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剑人传略

吕剑人传略

吕剑人，学名吕蔚，字秀山，曾用名吕康若，化名李建。1908年7月23日（农历六月廿五日）出生于陕西省乾县大墙乡西天堡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吕东启，一生务农；母亲许氏，操持家务，勤于纺织。兄弟姐妹七人，他排行老三。由于父母勤劳节俭，善务庄稼、牲口，性情随和又乐于助人，一家人过着温饱的日子。

少年时代的启蒙

吕剑人幼年敏而好学，8岁时进入本村私塾接受旧式开蒙教育。四年中，他从《三字经》《百家姓》，读到《千字文》《论语》，打下了古文基础。12岁考入火神庙高级小学读书。这是一所私人创办的新式学校，除了国语，还开设英语、算学、图画、手工、体育等新课程。教师多来自西安，有一定的新思想，在当时反封建的社会氛围下，学校教师常带领学生，逢农村集日便向群众进行废除男人留发辫、女人缠小脚的宣传活动，劝说或动手剪掉男人的长辫。这些活动启发了吕剑人反封建敢斗争的思想意识。1924年春，高小毕业后，他考入乾县城关南街小学的初中班。

开学不久，吕剑人因在课堂上向一名亲属是国民党当权者的英文教员多提了几次问题，被视为对教师不恭敬，以致闹到校长出布告要开除吕剑人等四名学生。学生不满意校方的做法，闹学潮十多天。学校无奈，只好采取放假办法，迫使学生离校。家里老人怕他失学，劝他去给校长道歉认错，吕剑人坚持认为自己没错，学校开除他毫无道理，宁愿在家劳动也不肯认错。当年夏天，16岁的吕剑人得知西安私立成德中学招生，瞒着父亲，悄悄地向祖母要了三块银圆，徒步140多里，赶到西安报考。他从600多名考生中被录取入学，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

经受大革命洗礼

西安私立成德中学位于北大街中段，该校面积大，经费充裕，教学设施齐备，聘请的教师多有名望。五四运动期间，成德中学学生屈武，作为西安学生代表，赴京请愿血溅总统府的爱国行动，打破了成德中学政治上的沉闷局面。随着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广泛传播和国民革命的兴起，早期共产党人魏野畴等人，于1924年8月创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西安第一支部，成德中学学生张秉仁任支部书记，并办起读书会。吕剑人积极参加了读书会和青年生活社组织的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活动。通过阅读《中国青年》《新青年》《向导》等革命报刊，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925年5月，在党团组织领导下，西安学生发动了驱逐北洋军阀走卒、陕西军务督办、省长吴新田的学生运动。吕剑人与同学们罢课、游行、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揭露军阀暴行。在陕西国民二、三军的响应下，经过两个月的斗争，驱吴斗争取得了胜利。

1926年4月，直系军阀刘镇华率10万大军，围攻西安达八个月之久。在炮火袭击、粮食奇缺的情况下，吕剑人与同学们在党团组织领导下，与守城军民一起，坚持反围城斗争。他一方面积极热情地参加各种政治报告会、演讲会、暑期短训班和党团课学习，接受革命理论；一方面与同学们上街向群众介绍革命书刊，排演活报剧，慰问守城官兵，进行打倒军阀、坚持北伐的宣传，唤起民众觉悟，激发官兵斗志。西安城内发生严重粮荒时，他与几个同学想办法买了一匹老马，宰杀分吃，以维持生命。8月，一场严重的伤寒病几乎夺去了他的生命，在王菊人、吴光华等同学的精心照料下，才脱离生命危险。11月28日，西安解围后，他回到乾县家中，继续养病。通过这些斗争，吕剑人的思想觉悟、革命意识得到了很大的锻炼与提高。

