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唐代元日、冬至朝参的空间演变

在探讨朝参空间所蕴含的政治意义之前，笔者首先对唐代朝参的地点进行回顾。《唐六典》以外的其他史料及前人的研究成果表明，唐代朝参的实际运作与《唐六典》擘画的理想制度存在一定差异。若轻信《唐六典·尚书工部》的记载，又将其视作唐代通代之制，则偏离了历史的真实。职是之故，笔者有必要对唐代朝参地点及其演变详加说明。由于时间精力所限，本文选择《唐六典》所谓“三朝”之一的外朝空间作为对象来探讨。

（一）唐代太极殿外朝空间的成立

探讨元日、冬至朝参空间时，出现了文献记载相互矛盾的情况，并且这一矛盾记载同样来自《唐六典》。《唐六典·尚书礼部》记载：

凡元日大陈设于太极殿（今大明官于含元殿，在都则于乾元殿），皇帝衮冕临轩，展宫悬之乐，陈历代宝玉、舆辂，备黄麾仗。二王后及百官、朝集使、皇亲、诸亲并朝服陪位。皇太子献寿，次上公献寿，次中书令奏诸州表，黄门侍郎奏祥瑞，户部尚书奏诸州贡献，礼部尚书奏诸蕃贡献，太史令奏云物，侍中奏礼毕。然后，中书令又与供奉官献寿。时，殿上皆呼万岁。（按：旧仪阙供奉官献寿礼，但位次立，礼毕，竟无拜贺。开元二十五年，臣林甫谨草其仪，奏而行之）大会之日，陈设亦如之。皇帝服通天冠。皇太子称觞献寿，次上公称觞献寿，侍中宣赐束帛有差。其日，外命妇朝中宫，为皇后称觞献寿，司宫宣赐束帛有差。凡冬至大陈设如元正之仪，其异者，皇帝服通天冠，无诸州表奏、祥瑞、贡献。凡元正、冬至大会之明日，百官、朝集使皆诣东宫，为皇太子献寿。

上述记载表明唐代皇帝居于太极宫时，元正、冬至（唐代冬至受朝之制始定于玄宗时期）朝参的地点位于太极殿，而不是承天门。在同一部典籍中出现前后相互抵牾的情形，实在是让人费解的事情。

《唐六典·尚书礼部》的记载依据的是《大唐开元礼》。根据《大唐开元礼》卷九五《嘉礼·皇帝元正冬至受皇太子朝贺》、卷九七《嘉礼·皇帝元正冬至受群臣朝贺》记载的正至朝会礼仪，整理如下表：

对比《唐六典》与《大唐开元礼》中关于元正、冬至朝参的记载，其程序几乎完全相同。《唐六典》唯独在注释中多出李林甫奏请增加礼毕拜贺这一程序。由此推断，《唐六典》李林甫注中所指的“旧仪”，当是《大唐开元礼》。这一套礼仪制度在开元年间确实予以行用。《旧唐书·礼仪志》记载：

（开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喦上疏，请改撰《礼记》，削去旧文，而以今事编之。诏付集贤院学士详议。……初令学士右散骑常侍徐坚及左拾遗李锐、太常博士施敬本等检撰，历年不就。说卒后，萧嵩代为集贤院学士，始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成一百五十卷，名曰《大唐开元礼》。二十年九月，颁所司行用焉。

上述记载说明从开元二十年《大唐开元礼》开始行用，其间发生的唯一变化就是开元二十五年，李林甫奏请增加礼毕拜贺的程序。至晚从开元二十年起，元正、冬至大朝会便在太极殿举行。那么，是不是从开元二十年起大朝会的地点才由承天门改至太极殿？

渡边信一郎的研究将考察元会仪式的时代范围上溯至汉代，给予笔者诸多有益的启示。渡边的研究表明自汉代起，元正朝会便在前殿举行。正是从元会礼仪历代相承的角度出发，渡边大胆否定了元会仪在“横断宫城和皇城的大横街”（即承天门）举行的说法，认为“仪式是在与庶民隔绝的空间中（即太极殿——笔者注）举行”。

渡边认为唐代之前元会在宫城前殿举行的说法可以得到《旧唐书·王世充传》的印证：

（王世充）谓百姓曰：“昔时天子深坐九重，在下事情，无由闻彻。世充非贪宝位，本欲救时，今当如一州刺史，每事亲览，当与士庶共评朝政。恐门禁有限，虑致壅塞，今止顺天门外置座听朝。”

