女，她穿一件很脏的灰色衬衣，模样可怜，身体瘦弱，青筋毕露。她被判了窝藏贼赃罪。站在窗前的第四个女人是由于贩卖私酒被判刑的，她是一个身材不高但很结实的农村妇女，有一双突出的暴眼，面容和善。第十二个女犯人是教堂诵经士的女儿，她把她的私生子丢在井里淹死了。

三十一

铁锁哐当一声，玛斯洛娃又被锁进了牢房。大家都向她转过脸来，就连诵经士的女儿一时间也停住了脚步，扬起眉毛，望着进来的人。不过她没有吭声，立即又迈开坚定的大步走起来。柯拉勃列娃把针扎在粗麻布上，从眼镜上面狐疑地盯着玛斯洛娃。

“哎呀呀！你回来了。我还以为你会被无罪释放呢，”她用沙哑的，几乎像男低音的嗓门说道，“看样子，他们要把你关起来了。”

玛斯洛娃一句话也没有回答，默默地朝自己的床位走去，坐在床板上。她的床铺是后面倒数第二张，同柯拉勃列娃的床挨着。

“我想，你还没吃饭吧。”费多霞说，站起来，走到玛斯洛娃跟前。

玛斯洛娃没有作答，而是把两个白面包放在床头上，开始脱衣服。她脱下了满是灰尘的囚外衣，从卷曲的头发上取下头巾，便坐下来。

“我早说了，要找一个好律师才行，”柯拉勃列娃说，“怎么，判你流放吗？”她问。

玛斯洛娃想回答她们，但又泣不成声，她一边哭，一边从白面包里取出香烟盒，玛斯洛娃把香烟交给了柯拉勃列娃。柯拉勃列娃仔细地看着上面的画，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多半是责怪玛斯洛娃不该这样花钱。她抽出一支烟，凑着油灯点上，自己先吸一口，然后交给玛斯洛娃。玛斯洛娃一边哭，一边一口又一口地拼命抽烟，并把烟雾吐出来。

“服苦役。”她抽泣着说。

“他们竟不怕上帝，这些恶霸，吸血鬼，”柯拉勃列娃说，“他们平白无故就给姑娘判了罪。”

这时候，仍然留在窗口的女人发出一阵哈哈大笑声。

“好个凶神恶煞！有什么好笑的！”柯拉勃列娃对红头发女人摇摇头，说，又向玛斯洛娃转过身来，“判了很多年吗？”

“四年。”玛斯洛娃说，满眶泪水，一滴泪水落在纸烟上。

“怎么判得那么重呢？”道口工问道，挨着玛斯洛娃坐下来，手里继续很快地织着袜子。

“为什么判得那么重？没有钱呗。有钱的话，请一个有能耐的讼师，保管没有事。”柯拉勃列娃说。

“是啊，看来，你是命该如此，”犯纵火罪坐牢的老太婆插嘴说，“我轻松吗，他们把我儿媳妇抢走了，把儿子送进牢里喂虱子，还把我这把老骨头也关起来，”她又开始讲她那已经讲了成百次的身世了，“看来，坐牢或者要饭是躲不了啦。不是要饭，就是坐牢。”

三十二

玛斯洛娃从白面包里取出钱来，把一张息票交给柯拉勃列娃。柯拉勃列娃接过息票，看了看，她虽然不识字，信任无所不知的美人儿。美人儿告诉她，此票值两卢布五十戈比。于是柯拉勃列娃便爬到通风口，取出藏在那里的一瓶酒。看到这种情况，凡是铺位不挨着玛斯洛娃的妇女就都回到自己的床位上去了。这时玛斯洛娃抖掉头巾和囚衣上的尘土，爬上了板床，便吃起面包来。

“我给你留了一壶茶，大概凉了。”费多霞对她说，从墙架上取下一个用包脚布包着的洋铁壶和一个带把的杯子。

茶已经完全凉了，洋铁味比茶味还重，但玛斯洛娃还是倒了一杯茶，就着吃面包。

“费纳什卡，过来。”她叫了一声，掰下一块面包，递给那个眼巴巴地望着她的嘴巴的小孩。

这时柯拉勃列娃把一瓶酒和杯子递给了玛斯洛娃。玛斯洛娃请柯拉勃列娃和美人儿一块喝。这三个女犯就是这牢房里的贵族，因为她们有钱，而且谁有东西都拿来一起吃。

几分钟以后，玛斯洛娃也活跃起来了，兴致勃勃地讲起了法庭上的情形，滑稽地模仿检察官的腔调，讲了法庭上特别使她吃惊的一件事。她说，法庭上的所有男人显然都很喜欢看她，为此不断地跑进犯人室里来。

“就连押解兵也说：‘他们这都是来看你的。’时而跑进来一个人，说是要拿文件或什么东西，但我看得出，他并不是要拿文件，而是睁大眼睛看着我，要把我吞下去，”她笑一笑，困惑莫解地摇摇头，“都会演戏。”

“是的，就是这样。”道口工附和着，立刻用她那唱歌似的声音滔滔不绝地说起来，“这就像苍蝇见到了糖。他们对别的不在乎，可见到女人就不要命了。他们这些男人，只要有女人，不吃饭也行……”

“在这儿也是一样，”玛斯洛娃打断了她的话，“在这儿我碰上的也是这种事。我刚被押回来，就有一批男犯人从火车站来了。他们讨厌地缠住我，我都不知怎么才能脱身。幸好副监狱长把他们赶走了。有一个人死缠住我不放，我费了老劲才挣脱了。”

大家都躺下睡了，有几个人已发出了鼾声，唯有那个老太婆，总要祈祷很久，仍旧跪在圣像面前叩头。诵经士女儿等两个看守一走，便爬起来，又在牢房里来回踱起步来。

玛斯洛娃睡不着，老想着她是一个苦役犯。

“我这既没有想到，也没有料到，”玛斯洛娃小声说，“别人行了坏事，倒什么事也没有，而我平白无故，却要受这份罪。”

“别伤心了，姑娘。就是在西伯利亚，人们也照样生活。你到了那里也不会没有活路的。”柯拉勃列娃安慰她说。

“我也知道不会没有活路，但我感到委屈。我不该遭这份罪，我已经过惯了好日子。”

“你拗不过上帝呀！”柯拉勃列娃叹一口气说，“你拗不过上帝。”

“我知道，大婶，不过还是很难受。”

三十三

涅赫留多夫第二天醒来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意识到要发生一件事，甚至在还没有弄清发生的是什么事之前，他就断定这是一件重要的好事。“卡秋莎，审判。”对，再不能撒谎，要把全部真话说出来。真是奇怪的巧合，就在今天早晨，他终于接到了等待已久的首席贵族夫人玛丽娅·瓦西里耶芙娜的信。这封信如今对他来说是格外的重要。她给了他完全的自由，祝愿他那正在操办的婚姻美满幸福。

“婚姻！”他嘲讽地说，“我现在离这种事多么遥远啊！”

不过，在对待卡秋莎的问题上不应该老是吞吞吐吐了。

“我要到监狱去，告诉她，请求她宽恕我。必要的话，对，必要的话，我就跟她结婚。”他想。

这种为了道德上的满足而牺牲一切，并同她结婚的想法，今天早晨特别使他感动。

他很久以来都没有如此精力充沛地迎接白天了。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一进屋，他就连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如此果断地宣布，他不需要这个住宅了，也不需要她来伺候了。本来他们之间有一种默契，他守着这所租金昂贵的大住宅是为了结婚用的。因此，退掉这所住宅就具有特殊的含义。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惊讶地瞧着他。

“非常感谢您，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感谢您对我的一切关照。不过现在我已不需要这么大的住宅和所有的仆人了。如果您愿意帮助我的话，就劳驾您清理一下东西，暂时像妈妈原来做的那样把它们收好。娜塔莎将要到这里来，她会处理这些东西。”（娜塔莎是涅赫留多夫的姐姐。）

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摇摇头。

“怎么清理呢，这些东西不是都要用的吗？”她说。

“不，用不着了。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大概用不着了，”涅赫留多夫看见她在摇头，就回答说，“劳驾，请您也对柯尔涅尔说一下，我多给他两个月的工资，以后就不用他了。”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您可不能这样做，”她说，“就算您要到国外去，您以后回来也还是要房子的。”

“您想错了，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我不到国外去。我就是要走，也是到别的地方去。”

他突然涨红了脸。

“对，应该告诉她，”他想，“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应该全都说出来。”

“昨天我遇到了一件又奇怪又重要的事情。您还记得玛丽娅·伊万诺芙娜姑妈家的卡秋莎吗？”

“那还用说，我还教过她做针线活呢。”

“喏，就是这个卡秋莎，昨天在法庭上受审，我正好做陪审员。”

“哎呀，我的天，多么可怜！”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说，“她犯了什么罪受审呢？”

“杀人罪。这全都是我干的。”

“您怎么会干这种事呢？您这也说得太奇怪了。”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说，老人的眼睛里闪出一种调皮的火花。

她知道他同卡秋莎所发生的事。

“是的，都是因为我。也就是这件事，改变了我的全部计划。”

“这会使您改变什么主意呢？”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忍住笑，说。

“既然是我害她走上这条路的，我就该尽我所能去帮助她。”

“现在，我首先得去见律师，看看他有什么决定，然后……然后到监狱去看她，看昨天的女犯人，把一切事情都告诉她。”

他一想到就要见到她，要把一切事情告诉她，要在她面前认罪，宣布要为她做一切可能做的事，甚至同她结婚来为自己赎罪——一想到这些，他就特别激动，并且热泪盈眶。

三十四

涅赫留多夫来到法庭，在走廊里就遇见了昨天那位民事执行吏，详细地向他打听了法庭里被判了的犯人关在哪里，要同他们见面得找谁批准。民事执行吏告诉他，这些犯人关在几个不同的地方，在没有最后宣判之前，探望必须得到检察官的批准。

“等审讯结束后我来告诉您，并亲自陪您去，检察官现在还没有来，等审讯结束后再说吧。现在请您先出庭陪审，马上就要开庭了。”

今天审理的是一桩撬锁盗窃案。被告由两名手持出鞘军刀的宪兵押着，是一个二十岁的小学徒，身材瘦小，狭肩，穿着灰囚衣，脸无血色。他单独坐在被告席上，眉头紧皱，打量着进来的人们。这个小学徒被控同一个伙伴一起撬开了板房的锁，从里面偷出价值三卢布六十七戈比的旧地毯。起诉书上写明，这个小学徒跟他的同伴一起扛着地毯走时，被警察截获了。小学徒和他的同伴当时就认了罪，于是双双入狱。小学徒的伙伴是个钳工，死在监狱里了。所以现在他一个人受审。那几条旧地毯就放在物证桌上。

从这一案件中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个青年本来由父亲送到一个卷烟厂当学徒，在那里待了五年。今年，工厂主和工人发生纠纷后，他被厂主解雇了。他失去了工作，便在城里游荡，把最后的一分钱也喝光了。在小饭馆他结识了那个跟他一样、比他更早失了业、酗酒很厉害的钳工。一天晚上，他们两人喝了酒，便去撬锁，从那里偷走了旧地毯。他们被捕了。他们照实招认了罪行，被关进牢里。钳工在开审前死了。现在这个小学徒正被作为一个社会上必须加以防备的危险人物受到审判。

“像昨天的女犯人一样的危险人物，”涅赫留多夫听着法庭上人们所说的这些话，一边想，“他们是危险人物，我们就不危险吗？……我是个荒淫无耻之徒，放荡的男人，骗子，可是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知道我底细的人却不但不藐视我，反而尊敬我，难道我们就不危险吗？就算这个小学徒是这个法庭在座的全体人员中对社会最危险的人，那么现在他被捕了，按常理该怎么处理呢？

“显然，这个小学徒并不是一个特别的坏蛋，而是很平常的人，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他之所以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无非是由于他处在会产生这种人的环境里。因此，看来问题很清楚，为了不存在这样的小青年，就必须努力消除产生这种不幸的人的环境。

“我们不仅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消除产生这种人的环境，反倒一味鼓励制造这种人的机构。