1927年春节后，吕剑人返回西安成德中学。当时，西安正处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党团组织、群众团体得到积极发展，工农革命日益高涨。他更加积极地参加到张贴革命标语、为革命募捐集资、参加演出等宣传北伐和工农革命的活动中。他还在党团组织开办的“廿八书报社”及“十一书店”购买了许多革命报刊和马列著作，认真阅读。在大革命的洗礼中，1927年2月，由同班同学曹受祉介绍，吕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1927年5月，吕剑人受成德中学学生会委派，参加西安各界慰问团，前往潼关、陕州、洛阳、郑州等地，慰问东征的国民革命军冯玉祥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冯玉祥倒向蒋介石，开始驱逐共产党人，慰问团遂停止活动。慰问团团长、共产党员黎光济秘密宣布慰问团解散，成员分散返回。吕剑人于7月初回到西安后，与留校的同班同学、共青团负责人魏承志接上关系。7月中旬，冯玉祥在陕西开始清党反共，解散革命团体，缉捕残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轰轰烈烈的陕西大革命失败了，党团员人数锐减。但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他们擦干净身上的血迹又继续战斗了。

开展秘密工作 组织革命兵变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西安。为贯彻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总结陕西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中共陕西省委于1927年9月26日，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省委扩大会议。会议制定了陕西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政策，提出了“党到农村中去，到军队中去”的口号，确定了党务工作的秘密原则，开始了策略上的转变。

因共青团员的身份没有暴露，1927年9月底，吕剑人被团组织派回乾县工作，任共青团县委东区委员会委员。时逢冯系乾县政府正在筹备选举工作，通过地下党活动，吕剑人担任了乾县东区选举办事处副主任，以此为掩护，开展团的工作。1927年10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共青团陕西省委联字第二号通告的规定，由中共乾县县委书记王玉栽介绍，吕剑人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任共青团乾县县委宣传部部长，公开职业是县城南街小学教师。南街小学是中共乾县县委和共青团县委主要负责人隐蔽活动的地点。1928年3月初，乾县党组织按照省委指示，决定在孙中山逝世三周年纪念日，开展反对基督教文化侵略的“非基”爱国运动。吕剑人负责游行示威活动的宣传工作。他拟订口号，起草、刻印传单，组织学生上街散发。游行当天，学生们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军阀”“反对基督教文化侵略”的口号，出于义愤，捣毁了县城北大街的基督教福音堂。反动势力借机与驻军勾结，制造事端，迫害进步教师和学生。

3月25日晚，国民党军警包围了南街小学。王玉栽和吕剑人等立即采取措施，分头清理、烧毁了一切党、团文件，做好应变准备。26日拂晓，国民党军警闯进学校，以“共产党嫌疑”和“预谋暴动罪”，点名逮捕了吕剑人等30多名教师和学生，关在东院教室。为保护党团组织，吕剑人与同志们统一应答口径，坚决不暴露党团员身份，同时给非党群众做工作，决不出卖朋友，不承认有共产党。第三天，反动派给被捕师生戴上脚镣，押送到西安北大街冯玉祥军法处看守所。经师生亲属和社会贤达人士奔走呼吁，部分师生被释放，吕剑人和校长等五人仍被监押在又黑又潮、不足10平方米的牢房里。放风时，吕剑人躲过敌人监视，不时去探望单独关押在重刑囚室里的中共陕西省委秘书处、交通处被捕同志方鉴昭等五人，他们相互鼓励坚持斗争。他和同志们始终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情绪，把牢房生活编成顺口溜：“牢房脏又黑，稀饭清见底，生活三颠倒（人妖颠倒，是非颠倒，昼夜颠倒），青春献祖国。”在社会压力下，5月底，吕剑人被释放出狱。出狱前，他把被褥留给关押在一起的、曾在国民党省党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同乡王德安，把剩下的钱送给难友们。王德安将自己的毛衣赠送给吕剑人，并告诉他与党组织接头的地点与暗号。6月17日，王德安、方鉴昭等九同志英勇牺牲。

吕剑人出狱后，在省立图书馆找到接头人张劲轩，接上组织关系，担任共青团陕西省委秘密交通站站长，化名李建。此时，中共领导下的工农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正在兴起。5月初，爆发了渭华起义，成立了以唐澍为总司令，刘志丹为军委主席的工农革命军，形成以华县高塘、渭南塔山为中心的红色武装割据区域。当时党团组织联系工作的主要途径就是靠秘密交通，交通员不仅秘密性极强，危险性也极大。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吕剑人和交通员们，机智勇敢，有时化装成商人，有时装扮成小学教师，将密印文件、信件藏在点心里或洋车底座下，屡闯难关，圆满完成了给华县高塘镇渭华暴动总指挥部和富平、三原、礼泉、乾县、长安、兴平、周至等县委和西安市委传送文件的任务。情况危急时，他们把文件用油纸包好，放在井内，防止发生意外。吕剑人所领导的团省委交通站，从西安柏树林街到北教场巷，先后搬了两次地方，都没有暴露过行迹，也没有一个人泄露过党的机密，很好地完成了秘密交通任务。

