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京城木材的制度性供应与非制度性供应

唐政府为保证京城长安的木材供给，推行专监专供和专材专供之法，从制度上保证行政中心对木材的需求，虽前后有所变化，但维持一种行之有效的木材供应制度一直是执政者建制立法的初衷，此可视为制度性供应。但是，现实的不确定性也为京城木材的非制度性供应留下空间，在某些时候，非制度性供应甚至由辅助性措施上升为主要供应手段。

在非制度性木材供应方面，市场供应和就近取材的方式占有相当比例，据《唐六典》卷一九《司农寺》钩盾署条记：“掌供邦国薪刍之事”。注文曰：

其和市木橦一十六万根，每岁纳寺；如用不足，以苑内蒿根柴兼之。其京兆、陕、陇州募丁七千人，每年各输作木橦八十根，春秋二时送纳。

此处木橦系唐人常用之词，唐式规定：“柴方三尺五寸为一橦。”司农寺之木橦分成三个来源：一是京兆、陕、陇州募丁输入，七千人每人年输80根，达到56万根；一是和市获得，每年16万根；一是利用苑内蒿根柴就近供应，补充前二者之不足。前一种方式属于制度性供应，后二种属于非制度性供应的市场供应和就近取材，这虽然是薪刍的供应格局，而京城木材供应格局与其有类似之处。

通过市场获得木材作为制度性供应的补充方式，曾经发挥出巨大作用，如开元年间，时任左拾遗的刘彤就提出伐木兴利之建议，得到采纳。木材交易风气渐浓，甚至有人要买尽终南山树。到天宝年间，又有前揭京兆尹置潭于西市以贮材木之事实，需要指出的是，所贮多属岐陇之材木，这些材木贮积于市场，其商业目的显然存在。与此同时，前文所述长安松木需从岚、胜州采市的史实中，包含既有采伐又有市购的信息，制度性和非制度性供给方式同时并存。

中唐以后，京城木材市场受到营建之风的影响，长安百姓有“木妖”之说，其建筑用材多由市场购买，例如，大历十年（775）大兴善寺建文殊阁，涉及木材来源：

破用及见在数如后：四千五百四十二贯五百四十五文，买方木六百一十根半；九百七十四千八百一十文，买椽柱槐木共八百四根……二百一十四千五百文，买栈七百束等用；七百四十六千二百二十五文，买柏木造门窗、钩栏等用。

所用木材从市场购买，其价格随材质而有别，方木每根约7.4千，槐木每根约1.2千，栈每束为0.31千。此次修造所用木材或为施舍，或为购买，购买所占比重较大：

右具破用数如前，应买入、杂施入、回残、见在如后：合入方木六百八十五根半：七十五根外施入，六百一十根半买入；四百八十七根半，造阁用讫，一百二十七根出卖讫，七十一根见在。合入搏柱二百四十四根：一百四十八根外施入，九十六根买入；一百七十三根造阁用讫，七十一根见在。合入椽二千四百一十四根：一千五百七十根外施入，八百四十四根买入；一千八百五十四根造阁用讫，五百六十根见在。合买入栈七百束：三百五十束造阁用讫，三百五十束见在。

方木买入610.5根，占总数685.5根的89%；搏柱买入96根，占总数244根的39%；椽买入844根，占总数2414根的35%；栈买入700束，占总数的100%。通过统计发现，此次大兴善寺造阁使用木材，市场购买的比例远大于信众施入。我们注意到，就连受唐廷资助的佛寺建筑用材也主要来自市场，其他民用建筑更无须多言。有趣的是，大兴善寺不仅购买了610根方木，还卖掉了剩下的127根方木，扮演了既是买家又是卖家的角色，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唐人对于木材商品属性的认识。正因如此，经营木材甚至成为长安商人迅速致富的手段之一。如唐德宗建中前后，窦义在长安从种榆树开始，靠卖束柴屋椽起家，鬻车轮榆材得利，他投资法烛当薪，为陆博局提供木材，从而成为京城富商。窦义所以能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人，其根本原因在于长安木材市场蕴藏着巨大商机，虽说是小说家之言，但亦能透露出时人对木材市场的些许看法。凑巧的是诗人元稹《估客乐》也提到“大儿贩材木，巧识梁栋形”。木材商人、木材市场以及木材的商品属性在当时都得到重视。