“我们这样培养出来的人不是一个，而是成百万个。然后我们逮住一个，就以为做了一件大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再也不用做什么事了，因为我们已把他从莫斯科省发配到伊尔库茨克省去了，”涅赫留多夫坐在上校旁边的椅子上，听着辩护人、检察官和庭长的各种不同语调，看着他们自以为是的各种姿态，异常激动地思考着，“须知，搞虚假的这一套要付出多少精力啊，”涅赫留多夫继续思索着，向这个大厅扫了一眼，看着那些画像、灯盏、圈椅、军服，那些厚墙和窗户，想到这座宏伟的建筑物，那些更宏伟的机构以及官僚、文书、看守、役差等组成的整个庞大的队伍。不仅在这里，而且在全俄罗斯都有。他们由于表演这种谁也不需要的闹剧而领取薪俸。“哪怕我们拿这些精力的百分之一用之于帮助那些被抛弃的人，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其实，当时他由于贫困从农村来到城市时，”涅赫留多夫瞧着那个病态的恐惧的小学徒的脸，想道，“要是有一个人可怜他，帮他一把就好了。或者当他在城里、在工厂工作了十二小时之后，被年纪比他大的人拉到小酒馆去时，有一个人能对他说一声：‘万尼亚，别去，这不好。’那么，这个小学徒也许就不会去了，不会头脑发热，不会去干什么坏事了。

“然而，当他像一只小野兽一样，住在城里当学徒、为避免长虱子而把脑袋剃光，为师傅们跑腿买东西的时候，却从来没有一个人可怜他，相反，当他在城里住下时，他从师傅们、伙伴们嘴里听到的无非都是‘谁会骗人、谁会喝酒、谁会打架、谁会逛窑子，谁就是好汉’之类的话。

“而当有害于健康的工作，酗酒、放荡害得他身残志衰后，他就变得像在梦里一样，傻头傻脑、神志不清、漫无目的地在城里漂泊流浪，糊里糊涂，钻进人家板棚里，从那里拿走了几条毫无用处的粗地毯，而我们这帮生活富裕、家里有钱、受过教育的人不仅不去设法消除造成这个小学徒今天堕落的原因，还要惩罚他，借此来纠正这类事情。

“真可怕！谁也不知道，这里主要是残酷还是荒谬。不过，看来，不论是残酷还是荒谬，都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三十五

法庭宣布第一次休会时，涅赫留多夫就站起来，走到走廊上，而且打定主意不再回法庭了。他们爱拿他怎么办就怎么办，反正他不能参与这种可怕而又可憎的蠢事了。

涅赫留多夫打听到检察官的办公室后就去找他。差役不想放他进去，说是检察官现在有事，但涅赫留多夫没有理他，径自朝门里走去。

“您有什么事？”检察官厉声问道。

“我是陪审员，姓涅赫留多夫，我必须见玛斯洛娃。”涅赫留多夫迅速而坚决地说，满脸涨得通红，感觉到做这件事会对他今后的生活有决定性的影响。

“玛斯洛娃？我当然知道。她被控犯了毒死人命罪，”检察官平静地说，“您究竟有什么事要见她呢？”后来，仿佛要缓和一下语气似的，补充说，“我若是不清楚您要见她的理由，是不能批准您见她的。”

“我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要见她。”涅赫留多夫红着脸。

“原来是这样，”检察官说，抬起眼睛，仔细地看着涅赫留多夫，“她的案子审过了还是没有？”

“昨天她已受过审，她被判了四年苦役是完全错误的。她是无罪的。”

“原来是这样。既然她昨天才被判决，”检察官说，对涅赫留多夫关于玛斯洛娃无罪的声明毫不在意，“那么，在正式宣判以前她仍得关在拘留所里，只有在规定的日期才可以探望。我建议您到那里去问一问。”

“但是我要尽快地见到她。”涅赫留多夫说，下巴颤动起来，感到决定性的时刻到了。

“您究竟为什么事要见她呢？”检察官有点不安地扬起了眉毛，问道。

“因为她没有罪，却被判了服苦役。我才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涅赫留多夫用颤抖的声音说，同时感到说了不必说的话。

“这话怎么说？”检察官问。

“是因为我欺骗了她，使她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要不是我害了她，她也不致遭这种控告。”

“我还是看不出来，这与探监有什么联系？”

“有联系。因为我想跟她去，而且……跟她结婚。”涅赫留多夫说。他一说到这件事，眼泪就要流出来。

“是吗？原来是这样！”检察官说。

“那么，我能获准吗？”

“获准？好，我这就给您写一个许可证。请您稍等一会儿。”

他走到桌子跟前，坐下来写许可证。

“请坐一会儿。”

涅赫留多夫站着。

检察官写好许可证，交给了涅赫留多夫，好奇地看着他。

“我要声明一下，”涅赫留多夫说，“我不能继续参加审讯了。”

“您知道，这要向法庭提出正当理由。”

“这理由就是，我认为一切审判不仅无益，而且是不道德的。”

“原来如此。”检察官仍旧带着隐约可辨的微笑说。

三十六

涅赫留多夫从检察官那里出来后，便坐车直接到了拘留所。可是，拘留所里根本没有玛斯洛娃，所长对涅赫留多夫解释说，她应该在老的解犯监狱里。于是涅赫留多夫又到那里去了。

解犯监狱离拘留所很远，涅赫留多夫在傍晚才到达这个监狱。他想走进那座阴森森的大楼门里去，但岗哨不让他过去，只拉了门铃。看守听到铃响便走出来，涅赫留多夫出示了许可证，但看守说，没有监狱长的准许，他不能放他进去。涅赫留多夫便去找监狱长。

“爸爸不在。”一个头发蓬松、神态忧郁、脸色苍白的姑娘走出来，生气地说，一双沮丧的眼睛下面有一双发青的眼圈，她看到是一个穿着讲究大衣的年轻人，口气立即缓和下来，“请进来吧……您有什么事？”

“我要在这个监狱里探望一个女犯人。”

“大概是女政治犯吧？”

“不，不是女政治犯。我有检察官的许可证。”

“噢，我不知道，爸爸不在。不过，请进来吧，”她在小小的前厅里又招呼他说，“要不您就去找副狱长，他现在在办公室，您去找他谈一谈。您贵姓？”

“谢谢您。”涅赫留多夫说，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就走了。

涅赫留多夫在院子里碰见了一个翘着两撇抹过油的小胡子的年轻军官，便向他打听副狱长在什么地方。原来，他就是副狱长，他接过许可证，看了一下说，这是到拘留所的许可证，他不敢放涅赫留多夫进这监狱里去，而且时间也太晚了……

“请您明天来吧。明天十点人人都可以探监。”

这一天涅赫留多夫的探监没有办成，便回家了。一回到家里，他立即拿出他很久已经没有动过的日记来，念了其中的几个段落，并写下了下面一段话：“已经两年没有写日记了，我原以为再也不会回到这种孩子气的玩意儿上来了。可这并不是孩子气的玩意儿，而是同自己交谈，同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的真正的、神圣的我的交谈。长期以来这个我都在沉睡，也没有人可交谈。四月二十八日我在做陪审员的法庭里发生的非同寻常的事件把我唤醒了。我看见了她，看见了那个被我欺骗过的卡秋莎，穿着囚衣，坐在被告席上。由于奇怪的误会和我的错误，她被判了服苦役。我刚找过检察官，也去过监狱，他们没放我进去见她，但我决心尽一切努力要见到她，向她认罪，甚至跟她结婚，以赎我的罪。主啊，帮帮我吧！我很好，心里愉快。”

三十七

这一夜，玛斯洛娃很久都不能入睡，而是睁大眼睛躺着，瞧着被诵经士女儿来回踱步时的身子时而遮住的房门，听着红头发女人的鼾声，想着自己的事情。

她寻思着，将来无论如何不能嫁给萨哈林岛[15]的苦役犯，总得设法另找个归宿，比方嫁给一个长官、一个文书，哪怕是一个看守或副看守也好。他们都是贪女色的。“但愿我不要瘦下去，否则就完了。”她想起了那个辩护是如何瞅着她的，庭长是如何瞅着她的，法院里那些迎面遇见她和故意走过她身边的人又是如何瞅着她的。她想起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唯独没有想起涅赫留多夫。关于自己的童年、青年，特别是自己同涅赫留多夫的爱情，她从来没有回想过，因为想起来太痛苦了。这些往事已经原封不动地埋藏在她心底里某个深深的地方了，甚至做梦也从来没有梦见过涅赫留多夫。在那个可怕的黑夜，她已经把她过去同他发生过的事情全部埋葬了，因为就是在这个黑夜，他从军队里回来，却没有到姑妈家去看她。

这是秋天的一个漆黑的夜晚，下着雨，刮着风。卡秋莎本来希望能及时赶到的，可是等她赶到车站时，第二遍铃已经响过了。她跑到月台上，马上从头等车厢的窗口里看见了他。这个车厢的灯光特别明亮，两个军官面对面地坐在丝绒靠椅上，没有穿上衣，在玩纸牌。靠窗的小桌子上点着几支淌油的粗蜡烛。涅赫留多夫穿着紧身马裤和白衬衣坐在靠椅的扶手上，肘臂靠着椅背，不知在笑什么。她一认出他，就用冻僵的手敲敲窗子。可是就在这时候，第三遍铃响了，火车缓缓移动，先是倒退了一下，然后车厢一节碰着一节向前开动了，她也快步跟着，不甘落后。但是火车越开越快了。正当窗门放下来的时候，一个乘务员推开了她，自己跳上了车厢。卡秋莎落在后面了，但她仍旧在月台的湿木板地上奔跑，一直跑到月台的尽头，她才极力收住脚步，以免跌倒，然后沿着台阶跑下来到了地上。她还在跑，但头等车厢已经远远地开到前面去了。风刮着她，把头巾从她头上掀起来，连衣裙裹住她一边的腿。头巾被风刮下来，可她仍旧在跑。

“他在明亮的车厢里，坐在丝绒靠椅上，吃喝玩乐，而我却在这里，在污泥里，在黑暗中，风吹雨淋，站着哭喊。”卡秋莎想着，停住了脚步，脑袋向后一仰，双手抱头痛哭起来。

“他走啦！”她喊道。

“等火车过来时，往车厢下一跳，就此完事。”卡秋莎心里想。

她决定这样做。但这时，如同一个人常常在激动之后突然平静下来时那样，她肚子里的婴儿突然蠕动了一下，撞击了一下，轻轻地舒展四肢，又用一种很细很软很尖的东西顶了一下，于是，在一分钟之前还折磨着她，使她几乎无法活下去的苦恼，对涅赫留多夫的满腔怨恨，要不惜以一死来复仇的念头，突然间都烟消云散了。她平静下来，整理了一下衣服，扎好头巾，便匆忙地回家了。

她筋疲力尽、全身湿透、满身污泥地回到家里。从这一天起，她开始了一个精神上的转变，从而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从这个可怕的夜晚开始，她不再信善了。从前她本人信善，也相信别人信善，但从这一夜起，她深信谁也不信善，人们口头上谈论上帝和善，都无非是要骗人罢了。她爱过他，他也爱过她，这点她知道，但他玩够了她，亵渎了她的感情后，就把她抛弃了。而他还算是她所知道的人当中的最好的一个，其他的人还要更坏。后来发生的全部事情使她进一步地证实了这一点。他的两个姑妈，笃信上帝的老太婆把她赶了出来，因为她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服侍她们了。她碰到的所有人——所有的女人都要竭力利用她来赚钱；所有的男人，从年老的警察局局长到监狱的看守，都把她看作玩物。对所有人都一样，除了玩乐，除了肉体上的淫乐，世界上任何别的东西都不存在。她被养母从家里赶出来之后的第二年，曾跟一个老作家同居。这个老作家更证实了她的这种看法。他直截了当地对她说，这种玩乐叫作诗和美，它乃是人生的全部幸福。

人人都只为自己活着，为自己的欢乐活着。一切关于上帝和善的话都是欺骗，如果心里产生了疑问：为什么世间的一切安排得这样糟，为什么大家都相互作恶，大家都受苦；那么，最好是不要去想它。感到烦闷时，你就抽抽烟，喝喝酒，同男人去调调情。这样，一切苦闷也就过去了。

