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这种构筑在疾病观之上的建筑观念对长安城布局和居民分布产生了重大影响。这里笔者想谈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大明宫的问题，二是朱雀街东西住宅分布和兴善寺以南的问题。

一、大明宫

唐建国时以太极宫为大内，整个长安城布局基本上是严整的长方体，但是到了贞观年间营建起了新宫大明宫，城市东北部明显凸出，高宗时期，统治中枢由太极宫迁移到了这里，宇文恺时期所确立的设计原则被打破：

贞观八年（634）十月，营永安宫。至九年正月，改名大明宫，以备太上皇清暑。公卿百僚争以私财助役。至龙朔二年（662），高宗染风痹，以宫内湫湿，乃修旧大明宫，改名蓬莱宫。北据高原，南望爽垲。……四月二十二日，移仗就蓬莱宫新作含元殿。二十五日，始御紫宸殿听政。百僚奉贺，新宫成也。

从这段记载来看，大明宫取代太极宫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高宗染风痹，故而迁居地势较高的大明宫。但是现代治史者似乎总是不相信原因有如此单纯，例如宿白先生认为，迁居大明宫除了高宗病风痹，嫌太极宫潮湿外，还有“太极宫地势低，不利防变，大明宫高据岗阜，……既适于警卫宫廷内部，又可以掌握京城全局。……总之，朝会移至大明宫，最值得重视的是当时政治斗争的需求。”马正林：《隋唐长安城》说：“唐代的皇宫所以转向城东，主要是大明宫突兀龙首原上，地势优越，而且从大明、兴庆顺着夹城去曲江池也比较安全便捷。同时大明宫距灞、浐较近，位于通往东方的大道上，皇帝多居这里，也可能和东出交通便利有一定关系。”宿白先生将大明宫取代太极宫的主要原因解释为安全原因，马正林先生则将此归结为“交通便利”。按，宫廷安全由宫墙和禁军保障，长安城总的来说是比较平坦的，地势因素在宫廷安全保卫方面似乎起不到什么关键作用，大明宫虽然比太极宫略高，但绝无天壤之别，瞭望全城自可依靠门楼、瞭望塔等，不必非以迁宫为手段。至于交通问题，对銮舆而言，东出之路减少太极宫到大明宫这段短短的距离应该没什么意义。至于“从大明、兴庆顺着夹城去曲江池也比较安全便捷”更不可视为高宗迁居大明宫的原因，因为夹城建于开元二十年（732）,与高宗无涉。

笔者寡陋，所见有关迁居大明宫原因的今人论述很多与此类似，基本都是在疾病之外为大明宫取代太极宫寻找更“深层”的原因，究其根本，这是现代史学研究者对于历史上疾病、医疗观念对历史进程影响不够重视的体现。笔者在这个问题上更倾向于相信原始史料，相信迁居大明宫确实是出于对高宗健康的顾虑。通过后面的论述我们将看到，迁徙或者改造建筑个体是常见的唐人避疫行为，这种改造的原则往往就是“居高避湿”，这种改造的成效虽然值得怀疑，但是它确实是唐人思维模式的产物，自不必以今人观点摒弃之。

