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长安木材专材专供

唐政府设置专司采伐之六监，以其中三监专门为长安采伐材木，从制度上保证京城的木材供应。实际使用中，还实行按木材类型的对口供给之法作为补充，以确保政权和皇权对于某些木材的特殊需求，如少府监就有以材竹之属按时支送的规定，供其制作车乘之用：

漆出金州，竹出司竹监，松出岚、胜州，文柏出陇州，梓、楸出京兆府，紫檀出广州，黄杨出荆州。

所列漆、竹、松、文柏、梓、楸、紫檀、黄杨等均为宫廷和政府机构制造所需车乘的特殊木料，其供给之法就是视木材种类，按其出产地指定供应，即实行所谓的专材专供之法。事实上，此法也可能是官用木材的通用之法，事理如下：所引材料中除漆以外，其他诸项均属木材范围，其中，竹出司竹监，据《唐六典》卷一九《司农寺》司竹监条：“司竹监掌植养园竹之事……凡宫掖及百司所需簾笼、筐箧之属，命工人择其材干以供之（注文曰：隋有司竹监及丞，皇朝因之。今在京兆鄠、盩厔，怀州河内县）。”由此可知，司竹监自隋代就已设置，其竹不仅供百司，也要供宫掖所需。其实，唐代司竹监不仅要供宫廷百司之用，也有其他用途，如《开元水部式残卷》（P.2507）第116行记：“大阳、蒲津桥竹索，每三年一度，令司竹监给竹。”造河桥之用竹量非同一般；另外，制作竹箭竹弩等军用器械也要用到大量竹料。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不仅京兆鄠、盩厔设司竹监，怀州河内县也设有司竹监，从其地理方位来看，也如采木诸监一样，分别供给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司竹监设在东都附近者为怀州河内县，从东汉寇恂“伐淇园之竹，理矢百余万”, 经魏晋时期“河内淇园竹各置司守之官”, 到唐代于此也设司竹监，前后一脉相承。再到北宋前期，河内未设监，只留下关中鄠、盩厔一监，当时河内淇园为何不设监，不得其详。相对而言，京兆鄠、盩厔之司竹监与都城长安的关系尤其明显。此地之竹林早有记载，汉时有“渭川千亩竹”或“鄠杜竹林，南山檀柘”之说，也有司竹长之设，晋代有“司竹都尉治鄠县，其园周百里，以供国用”之载。至隋代有司竹监之名，10到唐代此地仍以多竹见载，如初唐颜师古记：“芒竹在盩厔南界，芒水之曲而多竹林也，即今司竹园是其地。”11提到司竹园多竹林。到中唐以后，唐人李吉甫记：“今按，园周回百里，置监丞掌之，以供国用。”其竹仍能达到方圆百里之规模。甚至北宋时司竹监仍有“数十里不绝”之盩厔官竹园，但司竹园从唐代方圆百里到宋代方圆数十里的笼统记载中，仍能感到竹林正在缩减，这种竹林大面积退缩与司竹监自始至终都是唐长安城竹材的重要供应基地有何关系，有待研究。

“松出岚、胜州”记载了京城长安的松木供给格局，表明唐代开元年间京城长安的松木是自岚州、胜州采运而来，这种供应模式不仅在开元时期，甚至于开元之前和中唐以后也基本如此。据敦煌发现的《开元水部式残卷》（P.2507）第125—126行记：

大阳、蒲津桥船，岚、石、隰、胜、慈等州折丁采木，浮送桥所，役匠造供。

大阳桥、蒲津桥均为造舟为梁的黄河桥，“凡天下造舟之梁四（注曰：河三，洛一。河则蒲津、大阳、盟津，一名河阳。洛则孝义也……此举京都之冲要也）”。大阳、蒲津二桥均处在长安通外界之冲要，要保持其通畅每年需对河桥进行维修，需要大量木料补给，唐人李吉甫记：“今造舟为梁，其制甚盛，每岁征竹索价谓之桥脚钱，数至二万，亦关河之巨防焉。”仅竹索价就如此之多，而造舟之木就可想而知了，据《唐六典》记：“大阳、蒲津桥于岚、石、隰、胜、慈等州采木，送桥所造。”此处所记与上引《开元水部式残卷》比较，“大阳、蒲津桥”后漏掉了“船”字，即于岚、胜等州采伐浮送之木材是为了造桥脚船而用的，又《开元水部式残卷》（P.2507）第62—63行记：

