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唐六典》记载中出现太极宫外朝地点抵牾的原因

群臣元会前于宫城前殿正门外集合的礼仪设计，至晚从晋武帝统一天下之前的咸宁年间（275—279）就已经出现。《宋书·礼仪志》中引《咸宁仪注》对其情况做了说明：

《咸宁注》，先正月一日，守宫宿设王公卿校便坐于端门外，大乐鼓吹又宿设四厢乐及牛马帷暤于殿前。夜漏未尽十刻，群臣集到，庭燎起火。

此时，宫城前殿被认为《周礼》“路寝”相对应。《太平御览》引南朝宋山谦之《丹阳记》曰：“太极殿，周制路寝也，秦汉曰前殿，今称太极曰前殿。”这一认识，贯穿整个南朝时期。《艺文类聚》引陈朝沈炯《太极殿铭》云太极殿“周曰路寝，汉称前殿，虽名号参差，其实一也”。

北周为了确定自己的正统地位以对抗北齐及南朝，模仿《周礼》施行了全套的复古制度。于是，宫城前殿与正门按照《周礼》被正式改称“路寝”“路门”。按照吉田欢的分析，北周路寝与路门的功能，与《周礼》等古代文献是一致的。《周书·武帝纪上》云：

（天和）六年春正月己酉朔，废朝，以露门未成故也。

《北史·周本纪下》则云：

（天和）六年春正月己酉朔，以路门未成故，废朝。

两条材料记载的是同一件事情。从《北史》记载可知，《周书》本纪中的“露门”当作“路门”。由于路门损坏而废朝，可见路门在北周朝会仪式中不可或缺。《周书》卷七更是记载大象元年（597）春正月癸巳，周宣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受朝于露门”，“大赦，改元大成”。

由此观之，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共享了同一套界定路门、路寝的理念。而这种共识的经学基础实际上来源于郑众对《周礼》的解释。《周礼注疏·秋官司寇第五·朝士》：

郑司农云：“王有五门，外曰皋门，二曰雉门，三曰库门，四曰应门，五曰路门。路门一曰毕门。外朝在路门外，内朝在路门内。”

这是一种简单明了的界定办法。路门以外的外朝空间，主要功能是元日朝会、大赦、改元的场所；路寝所在的内朝空间，是群臣集议、大会、颁诏的场所。

隋代营造大兴城，并没有延续北周的宫城设计。大朝会不是在宫城正门显阳门（唐代承天门）举行，而是在显阳门内的大兴殿（唐代太极殿）。研究表明，承天门的建筑形制与空间规模并不适合举行大朝会。这就迫使唐代举行大朝会时，不得不沿用隋代传统在太极殿举行。

由于从一开始就没有将承天门举行大朝会纳入设想，于是当玄宗制作《唐六典》强行比附《周礼》时，经典诠释与实际操作便存在扞格难通之处。更为麻烦的是，唐代确立郑玄解经的正统地位后，《六典》提到的三朝划分出现的另一问题。晋郭璞引《周礼·秋官·朝士》郑玄注曰：

天子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内朝二。其天子外朝一者，在皋门之内，库门之外，大询众庶之朝也，朝士掌之。内朝二者，正朝在路门外，司士掌之。燕朝在路门内，太仆掌之。

郑玄所云的三朝，由外向内依次为外朝、正朝、燕朝。后郑学说与先郑的巨大不同之处，除了数量由二变三，还有就是“天子五门”中最重要的、区隔外朝的门由“路门”变为“雉门”。《周礼注疏·秋官司寇第五·朝士》记载：

（1）玄谓《明堂位》说鲁公宫曰：“库门，天子皋门；雉门，天子应门。”言鲁用天子之礼，所名曰库门者，如天子皋门；所名曰雉门者，如天子应门。此名制二兼四，则鲁无皋门、应门矣。《檀弓》曰：“鲁庄公之丧，既葬，而绖不入库门。”言其除丧而反，由外来，是库门在雉门外必矣。

（2）如是，王五门，雉门为中门，雉门设两观，与今之宫门同。阍人几出入者，穷民盖不得入也。

（3）《郊特牲》讥绎于库门内，言远，当于庙门，庙在库门之内，见于此矣。《小宗伯职》曰：“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然则外朝在库门之外，皋门之内与？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会殿，亦古之外朝哉。

在此，郑玄对调了雉门与库门的位置，并且指出雉门为宫城中门。这种主张得到唐人的支持。《周礼义疏》署名“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弘文馆学士臣贾公彦等奉敕撰”，因此具有官方权威性。贾公彦疏曰：

