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各种迁都理由的罗列分析

前耶鲁大学查尔斯·西摩讲座历史教授——已故的芮沃寿教授所撰写的《剑桥中国隋唐史》的隋朝部分，曾对隋初人们眼中的长安旧城给予了精彩的解说：

……杨坚在汉朝的古都夺得政权，那里经过许多世纪的分裂，曾经再三地被洗劫、焚毁和重建。在此期间，它成了许多短命王朝的国都，其中大部分（如北周）的统治皇室和社会精英为非汉族。此城不大，也不对称，已经古老和破落，饮水也带涩味；它充满了被杀害者的幽灵，也勾起了人们对连续的政治失败的回忆。……

论述至此，我们很愿意将前面已经谈到的隋初迁都意见，即那些使人可以感觉得到、看得见、说得出来的原因做一次罗列，目的是为进一步的分析提供叙述上的方便。

其一，旧城自汉以来，“凋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死人既多，阴魂不散，致使“宫内多鬼妖”，这些均为隋文帝杨坚所难以接受。

在开皇二年的“迁都宣言”中，借最高统治者之口所给出的“此城从汉，凋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之理由，是极为重要的。过去的帝王都是心理作用极强的人，经过许多年的血肉拼杀和极力经营，他们终于登上了最高统治者的宝座，对于居住环境，只要有可能，主事者上下都会顺着当时特别的心态和调子来求改变。

其二，旧城“台城制度”狭小，居住混乱，“宫阙之间，并有人家”，不合制度礼仪，不符合新王朝的气派，必须迁建新都予以改变。

“上素嫌台城制度迮小”的话语，是借太师李穆之口记录下来的，其内容也是真实可靠和弥足珍贵的。两汉之后经过魏晋南北朝时代，难计其数的战乱发生或波及长安，这里的基本面貌其实尚不清楚，其空间的狭小、建筑的凋敝、人员的混杂、市面的不景气究竟到达什么程度，城市破败成什么样子，还需要予以研究厘清，但城市内（包括宫殿内）比较混乱应该是一种基本的情形。元人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二记“京城·隋唐·皇城”部分（此处“隋”字当去），曾云“自两汉之后，宫阙之间，并有人家。隋文帝以为不便于事，皇城之内，唯列府寺，不使杂人居止，公司有办，风俗齐肃，盖隋文帝之新意也”。如若遭遇到特殊情况下的突发事件，长安城的基础设施是否可以满足国都管理者的需要，起到应负的职责，这也是最高统治者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这里涉及的是长安旧城的基本布局情况，对此，曾有学者评价说：“汉长安城内部宫殿、官署、民居相互混杂的布置格局，从后世风水学角度考虑，是一个重大的失误，因为它与传统风水理论讲求外形方正、内部协调对称、等级分明的阳宅建造原则颇有差距”。《类编长安志》所记，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视之，是不堪使用、不便管理的，隋文帝杨坚的感觉是不能忍受，必欲予以改变方才平抑胸怀，那最彻底的解决办法就是迁移都址。正因为如此，杨坚在“迁都宣言”中就说到了，所谓“公私府宅，规模远近，营构资费，随事条奏”，朝廷对此决意拿出国帑，建造新的都城，以打消各级官员及有资产者的顾虑。

其三，旧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这涉及所有居民的实际利益。

两汉魏晋南北朝长安城，其中为都的历史甚长，作为有行政建置的城市，这座城从公元前205年定为都城，到公元583年开始搬迁，共存在了780多年，常住人口总在数万数十万间，汲取井水和流入城中的河水，为城市居民的生活用水来源。按《汉书·五行志》载：“元帝时童谣曰：‘井水溢，灭灶烟，灌玉堂，流金门’。至成帝建始二年三月戊子，北宫井泉稍上，溢出南流……”是借一些井泉上溢的自然现象，用以预示当时的某种社会现象，却在无意中记录下城中地下水位上升的事实。

长安旧城地处渭河一级阶地上，这里是地下水富水区，埋深一般在5米以内，含水层厚度大，分布广，补给来源充足。长安城西南方向的昆明池则处于二级阶地上，昆明池蓄水必然造成长安城地下水位的上升，有时会导致地表出水、泻卤为害的现象，影响城市居民正常的生活。新都大兴城亦地处渭河二级阶地上，这里也是地下水富水区，埋深一般在5—10米，少部分地区10—20米，潜水矿化度自南而北增大，河流沿岸有所减小，潜水下面的承压水也很丰富，局部地段形成自流水。

除了地下水上升带来的溢水问题外，大量垃圾和粪便处理不了，又会形成另外一种极为严重的城市污染现象，尤其是夏季降水频发时节，在排水不畅的情况下，道路泥泞，污水四溢，给城市居民增添无尽的烦恼。

其四，渭河多沙，关东漕粮运输不便，时常造成“关内饥”之恐慌，直接影响到统治者管理国家的根基，移都可以促进新漕渠的开凿，保证漕运的通达。

在隋文帝杨坚本纪中，是在开皇四年（584）六月提到开渠通漕之事，在《隋书·食货志》里，是在开皇三年（583）提到长安粮食储存不足的情况。长安的粮食储存不足，向来是通过漕运的方式加以解决的，而漕运的路线大致分为两段：从关东产粮地运至潼关；再从潼关运至长安城。漕运事大，关系到京城统治集团及其民众人心稳定的问题，统治者对此都是不遗余力地加以促进的，只不过当时漕运中碰到的困难很大，往往还难以克服：