胜州转运水手一百廿人，均出晋、绛两州，取勋官充，不足兼取白丁，并二年与替。

岚、胜二州均近黄河，很明显，胜州置转运水手当与向京城转运所采伐之材木有关，是否岚州也有转运水手，不敢妄断。可知“采木于岚、胜等州，浮运于关中”这一木材供应模式应是开元水部式制定之前就已通行的模式。

这种模式到开元以后仍旧存在，如唐德宗时，修造神龙寺，计料需长50尺松木，判度支裴延龄提出同州有一山谷中有木，“可数千条，皆长（七）八十尺。”德宗曰：“人言开元、天宝中，侧近求觅长五六十尺木，尚未易（得），须于岚、胜州采市。”通过唐德宗君臣对话可知，开元之后的天宝时期，长安建筑所需大型松木，仍须由岚、胜州采运而至。实际上，此种格局也保持到中唐以后，柳宗元《晋问》记载：“晋之北山有异材，梓匠工师之为宫室求大木者，天下皆归焉。”认为万工举斧而入晋之北山，是为宫室求大木，然后，“乘水潦之波，以入于河而流焉”，将所伐之巨木浮河辗转运入关中。唐后期仍见岚胜之木，敦煌藏经洞发现《诸道山河地名要略第二》（P.2511）岚州条下山名：

“总林、玉龙（注曰：二山名，山在苛岚军西北三百里，上多松木，所谓岚、胜之木是之也）。”

此件文书末尾题“八年七月戊辰记”，王仲荦先生认为是咸通八年（867）所记，此条记载不见于其他地志，整理者认为是唐人韦澳为宣宗处分时事所作，可知当时以出产“岚胜之木”闻名的岚州仍然以多松木见载。联系本件文书代州条记：“兼置代北水运使院。”说明代州是水运使的驻地，也曾经将其移于别处，但因不便于事而又移回原地即代州。中唐以后，代北水运使也见于其他文献，多涉及水运使运粮给缘边诸镇，或水运使营田自给，窥情度理，水运使之营田只不过是保障转输的一种措施，并非其本职，转运才是其本职，但向缘边诸镇运粮也只是其职责的一半，另一半是向京城转运，如此代北水运使也称为京兆水运使，刘禹锡记：“充京兆水运使，局居雁门。”代州在唐亦名雁门郡，如果不是传写之误，或许可以认为此水运使的运务与京兆有关，但是否涉及材木转运，有待新解。又据《册府元龟》卷四九八《邦计部·漕运》贞元八年（792），灵夏二州运粮使郑克均“于胜州泝河运云、朔米万余斛”到灵州、夏州。联系前揭胜州设置转运水手120人的记载，郑克均极有可能是利用胜州原来向京兆转输材木的转运水手，临时转向灵夏运输军粮，因为万余斛云州、朔州米于胜州经黄河溯流而上绝非易事，非熟悉水运之胜州水手和胜州现成的船只不能成就此事，说明胜州河运能力并未丧失。由此可见，中唐以后，岚胜仍以多松见载，转运机构仍旧维持相当运力，更为主要的是京城仍旧需求大量松木，故岚胜松木供给京城的格局一如既往。

