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唐都长安的影响

从历史的角度看，唐都长安的兴盛与毁灭，都曾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西部历史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具体些说，唐都长安的兴盛，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而唐都长安的毁灭，则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西部地区的历史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唐都长安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唐朝社会的进步。在唐代的鼎盛时期，长安城物华天宝，人文荟萃，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这种繁荣景象不仅表现在城市建设方面，而且表现在城市经济文化生活和城市管理方面。唐代长安人口众多，总数达到100多万，这在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由于人口众多，唐代长安的经济生活十分丰富。手工业规模宏大，门类齐全，技术先进，而商业贸易尤为发达。东西二市各占两坊之地，是长安城中的商业中心。东市“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西市也有二百二十行，其中衣肆、坟典肆、药材肆、绢行、帛行相当有名。这两个商业中心集中了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产品，商贾云集，货物山积，交贸往还，充满生机。唐代长安的文化生活也是十分丰富的。长安城既是全国教育最发达的地方，同时也集中了一大批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和宗教界人士。诗歌、散文、书法、绘画、音乐、舞蹈、杂技、体育各有名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动人局面，创造了令人惊叹的精神文明。长安城还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在唐代的290年间，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曾派遣使者来长安学习中国文化。朝鲜、日本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在频繁的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以长安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得到了广泛传播，对东西方诸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有关国家的文化也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此外，长安城的管理水平也是很高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当时世界上没有第二座城市能与长安相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宏大、最繁华、最文明的城市。

唐都长安的繁荣带动了关中地区的发展。据史书记载，在唐之盛时，京兆、凤翔二府及同、华二州辖41县，有户515522，口2972969。其中京兆府辖万年、长安、咸阳等20县，有户362921，口1960188。同州领冯翊、朝邑等8县，有户60928，口408705。华州领郑、华阴等4县，有户33187，口223613。凤翔府辖天兴、岐山等九县，有户58486，口380463，各县所辖村落极多，今西安市所辖七区六县在唐中期即有193乡。特别是关中地区的水利事业相当发达。除修复和扩建旧有渠道外，还兴建了一些新的水利工程。如武则天垂拱年间开凿了升原渠，玄宗开元二年，在华州修建了敷水渠，七年（719）又在同州兴修水利。“于朝邑、河西二县就古通灵陂择地，引洛水及堰黄河灌之，以种稻田，凡二千余顷”。当时，关中地区有名的渠道还有龙首渠、清明渠、永安渠和黄渠等。龙首渠引浐水，清明渠引潏水，永安渠引交水，以供长安之用。至于黄渠则主要供给曲江。由于水利发达，粮食作物组合科学，种植面积很大，产量可观。因此，关中地区也显得相当富庶。

唐都长安的毁灭，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特别是西部历史的命运。由于长安城的毁灭，加之唐末战乱的影响，五代时期关中的生态环境迅速恶化，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都呈现出与前代截然不同的景象。这种变化，在城市规模、郊区村落和水文林木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

五代时期，宏伟壮丽的长安城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所谓“新城”。“新城”是五代前夕由佑国军节度使韩建主持修建的。唐昭宗天祐元年三月，朱温以唐昭宗的名义，命佑国军节度使韩建镇守关中。韩建至长安，见长安城千疮百孔，残破不堪，已无法据守，遂对长安城进行了改建，筑成了“新城”。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上载：“时朱全忠迁昭宗于洛，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庐舍，长安遂墟。建遂去宫城，又去外郭城，重修子城（即皇城也），南闭朱雀门，又闭延喜门、安福门，北开玄武门，是为新城……城之制，内外二重四门，门各三重……东西又有小城二，以为长安、咸宁县治所。”也就是说，韩建到长安后，去掉原来的宫城和外郭城，重新修建子城，封闭朱雀门、延喜门和安福门，在皇城的基础上建成“新城”，作为佑国军的治所，另在“新城”的东西两侧各建一座小城，作为长安、万年二县的治所。至此，长安城的惨景才有了一点改变。韩建所修的“新城”，比唐都长安要小得多。而五代时期的“新城”仅仅与长安宫城相同。考古实测东西宽2820.3米，南北长1843.6米，周长9327.8米，面积约5.2平方公里，仅及当年长安城的十六分之一。这样的面积，不仅不能与汉代的长安城相比，而且也不能与拜占庭等国际性的都会相比。也就是说，唐朝末年，长安城失去了昔日宏伟壮观的场面，规模较前大大缩小，已经根本算不上国际性的大城市。另一方面，唐末以来长安城的内部建筑也不能与盛唐时期相比。唐末“新城”共有五座城门，即东边的景风门、北边的玄武门、西边的顺义门、南边的含光门和安上门。城中有官署、学校、市肆、寺观及民居等建筑，文献中提到的有数十处，目前能够确定方位的只有黄街、含光门街、朱雀门街、安上街、草场街、景风街、府衙、府学、文庙、北市、菜市、草场、秦川驿、大社坛、太庙院、通城巷、樗里庙、真武庙、迎祥观、天宁寺、开元寺、香城寺、资圣院、杜祁公庙、显圣侯庙等等。城外建筑极少，除东边的万年县和西边的长安县外，没有什么新的设置。太极宫早已荡然无存。兴庆宫周围也已辟为农田，长安百姓地契中至有“某处至花萼楼，某处至含元殿者”。大明宫“旧迹悉废，唯复道及含元、蓬莱殿、蓬莱山遗址略存”。曲江池、昆明池等地建筑被毁，池水干涸，“宫殿乐游燕嬉之地，皆为野草”。至于“新城”的人口，最多时不过10余万，也是无法与唐都长安相提并论的。此时“新城”周围仍然是满目疮痍。正如诗人荆叔在《题慈恩寺塔》诗中所说：“汉国山河在，秦陵草木深。暮云千里色，无处不伤心。”。