开皇三年，朝廷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于是诏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又遣仓部侍郎韦瓒，向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米四十石，经砥柱之险，达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后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浅，漕者苦之。四年，诏曰：

京邑所居，五方辐凑，重关四塞，水陆艰难，大河之流，波澜东注，百川海渎，万里交通。虽三门之下，或有危虑，但发自小平，陆运至陕，还从河水，入于渭川，兼及上流，控引汾、晋，舟车来去，为益殊广。而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计其途路，数百而已，动移气序，不能往复，泛舟之役，人亦劳止。朕君临区宇，兴利除害，公私之弊，情实愍之。故东发潼关，西引渭水，因藉人力，开通漕渠，量事计功，易可成就。已令工匠，巡历渠道，观地理之宜，审终久之义，一得开凿，万代无毁。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运，沿溯不停，旬日之功，堪省亿万。诚知时当炎暑，动致疲勤，然不有暂劳，安能永逸。宣告人庶，知朕意焉。

于是命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转运通利，关内赖之。诸州水旱凶饥之处，亦便开仓赈给。

漕运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即“以给京师”，漕粮运到京师的重大意义，在于保证帝王江山之“万代无毁”。当时“京都有龙首仓，即石头津仓也，台城内仓，南塘仓，常平仓，东、西太仓，东宫仓，所贮总不过五十余万”，主要负责官员即为仓部侍郎。为了把漕粮运到仓库里，仓部侍郎韦瓒都被派到蒲、陕二州以东的地面上，募人（主要是水手）经过砥柱之险，把集中在洛阳的米谷运过来。

漕运依赖水路，水路是建立在天然河流之上，关东至潼关一段水路，依赖黄河河道运输，尽管其间有砥柱之险，但河水之水量没有问题，可以在人力的支持下，将漕粮运至潼关。问题是从潼关至长安城一段，所借助的渭河河道，竟然是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难倒了当时的漕运之人。

开皇四年（584），杨坚亲自下诏来展现同臣属商议的一个结果，那就是修建一条人工运河——漕渠，解决渭河水运中碰到的问题。诏书中将这么做的原因及其道理都讲得非常清楚了，不清楚的只有一处，即既然是“渭川水力大小无常”，在其河道南面大致并行再修一条漕渠，水力方面还是“西引渭水”，那么，渭河的水力到底能否支撑新修漕渠的运粮需要呢？

开皇四年六月壬子（584年8月3日）这一天，是漕渠“开渠”的日子，其目的是“自渭达河以通运漕”。具体的实施过程，是杨坚“命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当时任用的开漕渠大监是原行军总管郭衍，兼漕渠之役的是兵部尚书元晖。既然渭河下游南岸有华州之广通仓，这条漕渠也就有了“广通渠”之名。这个广通仓的位置，有可能是靠近关东漕船上行后最便于转输的地点。

有关这条漕渠的情况，在上引《食货志》中最关键的一句话是“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这个大兴城东的位置在哪里呢？及至到了当年九月乙丑（10月15日）这一天，隋文帝杨坚“幸霸水，观漕渠，赐督役者帛各有差”，才使我们看出来，所谓“大兴城东”的位置就是与霸水（今灞河）河道的连接处。一年后，又有“改鲍陂曰杜陂，霸水为滋水”的事情，均说明隋廷对灞河河道十分关注。

有学者提出“隋唐所开凿的漕渠都是对汉代漕渠的重开或疏浚，渠道和水源略有变迁，渠线基本上是一条。隋代的漕渠仓促开成，除把渠首向西延伸到咸阳县南十八里的兴成堰外，渠线和尾闾均未改动”。据《食货志》所载，隋初开凿的漕渠，西起大兴城东，也就是起自霸水，再向东至于潼关。漕渠在大兴城东面的水源有二，一是开漕渠大监郭衍率领水工，开凿经大兴城北的水渠，引来的渭水，二是灞浐汇合后的天然径流，可以引入到漕渠里，增加漕渠的水量。三百余里的漕渠，沿线还要接纳来自秦岭北坡的诸多清凉之河水，泥沙极为有限，吃水却在逐渐加深，因之可以托浮起沉重的漕船，把粮食等物质运往国都大兴城。

最后，我们还是应当询问隋初新开漕渠的运输效果如何？《食货志》记述这方面的情况是令人满意的，即所谓“转运通利，关内赖之。诸州水旱凶饥之处，亦便开仓赈给”，似乎真是满足了关内各方面的需求，达到了杨坚诏书中所说的那些目的。然而，实情并没有这么理想。开皇四年九月乙丑杨坚到霸水旁观看漕渠的当月，他又“驾幸洛阳，关内饥也”，这一次可以说是漕渠刚刚修成，时在秋季，漕渠内限于水位不高，还不能运载东面的漕船。即便是开皇四年之后，由于秋冬季节各处水源来水减少，仍旧会影响漕船的往来，只有夏季是抓紧漕粮运输的最好季节。再者，漕渠修通后，对漕渠本身的维护也是一项经常性的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