三十八

第二天是星期日，早晨五点，女牢房的走廊上照例地响起了哨子，已经睡醒了的柯拉勃列娃把玛斯洛娃叫醒。

“我是苦役犯。”玛斯洛娃恐惧地想起，揉了揉眼睛，不由自主地吸着早晨臭不可闻的空气，她还想再睡一会儿，躲进那无知无觉的梦乡里去。但畏惧的习惯克制了睡意，她爬起来，盘腿坐着，向四周望了望。妇女们都已起床，只有几个孩子还睡着。

走廊上响起了棉鞋发出的啪嗒啪嗒的声音。铁锁哐当一声，走进来两个倒便桶的男犯人，穿着短上衣和裤脚管高出踝骨一大截的灰裤子，板着严肃、生气的面孔，用扁担抬起臭烘烘的便桶，送到牢房外面去。妇女们都到走廊上水龙头边去洗脸。在水龙头旁边，红头发女人同相邻的另一个牢房来的人吵起架来，又是谩骂、叫喊、抱怨……

“点名了！”看守吆喝道。

其他的女犯从另一个牢房里出来，所有的人都在走廊里站成两排，而且后排的妇女还必须把手搭在前排妇女的肩上。全体都点了名。

点名后，女看守便走过来，领着女犯人到教堂里去。玛斯洛娃和费多霞排在由来自各个牢房的一百多人的队伍的中央，全都戴着白色三角巾，穿着白衬衣和白裙子，其中只有少数几个女人穿着自己的花衣服。这是带着孩子跟丈夫一起去流放的妻子。整个楼梯都被这些人挤满了。跟在妇女后面进来的是穿着灰色囚衣的男犯人，有的是解犯，有的是监犯，有的是经村社判决的流放犯。他们大声咳嗽着，在教堂的左边和中央挤成一团。在教堂的敞廊上，已经站着许多先被带进来的男犯人，一边是剃了阴阳头的苦役犯，哐啷作响的镣铐已表明了他们的身份；另一边是没有剃头也没上镣铐的受侦犯。

这时站在教堂中央的男犯人忽然闪在一边，彼此挤拥，中间让出一条道来。监狱长沿这条道走来，站在教堂中间所有人的前面。

三十九

礼拜开始了。

礼拜的仪式是这样：司祭穿一件特别奇怪的、很不方便的锦缎法衣，把盘子里的面包分切成若干小块，然后把它们放在盛着葡萄酒的杯子里，嘴里念着各种各样的姓名和祷词。诵经士先是不停地念各种不同的斯拉夫语祷词，然后又同犯人的唱诗班轮流唱这些祷词。这些祷词本身就很难懂，加之念得快、唱得快，就更难听懂了。祷词的内容主要是祈求皇帝和皇室安康幸福。这种祷词由大家跪着念许多遍，时而跟其他祷词一块儿念，时而分开念。

礼拜的实质是：据说，由司祭切碎后放在葡萄酒里的小块面包，经过某种操作和祈祷，就变成上帝的肉体和血。操作的方法是这样：尽管司祭身上那件口袋般的法衣碍手碍脚，他还是从容不迫地向上举起双手，就这样举着，然后跪下，吻了圣坛和上面的东西。不过最主要的动作是司祭两手拿起一块餐巾，在碟子和金杯上方均匀地、平稳地挥动。据说，面包和葡萄酒就在这时变成了上帝的肉体和血。因此，礼拜的这一部分是特别隆重的。

“最高荣耀属于至圣、至洁、至福的圣母。”司祭做完礼拜仪式后在隔板后面大声喊道。唱诗班便庄严唱道：荣耀应当归于童女马利亚，她生下基督，却没有失去童贞，因此她应当比司智天使得到更多的光荣，比六翼天使得到更多的荣耀。据说，这以后，变化就完成了。司祭揭下碟子上的餐巾，把碟子中央的那小块面包分成四份，先是把它放在葡萄酒里浸一浸，然后放进嘴里。这就被认为是他吃了一块上帝的肉，喝了一小口上帝的血。这之后，司祭掀开帷幕，打开中间的门，拿着金杯，再从那个门里出来，请那些也愿意进圣餐的人吃杯子里的上帝的肉和血。

有几个孩子想进圣餐。

司祭先问清孩子们的姓名，然后小心地用小勺子从杯子里舀出一小块浸过酒的面包，深深地送进孩子的嘴里，给每个孩子送一块。这时候，诵经士就给孩子擦嘴，用欢快的声音唱道：孩子们吃上帝的肉、喝上帝的血。然后司祭端起杯子到隔板的后面去，在那里把杯子里的上帝的血全部喝尽，把上帝的肉全部吃光，仔细地舔干净唇髭，擦干净嘴巴和杯子，高高兴兴地从隔板后面走出来，脚上那双小牛皮靴子的薄后跟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

基督礼拜的主要仪式到此结束。不过司祭想要安慰那些不幸的犯人，在通常的礼拜仪式之外加一个特别的仪式，这就是，司祭站在一个由十支蜡烛照亮的铁铸包金的黑脸黑臂的圣像（据称，这就是被他们吃掉的上帝）面前，用奇怪的假嗓子既像唱又像念地说出了下面一段话：

“至亲至爱的耶稣啊！圣徒的荣耀，我的耶稣啊，殉道者的赞美，万能的主耶稣啊！救救我，我的救主耶稣，我的至美的耶稣，救救来找你的人吧；救主耶稣啊，饶恕我吧；在祷告中诞生的耶稣啊，饶恕所有的圣徒，所有的先知；我的救主耶稣啊！赐给天堂的快乐吧，爱人类的耶稣啊！”

这样继续了很长时间。从赞美开头，以“饶恕我”结束，然后又是赞美词，结尾是“哈利路亚”[16]。于是犯人们画十字，跪下匍匐在地。开始时，犯人们每次赞颂都要跪拜，但后来就隔一次才跪拜，甚至隔两次才跪拜。等所有的赞美词都结束时，大家很高兴，司祭也松了一口气，把书合上，走到隔板后面去了。剩下的最后一件事是，司祭从大桌子上拿起一个四端镶有珐琅饰物的包金的十字架，举着它走到教堂的中央，先是监狱长走到司祭跟前吻十字架，然后是副监狱长、看守走过去吻十字架，最后犯人们相互挤拥着，小声骂着走到司祭跟前。司祭一面同监狱长谈话，一面把十字架和自己的手塞进走到他跟前来的犯人的嘴里，有时却戳到他们的鼻子上。犯人们极力去吻十字架和司祭的手。这次为了安慰和训导迷途兄弟们而做的基督礼拜就这样结束了。

四十

参加礼拜的人中，从司祭、监狱长到玛斯洛娃，谁也没有想到，司祭用各种古怪的字眼声嘶力竭地无数次地赞美的耶稣本人，正好是要禁止这里所做的一切的。

参加礼拜的人，谁也没有想到，这里所做的一切乃是最大的亵渎行为，用基督的名义所做的一切正是对基督本人的嘲弄。谁也没有想到，由司祭举着让人们去吻的四端镶着珐琅饰物的包金十字架，不是别的，正是基督受刑的绞架的形象，而且恰恰是由于他禁止如今在这里以他的名义所做的类似的事情，他才受刑的。谁也没有想到，那些想象自己吃面包和喝葡萄酒就是吃基督的肉和喝基督的血的司祭，确实是在吃他的肉和喝他的血。问题也不在于吃了面包和喝了酒，而在于他们不仅蛊惑那些被基督认为同自己一样的“弱小”，而且剥夺了他们最大的幸福，使他们蒙受最残酷的折磨，向人们隐瞒了基督带给他们的福音。

司祭则心安理得地做这一切，因为他从小就受这样的教育，认为这就是唯一的真正的信仰，他对这种信仰深信不移的主要原因是，十八年来，他靠做这种圣礼才得到收入，才能养活一家人，送儿子上中学，送女儿进神学校。诵经士也这样相信，而且比司祭更坚信，因为他根本就忘记了这一信仰的教义的实质，只知道教徒香火、追荐亡灵的法事、诵经、普通祈祷和唱赞美歌的祈祷等，这一切都有一定的价格，而且真正的基督徒都是乐于支付的。至于监狱长和看守们，他们虽然从来不知道，也不过问这一信仰的教义是什么和教堂里所做的一切有什么意义，但相信人必须相信这种信仰，因为最高官府和沙皇本人都信奉它。监狱长是个心善的人，如果不从这种信仰中找到支持的话，他是无论如何不能这样生活的。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一动不动地站着，挺直身子，跪拜、画十字；听到大家唱“那些司智天使”时，努力使自己动情；而在给孩子们授圣餐时，他就走向前去，亲手抱起一个领圣餐的男孩，并举着他。

犯人们，除了少数几个能看穿这种骗局、知道这是用来愚弄信徒们的，从而嗤之以鼻外，大多数人都相信，在那些包金圣像、蜡烛、杯子、法衣、十字架中，在多次重复、无法听懂的“至亲至爱的耶稣”和“饶恕吧”的词句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借助这种力量，可以在今世和来世得到很大的好处。

玛斯洛娃也这样相信。她也和别人一样，做礼拜的时候，产生了一种又虔诚又厌烦的混杂心情。

四十一

涅赫留多夫很早就从家里出来。

他雇用的出租马车没有驶近监狱，而是在通向监狱的拐弯处停住了。

在这个通往监狱的拐弯处，离监狱大约一百步的地方，聚集着一些男人和女人，他们大多拿着包袱。右边有一些不高的木房子，左边是一座二层楼房，楼前挂着一块招牌。监狱的高大瓦房就在前面，不准探监人走近。一个岗哨荷着枪前后来回走动，严厉地呵斥着想从他身边绕过去的人。

木房的小门旁边，即岗哨对面的右边，一个看守坐在长凳上，身穿镶丝绦的制服，拿着一个记事本。探监的人走到他的跟前，说出他想探望的人的姓名，他就记下来。涅赫留多夫也走到他的跟前，报了叶卡捷琳娜·玛斯洛娃的姓名。看守也记下来。

“怎么还不让进去呢？”涅赫留多夫问。

“里面正在做礼拜。礼拜一结束，就放你们进去。”

涅赫留多夫慢慢地走着，让着急的探监人走到自己前面去。他百感交集，一方面害怕关在这里的恶人，另一方面又同情像昨天那个小学徒和卡秋莎一类的无辜者；想到他就要同卡秋莎见面，不禁感到胆怯和高兴。他走出第一个房间的时候，一个看守在房间的另一头说了一句什么话，但是涅赫留多夫只顾想心事，没有听见看守的话，继续随大流，便走到男监那里去，而不是到他要去的女监狱。

涅赫留多夫让着急的人先进了探监室，自己最后一个进去。当他推开门，走进这个房间里时，首先使他吃惊的是几百个嗓门汇成一片的、震耳欲聋的喧嚣声。只有当涅赫留多夫走过去，看见房间被一道铁丝网隔成两半，而人们则像苍蝇落在糖上一样紧紧贴近铁丝网时，他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这个在后墙上开着几个小窗子的房间不是由一道，而是由两道铁丝网隔成两半，铁丝网都是从天花板一直接到地上。在两道铁丝网中间有看守在走动。铁丝网的一边是犯人，另一边是探监人。两扇铁丝网之间有三俄尺的距离。因此别说要递什么东西，就连看清对方的脸也不可能，特别是近视眼；说话也很困难，得拼命地喊，对方才能听见。两边的人都把脸贴在各自的铁丝网上：妻子、丈夫、父亲、母亲、孩子，大家都竭力要看清对方的脸，说需要说的话。但是，正因为每个人都想说得使对方听得见，旁边的人也希望这样，结果他们便相互干扰，每个人都想极力盖过别人的声音，这样就形成了一片大呼大叫的喧嚣声。涅赫留多夫一踏进房间就被这种喧嚣声震惊了。要听清楚他们说的话，根本不可能。当涅赫留多夫明白了自己要在这种条件下说话时，他对规定并实施这种办法的人产生了满腔的愤恨。他感到惊讶的是，这种可怕状况，这种对人类感情的嘲弄，竟没有使任何人感到屈辱，那些士兵也好，监狱长也好，探监人及犯人也好，都照这样办，似乎认为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

