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一步：如何在全国选择稳妥的建都区域

在政治地理学中，国都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因为是政治中枢所在地，是向全国发号施令的地方，其重要性就异常显著，这种重要性自然是贯穿于国家历史之始终，无论何时，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和敏感性。

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选建国都甚至是同这个国家的建立同时进行的。如果这个国家所拥有的疆域范围广大，就意味着国都选建过程当有极为丰富的内容；如果这个国家的面积并不大，也并不因此而缺乏选建国都方面的实际内容。

然而，选建都城之事项属于军国大计，在政权建立伊始开始考虑的这件事，基本上都是有关人士在秘密进行，对外讳莫如深，因此之故，其过程在文献中被记录下来的内容偏少，研究者也就难以拥有较为直接的资料，这是一个基本事实，而且时代越早这种情况越明显，在研究中需要另辟蹊径，予以通解。

事实上，在积累已相当丰厚的中国古都研究领域，与区位论有关的研究，时常总是围绕着国都选建过程和内容展开的，应该说这是由区位论的性质所决定的。对于现代地理学和经济学来说，区位论是关于人类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空间组织优化的学问，但这些人类活动总会有一个什么时候开始的问题潜藏于其中，历史学者来考虑它时，就会自觉地追根溯源，将它从历史深处发掘出来，做法是依照历史过程将它尽可能地复原展示出来，并做出历史地理学或古都学的分析判断。于是，这里也就基本表明了何以国都选建的问题，会是有关国都的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一条重要考察路线之缘由。

1986年，笔者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时，曾收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惠寄的会议邀请函，通知考虑撰文参加当年冬季在杭州举行的中国古都学会年会，至会期召开时，笔者便将刚撰写好的《中国古都选址的基本原则》一文托人捎至杭州会场（一捆百份油印稿），两年后方收到了正式出版的会议论文集。

笔者撰写《中国古都选址的基本原则》一文的初衷是重在归纳，因而全文归纳出了区域中心地、内制外拓、故地人和、因地制宜4个原则。在区域中心地原则一节的论述中，是将中国古代“择天下之中而立国”的思想与克氏的中心地学说（Central Place Theory）相向而论，认为古代中国的区域中心地思想初级且理想，另外在次级区域的都城选址中亦可得到实现。

由于一直在西安生活和工作的缘故，在史念海先生所倡导的古都学学术研究活动中，笔者主要以长安都城作为观察和研究对象。至2000年11月，为《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撰写的《定都关中：国都的区域空间权衡》一文发表，由于持有将国都定位看作是一种区域空间现象，将区位论、博弈论引入历史政治地理中的国都定位研究之中的看法，因而在思考中试图走出“就都城论都城”的形式，进入更大的思考空间。

该文从西汉王朝择都之始立论，分析汉初关西、关东和楚越三大地区并列形势下，关中在更大范围内拥有的区位优势，当时刘邦君臣系从全国多个关键区域中权衡后定都关中，是基于全国的区域格局所做的高超的空间权衡。按照政治地理的框架内容，国都定位后存在着对内安全、对外发展两种空间指向，考察汉唐历史的结果表明，关中可谓中国古代建都史上区域空间权衡之极选。

关于国都选择的步骤，该文论述为：“这种先在全国范围内确定某一区域（地区），再从中确定都址的做法，集中表明国都定位属于一种区域空间现象，是一种基于当时的区域格局所做的高超的空间权衡。”对于一个新王朝的定都过程，一般著作的论述都比较简略，如《中国历史纲要》对汉初的介绍，“公元前二〇二年，刘邦称帝（即汉高祖），建立起历史上著名的汉王朝。初都洛阳，旋迁长安”，即刚刚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军事集团，急于选择一地作为都址，一旦选定就成为历史事实，多不询问其中还有基于全盘格局的细致而周密的政治地理构建内容，这就影响到人们的思考判断。

