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佛经翻译中的文化交融

如上所述，唐都长安作为唐朝乃至世界文化的中心，引领世界佛教文化发展潮流，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佛经的翻译。众所周知，中国佛经翻译经过三个阶段，其中前两次为后秦鸠摩罗什，以及南朝梁真谛主持的佛经翻译，而唐代玄奘、义净、不空、菩提流志等人在长安主持的佛经翻译，在已有翻译程序和成果的基础上，对于长安佛教国际化，以及佛教中国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扮演佛教中国化的直接推手。当然，翻译佛经，不仅需要既懂梵文、又有扎实的汉文基础的专门人才，是两种语言的对译和碰撞，两种文化的交融，而且孕育着开放与创造新的契机。这样，在唐都长安出现的由国家支持推动的译经活动，很好地体现了文化交融的特点。

事实上，除过众所周知的鸠摩罗什等人翻译佛经之外，隋代著名僧侣释彦琮亦曾主持隋炀帝设在洛阳上林园的翻经馆，翻译出大量的经书。他在译经过程中，逐渐总结出一些对后世颇具指导性的心得和感悟。如他曾对翻译经书提出十条注意事项，即“粗开要例，则有十条，字声一，句韵二，问答三，名义四，经论五，歌颂六，咒功七，品题八，专业九，异本十”。

释彦琮还提出参与译经者必须具备以下八个条件，才能够胜任译经任务，即“所备者八：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其备一也。将践觉场，先劳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荃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其备三也。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四也。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沉于道术，澹于名利，不欲高衒。其备六也。要识梵音，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也。博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也。八者备矣，方是得人”。从此后的译经实践看，上述八个条件确实是每个参与翻译佛经人士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

其次，《宋高僧传》卷三《唐京师释满月传》所附作者释赞宁“论”，其中提到翻译佛经过程中涉及的译字译音、胡语梵言、重译直译、粗言细语、华言雅俗、直语密语等六个方面问题，对于佛经翻译过程中梵本的选定、人员的配备及分工、译场与译主的协调，以及遇到问题如何解决等，均给予解释和说明，可以说是当时翻译佛经的纲领性、指导性的东西，处处显示出文化交融的要素。

另外，宋人编纂的《佛祖统记》卷四三中，详细记载了佛经翻译的工作流程，参与人员的分工，即对翻译流程及责任体制的记载。第一译主是统筹规划译经的直接责任者，负责选定经书，制订译经计划，具体指导、把握、解决译经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第二是坐在译主左边的证义，坐在译主右边证文，听译主高读梵文，检查是否有误，并且担当和译主评议考量梵文经书之任务；第三是精通梵文和汉语的僧侣，他审听梵文，并将梵文转换为汉字，但仍然是梵文的音韵；第四为笔受，即将已经转换为汉字的梵音改为汉文；第五为缀文，将转换的汉字连接成为完整的汉文句子；第六为参译，即对证原梵文经卷和翻译后的汉文，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错误；第七为刊定，其职责是修改删补译好的汉文，捋顺上下文意思；第八为润文，就是润色上述翻译的汉文经，最终改定成书。当然，以上只是译经院（场）具体责任者和担当者，一般还要有一个监护官（宰相），负责译经的后勤保障。可见，要将梵文经书翻译为汉文，是要经过一系列专门人才协同合作，政府全力支持方能毕其功，任何个人都只是译经群体中的一分子。

从现有的史料记载看，译主在翻译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玄奘、义净，到不空和菩提流志都能说明这一点。首先，上述数人获得唐朝最高统治者的膜拜和支持，玄奘得到了唐太宗、唐高宗父子无微不至的照顾，从慈恩寺、翠微宫，再到玉华宫译场的设置及人员的配备，处处都有皇帝垂顾的影子；义净受到武则天的垂爱，不空深受极力奉佛的唐代宗支持，此前菩提流志的译经也是如此。其次，这些人都具有渊博的知识、超常领导能力，以及令人钦佩的求法传道经历，对各自的母语耳熟能详，又前往佛典所在的印度或者来到作为佛教集散地所在的长安、洛阳，熟练掌握翻译佛经所必需的梵文、汉文，成为享誉佛界的高僧大德，对涉及的其他语言也达到灵活运用的程度。应该说，他们本身就是佛教文化交融的化身，身处长安主持佛教经典的翻译，也给长安佛教文化增添了亮丽的色彩。其三，参与佛经翻译的僧人，不管是途经漫漫沙海不远万里从印度、中亚等地，还是漂洋过海不惜身家性命来自朝鲜半岛，他们的佛学修养及其语言天赋，均在当时堪称上乘，在佛教的某个方面都颇有建树。如贞观、永徽年间享誉长安的总持寺僧智通，与梵僧对译《千臂千眼经》二卷，智通本人“善其梵字，复究华言，敌对相翻，时皆推服”。参与菩提流志在长安翻译《宝积经》，担当证义的循州僧侣释怀迪，“久探经论，多所该通，七略九流，粗加寻究。以海隅之地，津济之前，数有梵僧寓止于此，迪学其书语，自兹通利”。祖籍印度、生在大唐的释慧智“本既梵人，善闲天竺书语，生于唐国，复练此土言音。三藏地婆珂罗、提云若那、宝思维等所有翻译，皆招智为证，兼令度语”。当然，还有来自唐朝藩属国新罗的僧侣，如圆测、神昉等人，他们因各种原因，年龄很小就到达唐朝，首先学习汉语和梵文，然后在唐都长安著名寺院修行，提高佛教修养，最终在佛教教义或者其他某个方面做出成就，产生一定的影响力，进而接受选择，参与唐朝国家组织的佛经翻译，担当重要的使命。可以说，在长安这片赋予佛教文化精神炽热的土地上，这又是一种交融。

翻译经书过程中朝野臣僚参与，也使得这种交融更具实际效果。玄奘和尚在慈恩寺、玉华宫等处开设译经场，京中知名大臣如于志宁、来济、许敬宗、薛元超、李义府、杜正伦等人参与润文自不必说，而中宗景龙四年（710），义净在大荐福寺翻译《浴像功德经》《毗奈耶杂事二众戒经》《维识宝生》《所缘释观》等20部，除过众多的梵僧担当证梵本、证梵义、读梵本、证义、笔受、证译之外，当时著名文人官僚李峤、韦嗣立、卢藏用、张说等20余人次文润色，宰相韦巨源、苏环监护。睿宗先天二年，菩提流志在长安北苑莲池、甘露亭译经场，翻译佛典120卷，梵、汉僧侣担当证文、证义、笔受等基础工序，朝臣卢粲、徐坚、苏瑨、崔鐻、卢象先、郭元振、张说、魏知古等参与润文，呈现出“儒释二家，构成全美”的交融和谐局面。如此场景在此后唐朝廷支持的译经场中成为习以为常的事情。

由长安以外寺院僧侣翻译的佛经，必须由译者将其运至长安，才能获得佛教界的认同，并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总之，通过佛经翻译，唐都长安不仅聚集一大批来自不同地域国家，掌握多种语言，潜心修行探究、学有所成的佛教专家，而且通过唐朝廷的大力支持，开设国家资助的译经馆，翻译通过多种途径从印度带回的佛教经典，这种在译经过程中产生的佛教文化碰撞交融，集中体现在最后定本的汉语化的佛经疏论上，引领佛教中国化风潮，体现出唐都长安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多元交融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