渭华起义失败后，1928年9月，中共陕西省委派吕剑人担任华县县委书记，前往被敌人破坏严重的华县，调查联系党团员，恢复起义失败后沉寂的党团组织。吕剑人几经打听，找到华县郭村，与县委组织委员同继志接上关系，即刻开始摸查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团员情况，并秘密与他们见面，分析形势，鼓舞他们继续革命的斗志。工作中，他经常是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受冻，不是住在菜地里搭建的草庵，就是住在破庙里，啃干馍，喝凉水。联系不上同志时，就隐藏在柿树林里，捡乌鸦吃过的干柿子把充饥。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工作，在同继志等人帮助下，遂在瓜坡镇开了个小杂货店，他化名李大，以“掌柜”身份做掩护，成立了县委的秘密机关。他们常常是带上货物，利用集市贸易或走乡串户的便利与党团员联系。到年底，共恢复党团员二三十人，在郭村、君朝、王楼、瓜坡到高塘之间和县城西关建立起党支部、党小组。

1929年1月下旬，吕剑人到蒲城县荆姚镇，出席了秘密召开的共青团陕西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当选为团省委委员，并调到西安担任团省委宣传部部长。这时，西安形势已极端严峻。国民党当局在全城实行宵禁，军警横行，到处抓捕党团员。由于叛徒出卖，陕西党、团省委主要负责人李子洲等被捕，党、团机关和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的力量受到重大打击，关中地区党员只剩200多人。2月初，吕剑人从华县交接完工作赶到西安后，接头地点已被破坏，没有接上关系，也无法立足，只好暂时回到乾县家中等待消息。2月下旬，接到省委通知后他立即赶回西安，找到陕北会馆的武善养接上组织关系。很快，共青团陕西临时省委组织部部长焦维炽来到吕剑人住的裁缝铺，给他传达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提出的“一切都重新做起”“实现党员职业化”，深入社会，联系群众的精神，并嘱咐他先在西安找个社会职业做掩护。吕剑人通过社会关系，在位于南院门的国民党省党部领导的官办群众组织“反日会”，找到一个文书职位。这时，临时团省委委员只有薛永寿、焦维炽和吕剑人三人。焦维炽多次到“反日会”与吕剑人联系工作，吕剑人也去临时团省委书记薛永寿家中参加会议。利用文书职务和住所之便，吕剑人为地下省委购买办公物品、刻印文件、接转信件、接待安排党团员、了解国民党党训班情况。冬天，踏着没膝的大雪去兴平、周至、礼泉、乾县检查工作，保持与基层组织的联系。

1930年4月初，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为贯彻中共中央第70号通告精神，将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扩大红军作为斗争的主要策略。《省委通告第九号》强调，“反革命军队中的工作应立即有计划地发展，要调派得力同志到中心部队去，发动兵士的日常斗争，进行有组织的兵变。”各地党组织陆续派出大批共产党员打入国民党军队，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举行起义。

吕剑人在“反日会”进行的秘密活动，引起反动当局的怀疑，身份有暴露的危险。1930年4月中旬，临时省委遂派他去河南南阳杨虎城军队做兵运工作。当时，杨虎城部队中已经有许多共产党员隐蔽其间，并建立了党组织。经中学时期的同班同学、时任杨虎城随从秘书的王菊人介绍，吕剑人在南阳守备司令部办公厅第一科当上中尉科员。他利用检查报刊邮件之便，秘密收集《红旗报》等苏维埃报纸、刊物交党员及进步军官阅读，从中了解红军和苏区的消息。时值蒋、冯、阎军阀中原混战，国民革命军讨逆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于10月中旬率部回陕，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11月，吕剑人随杨部南阳后方辎重队返回西安。1931年3月，他考入驻在凤翔县城的第十七路军十七师随营学校步兵军官训练班学习，被省委指定为学员队党支部书记。他领导学员党支部，利用各种机会进行争取士兵的工作。在学员队成立了学员自治委员会、伙食管理委员会，教唱抗日爱国歌曲，揭发日寇侵占东北的暴行，发动学员书写抗日标语，激发学员的抗日爱国热情。通过广交朋友和思想教育，先后发展了20多名党员。