关中一词在文献里的出现，据史念海先生《古代的关中》一文，较早是在《战国策·秦策四》。这一条史料名为“顷襄王二十年”（前342年），记楚人黄歇游说秦昭王的事迹，最后的表态是如果听从了他的“善楚”之策，秦国一旦东向，就会出现“韩必为关中之候”“魏亦关内候矣”的情况。这里所说的关中，可以说是秦国的一种指代了。而后关中一词的使用在逐渐增多，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关中大索二十日”“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等，至秦末二世亡，其兄子公子婴被立为秦王，子婴曾说“吾闻赵高乃与楚约，灭秦宗室而王关中”。至于秦末农民起义之后的楚汉战争，天下更是风起云涌，战事不绝，连续五年，待汉王刘邦战胜项羽集团后，方才有所安宁。

正是在汉王五年（前202年）正月甲午，刘邦“即皇帝位氾水之阳”，确定“都洛阳，诸侯皆臣属”，至五月，“高祖欲长都洛阳，齐人刘敬说，及留侯劝上入都关中，高祖是日驾，入都关中”，情形可谓急转直下。至“六月，大赦天下”，国事初定。娄敬（刘敬）、张良向高祖建言中，说尽了放弃洛阳、选建关中的理由，地区用词有秦地、秦中和关中，皆不及具体地点（都址），最清楚地显示了选建国都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先选择一个稳妥的建都区域，这符合秦统一后疆域广大、各区域的区位优势不尽一致的事实。关中一词有广义、狭义两种用法，这里使用的是狭义的用法，如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所云：“关中自汧、雍以东至于河、华。”具体所指的是渭河下游平原的范围，后世习称为关中平原。

这样着眼于全国可控地域选择出来稳妥的建都区域，之后再在该区域内确定都址的做法，可以概括为“两步走”的操作方式。西汉初期汉高祖君臣的择都实践，在历史上第一次较为清晰地展现了这一过程。对于这种实践活动，笔者于2007年曾做过一次归纳，具体表述为：

一个王朝的疆域范围有大有小，只要是择都，无论其版图大小，都有一定的选法。从选建都城的步骤来说，是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先在全国有效控制范围内选择最合适的区域；第二步是在选定的区域内再来确定都城位置（实际上是某一地点）。第一步属于战略选择，体现的是国都定位的空间权衡能力；第二步为综合性的技术选择，体现的是因地制宜的判别技艺。排比择优，是其中最主要的博弈要领。

在国都选择的政治地理实践中做出的上述归纳，理应看作是古代区位论思想的一种表现，这样的基于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政治地理实践活动及其表征，是否在西汉之后，乃至近现代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也是这样，值得予以关注和探究。

近读沙学浚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国之中枢区域与首都》，针对当时条件下国民政府的选建国都问题，发表了非常清楚的看法：“本文根据历史与地理两个因素，确定新首都应在何区域，再就国策与力源两个因素，确定新首都应在何都市。”对于“力源”一词，作者还专门解释道：“力源（Basis）借用自克劳什兹之《战争论》一书，在本文里表示一国或一个政治势力的首都之选定，主要着眼于力量策源地所在之区域。首都建于该区之中央或其不远的附近，不但感到安全，而且便于接应与运用”。这里提出的“力量策源地所在之区域”，正是本文这一部分所述的“稳妥的建都区域”，这是所指出的“力量策源地”，自然属于中国人文地理学家颇具学术意味的一种新表达。对此，我们若执意于“力量”一词内涵的分解，则会有人力、物力、财力和武力各项产生，若对国都的政治主导因素予以充分的辨析，则会在行政力之后再识别出决策力这两种相关而有别的机体素质，若对国都所在的地理位置加以参详，则会有地利方面的因素时隐时现，如若对一国之都之不足之处实施积极的补救，则会有分项的或综合的建设力体现出来，这种建设力持续不断地坚持，才会产生使全国上下瞩目和效法的首善之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