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绿化树种类选择的几次争议

隋唐长安城的绿化屡经劫难，相关专职机构或力挽狂澜，或亡羊补牢，努力维持绿化树的绿化功能，我们注意到，修竹茂林不仅是优化长安城生态环境的一个元素，也是认识隋唐人绿化意识的一种媒介，特别是隋唐人对绿化树种的有意选择和为争取更加绿化的树种争议，无不凸显古人改善生态环境的自觉性。

隋代营建长安时，就开始栽种绿化树，最初选择什么树呢？种种迹象显示可能是槐树。史载隋营大兴城后栽街树时，有槐树不成行列，“（高）颎每坐朝堂北槐树下以听事，其树不依行列，有司将伐之，上特命勿去，以示后人”。有司想伐此槐树，是因为其与其他街树不成行列，并非因为树的种类不统一。此槐树到唐玄宗初年仍存在，《朝野佥载》记西京朝堂北头有大槐树，“文皇帝（杨坚，笔者按）移长安城，将作大匠高颎坐此树下检校，后栽树行不正，欲去之。帝曰：‘高颎坐此树下，不须杀之，’至今先天百三十年，其树尚在，柯叶森竦，株根盘礴，与诸树不同”。因为大槐树与营建者高颎之关系，特别保留了这棵不能成行成列的街树，说明大兴城街树的栽种是有规划的，只有那些意义特别的树才能打破规划。高颎所栽槐树在130年之后的玄宗先天元年（712）仍郁郁葱葱，但到开元二年（714）遭遇一场风灾，结果“长安城初建，隋将作大匠高颎所植槐树，殆三百余年，至是拔出”。如前所述，这些槐树并未达到300年，而是130余年，这批槐树属于大兴城营建工程中街道植树之内容，从而证明都城街道树最初的选择是槐树。

由前揭可知，唐军初入长安曾有大规模“抱布贸树”的行为，对长安城街树产生巨大破坏，此后，唐人在重栽街道树时对树种有无变更呢？史载唐代长安城街道两侧都有街树，可为行人提供遮阴表道之功能，但最常见的树种是什么？自隋建大兴城以来，官街夹路多种植槐树，故常有“绿槐十二街”“槐衙”之说。如史载：“天街两畔槐树，俗号为‘槐衙’。”说明唐长安城街树仍然以槐树为主，但街道绿化用何树种也曾引起多次争议，如德宗贞元十二年，“官街树缺，所司植榆以补之，京兆尹吴凑曰：榆非九衢之玩。亟命易之以槐”。当有司要以榆树补缺时，吴凑认为榆树不适合京城九衢，最后仍以槐树补其空缺。实际上，这是一次官街树种是用榆树还是槐树的争议，有司主张用榆树，吴凑主张用槐树。长安百姓也有自己的看法，史载：“及槐成而（吴）凑已亡，行人指树怀之。”（前已引），睹物思人即见槐而思念槐树的提议者和种植者，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此事说明唐代长安城官街多用槐树绿化，但既然有司最初种榆树，也证明在不少人看来，榆树也是绿化树的一种选择。据《太平广记》记窦义在长安经营木材的故事：“五月初，长安盛飞榆荚，义扫聚得斛余，……付与（长安诸坊小儿及金吾家小儿）袋子一口，至冬拾槐子实其内，纳焉。月余，槐子已积两车矣。”长安在五月时榆荚多，秋冬之际槐子多，从窦义所得榆荚斛余和槐子两车来比较，槐子更多些，能否说明唐代长安城内槐树多于榆树，也受到多种条件的影响，但至少能说明榆树和槐树都是长安城内常见的树种是没有问题的。