按“顺天门”文字有误，当为“则天门”，即隋东都洛阳宫城正门。王世充的话虽然有夸饰自己亲民之嫌，不过从另一个侧面可知，依唐之前的礼仪，帝王听朝“深坐九重”，不可能于“顺天门外置座听朝”。

至于对唐代元正、冬至朝会本身的考察，遍检唐代文献，笔者没有在除《唐六典》的其他文献中发现唐代有在承天门举行元正、冬至朝会的记载。那么，是不是《唐六典》卷七《工部尚书》记载有误？

杨鸿年先生根据《旧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文献记载对唐代承天门的使用情况做了详尽考证，可以证明《唐六典》所谓唐代皇帝御承天门“赦过宥罪，除旧布新”的功能并没有错。后来大明宫的丹凤门继承了东都则天门、西内承天门的设计，也成为“赦过宥罪，除旧布新”的场所。这些研究成果从实际运作层面证实唐代宫城正门承担“赦过宥罪，除旧布新”的功能，证明了《唐六典》卷七《工部尚书》之记载所言非虚。只是唐代宫城正门并不如《唐六典》所言为朝会场所，真正的朝会场所位于宫城前殿。《旧唐书·高宗纪上》：

永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上不受朝，诏改元。壬寅，御太极殿，受朝而不会。

这条材料因元会改于元日外的其他日期举行并且“受朝而不会”这一特殊事件而被记载下来，反映的却是唐代前期皇帝在太极殿受朝的一般状况。

唐代中后期朝参空间转移到大明宫以后，皇帝于宫城正殿受朝，于宫城正门宣赦书的区别就更为明显。《旧唐书·德宗纪下》：

贞元四年春正月庚戌朔，上御丹凤楼，制曰：“……可大赦天下，大辟已下罪咸赦除之。”是日质明，含元殿前阶基栏槛坏损三十余间，压死卫士十余人。

《旧唐书·五行志》：

（贞元）四年正月朔日，德宗御含元殿受朝贺。是日质眀，殿阶及栏槛三十余间，无故自坏，甲士死者十余人。

这两条材料都记载了殿阶、栏槛损坏，压死十余甲士的事情，可以证明“是日质明”前的两件事都发生于贞元四年正月庚戌朔这一天无疑。既然这一天德宗御含元殿举行元正朝会，那么德宗御丹凤门楼就只是单纯宣赦书而已。进一步推而可知，唐代朝会与宣赦书确如《大唐开元礼》所示，在两个不同空间展开。

《唐六典》中承天门“赦过宥罪，除旧布新”的功能又是怎样与“元正、冬至大陈设，燕会”场所联系起来的呢？《旧唐书》中提供了唐代后期朝会与宣赦书操作流程的细节，有助于理解有唐一代元正、冬至朝会与“宣赦书”二者之间的关系。《旧唐书·宪宗纪上》：

元和元年春正月丙寅朔，皇帝率群臣于兴庆宫奉上太上皇尊号。丁卯，御含元殿受朝贺。礼毕，御丹凤楼，大赦天下，改元曰元和。

在上引材料中可以看到，唐代皇帝先于正殿举行朝会，礼毕，御宫城正门宣赦书及改元的流程。如果说这条材料只能说明“丁卯”这个特殊日期朝会与宣赦书的关系，那么同书接下来的一条记载，则能清晰反映唐代元正朝会与同日在宫城正门宣赦书的过程。《旧唐书·宪宗纪下》记载：

（元和）十三年春正月乙酉朔，御含元殿受朝贺，礼毕，御丹凤楼，大赦天下。

从这条材料可窥见唐代元日朝会与宣赦书的一般程序，即唐代元正朝会的地点设在宫城正殿，举行完朝会之后，皇帝才登上宫城正门宣制大赦、改元。

总之，无论唐代前期在太极宫还是后期在大明宫，正至朝会与宣赦书都有各自特定的地点。直到《唐六典·尚书礼部》所云李林甫增加正至朝会礼毕拜贺程序的开元二十五年（737），长安城中元正、冬至的朝会场所一直设在太极宫的正殿太极殿，而不是《唐六典·尚书工部》所说的承天门。