“文柏出陇州”涉及京城长安的另一木材来源，陇州向京城供应木材也见于有关文献，唐人沈亚之《西边患对》记：

“岐陇所以可固者，以陇山为阻也，昔其北林僻木繁，故戎不得为便道，今尽于斩伐矣。……虚兵之号，与实十五。又有非战斗而役，入山林伐麋鹿熊麂麝豪豕，是徭者居十之三；穷垒险障，剃繁取材，斤声合叫，不息于寒暑，是徭者居十之四；发蓄粟、金缯、文松、大梓、奇药、言禽、薰臭之具，挽辕于陆，浮筏于渭，东抵咸阳，入长安，部署相属，是徭者居十之二。”

这段材料是他于元和十二年（817）在岐陇之间采访故老后所写，记录了守边军队的真情实状。驻岐陇之边兵除一半为虚名外，在军营之另一半也是“别有用心”，九成兵士用在非战斗事务上，其中有3/10入山林捕猎，4/10伐木取材，2/10将文松、大梓之类运输入京。尤其是此处所提到的“挽辕于陆，浮筏于渭，东抵咸阳，入长安”，正是岐陇木材转运京城的路线和方式。据《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关内道凤翔府虢县条：“西北有升原渠，引汧水入咸阳。垂拱初，运岐、陇水入京城。”史念海、龚胜生等先生认为此“岐陇水”应为“岐陇木”之误，可以信从。据元人骆天骧《类编长安志》记为：“唐垂拱初运岐、陇木。”明确记为岐陇木，但不知何据。史载武则天曾命御史王弘义于虢州采木，因为役使过度，出现丁夫多死的情况，此虢州应是升原渠所在之地，受诏采木无疑是为京城而采。从虢州采木、开渠，到通船栰至汉长安城，说明经水道运岐陇材木入京的格局已经形成。而唐前期岐陇木材由丁夫采伐，通过升原渠、渭水运经咸阳，至汉长安城的线路，正与中唐以后由边军采伐，“挽辕于陆，浮筏于渭，东抵咸阳，入长安”之格局相似，但此长安是汉长安城而非唐长安城。

大量的岐陇材木如何由渭水之滨的汉长安城运进唐长安城内，一度引起唐廷重视，唐玄宗天宝二年（743）:“京兆尹韩朝宗分渭水入自金光门，置潭于西市之西街，以贮材木。”史念海先生反对徐松之“渭水不能入城说”, 认为开通升原渠和引渭水入城之目的，主要是为了运输岐陇之材木，农田灌溉只是次要的。浮渭而来的岐陇之木经漕渠入金光门可抵达西市，岐陇木之入城问题也许可以暂时得到解决。

联系前引陈仓设采伐官监的事实，不管其监名是百工监，还是其他监，均说明陈仓所属之岐陇确实是京城长安的一个主要木材供应基地，甚至于到北宋时仍每年于此地采伐大木上万株，供给开封。故京兆尹韩朝宗所谓“以贮材木”，决不仅限于薪炭，诚如沈亚之所记，文柏、文松、大梓等栋梁之材与药材粮食等物应该是此线的主运之物。

“梓、楸出京兆府”记录了唐代长安城木材供给的又一来源，前揭蓝田库谷监、盩厔就谷监皆位于秦岭北坡，正在京兆范围内。史载蓝田之材木多有采运入京者，如贞观十六年（642），唐太宗“欲造一殿，仍构重阁，令于蓝田采木，并已备具”，唐太宗造殿之材就取自于蓝田，说明京兆府也是殿堂之材的供应基地，并非如史籍所载大木皆须采自豫章、江南。但实际上，由蓝田运入京城的不限于宫廷殿材，也有公私材木，如《开元水部式残卷》（P.2507）28—30行记：“蓝田新开渠每斗门置长……公私材木并听运下。”由蓝田所开之新渠承担着公私材木运下的责任，从而也说明蓝田不仅是京城宫殿的取材之源，也是京城公私用材的采伐之地。