除了槐树、榆树外，也出现街槐巷柳的说法，说明绿化树在主要树种外，还存在一些杂树，如柳树、杨树、果树、梧桐树、松树、柿树、竹树、棘树等。

柳树之例据《中朝故事》记：“曲江池畔多柳，号为‘柳衙’，意谓其成行列如排衙也。”不仅曲江多柳，兴庆宫柳树也多，前引《南部新书》记兴庆宫之九龙池：“池四岸植佳木，垂柳先之，槐次之，榆又次之。”在兴庆宫九龙池岸柳树还多于槐榆。不仅兴庆宫有柳树，太极宫内柳树也常见，如唐太宗贞观二十年，“宴五品已上于飞霜殿。其殿在玄武门北，因地形高敞，层阁三城，轩栏相注。又引水为洁渌池，树白杨槐柳，与阴相接，以涤炎暑焉”。在洁渌池畔有白杨、槐树、柳树，据此可知，唐长安城内曲江池畔、九龙池岸、洁渌池畔多种植柳树，似乎池畔多柳形成一道风景，特别是灞桥柳甚至成为一种文化象征，唐人出城送别到灞桥而分，逐渐形成折柳相送的现象。

杨树在长安城内也多见，前引太极宫内洁渌池畔也有白杨和槐树，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而最为著名者是梁孝仁和契苾何力之例，史载：“司稼卿梁孝仁，高宗时造蓬莱宫，诸庭院列树白杨。将军契苾何力，铁勒之渠率也。于宫中纵观。孝仁指白杨曰：‘此木易长，三数年间宫中可得阴映。’何力一无所应，但诵古诗云：‘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意谓此是冢墓间木，非宫中所宜种。孝仁遽令拔去，更树梧桐也。”蓬莱宫后改称大明宫，司农卿高宗时曾改名司稼卿。司农寺上林署掌苑囿园池种植果树蔬菜之事，而司农卿亲自主持显然有加重其事的意思，自不必论。梁孝仁先种白杨于大明宫中，除了自己认为易长速荫之原因外，还因为原来太极宫内就有白杨树（见上引洁渌池畔），但经契苾何力的提醒后，全部改种梧桐树。此事也见于出土墓志记载，如《唐契苾通墓志》:“时有司修蓬莱宫，树以白杨，烈公吟古诗以讽主事者。”虽然最终以梧桐树取代了白杨树，但白杨树也曾给长安城带来绿荫和美丽。这又是一次绿化树种的争议，只不过其范围既不是全城，也不是六街，而是大明宫城内，争议是在白杨树和梧桐树之间展开，显示了唐人绿化意识的自觉程度提高。

松树在长安城里也能见到影子，据宋人叶梦得记大明宫有松树：“唐正衙宣政殿庭皆植松，……殿门外复有药树。”知宣政殿庭内都种松树，门外有药树。另外，长安城内私家宅第也见松树，如，“段成式修行里私第大堂前有五鬣松两株，……中使仇士良水矶亭子有两鬣皮不鳞者，又有七鬣者”。此处以皮不起鳞之松树为异事，也说明唐代公私均有以松树为绿化树的情况。

柿树在长安城的分布也不分公私，宫中有柿林院，而慈恩寺每年秋天常聚柿叶数屋，唐人郑虔“善图山水，好书，常苦无纸。于是，慈恩寺贮柿叶数屋，遂往日取叶肄书”。正是慈恩寺的柿叶成就了郑虔的三绝：书、画、诗。是否柿树成林才有柿林院之名，不好遽断，但肯定有大量柿树才会有柿叶数屋。

梧桐树前面已经提到梁孝仁听取契苾何力的建议用梧桐树替代了宫中白杨树，不仅宫中有，皇城官署也可见到梧桐，贞元三年，“中书省梧桐树有鹊以泥为巢”。关中之梧桐早在前秦就大量种植，苻坚曾因为有谣曰：凤凰凤凰止阿房，认为“凤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乃植桐、竹数十万株于阿房城”，可见梧桐树在隋唐之前就广泛分布于长安附近。