（二）唐代含元殿外朝空间的成立

另一方面，大明宫虽于龙朔三年完工，但是当时大明宫内并未建立起外朝听政的制度。《唐会要》卷三〇《大明宫》记载：

永隆二年（681）正月十日，王公已下，以太子初立，献食，敕于宣政殿会百官及命妇。太常博士袁利贞上疏曰：“伏以恩旨，于宣政殿上兼设命妇坐位，奏九部伎及散乐，并从宣政门入。臣以为前殿正寝，非命妇宴会之处；象阙路门，非倡优进御之所。望请命妇会于别殿，九部伎从东门入，散乐一色，伏望停省。若于三殿别所，自可备极恩私。”上从之，改向麟德殿。

这条记载表明，大明宫在高宗时期尚无明确的朝参制度。高宗选择宣政殿作为“会百官及命妇”的场所引来朝臣不满，太常博士袁利贞即认为宣政殿是“前殿正寝”。

《唐会要》卷三〇《大明宫》紧接“永隆二年”之事记载了“开元十六年”另一场关于礼仪场所选择的争论：

至开元十六年（728）五月六日，唐昌公主出降，有司进仪注，于紫宸殿行五礼。右补阙施敬本、左拾遗张烜、右拾遗李锐等连名上疏曰：“窃以紫宸殿者，汉之前殿，周之路寝；陛下所以负黼扆，正黄屋，飨万国，朝诸侯，人臣致敬之所，犹元极可见，不可得而升也。昔周女出降于齐，而以鲁侯为主，但有外馆之法，而无路寝之事。今欲紫宸殿会礼，即当臣下摄行，马入于庭，醴升于牖。主人授几，逡巡紫座之间；宾使就筵，登降赤墀之地。又据主人辞称吾子有事，至于寡人之室，言词僭越，事理乖张，既黩威灵，深亏典制。其问名纳采等，并请权于别所。”上纳其言，移于光顺门外，设次行礼。

这条记载则表明，直至开元十六年，《唐六典》所说的大明宫内“三朝”制度仍未建立，甚至相比高宗时人对于大明宫“前殿正寝”的判断也发生变异——右补阙施敬本等人认为紫宸殿才是“前殿正寝（路寝）”。由此可以明确，含元殿作为元日冬至大朝的场所肯定已在开元十六年之后。

至晚到《唐六典》的写作时期，唐代官方已明确大明宫正殿为含元殿。《唐六典·尚书礼部》云：

凡元日大陈设于太极殿。下注：今大明宫于含元殿，在都则于乾元殿。

从注文中出现的“今”字判定，在《唐六典》作注的时期，唐代大朝会的空间已经完成了从太极殿到含元殿的转移。安史之之乱后，含元殿作为元日举行朝会之处的地位愈发巩固。《旧唐书·礼仪志四》：

自至徳二年收两京，唯元正含元殿受朝贺，设宫悬之乐。

不仅如此，从永泰元年起，逐步恢复的冬至受朝也安排在了含元殿。《唐会要》卷二四《受朝贺》记载：

至永泰元年十一月三日，诏以十三日甲子冬至，令有司祭南郊后，于含元殿受朝贺。至建中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敕：“宜以冬至日受朝贺。”

到了德宗建中元年（780），还恢复了停罢25年之久的元正、冬至朝会时诸州上计制度。建中二年（781），将元正朝会诸州上计移至含元殿，《唐会要·受朝贺》称赞：“复旧例也。”

综上，至晚从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唐六典》成书之日起，唐代元正、冬至的朝会场所即已迁至含元殿。

（三）唐代外朝听政制度的崩溃

安史乱后，唐朝政府元气大伤。由于兵戎战乱此起彼伏，自然灾害屡有发生，故外朝听政被迫停废的现象，自德宗时期起便屡见不鲜。

如唐德宗贞元二年（786）春正月壬辰朔，“以岁饥罢元会”; 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十二年（817）、十四年（819）正月朔，均因“师宿于野”“用兵”和“京师宿野”等原因，“不受朝会”; 唐文宗大和五年（831）、六年（832）正月初一，也均因“积阴浃旬”和“久雪”而“罢元会”; 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四年（844）正月元日，均因“师宿于野”和“泽潞用兵”而“罢元会”。

其次，文宗之后的唐代皇帝不再严格遵守玄宗时期的元正、冬至朝会礼仪，元正、冬至朝会的地点经常发生变动。笔者根据《旧唐书》本纪整理如下：

此外，僖宗、昭宗两朝因兵事迫近都城长安，皇帝被迫离开长安，致使元会无法在长安宫城内正常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