不仅蓝田新开渠有运木之任务，京城附近诸渠均需承担运木之务，有时会出现运木与灌溉、杂运争水的情况，如《开元水部式残卷》（P.2507）第103—104行记：

虽非采木限内，亦听兼运，即虽在运木限内，木运已了及水上有余，溉灌须水，亦听兼用。

据式文推知，水渠分成采木限内和非采木限内两种情况，如果运木与杂运争水，采木限内优先运木；不在采木限内，也是兼运，运木不能让位。还有，如果运木与灌溉发生冲突时，运木限内是运木优先，只有木运结束或有多余之水时，才可兼顾灌溉。在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灌溉用水竟然要让位于木运用水，确实耐人寻味，但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木材对于京城的重要性。唐朝为了将京兆之梓楸运入京城，在出材之所设有诸采木官监，并屡有凿渠以运薪炭材木之举，如京兆尹黎幹曾于永泰二年（766）自南山谷口“凿运水渠”, 此运水渠也应该是运木渠之误。

中唐以后，以采造代替官监，采造山场就成为供材基地，如唐人邢汴曾任山场务判官、山场将、山场务都知官等职。京兆附近也有此类山场，如盩厔山场曾为含元殿采造殿柱，其殿柱的运送过程尤可注意，“伐之倒，以俟三伏潦水涧流，方及谷口，千百夫运曳……急命千百人推曳渭流听下”。据此可知，流水漂浮仍是关内巨木运送的主要方式，因为陆运只能通过千百夫拽一柱，“其下施毂”的办法，其运输成本昂贵，“终日不过三二十里”，“一材之费，已数十万工”的描述也并不为过，也许这就是诸渠运木优先规定的法理所在。

唐中后期，京城长安仍离不开京兆之材，神策南山采造之设便是其证。唐文宗大和元年（827），“左神策军奏当军请铸南山采造印一面”。此采造多指木材供应，如白居易《宿紫阁山北村》所记：“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神策南山采造的职责应是将南山材木采造运输入京，但在木材缺乏之时，军士竟然以采造之名闯入民宅伐树取材，说明京城木材不仅运输困难，采造也不容易。大和四年（830），“左、右神策军奏，当军于凤翔扶风县营田采造，宝鸡县采造，斜谷、南山、吴山、宝鸡、扶风营田共四所，各请铸印，并可之”。此段记载虽然涉及左右神策军的采造之所，却不易理解，推测是因为采造需要营田供粮，故请求赐印。从文意分析，凡有采造之所，就需营田，采造所与营田所基本一致，故不管是赐予营田印，还是采造印，所提到的斜谷、南山、吴山、宝鸡县和扶风县，均可认为是两军采造材木之所。神策军为京城采造投入了相当兵力，据宋白《续通典》所记，左右神策军可以分为在城、外镇及采造、京西北13镇三部分，共154063人，其中左神策军外镇和采造有29603人，右神策军外镇和采造19479人，总计有接近5万人参与采造，参与采造的将士数占左右神策军15万余的1/3, 足见唐政府为保证京城的木材供应的确是做到力所能及的程度，而神策军通过掌握南山采伐和控制木材入京也达到掌控京城社会之目的。

为了摆脱神策军掌控材木供应的局面，唐政府也采取过一些措施，如《册府元龟》卷五一〇《邦计部·交结》记唐文宗为限制宦官势力曾经推行收购储蓄材木的办法供给京城，结果却由于盐铁转运使王播与判度支王涯交结宦官，以及神策军假托商人中纳材木，致使此项措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王）涯与判度支王播交结中尉王守澄，请托中纳材木，至开成元年正月，敕度支自此不得收贮材木。如或宣索，即以其直市供，诸色作料亦如之。先是，度支奏旧管右神策军及诸色人假商人名中纳材木，计支价直三十三万二千四百余贯，所中材木、茶，无至者。御史台推鞫，皆涯、播之中纳。