长安城内也偶有竹林，如《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记：“（贞元）十二年十二月，大雪甚寒，竹、柏、柿树多死。”因为大雪天寒，导致京城内竹林、柏树、柿树大面积冻死，证明这些树在长安还是比较普遍的。唐高宗时，“遣宦者缘江徙异竹，欲植苑中，宦者科舟载竹”。专门有人从长江流域寻找异竹移植苑中，禁苑内应该有竹林存在。不仅禁苑内有竹林，尚书省也有，如《启颜录》记尚书仆射和兵部选人裴略的对话，“时厅前有竹，彦博即令嘲竹，此人应声嘲曰：‘竹，风吹青肃肃，凌冬叶不凋，经春子不熟。虚心未能待国士，皮上何须生节目。'”温彦博以竹即景发问，裴略则借竹以谏，都基于对竹子的熟悉。另外，也有私宅种竹，如李晟家就有竹林，“李晟大安园多竹，复有飞语者，云晟伏兵大安亭”。能让人有伏兵之猜测，李晟家竹林之大可想而知。由此可知，长安城禁苑内、宫城、皇城内，甚至于不少私宅内都喜种竹子。

棘木在皇城九寺衙署多见，《唐语林》记：“九寺皆树棘木，大理则于棘木下讯鞫其罪。”唐代大理寺有“棘署”之称。

此外，长安城内果树也很普及，前引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诏令，“两京路及城中、苑内种果树”。此诏反映出唐人绿化思路的多样化，又是一次绿化树选择什么树种的尝试。既然绿化树不以用材为主，用果树完成绿化，就是将树之赏心悦目功能和春华秋实功能合而为一，突出了一树多用。但两京路旁种什么，城中和苑内又种什么果树，都未记录，给人留下很多想象空间。实际上，唐人可选用果树的树种范围很大，因为很多种果树受到唐人喜爱。

首先，唐长安种植较多的果树有桃树、杏树、李树、梨树、枣树、林檎、桑树等。如“延载元年九月，内出梨华一枝示宰相。……元和十一年十二月，桃杏华。……广明元年冬，桃李华”。冬天长安城有梨、桃、李、杏开花的记录。史载长安城附近有哀家梨品质优于他种梨。桃树者又见于刘禹锡《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玄都观里有千树之桃，惜刘禹锡之意不在桃树上。长安也见枣树，如“大明宫初成，置史馆于门下省之南，馆门下东西有枣树七十四株，无杂树”。史馆门前枣树成林，不杂他树。林檎也常有，如唐人郑常《洽闻记》载永徽中，有人进献奇果，“（纪王李慎）贡于高宗。以为朱柰，又名五色林檎，或谓之联珠果，种于苑中。西域老僧见之，云是奇果，亦名林檎，上大重之。……亦号此果为文林郎果，俗云频婆果。河东亦多林檎，秦中亦不少，河西诸郡亦有林檎，皆小于文林果”。不管移植于苑中的是称朱奈、林檎、联珠果，还是文林果，俗称为频婆果值得注意，这种果树与现今之苹果是什么关系？其树是先于苑中种植，还是先于秦中种植？也颇耐人寻味，但林檎在唐时长安城内就有种植是没问题的。

其次，周边政权多以奇果异树进献，扩大了可选择的范围。如唐太宗移植高昌葡萄树于苑内，“及破高昌，收马乳葡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自损益造酒”。不仅种葡萄树于禁苑内，也将各种异树奇果植于苑内，如“摩伽国献菩提树，一名波罗，叶似白杨。康国献黄桃，大如鹅卵，其色如金，亦呼金桃”。实际上，康国除了献金桃外，还有银桃，“致金桃、银桃，诏令植苑中”。康国所献金桃、银桃，专门令人植于禁苑。《南部新书》丙部记：“天宝中，内种甘子，结实凡一百五十颗。”甘子虽不是别国进献，但也属于自南方移植的试栽，可知隋唐宫苑中往往成为皇帝或宫廷果树种植的试验区。