涅赫留多夫在这个房间里待了大约五分钟，心里感到一种奇怪的苦恼，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同整个世界格格不入。一种像晕船一样的恶心感控制了他。

四十二

“但是我到这里来是要办该办的事，”他激励自己说，“该怎么办呢？”

于是他开始寻找长官。他看见一个戴着军官肩章、身材瘦小、留小胡子的人在人群后面走来走去，就对他说：

“先生，您能否告诉我，”他特别紧张而又谦恭地说，“妇女关在哪里？哪里可以跟她们见面？”

“难道您要到女牢房去？”

“是的，我想见一个关在这里的女人。”他仍旧那么紧张而又谦恭地答道。

“您早在聚会室里就该这么说了。那么您要见什么人呢？”

“我要见叶卡捷琳娜·玛斯洛娃。”

“她是政治犯吗？”副监狱长问道。

“不，她不过是……”

“那么，她判决了吗？”

“是的，她是前天被判的。”涅赫留多夫谦恭地答道，唯恐不小心破坏了这个似乎同情他的副监狱长的情绪。

“您既然是要探女监，就请您到这边来。”副监狱长说，显然，他凭涅赫留多夫的外表，认定此人是值得重视的。“西多罗夫，”他对一个留小胡子、胸前挂有几个奖章的士官说，“把这位先生带到女探望室去。”

看守把涅赫留多夫从男犯探望室领到走廊上，立即打开对面的门，把他领进了女犯的探望室。

这个房间也和男犯探望室一样，由两道铁丝网隔成两部分，一边是城市居民，他们穿着各式服装；另一边是女犯人，她们有的穿白色囚衣，有的穿着自己的衣服。整个铁丝网上都挤满了人，有的踮起脚尖，以便从别人的头顶上传话过去，另一些人则坐在地板上交谈。

这些女犯当中没有玛斯洛娃，但是在这些女犯的后面，在对面，还站着一个女人，涅赫留多夫立刻意识到那就是她，立刻感到心率加快，喘不过气来。决定性时刻到了。他走近铁丝网，认出了她。她站在蓝眼睛费多霞的后面，带着微笑在听她说话。她不像前天那样穿囚衣，而是穿一件白色短上衣，紧束着一根腰带，胸部高高耸起，仍像那天在法庭上一样，一绺卷曲的黑发从头巾里露出来。

“事情就要解决了，”他想，“我怎么称呼她呢？也许她会自己走过来吧？”

但是，她并没有走过来。她在等克拉拉，根本没有想到，这个男人是找她的。

“您要找谁？”在两道铁丝网之间走来走去的女看守走到涅赫留多夫跟前，问他。

“叶卡捷琳娜·玛斯洛娃。”涅赫留多夫好容易才说出了口。“玛斯洛娃，有人找你！”女看守喊道。

四十三

玛斯洛娃回过头来看一看，抬起头，挺起胸脯，带着涅赫留多夫所熟悉的那种依顺的表情，走到铁栅栏跟前，插在两个女犯人中间，惊讶而狐疑地盯着涅赫留多夫，但没有认出他来。

但是凭他的衣服她就认定他是个有钱人，便莞尔一笑。

“您找我吗？”她说，把她那张生着斜视眼的微笑着的脸凑近铁栅栏。

“我想见……”涅赫留多夫不知称呼“您”还是“你”好，但随即决定称“您”。他的声音并不比平时高。“我想见您……我……”玛斯洛娃听不清涅赫留多夫的话，但是他说话时的表情使她突然想起了他，可是她不相信，不过，笑容从她脸上消失了，额头开始痛苦地皱起来。

“我听不见您说的话。”她大喊一声，眯起眼睛，额上的皱纹更深了。

“我是来……”

“对，我要做我应该做的事。我要认罪。”涅赫留多夫想。他一想到这一点，眼泪就要流出来，喉咙也哽住了。于是他双手抓住铁栅栏，说不出话，竭力控制自己不要哭出来。

看到他激动的样子，玛斯洛娃认出他来了。

“您好像是……但我不敢断定。”她叫道，眼睛不看他。她那突然涨红的脸变得更加阴沉了。

“我是来求您饶恕的。”他大声喊道，但音调平淡得像背书一样。他大声说出这句话以后，觉得有点难为情，便向四下里看了一下，不过他立刻想到，要是他觉得难为情，倒更好些，因为他应该感到羞愧。于是他继续大声说：

“饶恕我吧，我罪该万死……”他又喊了一声。

她一动不动地站着，斜视的目光却没有离开他。

他不能再说下去，便离开了铁栅栏，极力忍住内心的激动，不让自己放声哭起来。

那位领涅赫留多夫到女监来的副监狱长，显然对他发生了兴趣，又来到这里。他看到涅赫留多夫不在铁栅栏旁边，便问他为什么不跟他要谈的人谈话。涅赫留多夫擤了擤鼻涕，打起精神，尽量做出平静的样子，回答道：

“隔着铁栅栏无法说话，什么也听不见。”

副监狱长沉思了片刻。

“那么好吧，可以暂时把她带到这儿来。”

“玛丽娅·卡尔洛芙娜！”他对女看守说，“您去把玛斯洛娃带出来。”

一会儿玛斯洛娃便从旁门出来。她踩着徐缓的步子走到涅赫留多夫跟前站住，不信任地看了他一眼。她的黑头发也像前天一样，卷成一个个小圈，飘落在额头上。浮肿苍白的脸有点病态，却招人喜欢，而且十分安详，只有那双乌黑的斜视的眼睛，在浮肿的眼皮下闪出特别的光辉。

“可以在这里谈话。”副监狱长说完就走开了。

涅赫留多夫走到靠墙的一张长凳跟前。

玛斯洛娃狐疑地看了副监狱长一眼，然后像是感到吃惊似的耸耸肩膀，跟着涅赫留多夫走到长凳那儿，理了理裙子，在他旁边坐下。

“我知道，要您饶恕我是很难的，”涅赫留多夫开口说，但又停住了，感到泪水在妨碍他说话，“不过，如果过去的事已不可挽回，那么现在我要尽一切可能去做。您说说……”

“您是怎么找到我的？”她问道，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她那双斜视的眼睛好像在瞧他，又好像没有瞧他。

“前天您受审的时候，我是陪审员，”他说，“您没有认出我吗？”

“没有，没认出来。我没有工夫去认人。而且我连看也没有看。”她说。

“不是有过一个小孩吗？”他问，感到自己的脸红起来。

“谢天谢地，他当时就死了。”她简单而恼恨地答道，目光移开了他。

“是吗，怎么死的？”

“当时我自己也有病，差一点也死了。”她连眼睛也不抬地说。

“两个姑妈怎么会放您走呢？”

“谁肯雇一个怀了孩子的女仆呢？她们一发现这事，就把我赶走了。又何必说这些呢，我什么也不记得了，全忘了。这一切都已结束了。”

“不，没有结束。我不能就这样丢下不管。即使现在，我也要赎我的罪。”

“没有什么罪可赎的。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她说。接着，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她居然突然瞟了他一眼，并微微一笑。而这种笑是令人不快的、诱骗性的、哀怨的。

玛斯洛娃怎么也没有料到会看到他，特别是在此时此地。他的出现使她感到震惊，而且迫使她想起从来不去想的事，最初想起她感情和思想中的那个新的、奇妙的世界，这世界是由爱着她也被她所爱的美好青年打开的。后来便想起他那不可理解的残忍，想起一连串的屈辱和磨难，这都是紧跟着那神话般的幸福时刻之后，并由它而产生的。她感到痛苦，但又无力理解这种事，因此她一如既往，回避这些往事，极力用堕落生活这种特殊迷雾来遮住它。现在她就是这样做的。如今，这个衣冠整洁、养尊处优、胡子上洒着香水的老爷，对她来说，已经不是她曾经爱过的那个涅赫留多夫，而完全是另一类人了。这种人在需要的时候就玩弄一下像她这样的女人，而她这样的女人也总要尽可能地利用他们为自己谋到更多的好处。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她才向他诱骗性地笑一笑。她沉默了一下，盘算着用什么办法来利用他一下。

“过去的事结束了，”她说，“现在我被判了服苦役。”

她说出这句沉痛的话时，嘴唇都哆嗦了。

“我知道，我相信你是无罪的。”涅赫留多夫说。

“我当然是无罪的。难道我是小偷或者强盗吗？我们这儿的人都说，一切全在于律师，”她继续说，“大家都说，应当上诉，只是得花很多钱……”

“是的，一定要上诉，”涅赫留多夫说，“我已经找过律师了。”

“要舍得花钱，请一个好律师。”她说。

“我一定尽一切可能去办。”

一阵沉默。

她又像刚才那样笑了笑。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向您要点钱……不多……十个卢布，多也不要。”她突然说。

“行，行。”涅赫留多夫局促不安地说，伸手去取钱夹子。

她快速地瞧一下正在房子里走来走去的副监狱长。

“不要当着他面给，等他走后再给，不然他要没收的。”

当副监狱长转过身去时，涅赫留多夫掏出了钱夹子，但还没有来得及把十卢布的票子交给她，副监狱长又转过身来了。他就把票子捏在手里。

“瞧，这个女人已经死了。”他一边想，一边瞧着这张原来亲切可爱而现在却被玷污了的臃肿的脸，以及那双射出不正派的亮光的乌黑的斜视眼。

但他立刻又感到，此时此刻，在他的灵魂里正在发生一种最重大的变化，他的精神生活此时好像正被放在摇摆不定的天平上，只要稍稍施加一点力量，就会使天平向这一边或那一边倾斜。他施加了一点力量，向昨天他感到在他灵魂里存在的上帝呼救，而上帝也立刻响应他。他决定现在就把一切告诉她。

“卡秋莎！我是来请你饶恕的，可是你还没有回答我，你饶恕了我没有，或者，你什么时候才饶恕我。”他说，忽然改称“你”了。

她时而瞧着他的手，时而瞧着副监狱长，并没有听他说话。看见副监狱长转过脸去时，她连忙向他伸过手去，抓住钞票，把它塞在腰带里。

“您说得真稀奇。”她鄙夷地——他这样觉得——微笑着说。

涅赫留多夫感到她身上有一种直接敌视他的东西，这种东西在维护着她现在的样子，不让他深入她的内心。

“卡秋莎，你干吗这样说？要知道，我是了解你的，我记得你在潘诺沃时的样子……”

“何必提那些旧事。”她冷漠地说。

“我回忆这些是为了改正错误，为了赎我的罪，卡秋莎。”他开始说。

这时候，探监的人纷纷出去了。副监狱长走过来对涅赫留多夫说，探监的时间结束了。玛斯洛娃站了起来，顺从地等着把她带回牢房去。

“再见，我还有许多话要跟您说，不过，看来现在不行了，”涅赫留多夫说，伸出一只手想同她握手，“我还要来。”

“好像，话全都说了……”

她伸过手去，但没有握他的手。

“不，我还要设法找个可以谈话的地方跟您见面。到时候我要告诉您非常重要的应该告诉您的事。”涅赫留多夫说。

“好吧，您来吧。”她微笑着说。这是一种讨男人喜欢的微笑。

“您对我来说，比姊妹还要亲。”涅赫留多夫说。

“真稀奇！”她摇摇头重复说，接着就走到铁栅栏后面去了。

四十四

这第一次会面，涅赫留多夫所期待的是，卡秋莎看见他，知道他要为她出力，向她认罪，一定会很高兴，很感动，又会变成原来的卡秋莎了。然而使他感到吃惊的是，他发现，原来的卡秋莎已经没有了，只剩下现在的玛斯洛娃了。这不仅使他惊奇，而且使他非常害怕。

使他感到惊奇的，主要是玛斯洛娃不仅不为自己的处境感到羞愧（不是指她的犯人处境，她对做囚犯是感到羞愧的，而是指她的妓女的处境），甚至还好像感到满意，引以为荣。但是话又说回来，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每个人，为了做事，都必须把自己的活动看作是重要的和好的。因此，一个人，不管他的处境怎样，都必定对总的人生形成一种观点，这种观点使他觉得他的活动是重要的和好的。