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长安郊区也急剧衰落。这首先表现在各县人口大量流失。有些人被迫离开故土，流落他乡；有些人则在战争中死亡。《重修文宣王庙记》载：“昔唐之季也，大盗寻戈，权臣窃命，四维绝纽。八銮迁脋于东周，天邑成墟，三辅悉奔于南雍。”这说的是唐末朱温毁坏长安，胁迫唐昭宗及长安居民迁往洛阳，而关中百姓为避战乱大量南迁的事。《资治通鉴》卷二八九载：乾祐三年正月二十八日，“遣使赴河中、凤翔收痤战死及饿殍遗骸，时有僧已聚二十万矣”。胡三省注释说：“已聚二十万，史言其未聚者尚多。大兵攻围积久，其祸如此。”此类记载则是说在唐末五代的战争中，留在关中的百姓又大量地死于非命。迁徙和死亡的结果导致关中人口的急剧下降。到北宋初年，京兆府人口降至52720户，全部关中户数相加，才十几万，口数更少，根本不能与唐朝时期的情况相比。与此同时，地方基层组织也大量减少。今西安辖区内的基层组织，到五代初仅存47乡。由于人口锐减，土地大片荒芜，因而到处是一派残破荒凉。在动乱的日子里，关中地区的许多名胜古迹都遭到了破坏，就连地处渭北的唐代帝王陵墓也未能幸免。后周时人覃用之《再游韦曲山寺》诗中写道：“六街晴色动秋光，雨霁凭高只易伤。一曲晚烟浮渭水，半桥斜日照咸阳。休将世路悲尘事，莫指云山认故乡。回首汉宫楼阁暮，数声钟鼓自微茫。”。这种荒凉的情形直到北宋初尚无多大改变。宋人张礼在城南樊川一带“寻所谓何将军山林而不可得”。岑参的杜陵别业、郎士元的吴村别业、段觉的杜村闲居、元稹的终南别业、梁升卿的安定庄皆已湮没，“漫不可寻，不特何将山林而已”。尚友康诗云：“长安宫阙半蓬蒿，尘暗红梁羯鼓滔。”方回诗云：“客从函谷过南州，略说长安旧日愁。仙隐有峰存紫阁，僧居无寺问红楼。兰亭古痤藏狐貉，椒壁遗迹牧马牛。万古不随人事改，独余清渭向东流。”。

在人文景观发生变化的同时，关中一带的自然景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关中位于黄土高原的南端，自然景观本来是很好的。据文献记载，历史时期关中气候虽有变化，但总的来说还是温暖宜人的。这里地势平衍，号称“八百里秦川”，又有白鹿、少陵、神禾、铜人、细柳、洪渎等原，土质肥美。《禹贡》定之为“上上”等，荣居全国之首。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这里河湖众多，水源丰富，有泾、渭、霸、浐、沣、滈、潏、涝八水。八水之中，渭水为大，自西而东，奔流不息，其他诸水多汇流入渭，纵横交错，形成”八水绕长安”的格局。这里植被丰富，古称“陆海”，非常适宜农作物的生长……但经过长期的战乱，这里的自然环境恶化，已不能和从前相比。一则树木植被大量减少。这种情况在唐末即已相当严重。唐人韦庄在《秦妇吟》中写道：“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采樵砍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华轩绣縠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破落园田但有蒿，摧残竹树皆无主。”再则水资源变得相当短缺。由于乱砍滥伐，森林减少，唐末以来，水资源明显减少。泾、渭、灞、浐等水流量变小，龙首、清明等人工渠道相续干涸，居民生活主要依靠井水。但由于城市污染，长安一带已变为舄卤之地，“井水焦咸，凡阙膳羞烹饪，皆失其味，求其甘者，略无一二”。三则耕地质量大幅度下降。由于人口锐减，水利失修，不少地方又走上了粗放经营的老路。上述情况表明，五代时期关中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与唐代相去甚远，关中地区的生态环境已趋于恶化。

