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江风景区的形成

曲江风景区的形成与曲江池的存在是密切相关的。曲江池地处少陵原与乐游原之间。少陵原在长安城的东南部,是秦岭北麓的一个大原,原面长约19公里,略呈东南西北走向,地势由南而北逐渐降低。乐游原在少陵原之北,因汉宣帝乐游庙而得名,原面相对较小,但地势高爽,视野开阔。在少陵原和乐游原之间有一块不规则的洼地。曲江池就位于这块洼地中。

关于曲江池的成因,文献中有不同的记载。宋人程大昌在《雍录》中写道:“唐曲江本秦隑州,至汉为宣帝乐游庙,亦名乐游苑,亦名乐游原,基地最高,四望宽敞。隋营京城,宇文恺以其地在京城东南隅,地高不便,故阙此地不为居人坊巷,而凿之为池以厌胜之。又会黄渠水自城外南来可以穿城而入。故隋世遂从城外包之入城为芙蓉池,且为芙蓉园也。”[宋]程大昌《雍录》卷六《唐曲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山川风情丛书本,第343页。宋人乐史则在《太平寰宇记》中说:“曲江池,汉武帝所造,名为宜苑。”[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二五《长安县》。清刻本。《广舆记》和《陕西通志》等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尽管《雍录》《太平寰宇记》等书对曲江池开凿的时间和开凿者的记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说曲江池是人工开凿而成的。后代学者多以此为据,认为曲江池是人工修成的池沼。

事实上,《雍录》等书对曲江池成因的记载并不是完全可靠的。从唐朝人的论著和考察资料分析,曲江池原本是在历史时期逐渐形成的天然池沼。唐人欧阳詹在《曲江池记》中曾经写道:“苑之沼,囿之池,力垦而成者则多,天然而成者则寡。兹池者,其天然欤!……当天邑别卜,缭垣未绕,乃空山之泺,旷野之湫。”[清]董诰等《全唐文》卷五九七《曲江池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3册,第2673页。显然,在欧阳詹看来,曲江池是天然形成的,而不是人工开凿的。欧阳詹是福建地区的第一位进士,与韩愈、李观皆为天下选,当时称为“龙虎榜”。德宗时,官至博士[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〇三《文艺·欧阳詹传》。中华书局1997年精装本,第1478页。。他从福建泉州来到长安后,被曲江风景区所吸引,遂“瞩太始之元造,访前踪于硕老。天生地成之理,识之于性情;物仪人事之端,徵之于耳目”,在此基础上,于贞元五年(789)五月十五日写成了《曲江池记》[清]董诰等《全唐文》卷五九七《曲江池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3册,第2673页。。由于欧阳詹曾多次到过曲江池,并对曲江池进行了研究,因此他的说法应当是可信的。最近,笔者曾对曲江池进行了多次考察。据曲江池村的老人讲,曲江池过去并非一马平川,除南北两头外,川岸小丘相间,地面颇有起伏。20世纪70年代搞农田基本建设,曾大规模挖岸填沟,平整土地。后来为了饮水和浇地需要,当地居民在曲江旧址打了不少水井。曲江的水位很高。在池的中心地带,一般下挖3米即可成井。而在池的四周,下挖6米多才能见水。曲江池底有二三米深的淤泥,在有些地方打井,可挖出泥沙,有时还会挖出贝壳。当地老百姓说,打井时遇到泥沙,井身容易倒蹋,说明这些地方是曲江池水浸泡的地方;打井时若遇到生土,说明该地地势较高,是曲江中的小丘,或者是在曲江水域的范围之外。这些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从考察的结果来看,欧阳詹的观点是可以肯定的。

曲江池虽然是一个天然池沼,但后来确实经过人为的改造。据史书记载,曲江一带山水明媚,树木葱茏,鸟语花香,自然景观十分宜人,故秦代在曲江西南部的台塬上修建宜春苑。秦朝灭亡后,秦二世胡亥就埋在塬边。到了汉代,仍以宜春苑为离宫。汉武帝十分欣赏曲江一带的景色,对曲江池的水域进行了修整,挖凿了新的泉眼,以扩大曲江池的水源。使曲江池的水面增加到6里。“刘苏餗曰:(曲江池)本古曲江,文帝改名芙蓉。汉时周六里余。”[清]穆鄣阿等《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二二七《西安府·山川》,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11138页。据说汉武帝曾多次到曲江游幸。由此可见汉时曲江已经受到重视。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中地区战乱频繁,曲江周围的自然环境遭到破坏,曲江池中的水也逐渐干涸。隋朝在修建大兴城(即长安城)时,曲江池的大部分地方被规划在城内。《雍录》记载说:“曲江水会黄渠,自城外南来,隋世遂包之入城,为芙蓉渠,且为芙蓉园也。”由于曲江一带低洼潮湿,不宜兴建住宅,故宇文恺建议将曲江池辟为皇家园林。隋王朝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对曲江池进行了修复改造,使曲江池中不仅又有了水,而且水量还相当大。《长安志》载:“皇城东南升道坊龙华尼寺南,有流水屈曲,谓之曲江,其深处不见底。”就连曲池坊东南的静觉寺一带,也有较深的水。《续高僧传》卷二八《隋释法周传》载,静觉寺“林竹丛翠,莲沼盘游”。当时,曲江池四周盛产莲花,隋文帝遂下令将曲江池改名为“芙蓉池”。经过隋代的经营,曲江池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都有了改善。到了唐初,曲江风景区便逐渐形成。