玛斯洛娃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生活和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她是一个妓女，被判了服苦役。尽管这样，她也有自己的世界观。根据这种世界观，她可以自我赞赏，甚至在别人面前以自己的地位而自豪。

玛斯洛娃把这种人生观看得重于世界上的一切。她不能不重视它，因为要是改变了这样的人生观，她就会失去自己生活在人们当中的意义。为了不失去她在生活中的意义，她本能地依附那些同她具有同样观点的人。当她感觉到涅赫留多夫要把她领到另一个世界去时，她就反对他了，因为她已经预见到，在他引她去的那个世界里，一定会丧失她在生活中的这种地位，以及这种地位赋予她的自信和自尊。也就是出于这个原因，才回避年轻时的那些往事及与涅赫留多夫的最初的关系。这些往事同她现在的世界观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她已经把它们从她的记忆中完全抹去了，或者不如说，已把它们原封不动地埋藏在她记忆的某个地方了，而且锁得很严、封得很紧，就像蜜蜂把可能毁掉蜜蜂的全部劳动成果的一窝螟虫（幼虫）封起来，不留一点通口。所以，现在的涅赫留多夫对于她来说，已不是那个她曾以纯洁的爱情爱过的人了，而仅仅是一个她可以也应当加以利用的阔老爷而已，她和他只能维持一种和一切男人一样的关系。

四十五

在法纳林律师约定的那一天，涅赫留多夫去找他。律师的私人住宅富丽堂皇，摆着各种高大的盆景，窗上挂着非常漂亮的窗帘，总之，布置得非常阔气，说明主人发了横财，也就是得了不劳而获的钱财。这种阔气只有在暴发户家里才会有的。涅赫留多夫走进这个房子，接待室里已有许多要求接见的人。

“啊，公爵，请进来。”法纳林看见涅赫留多夫后说，再一次对走出门的商人点点头，便领着涅赫留多夫走进他格调庄重的办公室。“请抽烟。”律师说，在涅赫留多夫的对面坐下来，极力收住由于刚才那件成功的交易所引起的笑容。

“谢谢，我是来谈玛斯洛娃那个案子的。”

“对，对，我们马上就谈。”

“好，现在就来谈谈您提的案子……我已仔细看过案卷，可是正如屠格涅夫说的，‘它的内容可不乐观’[17]，就是说，那个该死的律师坏透了，一点上诉的余地都不留。”

“那么您决定怎么办呢？”

“您瞧，我写了这样一个状子。”

他拿起一张写满了字的纸，很快地跳过某些乏味的套话，特别郑重地念正文。他念道：

“谨呈刑事案上诉部，等等，等等。上诉事由，等等，等等。该案经某某判定，等等，等等，已裁决，等等，等等。某某玛斯洛娃犯有用毒药毒死商人斯梅里科夫罪。根据刑法第一四五四条，等等，判该犯服苦役，等等。”

他停住了。尽管他已长期习惯于办这种事，但看得出来，他还是津津乐道于读自己的作品。

“‘此项判决乃是严重违反诉讼程序以及诉讼上的种种错误所造成的’，”他郑重其事地继续念道，“‘理应予以撤销。第一，在开庭审讯中，斯梅里科夫的内脏检查报告刚开始宣读，就被庭长阻止。’这是一。”

“第二，玛斯洛娃的辩护人，”他继续念道，“‘在发言时有意说明玛斯洛娃的个人情况，谈及她堕落的内在原因，但被法庭阻止，理由是似乎这些话与案情无直接关系。然而，根据枢密院的多项指示，在刑事案件中，查明被告的性格以及一般精神面貌，具有首要的意义，至少有利于正确判断罪责问题。’”

“‘最后，第四，’”律师继续念道，“‘陪审员们对法庭所提出的关于玛斯洛娃犯罪问题的答复，在形式上有明显的矛盾。玛斯洛娃被控蓄意毒死斯梅里科夫纯粹出于图财的目的，图财是她杀人的唯一动机。然而陪审员们在答复中却否定她有掠夺钱财和参与盗窃贵重物品的目的。由此可见，他们本来就打算否定被告有杀人的意图，只是由于庭长总结发言的不完善，引起了误解，致使陪审员在答复中没有用适当的方式表明这一点。

“‘根据上述理由，谨呈请某某、某某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九〇九、第九一〇条、第九一二条第二款和第九二八条等，等等，撤销原判，并且将本案移交该法院另组法庭重新审理。’这样，凡所能做的都已做了。但是，我要坦率地说，成功的可能性是不大的。不过，一切取决于枢密院里审查这个案子的人。如果有熟人，您可以去斡旋斡旋。”

“我有一些认识的人。”

“那就抓紧办吧。”

在接待室里，律师的助手交给了涅赫留多夫一份抄好了的状子。谈到酬金问题时，他说阿纳托里·彼得罗维奇定了一千卢布，并且就此解释以，阿纳托里·彼得罗维奇本来不想接这种案子，这回是看在涅赫留多夫的面上才办的。

“这个状子如何签署？应由谁签署？”涅赫留多夫问。

“可以由被告自己签名，如果有困难，那么，阿纳托里·彼得罗维奇接受她的委托，也可以签名。”

“不，我走一趟，由她签名。”涅赫留多夫说。由于这样就能在规定日期之前有机会见到她，他感到高兴。

四十六

监狱里的看守到了规定的时间便沿着走廊吹响哨子。铁锁当啷一响，走廊和牢房的门便打开了。光脚板和穿棉布鞋的脚后跟发出一片啪嗒啪嗒的声响。倒便桶的犯人经过长廊，空气里弥漫着恶臭。男犯和女犯都纷纷洗脸，穿衣服，然后到走廊上等着点名。点名完了就去打开水沏茶。

这一天喝茶的时候，所有的牢房里都情绪激越地谈论着一件事：原来有两个犯人今天要受笞刑，其中一个是很有文化的年轻的店员瓦西里耶夫，他由于醋劲大发，打死了自己的情妇而坐牢。同牢房的伙伴都喜欢他，因为他快活、慷慨，对长官的态度却很强硬。他懂得法律，要求按法律行事。因此监狱长官不喜欢他。三个星期以前，有一个看守殴打了倒便桶的犯人，因为这个犯人把粪汁溅到了他的新衣服上。瓦西里耶夫为这个倒便桶的犯人鸣不平，指出没有一条允许殴打犯人的法律。看守则说：“我要让你看看什么叫法律！”并臭骂瓦西里耶夫一顿。瓦西里耶夫也同样地回敬他。看守想要打他，瓦西里耶夫就抓住他的手，紧紧捏了三分钟左右，然后拧着他的手让他转过身去，并把他推出门外。看守告到上边去，监狱长便下令把瓦西里耶夫关进单人牢房。

瓦西里耶夫说自己没有罪，所以不肯到单人牢房去。他们要强拉他进去，他进行挣扎。有两个犯人帮他从看守的手里挣脱了。看守们就一齐动手，其中一个是有名的大力士彼得罗夫。犯人们干不过他，都被关进单人牢房去了。省长当即接到报告，说是发生了一件类似暴动的事件。监狱长接到命令，对两名主犯——瓦西里耶夫和流浪汉涅波姆尼亚希，各用树条鞭打三十下。

这项刑罚将在女犯的探监室里执行。

从昨天晚上起，监狱里的所有犯人就已知道这件事。各个牢房都热烈地议论着这一就要执行的刑罚。

柯拉勃列娃、美人儿、费多霞和玛斯洛娃都坐在自己的角落里，她们都喝了酒，个个脸色通红，精神振奋。玛斯洛娃现在经常买酒喝，而且慷慨地请伙伴们喝。她们已喝过茶，也在谈论着这件事。

“难道他造反了还是怎么的，”柯拉勃列娃谈论着瓦西里耶夫，一边用她那结实的牙齿一小块一小块地咬着糖，“他只不过是替伙伴们打抱不平罢了，因为现在不能随便打人了。”

“听说，他是个好样的。”费多霞也说了一句。她没有扎头巾，露出两条长辫子，坐在板床对面的柴堆上。板床上放着一把茶壶。

“喏，你应当告诉他，米哈依洛芙娜。”道口工对玛斯洛娃说。这个“他”指的是涅赫留多夫。

“我会说的。他为我什么都肯做。”玛斯洛娃回答说，微笑地晃晃脑袋。

“我们的事一定要告诉他，”缅尼肖娃老太婆对她说。此时玛斯洛娃照着剥落了一半水银的镜子正在整理她的头巾，“火不是我们放的，是那个坏蛋自己放的，有个工人看见了，他不会昧着良心不说的。你告诉他，叫米特里出来做证，他会把一切都讲给他听，要不然，这算怎么一回事啊，我们平白无故被关起来，而他，那个坏蛋，却霸占人家的老婆，坐在酒店里逍遥自在。”

“这真是无法无天了！”柯拉波列娃肯定地说。

“我说，一定对他说。”玛斯洛娃答道。

四十七

涅赫留多夫在监狱的前屋里等了好久。

他一到监狱，就在入门处拉了门铃，并把检察官开的许可证交给值班的看守看。

“您找谁？”

“探望女犯人玛斯洛娃。”

“现在不行，监狱长正忙着。”

“他在办公室吗？”涅赫留多夫问。

“不，他在这里，在探监室。”看守回答说。涅赫留多夫觉得这个看守有点心神不安的样子。

“难道今天是探监日？”

“不，今天有特别的事。”他说道。

“怎么才能见他呢？”

“他过一会儿就出来，到时您跟他说。您就等一等吧。”

涅赫留多夫正准备走开，监狱长从后门出来了，他的神态比他的部下更慌张，不停地叹气。他看见涅赫留多夫，便转过身去同看守说话。

“费多托夫，把五号女牢房的玛斯洛娃带到办公室来。”他说。

这时看守领着玛斯洛娃走进来，就把监狱长的话打断了。

“您好。”她拖长声调地说，微笑着，用力握了握他的手，跟上一次大不一样。

“瞧，我带来了一张状子，让您签名，”涅赫留多夫说，看见她今天这样活泼地迎接他的样子，感到有点奇怪，“律师写了一张状子，需要签名。我们要把状子送到彼得堡去。”

“好吧，签名也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她眯缝着一只眼睛，微笑着说。

涅赫留多夫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好的纸，走到桌子跟前。

“可以在这里签字吗？”涅赫留多夫问监狱长。

“到这边来，坐下，”监狱长说，“笔在这里，您会写字吗？”

“以前写过。”她微笑着说，理了理裙子和上衣的袖子，便在桌子旁边坐下来，用她的有力的小手笨拙地握住笔，笑起来，瞟了涅赫留多夫一眼。

他指给她签什么，在什么地方签。

她认真地蘸了一下墨水，抖抖水笔，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再不用写别的了？”她问，看一看涅赫留多夫，又看一看监狱长，要把笔搁下，但不知搁在墨水瓶上，还是搁在纸上好。

“我有些话要跟您说。”涅赫留多夫接住她手里的笔说。

“好，您说吧。”她说，好像想起什么事或者想睡觉似的，变得阴沉起来。

监狱长站起来，走了出去，屋里单独留下涅赫留多夫和玛斯洛娃两人。

四十八

对涅赫留多夫来说，决定性的时刻到了。他不断地责备自己在头一次见面时没有把主要的话告诉她，即他打算跟她结婚。现在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话告诉她。

他把两个胳膊肘支在桌子上，免得让那个脸型长得像犹太人、留着花白连鬓胡子、坐在窗台上的看守听见他的话，而只让她一个人听见。他说：

“如果这个状子不行的话，那我就告到皇上那里去，竭尽一切努力去做。”

“瞧，要是当初有个好律师就好了……”她打断他的话，“可是那个辩护人却是个十足的笨蛋。他就会对我献殷勤，”她说，并笑了起来，“要是当时他们知道我跟您认识，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了。而现在呢？他们把所有的人都看成是贼。”