那么高宗所患的“风痹”与迁居大明宫究竟有何关系？“当初宇文恺设计建造大兴城的时候，虽然对长安城附近的地势有过精心的选择，但由于过分强调都城结构的整齐划一，又局限于《周易》乾卦之象的影响，迁就自北而南的6条高坡，使得大兴殿的位置正位于龙首山南麓和第一条高坡之间的低洼之地，对照今天的等高线地图来看，它正位于大兴城的最低处。”地势的低洼使得大内成为“卑湿之地”。在太宗时期就已经有过建筑高阁以避卑湿的建议，《贞观政要》卷六《检约》:“贞观二年（628），公卿奏曰：‘依《礼》，季夏之月，可以居台榭。今夏暑未退，秋霖方始，宫中卑湿，请营一阁以居之。’太宗曰：‘朕有气疾，岂宜下湿？若遂来请，糜费良多。昔汉文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也？’固请至于再三，竟不许。”太宗所患乃是“气疾”，这在传统医学体系里是一个含义广泛的名词，具体何指需要分析，《太平广记》卷二二一引《定命录》:“属太宗气疾发动，良医名药，进服皆不效，坐卧寝食不安。有召三卫已上，朝士已下，皆令进方。裴随例进一方，乳煎荜拨而服，其疾便愈。”而《证类本草》卷九记载同一件事时病名更加具体：“按《唐太宗实录》云：贞观中，上以气痢久未痊，服它名医药不应，因诏访求其方。有卫士进乳煎荜茇方，御用有效。”《旧唐书》卷七三《姚思廉传》曾有云：“太宗谕曰：‘朕有气疾，热便顿剧。'”按《唐会要》卷二七《行幸》记载，此事发生在贞观七年（633），故可知太宗以乳煎荜茇方治愈气痢必在贞观七年之后，那么贞观二年群臣劝筑阁避湿时，太宗所患的常年不愈的“气疾”极可能就是指“气痢”，前揭《定命录》正是将太宗之气痢称为“气疾”，可资佐证。气痢有实证和虚证之分。实证为粪便如蟹沫稠黏，有里急后重感，腹胀，大便时排气多，其气臭秽。或兼肠鸣、小便不利等。是由于湿热郁滞，气机不得宣畅所致。虚证为腹胀排气时大便即随之而下，是由于中气下陷，肠虚不固所致。正因为此病出于“湿热郁滞”，故前揭《旧唐书·姚思廉传》中唐太宗云“朕有气疾，热便顿剧”，前揭《贞观政要》中太宗又云“朕有气疾，岂宜下湿”，湿、热两端均是太宗病因，故有建阁避病之议。

自从太宗气痢被“乳煎荜茇方”治愈之后，终贞观一朝未再见建阁之议。而高宗时期由于皇帝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所以终于有了更大手笔的动作。高宗所患乃是“风痹”,《灵枢·厥病》:“风痹淫砾，病不可已者，足如履冰，时如入汤中，股胫淫砾，烦心头痛，时呕时悗，眩已汗出，久则目眩。”请注意，《灵枢》把风痹列为“厥病”，而在前揭《素问·异法方宜论》中就有“厥”类疾病的描述：“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此处已经将风痹与“湿”挂钩了。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一《风痹》:“痹者，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成痹。”明言“风痹”致病原因中包含有“风”“寒”“湿”，按，以大内建筑水平和皇帝起居之高标准，“风”“寒”二邪均可有效规避，唯独“湿”难以避免，唯有迁居高爽之地，方可起釜底抽薪之作用。

以现代观点来看，无论是唐太宗的“气疾”还是高宗的“风痹”都与潮湿环境没有必然的关系，故太宗治愈“气疾”靠的是“乳煎荜茇方”，高宗搬离太极宫也没有遏制病情的进一步恶化，但是唐人医学观念中这些病恰恰与“卑湿”有直接关系，故才有了迁居大明宫之举，这是时代思维模式使然。

龙朔年间正是武则天逐步开始掌权的时期，武氏好大兴土木，而高宗的疾病和大内的卑湿又给她提供了充足的理由，故能完成太宗时期不敢实施之举措。不过迁居之举对长安城礼制功能产生了破坏——天子不再居于首都中轴线上，那么宫廷会不会丧失顺天应人之象征？资料缺乏，我们不知道高宗和武则天是如何应对这个问题的，扩建大明宫时东台侍郎张文瓘曾经有过劝谏，不过重点在于奉劝高宗珍惜民力，没有关于礼制布局的议论。武则天去世后，中宗于神龙二年（706）十月自洛阳返回长安，居住在太极宫内。唐玄宗即位后则再次迁居大明宫，“（开元二年，714）六月……甲子，以太上皇避暑，徙御大明宫。”此时国家多难，朝廷上下体验了对中宗的失望、经历了韦后乱政，又目睹了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斗争，人心不稳，李隆基欲向天下显示除旧布新的决心，改“先天”年号为“开元”，将中枢迁至大明宫也应该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在移居大明宫之后发布的《居大明宫德音》里，我们可以看到玄宗试图糅合长安城新布局适居功能与礼制功能的良苦用心：