长安木材交易活跃，也引起唐政府的注意，前引判度支王播、盐铁转运使王涯执政期间也曾有以33.24万贯钱于京城收贮商人材木之举措，其目的就是要依靠木材市场、木材商人的力量来打破神策军垄断长安木材供应的局面，虽然由于神策军士假冒商人从中破坏而无法达到其初衷，毕竟执政者是看到长安木材市场的无限潜力，才会有此决策。因为京城木材市场吞吐量大，某些官员甚至提出征收竹木税之建议，如赵赞于建中三年（782）提议：“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之”，唐德宗后来虽下诏罢免其税，但竹木税能与茶税并列之现象自有其社会现实依据，不须讨论竹木税的征税对象是公、私材木的哪一项，只从竹木税能列入政府救困之策来说，其利益一定非同小可。

就近取材的原则也是唐代木材供应的一般法则，不管是水利堤堰内外种榆柳杂树以充堤堰之用的法令，还是桥道侧近州县采造木材以备用的规定，都强调就近取材。虽然唐代有京城四郊300里不得采捕的成规，但在木材时有所缺的长安，就近取材的原则在唐代长安木材供应格局中也时有表现，如长安城出现专门以种树为业和卖树苗成名者，民众房前屋后植树无疑有利于就近取材，而且经济林和观赏林也有用材价值，如前述以苑内蒿根柴补京城用柴之不足，就是遵循树木自然生长规律的合理用材之法。森林、树木的木材蓄积量在一定范围内是可再生的，有节制的利用属合理采取，而无节制的乱砍滥伐才会导致林源枯竭，如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因修灞浐等桥缺乏木材，于是敕准“取城内诸街枯死槐树，充修灞浐等桥板木等用，仍栽新树充替”。如果真如敕文规定，取长安城诸街道旁枯死槐树作为修桥之木料，随即又栽种新树，就属于合理利用就近取材原则之例证。如果不加区分一律砍伐就属乱砍滥伐，如贞元年间，度支欲尽伐两京道旁槐树充用，就有滥伐之嫌疑，据《太平广记》记：“贞元中，度支欲取两京道中槐树为薪，更栽小树。先下符牒华阴，华阴尉张造判牒曰：‘召伯所憩，尚不翦除，先皇旧游，岂宜斩伐。’乃止。”此处记载度支欲取两京道树为薪，而唐人李肇《唐国史补》却如是记载：

贞元中，度支欲斫取两京道中槐树造车，更栽小树。先符渭南县尉张造。造批其牒曰：“近奉文牒，令伐官槐。若欲造车，岂无良木？恭惟此树，其来久远。东西列植，南北成行……拔本塞源，虽有一时之利，深根固蒂，须存百代之规。”

据此可知，度支令伐取官道旁槐树之目的是造车，而不是造薪。之所以出现分歧，是因为《太平广记》引用《国史补》时不够严谨造成。伐槐造车之令虽因张造反对而没有实施，但度支以缓冲长安用材压力为幌子，意图砍伐两京道旁槐树，显然是对就近取材原则的误解。

除市场供材和就近取材之法以外，属于非制度性供应的木材供给途径还有很多，诸如馈赠、贿赂等，都可以是京城木材的供应渠道。就木材馈赠而言，既有地方政府为某事的进助，如杨于陵任地方官有“进助山陵材木”之举动。也有个人向政府的捐助，如长庆四年（824），波斯大贾李苏沙进沉香亭子材，还得到1000贯钱，1000匹绢的赏赐。还有私人之间的赠送，如任职于出材之乡的岐州司功参军李义璡，因其兄李义琰宅无正寝，遂购买堂材送于京城，结果李义琰“竟不营构，其木为霖雨所腐而弃之”等等，各种情况不一而足。

用于贿赂的木材，通过一些贪功贪利之辈向权臣纳贿而输入京城，如虢州刺史宋晦率百姓采卢氏山林助宰臣元载营私第。也有贿赂宦官执枢要者，如凤翔节度使向中贵人寄柴数车。虽说因贿进材木之事难登大雅，毕竟构成输材进京的事实。

唐代京城木材供应表现出几个特点，供应方式多样，既有制度性的专监供应和专材专供，也有非制度性之市场供材和就地取材；取材之地分散，既有关内之京兆岐陇，又有关外之岚胜荆广；供求矛盾突出，求大于供的局面一直存在；管理机构多变，由前期的少府监转而归神策军；运输渠道不畅，多以水运为主，天然河道必须辅之以人工漕渠，漕渠开掘困难重重。总体而言，京城木材需求旺盛，考验唐朝木材的供应能力；京城木材大量消耗，则考验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不仅有唐一朝受此问题困扰，历朝历代概莫能外，城市与原料供应问题的平衡点应该落在哪里，不仅是对古人的考验，也考验后来者。

（原文发表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