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

唐代外朝空间的演替，其实不仅仅是空间变化这么简单，其背后暗含的是权力运作过程中皇帝与百官·庶民之间的博弈。

以玄宗时代为界，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之前唐代的外朝设计，完全是对历朝惯例的执行与对《周礼》所载经典制度的复原。其原因在于：

1．魏晋以降政权林立，各个割据政权无不想尽办法来证明自己合乎正统。于是，朝参制度作为争正统的一个方面，统治者格外重视对于汉家制度的继承与《周礼》经典的复原。唐代继承前朝遗产，遵循了前朝的外朝设计。

2．在实际的政权运行过程中，上古与中古时代的皇权，尚处于发生与发展阶段，皇帝对百官·庶民的控制能力有限。源自《周礼》的朝参空间设计的确也符合其时皇权在朝会活动中所能到达的边界。

因而，从魏晋以降直至唐代前期，外朝装置的设置几无大的变化。皇帝与百官·庶民在这样的外朝空间保持着各自权力的制约与平衡。

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之后的唐代外朝设计，已经逐渐摆脱了《周礼》所划定朝参空间格局，设于外朝的朝堂、肺石与登闻鼓等装置及其所属的空间成为皇帝私人的附属。

唐代结束隋末乱世，经历百余年的整合与发展，至玄宗朝国运已臻于极盛。玄宗虽是一个“好古”的帝王，模仿《周礼》制定出《唐六典》。但是今时不同往日，追慕《周礼》所作的《唐六典》，透露出的是玄宗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对天下秩序的重新划定。

《唐六典》所规定的含元殿外朝空间，正是对于这种新的天下秩序的确认。玄宗时期之前庶民“公的空间”与皇帝“私的空间”结合处的外朝空间，在《唐六典》关于含元殿的外朝设计中被划进宫城正门与路门之内，切断了与庶民的紧密联系，庶民与皇帝沟通的渠道被堵塞。百官从“公”与“私”的中间地位发展成完全依附于皇权的角色，皇权全面凌驾于民权之上，真正成为新天下秩序的主导。

安史之乱后，特别是德宗以后，唐代外朝听政制度的逐步崩溃。虽然有兵乱及灾荒的客观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唐代皇帝及百官已经不甚重视“示天下大礼”的外朝听政，因为新的天下秩序包含着“君主独裁政治的兴起”, 已经不需要皇帝在百官·庶民面前惺惺作态了。

（葛洲子，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全文原刊《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10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