黄门：朕闻养人者谓之司牧，非逸于人上；事天者谓之帝皇，盖御乎天下。故作为栋宇以避燥湿，居于台榭以顺高明。斯乃奉时令、布政教也。朕以不德，祗膺睿图，宝十家之产，爱兆人之力，未尝兴功于土木，役思于池御。冀之休，以致雍熙，自律应长羸。时方大暑，溽云屡起，温风且至，伏以太上皇宴居珍卫，涤虑清闲，迹不往于甘泉，心每期于汾水。朕侍于左右，以奉晨夕，助玄默之化，则亏于听理；当炎蒸之序，又渎以嚣烦。惕焉在怀，敢忘顺色。然大明创兆，先圣所营，即旧不加，因时而往。千门万户外虽谓于别宫，一日三朝中自连于复道。下所以宁问安之恳，上所以资习静之娱，实获我心，禆康政理。

正因为迁居之举破坏了长安城的礼制布局，所以这份诏书高度强调迁宫在礼制方面的“依据”，所援引的经文包括《左传》中的“阖庐以辟燥湿寒暑”、《礼记·月令》中的“（仲夏）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处台榭”，强调迁居大明宫是为了孝道与君道之结合，是为了太上皇的健康考虑。这份诏书的意义在于标志唐代已经正式摒弃了隋代初建大兴城时对于城市礼制布局的整体规划，更加注重城市适居功能，并为此构建了新的礼法依据。

二、朱雀街东西住宅分布和兴善寺以南四坊的问题

有关长安城居民坊的形制特点和人口分布，瞿兑之《以日本平安京证唐代西京之规制》、足立喜六《长安史迹研究》、史念海《唐代长安外郭城街道及里坊的变迁》、史念海编《西安历史地图集》，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杨鸿年《隋唐两京考》，宋素懿《唐代长安之研究》，平冈武夫《唐代的长安与洛阳》，常腾蛟等《唐长安里坊建筑遗址的地理位置》，曹尔琴《唐长安住宅分布》，王社教《隋唐长安城的选址及其内部结构的形成与原因》，王仲殊《唐长安城与日本平城京及平安京何故皆以东半城（左京）为更繁荣》，妹尾达彦《唐长安城の官人居住地》,《唐代长安城的人口数与城内人口分布》,《9世纪的转型——以白居易为例》,《長安の都市计画》，梁江、孙晖《唐长安城市布局与坊里形态的新解》，辛德勇《〈冥报记〉报应故事中的隋唐西京影像》等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而本文要研究的是唐长安人口分布受到了“居高避湿”避疫观的影响。唐代长安城空地形成的原因不止一种，例如乐游原居民稀少是因为此地历来是游赏风景区，10曲江池周边地区也有类似情况。但是也有一些地区缺乏居民的原因有史料证明是地势卑下造成的，例如《长安志》卷七《崇义坊》:“西南隅太子左庶子驸马都尉苏勖宅，后为英王园，其地湫下无人居。”11笔者认为，类似的情况在长安城还有不少，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1．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长安城东部人口密度大于西部。这是唐代的现象，而这种现象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由注重礼制到注重实用的演变，辛德勇《〈冥报记〉报应故事中的隋唐西京影像》指出，隋大兴城建成之初，达官贵人在选择宅第位置时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重西轻东倾向，即更多的人是偏好居住在城区的西部，他指出，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隋人应是承自先秦时期沿袭下来的‘尊长在西’的观念”。到了唐代，这种现象也得到了“纠正”，曹尔琴指出，唐代长安居民更喜欢在东部居住，长安以东有地势较高的白鹿原，西部相对较低，曹先生说：“唐长安城的6条黄土原，……各条原的走向都是东高西低，东西比降相差最少5米，最多约20米。这样的地貌影响了人们选择住宅。当时住宅选择在高爽地方是人们的一个共同认识。……朱雀街东具有高爽条件。……街东较高的地势，则是选宅的优势。”安家瑶《唐长安城——理想的地形辉煌的都市》也有类似的表述。曹、安二文已经敏锐意识到当时住宅追求高爽的风气以及这种风气所带来的长安人口分布形态，但是没有探讨促成这种风气的深层原因即具有“时代特色”的疾病观，本文可以为曹、安二文的论述加一个注脚。