再次，隋唐宫苑范围内本来就多有果树、果园分布其中。见于史书记载者如樱桃园、葡萄园、梨园、杏园、石榴园、荔枝园、桃园、药园等。如《唐实录》记：“中宗游樱桃园，令五品已上尝樱桃。”此樱桃园在何处，并未提及，据《资治通鉴》记：“上游芳林园，命公卿马上摘樱桃。”可能此樱桃园就在芳林园内。元人骆天骧转引《景龙文馆记》:“中宗召近臣骑马入樱桃园，马上口摘樱桃，遂宴东葡萄园，奏以官乐。”中宗君臣先骑马入樱桃园，才有马上口摘樱桃之戏乐，然后又在东葡萄园宴乐，故樱桃园与葡萄园并非是一园，可能位置比较接近。但有东葡萄园，是否还有西葡萄园，就不得而知了。果树成林既创造优美景色，也提供甜美果实，作为造园成景的选择，也可作为护路荫城的尝试。

长安之梨园有几处，难得其详，但因为玄宗经常于其中按乐、合乐，而成为宫廷乐人常住之地，这些乐人被称为皇帝梨园弟子，而梨园逐渐演化成一种艺术象征。但最初应该是果园，如唐中宗时，“春幸梨园，并渭水祓除，则赐细柳圈辟疠，夏宴蒲萄园，赐朱樱”。梨园与葡萄园对举，春和夏并提，其用意在于突出不同的树种和景观。

杏园也名噪长安，因为新科举子在杏园举行一系列活动，故杏园逐渐与科举制度结合起来，也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但杏园能够受到新科举子的青睐，也与多树成景有关，如刘禹锡《杏园联句》有“杏园千树欲随风”之句，可知杏园也是因树成园，因园成景，因景成典。

其他果树成园者尚有石榴园，甘露之变就是以金吾卫左仗舍石榴树有甘露为由，可知石榴树在宫廷中多见。白居易诗：“商山秦岭愁杀君，山石榴花红夹路。”写石榴花沿商山路夹路开放。元稹诗：“石榴园下擒生处，独自闲行独自归。”但此石榴园在何处，难知其详。二诗提及石榴树作行道树、造园之事。仆固怀恩曾与史朝义兵大战于石榴园，此石榴园应该是专门种植石榴的果园，证明石榴树可以用来绿化。

荔枝园，京城附近也种荔枝，如华清宫内就有荔枝园，“荔枝园：在绣岭下，栽荔枝成园”。但此园能否结出荔枝或果实品质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桃园，在禁苑中，也称桃花园，唐中宗景龙四年，“游宴桃花园”，此桃花园中还有桃园亭，禁苑总监和苑四面监多以种植果树为职责，可能与果园比较集中有关，桃园也应在其中。

药园，长安城内还有药园，一为太医署之药园，一为尚药局之内药院，其中太医署之药园规模最大，“京师置药园一所，择良田三顷”。其药“随近山泽有药草之处，采掘种之；土无其物而种得生者，令所有之州送子种莳。犁牛、人力，司农寺给”。择药园生收采诸药，所采之药多为草本，但也不排除木本之药，如前揭宣政门外之药树就是木本，但不知是什么树。

由此可知，京城内外果树种植逐渐形成园林化，出现梨园、杏园、葡萄园、樱桃园、石榴园、荔枝园、桃园、药园等名称，这些树种都可作为唐长安城绿化树中果树的选项。

综上所述，隋唐长安城的绿化虽然成绩突出，但也遇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风霜雨雪、鸟剥虫穿等自然灾害，战争离乱、肆意妄为等人为破坏，都曾冲击长安城的绿化体系。面对各种冲击，负有绿化和维护专责的“有司”或力挽狂澜，或亡羊补牢，为锦绣长安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在应对天灾人祸和维持绿化树的绿化美化功能过程中，隋唐人的环境意识和绿化自觉得到提高，集中体现在隋唐人对京城绿化树种的几次争议中，绿化树的基本功能是生态保护，在此大前提下，选择更加适当的树种，既是更好发挥绿化树保护环境的要求，也是生态意识和绿化自觉进步的表现，值得我们专题研究。

（贾志刚，男，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此文发表于《长安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