值得注意的是，五代以前，关中是古代王朝建国立都的理想场所。据统计，中国古代统一王朝、割据政权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共建立过217处都城。其中立都时间最长的地方就是长安。五代以前先后有11个王朝、三位流亡皇帝和三位农民起义领袖把国都建在这里。他们是西周、秦、西汉、新、绿林、赤眉、东汉献帝、西晋惠帝和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以及黄巢的大齐，总计历时长达1077年，这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中是绝无仅有的。此外，长安作为国都，其规模之大，在中国古代都城中也是少见的。盛唐时期的长安城更是首屈一指的。它的面积比隋唐洛阳城大1.8倍，比明代南京城大1.9倍，比清代北京城大1.4倍，比安阳、开封、杭州就更大了。这说明，长安一带在五代之前是最适宜建都的地方。但是，从五代到清朝灭亡，除农民领袖李自成外，再也没有人把国都建在长安。国都的位置逐渐由西向东转移。五代时，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分别以开封和洛阳为都。其后，两宋分别以开封、杭州为都，元建大都，明朝先居南京，后徙北京，清朝亦以北京为都。定都立制乃国之大事，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出的决定。在唐末以后的千余年间，所有王朝都不再选择长安一带作为国都，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中已不再是理想的建都之地。很显然，五代时期是关中历史的转折点。

为什么从五代开始，长安丧失了首都的地位？一种观点认为，长安之所以失去首都地位，主要是由于长安的地理位置不太适中。从中国古代都城的地理分布情况来看，这种观点是比较片面的。地理位置固然重要，但都城的确立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并不是简单地取决于地理位置。如果我们全面考察一下中国古代的都城，就会发现地理位置适中的都城是很少的。即以“七大古都”而言，南京、杭州地处江南，开封偏东，安阳偏北，北京更靠近东北，都不能说是“适中”。另一种观点认为，长安丧失国都地位，是经济方面的原因。具体些说，是由于唐朝中期以后，经济重心南移，关中距江南过于悬远，漕运不便。这种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似乎也不够全面。唐宋之际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是客观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中心也必须移到江南去。明清之际江南经济的发展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此时的都城就不是在江南，而是在北京。至于漕运的问题，则是任何一个统一王朝都不可避免的，不论都城设在哪里，都需要得到漕粮的接济，只是漕粮所占的比重不同而已。关中地区本来就是一个经济区，这个经济区面积不大，但当关中经济繁荣之时，漕运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当关中经济区遭受破坏后，漕运才显得重要起来。所以我认为经济并不是长安失去国都地位的唯一原因。

从五代以后的历史状况来看，长安之失去国都地位，主要还是长安城被彻底毁灭、关中生态环境恶化的结果。关中生态环境的恶化不是一朝一夕之故。隋唐两代三百余年，关中地区人口大量增加，黄土高原开发过度，森林急剧消失，天然植被大量减少，水土流失严重，土壤肥力下降，环境污染，水旱灾害不断出现，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关中地区的生态环境。但总的来看，影响最大的还是唐末以来的战乱。唐末以来的战乱毁灭了举世闻名的长安城，也使往日富庶的关中地区变得千疮百孔。这样一来，长安已不如洛阳、开封，关中也不如中原。五代时期是多事之秋，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长安城既已毁灭，关中又如此残破，当然不如定鼎中原，在洛阳或开封建都。正因为如此，五代时长安失去了首都的地位，下降为一般性的地方都会。五代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东部地区成为历代关心的重点。另一方面，关中地区恢复的速度很慢，到宋元时，依然是残破的景象。宋代西北用兵，关中之民“畜产荡尽”“十室九空”。可见宋时关中尚未复苏。及金人占据关中，长安一带再遭受燹。时人李献甫在《长安行》中写道：“长安大道无行人，黄尘不起生荆棘。高山有峰不复险，大河有浪亦已平。”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自然就不会在关中建都了。

虽然唐朝末年以后长安不再是国都，但比较而言，长安一带毕竟是周秦汉唐诸朝的中心所在，地理位置仍然是相当重要的。因而无论是哪一个王朝，都不能不重视长安一带的问题。如后梁开平元年（907）四月，改京兆府为大安府，以长安县为大安县，万年县为大年县。开平三年（909）七月，改佑国军为永平军。后唐同光元年（923）十一月，废永平军，复以大安府为西京京兆府，以大安县为长安县，大年县为万年县。后晋天福三年（938）十月，废西京，在京兆府设晋昌军。后汉乾祐元年（948）三月，改晋昌军为永兴军。后周仍以京兆府永兴军为管理关中地区事务的重要机构。宋元以降，建置不一。元时长安称“奉元城”，明清改称西安，亦为西部重要的军事重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安逐渐恢复了自身的活力，发展成为西部地区最重要的城市。西安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随着关中地区的生态环境的恢复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西安必将迎来再度的辉煌。

（王双怀，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原刊《论唐代的城市建设》，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