“她今天变得好奇怪。”涅赫留多夫想，刚要说自己要说的话，可她又说开了。

“我要跟您说一件事。我们那里有个老太婆，人很好，知道吗，大家甚至感到惊奇，这么好的老太婆，竟然也无缘无故地坐牢。她和儿子都关在这儿，可是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无罪的。有人控告他们放火，就被关起来了，知道吗，她听说我认识您，”玛斯洛娃说，转动着脑袋，不时地瞟他一眼，“就对我说，‘你告诉他，让他把我儿子叫出来，我儿子会把所有的事情都讲给他听。’他们姓缅尼肖夫。怎么样，您肯做这件事吗？要知道，她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太婆，她显然是被冤枉的。好人儿，您就帮帮忙吧。”她说着，看了他一眼，垂下眼睛，微笑着。

“好，我去办，我去打听，”涅赫留多夫说，对她那无拘无束的态度感到越来越惊奇，“不过，我想跟您谈谈自己的事。您还记得我上次跟您说的话吗？”

“您说了许多话，您那次说了什么呢？”她说，始终不停地微笑着，脑袋时而转向这边，时而扭向那边。

“我说了，我是来求您宽恕我的。”他说。

“嘿，何必呢，老是宽恕，宽恕，这用不着……您最好是……”

“我说过我要赎我的罪，”涅赫留多夫继续说，“不是用空话，而是用行动来赎罪。我决定跟您结婚。”

她的脸上突然出现了恐惧的神色。她的斜视眼发直了，像是瞧着他，又像没有瞧他。

“这又是为什么呀？”她说，恼恨地皱起了眉头。

“我觉得，在上帝面前，我应该这样做。”

“怎么又出来一个上帝呢？您根本是言不由衷。上帝？什么上帝？您当初要是记得上帝就好了。”她说着，张开了嘴，又停住了。涅赫留多夫现在才闻到她嘴里的强烈的酒味，才明白了她为什么会如此激动。

“您安静一点。”他说。

“我用不着安静。您以为我喝醉了？我就是喝醉了，我也知道我在说什么，”她突然急促地说，脸涨得通红，“我是苦役犯，是个……而您是老爷，是公爵，您用不着跟我来往，免得弄脏了自己。您去找您那些公爵小姐去吧，我的价钱，不过是一张十卢布的红票子。”

“不论你说得如何尖刻，你也说不出我现在心里的感受，”涅赫留多夫小声说，全身颤抖起来，“你不能想象，我现在感到，我对你犯了多大的罪……”

“‘我现在感到犯了多大的罪……’”她恶狠狠地学着他的腔调说，“当初您并没有感到，而塞给我一百卢布。这就是您出的价钱……”

“我知道，我知道，可现在我该怎么办呢？”涅赫留多夫说。“现在我决定再不能丢下你了，”他重复地说，“我说到做到。”

“而我说，你做不到！”她说完，大声笑起来。

“卡秋莎！”他一边说，一边去摸她的手。

“你给我走开，我是苦役犯，而你是公爵，你用不着到这里来。”她喊道，气得脸都变了样，把手从他手里抽出来。“你是想用我来拯救你自己。”她继续说，急迫地要把涌上心头的话全都说出来。“你今世拿我取乐不算，来世还想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我讨厌你，讨厌你那副眼镜，讨厌你那张肥胖的丑脸。走开，你走开！”她大声喊道，猛地跳了起来。

涅赫留多夫弯着腰站在她面前，不知怎么办才好。

“你不相信我。”他说。

“您说您想结婚，那永远不可能。我宁可去上吊！这就是我要跟您说的话。”

“我仍旧要为你出力。”

“哼，那是您的事。只是我不需您出什么力。我这说的是实话，”她说。“我当初为什么没有死掉啊？”她添了一句，伤心地哭了起来。

涅赫留多夫也不能说下去了。她哭使得他也要哭。

她抬起了眼睛，看了他一眼，好像感到诧异似的，并拿头巾擦拭脸上的泪水。

看守这时又走过来，提醒他们说，到分手的时候了。玛斯洛娃便站起来。

“您现在很激动。如果可能，我明天再来。而您也要好好想一想。”涅赫留多夫说。

她没有搭理他，也没有看他一眼，便跟着看守走出去了。

四十九

“是啊，原来竟是如此糟糕，真没想到。”涅赫留多夫走出监狱时想道。直到现在他才完全了解他的全部罪过。要不是他有意赎罪，改正错误，他永远也不会感觉到自己罪孽的深重；而且，他也不会感到她所受之害是如此之深；以前，涅赫留多夫一直在玩弄自己的感情，孤芳自赏，甚至，也欣赏自己的忏悔，如今他才觉得这一切简直可怕。他已经感觉到现在他再不能丢开她了，而同时又无法想象他同她的关系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涅赫留多夫走到大门口时，一个戴满十字勋章和奖章的看守走过来，露出一副令人不快的媚相，鬼鬼祟祟地交给他一封信。

“这是一个女人写给阁下的信……”他说，递给涅赫留多夫一个信封。

“是哪个女人？”

“您读一读信就知道了。是一个女犯人，政治犯。”

涅赫留多夫感到奇怪。他接过了信，一面走出监狱，一面看信。信是用铅笔写的，字迹奔放，没有用旧字体。信中写道：

“我听说您关心一个刑事犯人而常到监狱里来，我想和您见一面，请您要求当局准许您和我见面，他们会批准您的，而我则把关于您庇护人的和我们小组的许多重要事情告诉您。感谢您的薇拉·鲍戈杜霍芙斯卡娅。”

薇拉·鲍戈杜霍芙斯卡娅以前是诺夫戈罗德省一个偏僻地方的女教师，涅赫留多夫曾经和自己的同伴们到这里猎过熊。这位女教师为了进高等女校读书，曾向涅赫留多夫要过一笔钱，涅赫留多夫给了她钱，以后就把她忘记了。而现在，这个小姐竟成了政治犯，被关在牢里。大概她在牢里听到了他的事，所以才提出要为他效劳。

薇拉·叶弗列莫芙娜显然是个革命者，现在她正为革命事业坐牢。应当去见见她才对，尤其是因为她还答应帮忙出主意，改善玛斯洛娃的处境。

五十

涅赫留多夫在第二天的清晨醒来，想起昨天发生的种种事情，心里不由得感到害怕。

不过，尽管害怕，他却比过去任何时候下了更大的决心，要把已经开了头的事情继续下去。

他怀着这种清醒的责任感，走出家门，乘车去找马斯连尼科夫，求他批准探监，除了探望玛斯洛娃外，还要探望玛斯洛娃托过他的缅尼肖娃老太婆及其儿子。此外，他还想请求探望一下鲍戈杜霍芙斯卡娅，她可能对玛斯洛娃有帮助。

涅赫留多夫早在很久以前，在军团里服务的时候就认识马斯连尼科夫。马斯连尼科夫当时是团里的司务长，是一个为人温厚、奉公守法的军官，他除了军团和皇室以外，天下事一概不闻不问。如今涅赫留多夫见到的却是一位行政长官了，他管辖的已不是一个团，而是一个省和省政府。他娶了一个有钱的泼辣的妻子，她逼他辞去军职，改任文职。

马斯连尼科夫见到涅赫留多夫时满面笑容。今天他穿的是文职制服，尽管他们年龄不同（马斯连尼科夫近四十岁了），彼此还是用“你”相称。

“瞧，你来了，谢谢你，一起到我妻子那里去吧。我离开会正好还有十分钟的空闲时间。我们的上司出去了，我在掌管省里的事。”他说，得意的心情溢于言表。

“我是有事来找你的。”

“什么事？”马斯连尼科夫好像突然警觉起来，用惊恐而又有点严厉的音调说。

“监狱里有一个我关心的人（马斯连尼科夫一听到‘监狱’两个字，脸色变得更严厉了），我很想去探望，但不要在公共的探监室里，而是在办公室里，而且不仅是在规定的日子里去，还要多去几次。听说这事要由你决定。”

“当然，我亲爱的[18]，我随时准备为你效劳。”马斯连尼科夫说。

“那么，你能给我开张证明，让我去同她见面吗？”

“那是个女人？”

“是的。”

“那她是为什么坐牢的？”

“是毒死人命罪，不过，她是被错判的。”

“那么，你请了谁做律师呢？”

“我请了法纳林。”

“啊哈，法纳林！”马斯连尼科夫皱着眉头说，想起了去年他在法庭上做证时，毕恭毕敬地一连审问了他半小时，引得哄堂大笑，“我劝你别同他打交道。法纳林是个声名狼藉的人[19]。”

“我还有一事相求，”涅赫留多夫没有回答他的话，又说，“很早以前，我认识一个姑娘——一位女教师。她是一个很可怜的人。如今也关在牢里。她希望同我见个面。你能不能也开张让我同她见面的条子。”

马斯连尼科夫稍稍向旁边低下头，沉思了一下。

“这是政治犯？”

“是的。人家是这样对我说的。”

“这你可要知道，政治犯只允许同其亲属见面，不过我给你开一张通用许可证吧。我知道你不会去做不正当的事[20]……

“好，谢谢你啦。”涅赫留多夫拿起那张条子，没有听完话，就同这位老同事告辞了。

五十一

当天，涅赫留多夫便从马斯连尼科夫家直接坐车到了监狱，往他已经熟悉的监狱长的办公室走去。包扎着一只眼睛的女仆打开门说，上尉在家，随即把涅赫留多夫领进一个小客厅里。

“请问有何贵干？”监狱长一面说，一面把制服上中间的扣子扣好。

“我刚才去找过副省长，这是他给我的许可证。”涅赫留多夫说，把纸条递给他，“我想探望玛斯洛娃。”

“玛斯洛娃？”监狱长反问一声，由于钢琴声的干扰，没有听清楚。

“是玛斯洛娃。”

“哦，是的！哦，是的！”

监狱长站起来走到门口，从那里传来了克莱曼蒂的华彩经过句。[21]

“玛露霞，你就稍停一下吧，”他说道，从其口气听来，这种音乐已成了他生活中的一种苦恼，“什么都听不见了。”

钢琴不响了。传来不满意的脚步声，有人在旁门里看了一眼。

音乐一停顿好像使监狱长感到轻松。他点燃了一支淡烟叶的很粗的香烟，并且请涅赫留多夫抽烟。涅赫留多夫谢绝了。

“我是想见一见玛斯洛娃。”

“玛斯洛娃今天不便会客。”监狱长说。

“为什么？”

“啊，这要怪你自己，”监狱长说，微微地笑了笑，“公爵，您不要直接给她钱，如果乐意的话，您把钱交给我好了，将来那钱全部会归还给她的。昨天大概您给了她钱，她就去买酒喝。你怎么也戒不掉她这个恶习。今天她又喝得烂醉，甚至发起酒疯来了。”

“真的吗？”

“那还有假，我只好采取严厉措施，把她关进另一个牢里去了。这女人平时倒安分守己，但请您不要给她钱了。这号人都是那样的……”

涅赫留多夫对昨天的事还记忆犹新，心里又不禁害怕起来。

“那么政治犯鲍戈杜霍芙斯卡娅可以见吗？”涅赫留多夫沉默了一会儿，问道。

“好，可以。”监狱长说着。

监狱长同涅赫留多夫一起来到牢房门口。

“您要见谁？”监狱长问。

“鲍戈杜霍芙斯卡娅。”

“她关在塔楼里，您得等一下。”他对涅赫留多夫说。

“那么能否让我先去见一下犯人缅尼肖夫母子呢？他们被控犯了纵火罪。”

“他们关在二十一号牢房。好，可以把他们叫出来。”

“我不能到牢房里去见缅尼肖夫母子吗？”

“不过，你们在聚会室里安静一点。”

“不，我觉得在牢房里见他更有意思。”

“瞧，你还认为有意思。”这时从旁门出来一个穿戴讲究的军官，是副监狱长。

“喂，您领公爵到缅尼肖夫的牢房去，第二十一号房，”监狱长对副监狱长说，“然后再把公爵带到办公室去。我去叫她。她叫什么名字来着？”

“薇拉·鲍戈杜霍芙斯卡娅。”涅赫留多夫说。

“请吧，”他对涅赫留多夫说，现出愉快的笑容，“您对我们这地方感兴趣吗？”

