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儒佛道的相互批判与交融发展

1．儒佛道的争论及其相互交融

说到儒佛的争论，其实南北朝时期已经开始，唐朝建立之后，这种争论呈现出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特点，在交流中加强了人们对佛教的深层次了解，对于佛教中国化产生了重要的作用。长安作为唐朝的都城，这种争论往往在长安朝野出现，因而赋予佛教文化的交融诸多的特点。最著名的就是傅奕与萧瑀的争论。从史料记载看，傅奕上疏请除去佛教，历数佛教对唐初国家产生的一系列困惑。作为奏疏，而且是连上十一道，为了引起皇帝和世人的重视，其中不免有夸大的成分亦可想象。唐高祖让朝臣们对此发表看法，只有太常卿张道源认为所奏合理。由此可见武德年间佛教在长安朝野的影响程度，以至于出现诸如佛教与唐朝国家间的隐性矛盾，此为其一。朝堂上只有太常卿张道源认同傅奕的奏文，其他众多的臣僚均持反对意见，足见统治上层，或者说唐都长安所在的官僚知识阶层已普遍接受佛教理念，此为其二。既然傅奕道高和寡，其除去佛教的想法当然遇到挫折，难能实现，此为其三。在这种情况下，傅奕与萧瑀的争论浮上台面。

中书令萧瑀与之争论曰：“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奕曰：“礼本于事亲，终于奉上，此则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萧瑀非出于空桑，乃遵无父之教。臣闻非孝者无亲，其瑀之谓矣！”瑀不能答，但合掌曰：“地狱所设，正为是人。”高祖将从奕言，会传位而止。

与傅奕相反，作为忠实的佛教信仰者，萧瑀对傅奕的态度如上所述。唐高祖之所以“将从奕言”，是作为国家代言人对傅奕列举的佛教传播过程中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所做的应急处理，但是，如果真按傅奕奏疏中的提议去除佛教，至少在唐政权刚刚建立的当时可能性不大，因为当时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实在太多了。当然，傅奕与萧瑀争论的焦点是儒佛理念的交锋，两者在交锋中没有出现谁优谁劣的最终决断，而是在唐都长安开放包容的氛围中，这种争论最终朝着双方相互交融的方向迈进。和儒学一样，在治理国家统合百姓思想的众多方面，佛教的作用也逐渐展现出来。

唐高宗时代，针对和尚是否应拜俗、僧道是否应拜君亲，在朝廷中又引起广泛的讨论。龙朔二年（662）四月，高宗曾下诏书“勒僧道咸施俗拜”，此后集朝廷百官议论，改为不拜君而拜父母，不久又废止不行。《全唐文》卷二〇三至二〇五，卷二三〇中，收录保存了数十位朝廷大臣及知名学者奏疏，主要议题就是关于僧尼是否拜俗等问题。其实，这些围绕儒家倡导的忠孝、礼义、人性论等展开的争论，使得佛教僧侣信徒在争论中自觉不自觉地吸收这方面的东西；而面对佛教传入的强烈冲击，不仅是统治者的治理理念，就是一般人也对佛教教义乐此不疲，双方的交融逐渐深化发展，并成为这一时期思想界引人注目的大事件。日本学者砺波护撰有专文，剖析此前道端良秀、藤善真澄、鎌田茂雄等学者的观点，指出其中存在问题，认为隋唐初期僧侣不拜君亲，开元十八年（730），唐玄宗曾在兴庆宫花萼楼主持佛道讲论，结果，释道氤“雄论奋发，河倾海注”，而道士尹谦“对答失次，理屈辞殚，论宗乖舛”，玄宗“再三叹羡”，诏令赏赐道氤绢帛五百匹。如此，儒、佛、道三教间的相互辩论交锋，三者在相互交融过程中磨合发展。开元二十一年（733），唐玄宗诏令僧尼必须礼拜君亲，但经过安史之乱，到上元二年（761）九月，唐代宗下诏称僧尼并不需称臣及礼拜，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后代。砺波护还探讨了日本社会呈现的王法与佛法并重问题。佛教正是在这种冲突、碰撞、相互吸收过程中，逐渐占据唐长安上流社会，并和本土儒家思想交融发展，立足唐都长安并走向全国乃至东亚各地。