唐政府欲寻找另一种供给京城长安材木的途径，以打破神策军以采造之名垄断京城材木供给的局面，却因为神策军冒充商人中纳材木，在虚耗数十万贯钱之后，收不到最初取材于他途的效果，随着王涯、王播等人在甘露事变中被杀，宦官掌政者连徒有虚名的限制神策军垄断材木的政策也废止了。京城材木“以其直市供”的办法，在神策军掌握京城采造的情况下，也只是一块神策军控制京城材木供应权的遮羞布。

“紫檀出广州，黄杨出荆州，”此条揭示出京城贵重材木也采用专材专供的模式。紫檀深受唐人喜爱，唐人苏敬如此记载，紫真檀“出昆仑盘盘国，虽不生中华，人间遍有之”。遍有紫檀一词，说明唐人喜爱紫檀的程度，京城权贵集中，紫檀之器更为奢侈之辈追捧。但苏敬所言紫檀出昆仑国与本条之紫檀出广州并不一致，不仅如此，同为《唐六典》，记中尚署的紫檀来源又有不同，“其紫檀……出广州及安南”。又认为紫檀出广州和安南，比前又多出安南一地。之所以关于紫檀来源多有分歧，是因为记录者标准不同，从出产地的角度，紫檀多产自南海诸国，并非广州所产；从输入地来说，“紫檀出广州”又是指南海诸国之紫檀多由广州输入唐朝。长安紫檀来源亦不例外，原产地在南海诸国，输入地是广州。其运输渠道是由海舶运到广州进行贸易，再通过专职机构运送入京。如显庆六年（661）敕：“南中有诸国舶，宜令所司每年四月以前预支应须市物，委本道长吏，舶到十日内，依数交付价值市了，任百姓交易。其官市物，送少府监，简择进内。”贵重材木与其他奢侈品一样，由岭南地方长吏负责采购并运送入京，再交付少府监五署加工成各种器具，以供天子和百官所用。隋唐时期，海舶每年运来的货物有大量的贵重木材，如万安州大首领冯若芳宅后大量苏芳木就是靠劫取海舶而来，说明木材交易是南海贸易的重要内容。不仅商舶运送贵重材木，还有其他来源，如琼州牧韦公幹驱木工沿海采伐乌文、珐陁等奇木，“命二大舟，一实乌文器杂以银，一实珐陁器杂以金，浮海东去，且令健卒护行，将抵广”。韦公幹把采伐的奇木制成各种器具后，也是首先运往广州。可知，广州成为南海诸国和海南诸岛贵重奇木输入内地的转口贸易港，紫檀等贵重材木就由此输入长安。

京城之黄杨来自荆州，《倭名类聚抄·草木部·木类·黄杨》引唐僧远年之《兼名苑》记：“黄杨，色黄白，材坚者也。”唐人段成式记录了唐人对黄杨的特殊认识：“黄杨木，性难长，世重黄杨以无火，或曰以水试之，沉则无火。取此木必以阴晦，夜无一星，则伐之，为枕不裂。”在唐人看来，黄杨有不少优点，材坚色黄白，是良材，尤其黄杨备受唐人青睐之优点是无火即不易点燃，这是建筑用材、制作器具的极佳材料。至于唐人以之制枕，也是其用途之一。正因为黄杨有如此好处，京城长安专门指定荆州供给其材。唐人李华《含元殿赋》也提及荆杨之材供给京城，如“下荆、杨之材”，为桴为栰，经江汉、历河渭，运到长安，“交积于作宫之地”。唐代荆州黄杨之情况不详，但与之相邻且地形气候相同的峡州既有青杨，又见黄杨之记载，如《太平广记》载：“青杨木，出峡中，为床，卧之无虫。”又欧阳修《黄杨树子赋》序记：“夷陵山谷间多黄杨树子，江行过绝险处，时时从舟中望见之，郁郁山际，有可爱之色。”欧阳修看到黄杨树遍地的夷陵，唐代称峡州，与作为长安黄杨供应基地的荆州互为邻州，可见黄杨是荆州、峡州的共同物种，或许荆州黄杨特性优于峡州，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