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历史演变

事事有矛盾，时时存矛盾。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事物矛盾的法则既是自然、社会的根本法则，同时也是思维运动的根本法则。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一原理，“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对此，列宁曾深刻地总结到，“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甚至把对立统一的矛盾看成是辩证法的根本和核心。在他看来，在事物内部和事物发展的过程中，总是存在着多层次、多类型的矛盾。由于每种矛盾所处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存在差异，矛盾的性质也会存在差异。列宁强调，“哲学家黑格尔说得对：矛盾推动生活前进，而活的矛盾要比人的理智对它的最初感觉更丰富、更多种多样、更富有内容。”这就是说，那种与其他矛盾相比而言，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的矛盾就是我们常说的主要矛盾。在唯物辩证法的语境中，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的变化形式往往是复杂多变的。这种多变性体现在事物矛盾体系中，非主要矛盾虽然受制于主要矛盾，但它并非完全消极被动。实际上，它以自身的特性影响和制约着主要矛盾。

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矛盾的观点深刻阐明了矛盾是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动力。正确理解和处理社会主要矛盾，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自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以来，随着我们党对基本国情认识的不断变化，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1．对过渡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

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直十分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来透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的观点，认识到人类社会同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一样，不但充满了矛盾运动，而且正是在自身矛盾运动的推动和作用下持续向前进步。毛泽东曾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就是说，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矛盾的存在十分复杂，而且这些矛盾在社会发展中所占有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不同的。

毛泽东还认识到：“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候，列宁和斯大林研究苏联经济的时候，也告诉了这种方法。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梳理毛泽东的著作可以看出，毛泽东在他的代表性著作《矛盾论》中曾反复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矛盾的观点，创造性分析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对立统一及相互转化的基本规律，并指出主要矛盾是那些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的矛盾，而次要矛盾就是那些居于次要和服从地位的矛盾。鉴于此，他强调，“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具体的实践中，主要矛盾就表现为中心工作、主要环节和工作重点。基于这一认识，毛泽东告诫全党：“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

新中国成立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探索和深入分析。早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他高瞻远瞩地指出，在推翻了“三座大山”、完成土地改革之后，中国社会仍然存在三股社会力量即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农民及其他阶级。与此对应，社会主要矛盾就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因此，在过渡时期，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是共产党人应当着力解决的矛盾。对于如何解决过渡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认识到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同质的方法加以解决。对此，他做了进一步分析后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他还提出由于社会条件及时代的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虽然消失了，但是，新过程和新矛盾随之就会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应当随之发生变化。

2．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曲折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课题，完成这个新课题首先要弄清楚的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以及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对于这个问题，列宁曾进行过初步探索，他指出，“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以后，毛泽东和我们党对我国社会的矛盾状况进行了科学的分析。1956年9月，中共八大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将随之发生新的变化。据此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应该承认，这一判断是符合实际的，为确定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提供了基本依据。这表明党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走出了崭新的一步。这就要求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要集中到发展生产力，尽快地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上来。到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指出，在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情况下，“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他还强调，“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中存在的矛盾的性质、基本内容和特点的把握是全面的、系统的，他明确提出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社会矛盾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政策总体上来看是基本正确的。

然而，随着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由于毛泽东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偏离了党的八大做出的正确判断。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到了1962年，他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始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做法。这一历史悲剧充分说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认识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原因。

3．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会议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实现了党在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会议明确提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要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决策。

这一时期，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矛盾学说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说：“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由此可见，邓小平对当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恢复了党的八大做出的正确判断，纠正了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可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重回符合中国客观实际的正确轨道。

1979年3月，在全党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的主要矛盾。他还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就此做深入的具体的研究。”根据邓小平的这一判断，1979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现在，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在20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目前很低的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到现代化水平，为此而改革我国目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妨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部分，扫除一切不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旧习惯势力，这就是我国现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全国人民在现阶段的中心工作。”

基于这样的认识，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提出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他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果说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邓小平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既然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确定，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就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尽快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重新准确认识和把握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才在党的十三大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出了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等一系列重要思想。由此，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和根本任务都是为了集中解决这一社会主要矛盾。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取得巨大成就的深层原因。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进一步坚持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写入党章。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再次强调：“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解决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战略思想。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着力解决社会主要矛盾。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两个没有变”，即初级阶段的国情没有变和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2012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强调“三个没有变”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这一国际地位没有变。

“历史充分说明，党和国家事业能不能顺利发展，同我们能否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能否在这个基础上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战略策略，紧紧联系在一起。坚持从我国社会实际状况出发，在诸多社会矛盾和矛盾全局中敏锐地抓住主要矛盾，自觉围绕主要矛盾部署党和国家全局工作，是我们党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分析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问题的一条成功经验。”经过长期的酝酿和思考，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郑重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报告同时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对我国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是自1981年以来，有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述的首次改变。这一变化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即“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判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深刻总结，是党的十九大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历史贡献。

理解这一变化要从哲学的高度进行把握。我们要认识到，经过一定的量变，事物就会发生部分质变，发展则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时虽然主要矛盾变化了，但并没有终结这一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变”与“不变”是辩证统一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对立——如果一个事物包含着对立，那么它就同自身处在矛盾中，而且它在思想中的表现也是如此。例如，一个事物是它自身，同时又在不断变化，它本身含有 ‘不变’和 ‘变’的对立，这就是矛盾。”这就是说，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在事物保持其本质的条件下，主要矛盾“变”与过程自身“不变”的内在统一，是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同时我国所处历史阶段没有改变的论断，体现了对唯物辩证法的坚持和运用。

历史唯物主义也强调，“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较长历史时期内发生的一次十分重要的阶段性变化。当前，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有了较为显著的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已经达到了世界前列。同时，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强。这两方面的变化，表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原有表述已经不能准确反映我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也很难完整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性转变，更不能准确反映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从而作出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新表述是十分正确合理的。

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过程中的变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虽然我国目前已经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水平，但同时也面临着较多困难和风险。恩格斯曾指出，“为了达到伟大的目标和团结，为此所必需的千百万大军应当时刻牢记主要的东西，不因那些无谓的吹毛求疵而迷失方向。”列宁也曾指出：“政治事态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变化中看到“没有变”，善于找出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及时转移工作的重点。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不断夯实实现中国梦的物质文化基础。”总之，我们既要看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所带来的关乎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也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和根本任务并没有发生变化。我们仍然需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