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三十八岁到四十二岁的五年间，除了不时地扈从武帝出巡，司马迁潜心述史，到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接到了一项新任务，即主持修订太初历，对于这个任务，司马迁的态度是非常积极的。

现代人对于历法的态度与古代人是完全不同的，现代人只把历法看成一种记年月日的规则，除此之外并没有太多别的意义。而古人却对历法极为重视，其一是因为古时还是农业社会，历法对春耕秋收有指导意义，历法的准确与否，与农业的收成有极大的关系；其次是统治者也把制定历法当成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从西周到春秋，只有天子才有制定历法的权力，到战国时，各国称王，自行制历，周天子的共主地位也就不复存在。可以说，改历就是改朝换代，司马迁在《史记·历书序》中也说：“每个新的朝代开始时都是非常谨慎的，要改定历法，更换服色，推求本天的元气所在，以顺承天意。”大汉朝自建立之初，就在要不要改历和易服色以及如何改易等事情上争论不休，众人的意见大多都集中在要改正朔和易服色上，只是究竟如何改易，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法有一个定论。一直到太初元年，皇帝既然已经在元封元年第一次到泰山去封禅了，这时也决心要把改历和易服色的事情一鼓作气地完成，而司马迁得以参与并主持如此重大的事情，自然要感到格外自豪了。

在这一年，司马迁还修正了《史记》的断限，并与壶遂讨论了作史的义例。《史记》的断限原本是由司马谈确定下来的，即上起陶唐，下讫获麟即元狩元年（前122），而司马迁则把《史记》的起始时间上推至黄帝，把下限下推至太初元年（前104）。壶遂曾与司马迁一起主持修订太初历，当时的官职应该是太中大夫（郎中令的属官，秩千石，掌议论），与司马迁或许还是好友。他问司马迁：“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壶遂表面是问孔子作《春秋》的目的，而实际上是在问司马迁修史的目的何在。这时候的司马迁仍然是豪情满怀的，他借老师董仲舒的话回答壶遂说：“我曾听董先生说：‘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嫉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退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贬抑无道的天子，斥退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司马迁的原文，是“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退诸侯，讨大夫”还罢了，天子之为天子，即是天命所归、皇权所在，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官，何德何能，而能“贬天子”？后来班固作《汉书·司马迁传》，即将这一句改为“贬诸侯，讨大夫”，删去了“贬天子”三字，因为班固深知天子是不可贬的。而司马迁却以为天子是可贬的，司马迁的这种想法，也为他后来的遭遇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