“是啊，我对我所说的那个人也感兴趣，据说，他完全是无辜被关进来的。”

副监狱长耸耸肩膀。

“是的，这种事是常有的。”他平静地说，有礼貌地让客人走在自己的前面，进到一条宽大的臭烘烘的走廊里，“不过，有时候，他们也会撒谎的。请。”

牢房的门都没有上锁，有几个犯人待在走廊里。副监狱长领着涅赫留多夫走过一条走廊，便转到左边另一条走廊里去，那里有一扇铁门隔开。

“缅尼肖夫在哪个牢房？”副监狱长问看守。

“在左边第八个牢房。”

五十二

“可以看一看牢房吗？”涅赫留多夫问。

“可以，请。”副监狱长愉快地笑着说，就去向看守问了些什么。涅赫留多夫凑近一个小洞望进去：里面有一个身材很高的青年人，穿一件衬衣，留一小撮黑胡子，很快地来回走动着。他听到门边窸窣作响，便看了看，皱起眉头，继续走来走去。

一直来到第二十一号缅尼肖夫的牢房。看守开了锁，打开牢门，一个脖子细长、肌肉发达、生一双和善的圆眼睛、留一撮小胡子的青年站在小床边，神色恐慌地赶忙穿上囚衣，瞧着进来的人。特别使涅赫留多夫惊讶的是那双和善的圆眼睛，狐疑而又惊恐地瞧瞧他，又瞧瞧看守，再瞧瞧副监狱长，然后又是这样轮番地瞧着他们。

“喂，这位先生想过问一下你的案子。”

“十分感谢。”

“是的，有人告诉过我你的案子，”涅赫留多夫说，走到牢房里面，在装有铁栅栏的、很脏的窗子旁站住，“我想听你自己谈一谈。”

缅尼肖夫也走近窗前，并立即开口讲起自己的事。他讲的故事是这样的：他结婚后不久，一个酒铺老板就把他的妻子拐走了。他到处申诉告状。可是酒铺老板到处都买通了长官，长官庇护他。有一次他把妻子硬拉了回来，第二天她又跑了，于是他就上门去要回自己的妻子来，酒铺老板说他的妻子不在（他进去时明明看见她在里面），叫他离开。他不走。酒铺老板就伙同一名雇工把他打得头破血流。第二天，酒铺老板院子里失火。他和他母亲便被控告纵火，而当时他却在他的教父家里，根本没有放火。

“你真的没有放火吗？”

“我想都没有想过，老爷。那个坏蛋，一定是自己放的火。听说，他刚刚给自己的房子保了火险。他却说我和我的母亲到过他家，吓唬过他。不错，那一次我是骂过他，我实在忍不住了。可是放火的事，我确实没有干。再说，起火的时候，我并没有在那里，可是他硬说我和我母亲在那里。他是贪图保险费自己放的火，却硬把罪名栽在我们的头上。”

“真是这样吗？”

“是真的，我可当着上帝的面说这话，老爷。您就是我的亲爹了！”说着，他要向他下跪，涅赫留多夫竭力把他拦住。“您救我出去吧，我是冤枉的，我会完蛋的。”他继续说。

缅尼肖夫的脸颊忽然抽搐起来。他哭了，接着卷起囚衣的袖子，用肮脏的袖口去擦拭眼泪。

“你们谈完了吗？”副监狱长问。

“好的。那么您不要灰心，我会尽力而为的。”涅赫留多夫说完就走出去了。

五十三

涅赫留多夫顺着长廊往回走（已经到了吃饭的时间，牢房门都打开了），在穿着浅黄囚衣、又肥又短的裤子和棉鞋的犯人们中间经过时，他们都张大眼睛看着他。他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受：既同情这些坐牢的人，又对那些关押他们的人感到恐惧和困惑，也为自己对这一切竟冷眼旁观而感到羞愧。

在一条长廊里有一个人穿着棉鞋啪嗒啪嗒地跑过去，进了牢门后，便从其中走出几个人来，在道上截住涅赫留多夫，向他鞠躬。

“请问，老爷，不知该怎么称呼您，求您好歹替我们办点事吧。”

“我不是长官，我什么也不知道。”

“不是长官也可以，求您对哪位长官说说吧，”一个人愤懑地说，“我们根本没有罪，可已经被关了一个多月了。”

“怎么？那是为什么呢？”

人群里走出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农民，高个儿，五官端正，他向涅赫留多夫解释说，他们被逐和被关在牢里，是因为他们没有身份证。其实身份证他们也有，只是过期两个礼拜了。身份证过期的事是年年都有的，并没有进行过什么处分，如今却把他们当作罪犯关了一个多月了。

“我们都是泥瓦匠，是同一个劳动组合的。他们说，省里的监狱着了火。可这与我们又不相干。求您做做好事，发发上帝的慈悲吧。”

“难道真的把一些平白无故的人关起来了？”当他们走出长廊时，涅赫留多夫说。

“请问，有什么办法吗？不过，刚才他们有许多话是胡说。要是听他们说，他们全都无罪。”副监狱长说。

“可是，要知道，那些人并没有犯什么罪呀。”

“那些人，就算是这样吧。不过，人们都变坏了，不严加管束是不行的。”

他没有听副监狱长说话，也没有向周围看望，而是急匆匆地离开了走廊，朝办公室走去。监狱长在走廊里忙别的事，忘记了派人去叫鲍戈杜霍芙斯卡娅。当涅赫留多夫回到走廊时，他才想起他曾经答应过他把她叫来。

“我现在就派人去把她叫来，您先坐一坐。”他说。

五十四

办公室有两个房间。在第一个房间里，有一个泥灰脱落、炉膛凸出的大炉子和两个肮脏的窗子，一个墙角上立着一根给犯人量身高的黑尺，在另一个墙角则挂着一幅很大的基督像——凡是折磨人的地方总有这种摆设，仿佛是对基督教义的嘲讽。在这第一个房间里，站着几个看守。在另一个房间里则靠墙坐着二十多个男人和女人，或几人一块，或两人一对，在低声谈话。窗子旁边放着一张写字台。

监狱长在写字台旁边坐下来，也请涅赫留多夫坐在旁边的另一把椅子上。

涅赫留多夫坐在监狱长旁边，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注视着周围的事情。这时有个剃光头的小孩走到他的跟前来，引开了他的注意力。这个小孩用尖细的声音问他：

“您在等谁呀？”

这一问使涅赫留多夫吃了一惊。不过他瞧了小孩一眼，看见他那严肃而又懂事的脸蛋和活泼而又专注的眼睛，就一本正经地回答他说，他在等一个熟识的女人。

“怎么，她是您的妹妹吗？”小孩问道。

“不，不是妹妹。”涅赫留多夫惊讶地回答说，“那你又是跟谁到这儿来的呢？”他问小孩。

“我跟妈妈。她是政治犯。”小孩挺自豪地说。

“玛丽娅·帕甫洛芙娜，您把柯里亚带去，”监狱长说，大概认为涅赫留多夫同小孩说话是违法的。

玛丽娅·帕甫洛芙娜就是那个引起涅赫留多夫注意的有一双绵羊般的眼睛的漂亮姑娘。她站起来，挺直高大的身躯，迈着像男人一样的有力的步伐，向涅赫留多夫和孩子走去。

“他问您什么啦，问您是谁吗？”她问涅赫留多夫，微笑着，信任地看着他的眼睛，神态是那么坦然，看来毫无疑问，她对所有的人都一律抱这种朴实、亲切和兄弟般的态度。“他什么都想知道。”她说，对着小孩的脸莞尔一笑，笑得那么善良、可爱，于是男孩和涅赫留多夫也不由得微笑起来。

“是啊，他问我在等谁。”

“玛丽娅·帕甫洛芙娜，不准跟外人说话。这您是知道的。”监狱长说。

“好吧，好吧。”她说，用一只白净的大手拉着一直盯着她的柯里亚的小手，回到那个害肺痨病青年的母亲的身边去。

“这是谁的孩子？”涅赫留多夫问监狱长。

“一个女政治犯的孩子，他是在牢里出生的。”监狱长带着某种得意的口吻说，似乎要显示一下监狱里的稀奇事。

“真的吗？”

“真的。他不久就要跟他母亲到西伯利亚去了。”

“这个姑娘又是谁？”

“我不能回答您的问题了。”监狱长说，耸耸肩膀，“瞧，鲍戈杜霍芙斯卡娅来了。”

五十五

薇拉·叶弗列莫芙娜步履蹒跚地从后门走出来。她身材矮小，又瘦又黄，剪着短发，有一双善良的大眼睛。

“哦，您来了，谢谢，”她握着涅赫留多夫的手说，“还记得我吗？我们坐吧。”

“没想到您现在是这个样子。”

“噢，我现在很好！很好，好得不能再好了。”薇拉·叶弗列莫芙娜说，像平时一样，睁着一双善良的又大又圆的眼睛，腼腆地望着涅赫留多夫。她那又黄又细、青筋毕露的脖子，在褴褛的又皱又脏的短袄领口里转来转去。

涅赫留多夫问她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她就兴致勃勃地讲起了她所进行的事业。

薇拉·叶弗列莫芙娜要对涅赫留多夫讲的一件事是这样的：她有一个女伴，叫舒斯托娃，据她说，她并不属于她们的小组，五个月前她和她一起被捕，关在彼得保罗要塞里，只因为在她家里搜出了人家托她保管的书和文件。薇拉·叶弗列莫芙娜认为舒斯托娃被捕，她有一部分责任，因此就求交游广的涅赫留多夫尽一切可能让她获释。鲍戈杜霍芙斯卡娅求涅赫留多夫办的另一件事，是设法替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里的古尔凯维奇说个情，让他同父母见见面，并准许他得到一些在学术工作方面所必需的科学书籍。

涅赫留多夫答应回到彼得堡以后，试试尽一切可能去办。

关于自己的事，薇拉·叶弗列莫芙娜是这样讲的：她从助产学校毕业以后，就同民意党人接近，并参加了他们的工作，起初一切都很顺利，他们写传单，到各工厂宣传，但后来一个头头被捕，抄到了文件，就开始抓所有的人了。

“我也被捕了，现在就要被流放了……”她讲完自己的事说，“不过，这没有什么，我觉得很好，心里感到很实在。”她说着，悲戚地一笑。

涅赫留多夫问起那个有一双绵羊般的眼睛的姑娘。薇拉·叶弗列莫芙娜告诉他，这是一位将军的女儿，早就加入了革命党，她被捕是因为她承担了枪击宪兵的罪名。她住在一所秘密的房子里，里面有一架印刷机。有一天夜里，遭到搜查，房子里的人决定自卫，熄灭灯光，动手销毁罪证。警察破门而入。这些策反者中有人开枪，使一个宪兵受了重伤。后来在审问谁开枪的时候，她就说是她开的枪。其实，她从来也没有拿过手枪，她连蜘蛛也没有打死过一只。她就这样被定了罪。如今她就要去服苦役了。

“一个利他主义的好人……”薇拉·叶弗列莫芙娜称赞说。

薇拉·叶弗列莫芙娜要说的第三件事就是关于玛斯洛娃的。她知道监狱里所有的事情，她知道玛斯洛娃的身世以及涅赫留多夫同她的关系。她劝他去活动一下，把玛斯洛娃转到政治犯牢房里来，或者至少让她去医院里当一名护士，医院里现在有许多病人，很需要护士。涅赫留多夫感谢她为他出主意，并说要尽力照她的主意去做。

五十六

监狱长站了起来，宣布探监的时间结束了，必须分手。涅赫留多夫同薇拉·叶弗列莫芙娜的谈话被中断了。涅赫留多夫起身同薇拉告别，走到门口又停住了，观察着眼前的种种情况。

“先生们，时间到了，时间到了。”监狱长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坐下去。

监狱长的要求使得屋子里的犯人和探监人特别忙乱起来，但他们谁也不想分手。有些人站起来，仍然在谈话，有些则继续坐着交谈，有些人开始告别并哭泣起来。

“先生们，请吧，请吧，别逼我们采取严厉措施。”监狱长几次反复地说，“请吧，喂，请吧！”他有气无力地说，“你们这是怎么啦，时间早就到了。要知道，这样可不行。我最后重复一次。”

