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长安都市佛教的东亚传播

1．唐都长安佛教与新罗佛教传播

唐朝建立之后，佛教成为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之一。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和支持，佛教发展传播异常迅速，其中和朝鲜半岛新罗国佛教文化交流更是如此。从现在掌握的史料看，来自新罗的僧侣有国家选派，也有大量的自己前来求法巡礼的僧侣。有的人年龄很小就来到唐朝，而有的人在新罗已经有了一定的佛学修养，有的人在新罗已声名鹊起，来到唐朝只是镀金并有所希求而已。但无论如何，这些人来到唐都长安，或者跟随高僧大德领会翻译最新佛教经典，如修炼法相唯识宗的新罗僧侣就有圆测、胜庄、神昉、智仁、玄范，学习密宗的惠日、慧超等人，从现存记载看，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人最终都没有返回新罗，老死唐朝，但他们的学说和贡献，在唐朝与新罗频繁地来往前提下，或多或少都影响到新罗佛教的发展。

也有结伴前往印度取经者，只是这些人均未返回新罗，但他们坚强不屈的精神，感召着前来求法巡礼的新罗和尚。依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记载，贞观年间前往印度取经的新罗僧侣有：阿离耶跋摩从长安出发，前往印度取经，到达后“亲历圣踪。住那烂陀寺，多闲经论，抄写众经”。他很想返回，但还是老死于该寺。慧业和尚历经艰难险阻到达印度，60多岁死于那烂陀寺。玄恪法师到达印度大觉寺，不惑之年染病而死。玄太法师永徽年间走吐蕃道，过尼泊尔到达印度，数年后返回唐朝，不知所终。还有没有留下姓名的两位新罗和尚，他们从长安出发，走海路前往印度，但在中途患病身亡。慧轮法师麟德末奉敕随唐僧玄照前往印度，玄照后返回唐朝，慧轮“既善梵言，薄闲《俱舍》”，在当地生活。当然，新罗僧侣前往印度取经最著名、最有收获者当属慧超。16岁的少年慧超开元七年（719）与抵达广州的密教大师金刚智相见，他们乘海舶前往印度求法巡礼，开元十五年（727）抵达安西。返回长安后在大荐福寺金刚智门下学习，天宝元年金刚智圆寂后跟随不空和尚习经。后慧超前往五台山，德宗建中年间（780—784）在乾元菩提寺圆寂。慧超之所以名传后世，不仅表现在他跟随金刚智、不空两位密宗大师，翻译《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而上世纪初在敦煌石窟发现传世《往五天竺国传》残卷，则是继东晋法显《佛国记》，玄奘《大唐西域记》后的又一部记载往返印度沿途所见所闻的著作，慧超往返印度取海道、陆路，又和上述法显、玄奘有所不同，显示出他的独特性。这一时期前往印度取经的还有无漏、元表、悟真等人。无论如何，上述新罗僧侣在风起云涌的求佛法活动中，敢为天下先，不惜身家性命誓死求法取经，不仅感动一代代新罗僧侣，而且对佛教传入新罗的质和量，都有相当大的促进。

前来唐朝求法巡礼者更是多见于史载，学成回国的高僧大德，为新罗佛教传播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慈藏贞观十年（636）受新罗善德女王的派遣，前来唐朝修习律宗，慈藏先后在五台山、终南山修行，贞观十七年（643）要求返回新罗，回国前慈藏“以本国经像未充，乞斋藏经一部，并诸番幢花盖堪为福利者，赍还本国”，唐太宗答应了他的请求。慈藏回国后，向善德女王建议建造皇龙寺九层塔，这座佛塔不仅是新罗都城最具象征标志性建筑，而且作为新罗“护国三宝”，受到以佛教立国新罗朝野的遵奉和重视；慈藏还积极促成新罗改穿唐朝服饰，运用唐高宗永徽年号，使新罗与唐朝的官方关系进一步深化。义湘和尚龙朔二年（662）受新罗文武王派遣到达长安学习华严宗，咸亨二年（671）回到新罗。由于义湘对新罗华严信仰的贡献，韩国佛教界将其奉为新罗华严初祖。除此之外，留学唐都长安的顺璟研习唯识宗，胜诠学习华严宗，惠通、明朗密宗等，元晓大师虽然因各种原因未能前来唐都长安求法，但他的著述学说也可能受到唐朝本土佛教的影响。

唐中后期辗转唐朝各地及唐都长安的新罗僧侣，对于佛教传播，新罗九山宗派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无相大师从都城长安到剑南四川，创净众宗，在成都保唐寺圆寂，因为无相的缘故，很多新罗僧侣均前往参禅，促使新罗境内禅宗兴盛。王室出身的金觉乔虽未到过唐都长安，入唐后就在九华山苦修，成为信众敬仰的地藏菩萨。而由于禅宗的盛行，入唐新罗僧侣前来巡礼，直接促成新罗九山禅派的形成和发展，对此，笔者曾在《入唐求法：铸造新罗僧侣佛教人生的辉煌》一文中曾有论述，在此不赘！

上述入唐新罗僧侣的译经修禅、求法巡礼，他们对佛教经典的吸收和探索，在唐都长安感受到的佛教文化的独特气息，以他们青春年华的亲身实践，在中华佛教圣地长安争得他们的一席之地，使得长安佛教文化在交融交流中发展，并经过时间的洗礼，完成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同时，他们从长安走出，将佛教最新的理论架构带回新罗，促进了佛教在新罗的进一步传播。他们成为长安佛教交融发展的催化剂和见证人，为唐都长安佛教文化的交融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

2．日本学问僧与长安佛教传播

早在遣隋使时代，长安就频现日本学问僧的身影。道慈和尚长安二年（702）随第七次遣唐使粟田真人使团入唐，在唐都长安学三论、法相二宗及密宗近20年，并以学业优异著称于世，曾被选入皇宫中讲《仁王》《般若》二经。回到日本后积极传播佛教，居住于大安寺等寺院，天宝三载（744）以70多岁高龄圆寂。道慈和后来到达长安的玄昉，返回后参与日本东大寺等佛教寺院的设计建造，不仅吸收了唐朝寺院建筑的合理成分，而且依据日本的山地形势，形成日本的佛教寺院建筑风格。

荣睿、普照两位僧侣开元初年来到长安，一边求法修行，一边积极物色唐朝律宗大师前往日本，最终选定曾经在长安受戒的律学大师鉴真和尚。经过6次磨难，鉴真和尚终于到达日本，为日本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空海804年到达唐长安，先后在青龙寺等寺院求法巡礼，806年返回日本。

圆仁在唐朝九年间，一大半时间在长安寺院居住，他的不朽名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了他求法巡礼的艰难历程，他对唐中后期长安佛教的记载，9世纪东亚各国文化交流，以及返回日本后的传播活动，奠定了他在日本佛教发展中的地位。

总之，长安佛教文化在日本的传播，既有日本学问僧不畏艰难险阻兢兢业业地求法学习，也有中国高僧大德舍生忘死前往传播，经此两个或多个途径，促进了佛教文化在日本的传播，显示出长安都市佛教文化交融发展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