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战略思维的历史起点

李洪峰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关于战略，毛泽东曾经讲过很深刻、很经典的三段话。第一段话，战略即全局。毛泽东说：“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以军事战略而论，毛泽东一口气列举了近40对需要研究关照的相互关系。他说：“战略问题，如所谓照顾敌我之间的关系，照顾各个战役之间或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照顾有关全局的（有决定意义的）某些部分，照顾全盘情况中的特点，照顾前后方之间的关系，照顾消耗和补充，作战和休息，集中和分散，攻击和防御，前进和后退，荫蔽和暴露，主攻方面和助攻方面，突击方面和钳制方面，集中指挥和分散指挥，持久战和速决战，阵地战和运动战，本军和友军，这些兵种和那些兵种，上级和下级，干部和兵员，老兵和新兵，高级干部和下级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红色区域和白色区域，老区和新区，中心区和边缘区，热天和冷天，胜仗和败仗，大兵团和小兵团，正规军和游击队，消灭敌人和争取群众，扩大红军和巩固红军，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过去的任务和现在的任务，现在的任务和将来的任务，那种情况下的任务和这种情况下的任务，固定战线和非固定战线，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这一历史阶段和那一历史阶段，等等问题的区别和联系，都是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但若用心去想一想，也就都可以了解，都可以捉住，都可以精通。这就是说，能够把战争或作战的一切重要的问题，都提到较高的原则性上去解决。达到这个目的，就是研究战略问题的任务。”“战争的胜败的主要的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

第二段话，战略即主要矛盾。毛泽东说：“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主要矛盾，由于它的存在与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任何过程如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坠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第三段话，战略即预见。毛泽东说：“为着领导，必须有预见。”“而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战略即全局，战略即主要矛盾，战略即预见。不能把毛泽东这三段话理解为战略的定义，但这是毛泽东关于战略问题的主要的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按照毛泽东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毛泽东战略思维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我们认为：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文章，是毛泽东战略思维的历史起点。这两篇文章是《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之作，也是毛泽东战略思维的奠基和开篇之作，从而也是中国共产党战略思维的奠基和开篇之作。为什么这么说呢？

先看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1925年12月，毛泽东依据当年发生的“五卅”革命运动和各地农民运动的经验，并针对党内当时存在的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发表的最重要的一篇文章。

文章一开头，毛泽东就开宗明义，旗帜鲜明地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文章通过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各阶级经济状态及其政治态度生动翔实的分析，最后得出结论：“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题注指出：“毛泽东此文是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毛泽东并且预见到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在革命高涨时将要分化，其右翼将要跑到帝国主义方面去。一九二七年所发生的事变，证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的这段话，可以理解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画龙点睛之笔。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第一次全面概括地分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第一次成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和回答了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领导力量、依靠力量和联合力量问题。很显然，毛泽东在这里讲的是中国革命的全局问题、战略问题，是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再看第二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在参加湖南省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之后，用32天时间，到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和长沙五县考察农民运动。毛泽东广泛、细致地听取有经验的农民、从事农运工作的同志和农村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的意见，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2月12日，毛泽东由长沙回到武汉。2月16日，致信中共中央，在简要报告考察行程后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他报告了自己在考察中纠正的几个主要错误：“（一）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二）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三）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稍后，毛泽东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报告说：“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报告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题注指出：“毛泽东此文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并写了这一篇报告。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意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而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他们的错误，主要是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一九二七年春夏国民党之所以敢于叛变，发动‘清党运动’和反人民的战争，主要就是乘了共产党的这个弱点。”毛泽东的这段话，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画龙点睛之笔。《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这两篇文章，可以说为姊妹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进一步阐述了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依靠力量问题。很显然，这篇文章同样讲的是全局问题、战略问题，是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而土地问题又是农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只有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深受压迫的农民群众，只有把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放在革命的中心问题的地位上，只有彻底解决了农民问题、土地问题，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周恩来讲过，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艺术，要照顾全局，照顾多数，以及和同盟者一道干。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作风是：中华民族的谦虚实际；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忍顽强。这是极为中肯的。

在我们党内乃至国内，毛泽东不是最早从事农民运动，也不是最早研究农民问题的人，但他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真正懂得农民并且对农民问题解决得最彻底的人。毛泽东不是最早研究中国国情的人，但他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真正吃透中国国情、对改变中国落后面貌贡献最大的人。毛泽东不是最早研究中国革命战略、中国革命战争战略的人，但他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开创中国共产党战略思维优良传统的第一人，是驾驭中国革命战争全局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全局的伟大战略家。所有这一切，都得益于毛泽东的战略思维。而毛泽东战略思维的历史起点，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由此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战略思维的优良传统。

（作者李洪峰：中共中央纪委驻文化部纪检组原组长、文化部原党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