2．兴善寺以南的问题。

《长安志》卷七：

朱雀门南第六横街以南率无居人第宅，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郭，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恳种植，阡陌相连。

《长安志》说兴善寺以南“东西尽郭”人口稀少，泛指长安城朱雀门南第六横街以南地区，据李建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考证，这一带并非全无居户。《长安志》所谓“率无居人第宅”是比较夸张的说法，但这一带人口比起其他地段较为稀少是毫无疑问的。这是个自长安建成以来就存在的问题，隋文帝就曾经因为京城南面“阔远”而让诸子来这一带建宅“弹压”。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京城规模过大，而官署、市场又都偏北、中部，所以百官、百姓均择北中部而居。但是有的地段居民寡少应该与“居高避湿”的观念有关。以《长安志》所强调的“兴善寺以南四坊”为例，兴善寺位于靖善坊，尽占其地。其南四坊分别是兰陵、开明、保宁、安义。朱雀门南第六横街以南人口最为稀少的是东南角、西南角、明德门以北夹中轴线朱雀大街相对的八坊（东列兰陵、开明、保宁、安义，西列永达、道德、光行、延祚）。东南部固定居民较少的缘故应该是这里有曲江、乐游苑等风景名胜区。西南部人口稀少估计是因为在地广人稀的长安城南部，这里缺乏吸引居民的基本条件（距离市场、官署、风景名胜均较远），同时地势又低于东部。

那么为什么兴善寺以南紧邻朱雀大街的八坊人口特别稀少？这八坊紧邻朱雀大街，交通比较便利，按理说不应该出现这种现象，尤其不应该少于邻近各坊。笔者认为从八坊地貌特征来考察可能得出合理的解释。

正如大内卑湿是由于宫殿位于龙首山南麓和第一条高坡之间的低洼之地一样，八坊所处的地理位置可能导致唐人将其归为“卑湿之地”。八坊纵贯了九五高坡、九六高坡，总的特点是恰好处于九五、九六高坡的末端，这一带的东面比它高爽，西面比它平坦，而且地势的起伏必然造成不少地段成为洼地。其中兰陵坊由于尚在九五高坡范围内，故居民数量在八坊之中是最多的，到了它的南面开明坊，由于正好处在九五、九六两条坡之间，估计地势比较低洼，所以在图中只有一户居民。同样的原因，它对面的道德坊只有开元观。而保宁、光行二坊，由于处于九六高坡之南的北池头洼地内，故而居民也很少。至于安义、延祚二坊，处于北池头洼地和陕师大洼地之间，地势可能更低，《唐会要》卷四四《水灾》:“其年（元和八年，813）六月庚寅，京师大水。风雨毁屋扬瓦，人多压死者。水积于城南，深数丈余，入明德门，犹渐车辐。”所述正是这一带的状况，可见这里确实存在排水不畅现象。根据地势推测，这种现象应该在长安城南部经常出现，元和八年这一次被史家记录下来无非是因为规模更大而已。所以说，兴善寺以南正是一个唐人忌讳的“卑湿之地”。当然，长安卑湿之地并非仅存在于这一带，各坊居民多寡也不全由疾病观所决定，长安城南部人口密度本来就小，可选择空间大，兴善寺以南地区地势卑湿，那么这一带居民寡少就可以理解了，更何况居住者还有从众心理，综合以上，唐人不在这里建宅也就不难理解了。

除了长安之外，唐人“居高避湿”观念还影响到了其他许多城市的建设，尤其是南方城市选址、改建、建筑个体风格，都受到了这种观念的左右。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有另文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