犯人和探监人终于开始分手了：犯人往里走，探监人朝门外去。那些男人——穿橡胶上衣的人、害肺痨病的人、皮肤很黑并且头发蓬松的人，全部走了；玛丽娅·帕甫洛芙娜也带着出生在监狱里的那个男孩走了。

探监的人也陆续离开了。戴蓝色的眼镜的老头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出去。涅赫留多夫走在他的后面。

“是啊，真是奇怪的制度。”那位健谈的年轻人同涅赫留多夫一起走下楼梯时说，好像在继续刚才被中断了的话头似的，“还得谢谢上尉，他是个好心人，没人死扣规章制度。让大家谈一谈，心里也好受一些。”

“难道在别的监狱里不能这样探监？”

“嘿，根本不能这样。不但要一个一个分开谈，而且还要隔着铁栅栏。”

当涅赫留多夫同这个自称姓梅登采夫的健谈的年轻人一边谈话，一边走进前室时，面容疲倦的监狱长走到他们跟前来了。

“您要是想见玛斯洛娃的话，就请明天来吧。”他说，显然有意对涅赫留多夫表示殷勤。

“很好。”涅赫留多夫说，匆匆出去了。

五十七

第二天涅赫留多夫便乘车去找律师，把缅尼肖夫的案子讲给他听，要求他做辩护人。律师听完后说，要看看案卷，如果事情完全像涅赫留多夫说的那样（这是很可能的），那么，他愿意不取分文地担任辩护。涅赫留多夫还顺便给律师讲了那一百三十人由于误会而被关押的事，并问他这事该谁负责任，是谁的过失。律师沉默了片刻，显然想做出准确的回答。

“谁的过失？谁的也不是。”他断然地说，“您去问检察官，他会说这是省长的过失；您去问省长，他会说这是检察官的过失。因此，谁也没有过失。”

“我现在去找马斯连尼科夫，我去告诉他。”

涅赫留多夫需要求马斯连尼科夫办两件事：一是把玛斯洛娃调到医院去工作；二是关于一百三十人由于没有身份证而被无辜关在牢里的事。向一个他不尊敬的人去求情，虽然这对他来说是很难受的，但这是达到目的的唯一办法，也只好这样做。

涅赫留多夫乘车来到马斯连尼科夫家时，看见台阶旁边停着几辆马车：有四轮轻便马车，有四轮弹簧马车，有轿式马车。他这才想起了今天正好是马斯连尼科夫妻子的会客日。涅赫留多夫还没有来得及向看门人打听米哈依尔·伊万诺维奇（马斯连尼科夫）在什么地方，他本人已出现在铺着地毯的楼梯上了。他正送一位很重要的客人下来，因此这回不是送到台阶为止，而是一直送到楼下来了。

“好，我们上楼吧，我真高兴！”马斯连尼科夫兴奋地说，挽住涅赫留多夫的胳膊，虽然他身体很胖，却很快地把他领上了楼。

由于受到那位显要人物的赏识，马斯连尼科夫显得特别兴奋。他没有发现涅赫留多夫脸上的严肃表情，也没有听他说话，而是硬把他拉到客厅里。涅赫留多夫不好拒绝，只好跟着他走。

“有什么事以后再说，你只要吩咐，我统统照办就是。”马斯连尼科夫带着涅赫留多夫穿过客厅时说。“去向将军夫人[22]通报一声，说涅赫留多夫公爵来了。”他一面走，一面对一个仆人说。

在他们走进客厅之前，仆人已经先去通报了。安娜·伊格纳季耶芙娜，这位自称将军夫人的副省长夫人，这时已经在长沙发周围的许多帽子和脑袋后面，笑容满面地向涅赫留多夫打招呼了。

“您终于来了[23]！怎么，您不愿意跟我们来往吗？我们哪里得罪您了？”

安娜·伊格纳季耶芙娜用这种话来招呼客人，以表示她跟涅赫留多夫之间的亲密关系。其实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关系。

“你们认识吗？认识吗？这位是别里亚夫斯卡娅太太，这位是米哈依尔·伊万诺维奇·切尔诺夫。请您坐近一点。”

“米西，您到我们这一桌来。他们会把您的茶送过来的[24]……还有您……”她对正在同米西谈话的那位军官说，显然她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请到这边来吧。公爵，您要茶吗？”

米西戴着帽子，穿一件深色条纹的连衣裙，把她苗条的腰肢裹得紧紧的，连一点皱褶也没有，好像一生下来就穿着这件连衣裙似的，显得非常漂亮。她一看见涅赫留多夫，脸就红了。

“我还以为您已经走了呢。”她对他说。

“差点儿就走了，”涅赫留多夫说，“有事耽搁了。我到这里来也是为了办点事。”

“来看看我妈妈吧，她很想见到您。”她说，觉得自己在撒谎，而且他也知道，所以她的脸越发红了。

“我恐怕没有工夫了。”涅赫留多夫阴沉地说，极力装出没有看见她的红脸。

米西生气地皱皱眉头，耸耸肩膀，把脸转过去，跟一个风度翩翩的军官说话。

涅赫留多夫为了不失礼，说了些照例应该说的话，而且也照例是毫无内容的话，然后站起来，到马斯连尼科夫那里去。

五十八

“来，我愿意为您效劳[25]。想抽烟吗？只是稍等一下，不要把这里弄脏了。”说着，他拿来一个烟灰碟，“好吧，你有什么事？”

“我还是为那个女人的事。”涅赫留多夫说。

“哦，就是那个被无辜判罪的女人吗？我知道，我知道。”

“我请求你把她调到医院去工作。我听说，可以这样做。”

马斯连尼科夫抿着嘴唇，沉思起来。

“未必能行，”他说，“不过，我跟他们商量商量，明天给你回电。”“我听说，那里有很多病人，需要女助理。”

“好吧，好吧，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给你消息。”

“那就拜托了。”涅赫留多夫说。

“还有一件事，”涅赫留多夫说，“现在监狱里有一百三十人只是由于身份证过期而受押的。他们已经被关一个多月了。”

他讲了这些人被关押的原因。

“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呢？”马斯连尼科夫问道，脸上忽然出现了不安和不满的神色。

“我去看一个被告，他们就在走廊里把我围上了，并要求……”

“你去看哪一个被告？”

“是一个农民，他无辜受到控告，我已经替他请了一位辩护人。不过，且不说这件事吧。难道那些人没有任何罪过，只是因为身份证过期就要坐牢吗？而且……”

“这是检察官的事，”马斯连尼科夫懊丧地打断了涅赫留多夫的话，“瞧，你还说，迅速、公正的审判。副检察官的职责就是视察监狱，查询在押人员是否合乎法律。可是他们什么也不干，只知道玩牌。”

“这么说，你就无能为力了？”涅赫留多夫阴郁地说，想起了律师的话：省长会把责任推给检察官的。

“不，我要管，我马上就去办。”

“好吧，一切由我来办。”马斯连尼科夫重复说，用一只戴着绿松石戒指的白手把香烟灭掉，“我们现在到太太们那里去吧。”

“对了，还有一件事，”涅赫留多夫还没有走进客厅，在门口停住了，“我听说，昨天在监狱里有人受了体罚。这是真的吗？”

马斯连尼科夫脸红了。

“啊，你是问这件事呀？不，老兄[26]，真不该放你到监狱里去，你什么事都要管。我们走吧，走吧，安娜在叫我们了。”他说着，挽住涅赫留多夫的胳膊，又现出那种兴奋的样子，就像刚才那位要人给他赏光以后一样，只是他现在不是高兴，而是不安了。

涅赫留多夫从马斯连尼科夫的臂弯里抽出了自己的胳膊，没有向任何人告别，也没有说一句话，满脸忧郁地穿过客厅和大厅，从站起来向他致敬的仆人们面前经过，来到前厅，走到街上去了。

涅赫留多夫拜访马斯连尼科夫后的第二天，便收到了他的信。马斯连尼科夫在一张印有官衔、打了火漆印的光滑厚信纸上用华美遒劲的字体写道：关于调玛斯洛娃到医院工作一事他已给医生写了信，大概可以实现他的愿望。信的落款是：“热爱你的老同事。”

五十九

拜访马斯连尼科夫后的第二天，他又坐车到监狱去探望她。

玛斯洛娃已经在那里。她从铁栅栏后面静静地怯生生地走出来，走到涅赫留多夫跟前，眼睛看着旁边，小声说：

“请原谅我，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前天我对你说了难听的话。”

“我可不配您原谅……”涅赫留多夫刚要说话。

“不过，您还是别管我好。”她补充说，用可怕的斜视眼瞅了他一眼。涅赫留多夫又看到了那种紧张而恼恨的神色。

“为什么要我不管您呢？”

“就该这样。”

“为什么就该这样呢？”

她又用那种他认为是恼恨的目光瞅了他一眼。

“就是这样，”她说，“您别管我，我这是对您说实话。我不能，您干脆丢掉您那一套吧，”她说，嘴唇颤抖起来，沉默了一下，“这是真的。我宁可上吊。”

涅赫留多夫觉得，她的这种拒绝，是对他的一种憎恨，因为她不能饶恕他对她的凌辱，不过，也还夹杂着一些别的、美好而重要的东西：这是她在完全平心静气下重提她上次的拒绝。这便一下子消除了涅赫留多夫心里的种种猜疑，回到了原先那种严肃、庄重和感动的心情。

“卡秋莎，我原来怎么说的，现在还是怎么说，”他特别严肃地说，“我请求您跟我结婚。如果您不愿意，暂时还不愿意，我也和原先说的那样，要跟您在一起，您被发送到哪里，我也跟到哪里。”

“那是您的事。我不想再多说了。”她说，嘴唇又哆嗦起来。

涅赫留多夫也沉默了，觉得无法再说下去。

“我现在要到乡下去一趟，然后到彼得堡去。”他终于振作起精神说，“我要为您的事……为我们的事去奔忙。上帝保佑，他们会撤销原判的。”

“不撤销也无所谓。我即使不是因这件事，也会因别的事受苦的……”她说。他看见她费了很大力气才忍住眼泪。“怎么，您见过缅尼肖夫吗？”她忽然问道，以此来掩饰自己的激动，“他们没有罪吧，是吗？”

“是的，我认为是这样。”

“那是多好的老太婆啊。”她说。

他把他从缅尼肖夫那里得知的情况全都告诉了她，并问她需要不需要什么东西。她回答说什么也不要。

他们又沉默了一阵。

“那么，关于医院的事，”她忽然说道，用斜视眼瞧了他一眼，“如果您希望我去，我就去，以后我也不喝酒了……”

涅赫留多夫默默地看了看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在微笑。

“这样很好。”他只能说这么一句，便和她告别了。

“是啊，是啊，她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涅赫留多夫想。他已消除了原来的怀疑，感受着一种全新的从来没有感受过的心情：他相信爱是不可战胜的。

玛斯洛娃这次会晤之后便回到臭烘烘的牢房里，脱下囚衣，坐在自己的床位上，双手放在膝盖上。

“喂，怎么样，你们见过面了？”她们问。

玛斯洛娃没有回答，坐在高高的板床上，摇晃着两条够不到地板的腿。

“有什么好哭的呢？”道口工说，“最重要的是不要灰心。哎，卡秋莎，你说是不是呢！”她说，手指快捷地编织着。

玛斯洛娃没有答话。

“怎么，或许是他变卦了，不跟你结婚了？”柯拉勃列娃说。

“不，不是他变卦，而是我不愿意，”玛斯洛娃说，“我就这样对他说了。”

“瞧，你真是个傻瓜！”柯拉勃列娃用她那男低音般的嗓门说。“他说：‘不论把你发送到哪里，我都跟你去。’”玛斯洛娃说。“他要去，就去，他不去，就不去。我可不求他。现在他到彼得堡去奔走。那里所有的大臣都是他的亲戚，”她继续说，“不过，我还是不需要他。”

“这当然喽！”柯拉勃列娃忽然同意地说，一面整理着口袋，显然她在想别的事，“怎么样，我们来喝点酒吧？”

“我不喝了，”玛斯洛娃回答说，“你们自己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