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都区位论——以长安都城的政治地理实践为例证

侯甬坚

在地理或经济学说史上，一般均以1826年德国经济学家约翰·冯·杜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的出版作为区位论产生的一个标志。到1909年，又一位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撰写的《工业区位论》出版，成就了德国农业、工业区位论之双璧。再到1932年，极富探索精神的沃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在德国埃尔兰根大学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德国南部的中心地》，其副标题“关于具有城市职能的聚落的分布和发展规律的经济学-地理学考察”，更清楚地表达了这篇论文的研究性质和方向，足见德意志民族在探索事物发展规律方面所饱有的兴趣和素养。

较早将区位论引入中国的人士，留英学者任美锷先生是其中一位，系在他提出的“建设地理”里面予以介绍和运用。1942年2月18日，在重庆出版发行的《大公报》上，留英地理学者沙学浚发表《地位价值》一文，涉及一国之首都的位置价值问题，具有一定的区位论色彩。1946年5月5日，当国民政府迁回南京之前，学界和社会上曾有过非常激烈的选建都城问题的讨论。当年12月10日，倪志书在《中央日报》上发表的《中国古都区位论》一文，先从历史地理角度分析中国历史上五大古都之利弊，然后认为当下的中国，设立南京（首都）、西安（陪都）、北平（陪都）三都较合理，理由是在中国历史上，凡属真正统一全国的王朝，其首都均在以此三都为顶点的等边三角形之上，否则其国势颇多偏安之嫌，不能相互顾及，向社会各界提供了采用区位论思想做出的分析结论。

若就德国区位论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而言，的确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生产过程中，为阐发生产要素布局特征和追求有效利润目的而做出的经济学分析，那么，这样具有浓郁经济地理色彩的理论可否或如何在古代国都选址过程中加以运用和认识，还是需要在一个相对规范的研究框架中展开和进行。

1984年9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卷内的《人文地理学》分册应社会各界之急需，破例率先安排面世，给学人们带来了一个意外和警醒，其中的“政治地理学”条目之下排列着“行政区划”“领土”“地缘政治学”三个辞条，却无“国都”或“首都”这样的辞条，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国都研究资料的缺乏，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现实中的国都研究远不如历史上的国都研究方便易行。

本着学术探讨的目的，本文谨以汉至唐时期长安都城的政治地理过程为例证，做一次区位论指导下的尝试性研究，甚望得到有识者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