唐宪宗元和末年又有韩愈谏佛骨事件发生，从事件的前因后果看，既涉及韩愈本人对佛教理念的理解差异，又有唐宪宗本人在迎佛骨具体操作上的铺张及京城长安由于迎奉导致的浮躁喧嚣，从当时整个社会氛围看，韩愈被贬潮州也是情理中的结果。事实上，韩愈本人虽然以反佛著称于世，但他提出的道统说，有学者认为就是仿效佛教的祖统学说而建立起来的。著名佛教史大家汤用彤罗列了韩愈之外的唐代反佛人士，并指出他们反佛言论四大方面，即言佛教造成政局不安，信奉佛教导致国祚短促；举出前代沙汰佛教的成功范例，指责佛教僧徒不受戒律、肆意乱行等。不管怎样，在佛教与儒道交融的社会潮流面前，韩愈等反佛人士的举动虽然指出并校正了佛教传播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杂音，而儒、佛、道合流发展的脚步，也正是在韩愈等硕儒大家不知不觉的推动中稳步向前。

到了唐末，不管是在唐都长安，还是在唐朝广大的其他区域，儒、佛、道三者间的争论就很少有唐初那样激烈和火药味，佛教中国化的目标已经达成。应该说，如同佛教经典在长安集中翻译，然后传播唐朝辖境，再到朝鲜、日本一样，佛教和唐朝本土其他宗教的争论和交融，也是从唐都长安开始，经过激烈而漫长的相互碰撞和吸收，最后取得交融发展的结果。

2．佛教宗派间的争论和交融

唐都长安寺院林立，由于地处佛教发展的中心地带，以及京城独特的地位，七大佛教宗派的祖庭寺院也在这里长期存在，各宗派的振兴发展从这里开始，各种佛教活动也在这里广泛开展。

首先，宗派内部由于不同体系源流的原因，展开争论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呈现交融发展状态。法相维识宗内部玄奘、窥基、圆测对佛典的理解差异，以及私人关系的演变就能说明这一点。《宋高僧传》卷四《唐京师西明寺圆测传》，同卷《唐京师大慈恩寺窥基传》，记载圆测贿赂守门者，偷听玄奘法师讲新翻译的《唯识》，并利用玄奘法师罢讲，率先在西明寺鸣钟招众讲论。由此与玄奘门人窥基产生争执，进而演绎出玄奘慈恩系与圆测西明系之间的争执与矛盾。对此，汤用彤、陈景富等学者在其论著中均有阐述，不仅考证出上述史料存在的问题，而且论述了玄奘、圆测两人的同学加同志关系，并探讨了圆测闲居终南山、窥基行化河东的原因。法相唯识宗内部不同派别矛盾斗争过程中优胜劣败、融合发展，体现出佛教宗派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以及当时社会氛围下客观形势对这种交融发展的影响。受到武则天青睐的著名僧侣释法藏，也曾经参与玄奘主持的译经，“始预其间，后因笔受、证义、润文，见识不同而出译场。至天后朝，传译首登其数”。又参与义净主持的译场，与胜庄、大仪担当证义。其他宗派的发展也是从内部交融提炼，外部的压力和推动，最后得到提升发展的机遇。这种内部改造，或者说内部统一过程，也是交融提升并不断演进的过程，促进佛教格宗派的稳步快速发展。

其次，唐都长安佛教宗派间的竞争碰撞，也是相互交融的一种形式，推动佛教中国化向前发展。

再次，唐都长安佛教与来自西域的祆教、摩尼教等宗教的交流融合。对此，王维坤、彭树智等学者有专文论述，在此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