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教文化繁荣发展的国际舞台

公元618年,唐王朝建立了,历史翻开新的一页。自隋文帝以来兴盛的长安佛教,在唐朝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第一,作为都城,长安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佛教相关的许多重大事件都和长安相关联。当时佛教的九大宗派,即法相唯识宗、华严宗、净土宗、密宗、禅宗、律宗、天台宗、三论宗、三阶教宗,其中法相宗、华严宗、净土宗、密宗、律宗、三论宗、三阶教七宗的祖庭都在长安,即密宗的祖庭就是大兴善寺,法相宗祖庭为大慈恩寺,三论宗祖庭为草堂寺,华严宗祖庭为华严寺,律宗祖庭为净业寺,净土宗祖庭为香积寺等,只有禅宗、天台宗祖庭在长安之外的少林寺、天台山国清寺,显示出作为汉唐都城的长安在佛教传播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祖庭的缘故,无论佛教宗派如何发展,都和长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第二,自唐朝建立之初,因最高统治者皇帝的大力支持,特别是一些特殊时期,如武则天改唐为周,唐代宗、唐宣宗等皇帝在位期间,佛教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佛教寺院大量增加,佛教信徒的数量也是惊人的发展。还有皇帝觊觎长生不老的缘故,希望通过度僧、建寺、写经、供奉舍利等,提倡信奉佛教。这样,除过武宗灭佛使得佛教遭受打击之外,唐朝其余皇帝或者大力支持,或者或明或暗的偏袒支持,促进了都城长安佛教整体的发展。第三,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加之作为都城氛围的烘托,当时名僧大德如玄奘、道宣、义净等多驻跸于此;外国求法巡礼的僧侣,也把长安作为他们实现理想的福地。新罗僧侣慈藏、义湘、胜诠、圆测、慧超,日本僧侣空海、最澄、圆仁、圆载,印度僧侣善无畏、金刚智、菩提流志、不空等在不同时期云集长安,长安极具国际化特点的都市文明喷薄而出。第四,自玄奘从印度取经返回后,长安便成为中国佛教,或者说世界佛教的改造场和重新出发地,佛教走向世界化国际化的风向标,引领世界佛教朝着中国化方向发展。此表现在佛教经典的翻译和推广上。佛教经典翻译受到唐朝廷大力支持,促使唐朝都市佛教飞速发展。如玄奘主持的佛经翻译工作极具成就,从翻译经典的收集,翻译人员的构成,译出佛经的传播地域及享受人群,以及佛教本身所具有的异域风情,均显示出强烈的国际化特点。此后又有如义净、善无畏、不空等名僧大德主持的译经活动,当然也有其他僧侣个人召集翻译佛经活动参见本稿正文后的附录。,这些都显示出都城长安作为佛教文化传播中心应有的不可替代的地位。第五,由唐廷支持,都城长安频繁举办的佛事活动,也使得长安弥漫着佛的智慧和荣光,具体表现在《涅槃》《三论》《摄论》《地论》《法华》《华严》义林、义学讲论介永强:《隋唐长安佛教义林与义学风尚》,《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长安所在寺院组织的俗讲及其佛教活动参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94—336页。,衬托出都城长安独具风格的世界佛教文化中心地位。总之,由于大唐帝国的繁荣昌盛,唐朝在东亚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超乎寻常,唐都长安成为世界文化交融发展的中心。长安文化中绽放的佛教文化盛况空前,体现出当时佛教发展的最新成果。众多的印度著名僧侣到达长安,中土大德也将印度传来的经典活学活用,以便更好地传播,进而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历程。作为都城的长安,既是唐朝的政治文化中心,世界佛教文化中心,也是世界佛教中国化的试验场和重新出发点,引领佛教中国化,并成为佛教文化交融发展广阔的国际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