曲江风景区是以曲江池为中心的游乐胜地,但对于曲江池的形状,文献中并没有留下多少记载。清代以来,中外学者曾绘制过一些曲江池图,可是图的形状却不大相同。清人徐松及日本学者足立喜六等人所绘的曲江图像个倒立的“人”字,仅局限于城内,且面积偏小[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所附《西京外郭城图》; 〔日〕足立喜六著,杨炼译《长安史迹考》,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95页。。夏承焘先生根据《白氏长庆集》中的有关材料对唐代曲江进行了考证,认为“曲江的面积,除了芙蓉园之外,实占有晋昌、青龙、曲池、敦化、立政、升道数坊的一部分,可能也侵及修政。徐松的曲江图仅限于芙蓉苑的一角,实缩小了它的占地十之四五了”夏承焘:《据〈白氏长庆集〉考唐代长安曲江池》,《中华文史论丛》(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辑,第245页。。这一考证基本上弄清了城内曲江的情况。但唐代的曲江并非仅仅只在城内,城外还有紧紧相连的一部分。1958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探测长安城地基的时候,曾对曲江池遗址进行过探测。探测报告称,实测结果:“沿南城自西向东,至8150米明代王尚书坟园内,以直角形北折510米,再以直角形东折1360米,再南折1060米(此折角是沿东郭城一直向南的),再西折250米,夯土渐薄,以至消失(系晚期破坏所致)。构成一面积约1441600平方米的矩形地带,该矩形的西南角无夯土,仅在南城墙北折处,发现沿南城墙东伸约110米有夯土,也是逐渐稀薄以至消失的。根据此种情况,结合各文献记载,此矩形地带,当为芙蓉园,无夯土处,便是曲江池。池底有淤泥土厚约2.8米。池为南北长东西短的不规则形状,面积约700000平方米。曲江池是将该矩形地带(即芙蓉园)分为东西两部的,东部大西部小。”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第79—94页。根据这次考古探测的结果,有人对曲江池的形状进行了描述,说“曲江池就是少陵原头突然凹陷的一块低洼地带,南北长而东西短,像一个葫芦瓢,仰口镶嵌在原面上,东西南三面封闭,只有北面有一个很窄的出口。这个出口就是今天通往曲江池的公路,大致也是唐代黄渠的遗迹。”马正林:《唐长安城风景区的地理特征》,《陕西师大学报》1980年第4期,第63—68页。从曲江一带的地形来看,这种描述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完全符合实际。

曲江池自古以江岸曲折而著称。张礼《游城南记》说:“江以水流屈曲,故谓之曲江。其深处下不见底。”张礼字茂中,浙江人,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游览故长安城(当时称为京兆城)南,写下《游城南记》。此书是记载长安城南古迹较旱的文献之一,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详见曹尔琴《张礼和〈游城南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3辑,第79—88页。汉武帝时,司马相如在《哀秦二世赋》中曾对曲江一带的自然形势有所描写。他说,俯察曲江曲折的隑州,遥望高峻逶迤的南山,三面土山夹着宽阔的长谷,清水汩汩向北流去,浇灌近水的平畴沃野[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传》。中华书局1997年精装本,第773页。。唐人欧阳詹在《曲江池记》中对曲江一带的情况也有所描写。他说:曲江池“修原北峙,回冈旁转,圆环四匝,中成窗坎。……东西三里而遥,南北三里而近”。由于时代不同,二人的说法不尽一致。但从他们的描述中可知,曲江池并不是一个倒立的“人”字,也不是一个规则的葫芦。结合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实地勘察的结果,可知曲江池是一个湖面较大的池沼,湖水主要分布在南北两端,东西两岸蜿蜒曲折,富有变化,远远望去,犹如一幅天然图画。曲江池湖面的高程在海拔450米左右。按照450米等高线可以勾画出曲江池的基本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