（1）郑云是库门在雉门外必矣。上以制二兼四，推出库门在雉门外，将为未大明，更以绖不入库门乃大明，故言必矣。

（2）云“如是，王五门，雉门为中门”已下，更欲破先郑外朝在路门外事。“雉门既为中门，雉门设两观”,《公羊传》文。“与今之宫门同”，举汉以况周矣。云“阍人几出入者，穷民盖不得入也”者，若外朝在路门外、中门内，外朝有右肺石达穷民，中门既有阍人几，则何得度中门入于路门乎？明外朝在中门外矣。

（3）又引《郊特牲》及《小宗伯》者，欲见库门内、雉门外中间不得置外朝之事。何者？《郊特牲》讥绎于库门内，言远，谓讥其大远。云“当于庙”者，宜在庙门西，故云当于庙也。云“庙在库门之内，见于此矣”者，欲见中门外有庙。又引《小宗伯》者，见社庙在中门外。既然，中门外有社稷宗庙在于左右，不得置外朝可知。

贾公彦分别对郑玄的三点理由进行阐释，分别以（1）鲁庄公丧葬后自外而返，“绖不入库门”而非“不入雉门”;（2）“外朝有右肺石达穷民”，而穷民不得入雉门（中门）;（3）社庙“在库门之内”“在中门外”证明库门在雉门之外。合而观之，郑众与郑玄对于三朝五门理解的差异如下图所示：

在此基础上，唐人有对郑玄之说又有进一步改造。按照郑玄注解来看，作为宫门的承天门本该对应“雉门”的位置。然而，众多文献表明唐人将承天门定为“应门”。考察这一变化的出典可以发现，唐人是将郑玄解释中“天子三朝五门”和“诸侯三朝三门”杂糅在了一起。郭璞引《周礼·秋官·朝士》郑玄注曰：

诸侯之外朝一者，在皋门内、应门外。内朝二者，亦在路寝之外内，以正朝在应门内，故谓应门为朝门也。

由于诸侯只有皋、应、路三门，所以雉门的功能与应门结合。应门不仅作为宫门，也成为朝门。唐人重视应门的朝门功能，将承天门比附为“应门”。只是这样一来，郑玄原先的三朝解释就需要进行微调。《通典》记载：

皋门之内曰外朝，朝有三槐，左右九棘，近库门有三府九寺。库门之内，有宗庙、社稷。雉门之外，有两观连门；观外有询事之朝，在宗庙、社稷之间。雉门内有百官宿卫之廨。应门内曰中朝，中朝东有九卿之室，则九卿理事之处。……燕朝者，路寝之朝。群公以下，常日于此朝见君。

杜佑《通典》根据郑玄的解释，将三朝划分为外朝、中朝、燕朝，貌似郑玄说法的异名，但实际上外朝与正朝（中朝）的界限发生了变化。《通典》的新解如下图所示：

这种新解看似符合《唐六典》所谓承天门=应门外为外朝空间的说法，却由此造成了宫门界定的模糊与路寝位置的矛盾。

（1）按照郑玄与贾公彦所说雉门为中门，“中门外有社稷宗庙在于左右”。而唐代太极宫的社稷、宗庙即位于承天门外。那么，承天门到底是“应门”还是“雉门”便值得进一步商榷。贾公彦又云“库门内、雉门外中间不得置外朝之事”，而外朝“有右肺石达穷民”。以此推知，肺石当在库门之外。查看唐代的宫城也保留有肺石，设于承天门外。那么，承天门与“库门”也可能存在对应关系。《通典·宾礼》认为库门外、皋门内有三府九寺，虽被清人孙诒让否定，但是其说不可谓无据。因为唐代九寺就设于承天门外、朱雀门内。于是，我们发现，将现实中作为宫门的承天门对应经典中的库、雉、应门似乎都可找到支持的理由，却又都无法坐实。

（2）根据汉唐间文献记载，将宫城前殿与周礼路寝相埒的传统由来已久。而在唐人的认知中，太极殿又是前殿所在。若按照郑玄的注疏，太极殿（路寝）显然应被划入内朝。但是，如上文所述，《唐六典》却明文规定太极殿为中朝。

由此可见，当《唐六典》强行将承天门定位“应门”并赋予功能之后，造成太极宫内外其他门、殿对应《周礼》郑玄注的不平衡。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大明宫。上文已经提到永隆二年以宣政殿为路寝、开元十六年以紫宸殿为路寝两事。其中永隆二年太常博士袁利贞还提到，宣政门乃“象阙路门”。“象阙”指的是“象魏”。《周礼·天官·冢宰》记载：“正月之极，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悬治象之法于象魏。”贾公彦疏曰：“郑司农云‘象魏，阙也’者，周公谓之象魏……两观阙高魏魏然。”袁利贞所说“象阙路门”是互文，“象阙”与“路门”所指为一物。这就牵涉唐人对于宫城正门与路门关系认定的问题。在袁利贞看来，宣政门不仅是路门，而且是象阙所处的宫城正门。即便在《唐六典》颁布之后，与承天门对应的丹凤门的“应门”地位确立，仍有将含元殿视作路寝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