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有关唐代城市演变的研究中，应以陈寅恪所倡导之“了解之同情”为手段，充分顾及唐人思维模式的影响力。唐人有什么样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对他们的建筑规划有怎样的影响？以往与此相关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了以宅经为载体的风水思想的研究之上，唐人疾病观的影响力受到了不应有的冷落。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疾病观，这其中包括对于疾病的认识以及一系列避疾观念，除了医学本身之外，还涉及宗教、文学、艺术、建筑等各个方面。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将看到，唐人疾病观是如何影响唐代城市选址、布局的，唐长安城是如何在礼仪功能与居住功能之间摇摆的，通过以上研究，可以管窥当时社会思维模式之一斑。

隋唐长安城的建制规划历来被视为古代城市规划的经典，但是长安城的布局并非毫无瑕疵，尤其在偏重礼制的情况下，长安城的适居性一定程度上遭到忽视，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又对这种偏失加以修正，而这一切又都体现出当时人思维模式的特点。

中国的都城一般来讲同时具备居住、防御、礼制功能，不过在隋唐以前，“礼制功能”并不是城市布局首先考虑的要素，其影响仅仅体现在某些礼制建筑的设置上，例如宗庙、明堂、辟雍、灵台等。城市建设主要考虑到的还是居住和防御功能，因此布局多因地制宜，不追求整齐划一，《管子·乘马篇》：

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周礼·考工记》所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的城市形态只是一个礼制上的理想而已。无论是战国各国都城还是秦代咸阳城、西汉长安城都没有体现出这种理想化的整齐布局，相反，秦咸阳城与西汉长安都是宫殿坊里相参，布局较为混乱，设计者可能考虑得更多的是宫殿建筑个体选址的恰当，而非整个城市的整齐划一。那种凸显皇权，以宫城、皇城为中轴线、附会礼制、整齐划一的形态的出现是稍晚的事情，那波利贞《支那首都計畫史上より考察したゐ唐の長安城》、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二章《礼仪附都城建筑》均指出邺城形制是后世都城布局的滥觞，近年来牛润珍根据日渐丰富的考古资料对这种建筑布局进行了详尽描述：“（东汉洛阳城制）经曹魏、后赵、东魏、北齐不断改进，最终在邺南城的制度中得到总结。邺城城制开启了隋唐都城制度”，邺城“其城由南、北二城构成，坐北朝南，布局规整，形制呈横或纵长方形。宫城位于都城北部中央。以宫城主建筑为基点设一南北中轴线，宫城、郭城相套呈‘回’字形，主要建筑围绕基本点沿中线左右对称布置。城内街路纵横交叉，形成棋盘状街区，每一街区即一里坊，坊市位于宫城南之中线两侧，城门名按方位、四时命设，其设计规划反映出建造者的‘天象’意识”。邺城开辟了中国都城布局注重礼制的先河。隋代大兴城的设计延续了礼制功能日益强化的发展道路，城市基本呈严整的长方体，宫城、皇城位于中轴线上，居民区分割为棋盘状，而且根据其地理特点做了礼制上的进一步发挥：

初，宇文恺置都，以朱雀门街南北尽郭有六条高坡，象乾卦，故于九二置宫阙，以当帝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兴善寺以镇之。

可以说，礼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宇文恺等设计师的头脑。这种布局使得首都具备了“顺天应人”的恢宏气度，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适居性的缺失，尤其是六条高坡的存在，使得这个问题在宫廷和居民坊中都有体现，城市布局和人口分布受到了较大的影响。要理解这种影响的具体表现，首先需要谈一谈唐人观念中疾病与建筑和居住环境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