1931年11月，吕剑人离开已搬到西安西营房的步兵军官训练班，被分配到驻扎在凤县的陕西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一连，任二排排长。之前，中共陕西省委已先后派习仲勋、李特生、李秉荣等人进入一营从事兵运工作，陆续发展了30多名党员，建立起地下营党委和三个连的党支部。此时，营党委书记为习仲勋。吕剑人等人的到来，更加强了一营党的战斗力。在营党委领导下，一营的兵运工作进行得扎实有效，班、排长大多数由共产党员担任，党员人数也不断增加，基本可以掌控一营。中共陕西省委几次派巡视员到一营驻地了解情况，酝酿兵变时机。

1932年3月，二团团长曹润华决定将一营从凤县、两当向山大沟深、气候寒冷的西南山区移动百余里，与驻甘肃徽县、成县的二营换防。一营士兵装备很差，棉衣破烂，鞋袜不全，士兵怨气很大，抵制换防的情绪在全营蔓延。营党委及时研究，认为时机已到，决定借换防之机举行兵暴拉出部队，并派刘书林、张克勤去西安请示中共陕西省委，省委即派军委秘书长刘林圃（黄埔军校学生）赶赴凤县。刘林圃到达二连驻地双石铺后，传达了省委同意营党委发动兵暴的意见，并研究制订兵暴计划，以省委特派员身份指挥兵暴。

4月1日早晨，换防行动开始。营部和一连、二连、机枪连从凤县出发，当晚宿营两当县城，同三连会合。晚上9时许，吕剑人和排长、司务长以上党员参加了营党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当夜12点就在两当县城举行兵暴，刘林圃担任军事指挥负总责，习仲勋参与组织领导全营行动。4月2日零点，听到起义枪声，吕剑人立即率党员和进步士兵打死反动连长，收缴了排以上反动军官的枪支，率一连起义。随即指挥攻打机枪连，在击毙敌连长后，终因机枪连火力太强，连续进攻未果，这是兵暴当中最激烈的战斗。鸡鸣时分，300多名起义官兵撤出县城，在北门外集合后，向陕西境内转移。

4月3日上午，起义部队到达两当县以北的太阳寺休整。随后，召开了营党委会议和全体官兵大会。刘林圃代表省委讲话，宣布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任命许天洁为支队长兼三连连长，刘林圃为支队政委，习仲勋为中共支队队委书记，吕剑人任一连连长，高祥生任二连连长，左文辉任三连副连长。部队决定继续北上，准备渡过渭河和泾河，与前来接应的刘志丹率领的陕甘游击队会合。在终南山、北山的密林荒野中行军一个星期后，部队到达关中西部山区。途中不断遭到国民党军队和民团的袭击，部队多次打退敌人的尾追和阻击，并成功袭击高崖镇民团，缴获其枪支弹药。在数次攻打阻挡在灵台县蔡家河东梁上的国民党正规军失利后，支队党委开会决定，绕道麟游北部的页岭东进，同时分三路行动，做渡泾河准备。派习仲勋、左文辉去长武亭口找船只；刘林圃、吕剑人去乾县找社会关系，同士绅刘文伯谈判，佯装接受地方武装改编，争取一些休整时间；许天洁率部队前往永寿待命。

吕剑人和刘林圃到乾县县城后，很快得知部队在永寿县岳御寺村陷入大土匪王结子的包围被击溃，便立即转移到吕剑人老家隐蔽。第二天，刘林圃给吕剑人留下西安的接头地点，换上便装，拿上盘缠，赶回西安向省委汇报。两当兵变虽然失败了，但它是一次具有重要政治、军事意义的武装斗争，也是吕剑人革命历程中十分重要的一页。

1932年5月中旬，吕剑人与脱险回来的支队长许天洁一同到西安找省委。接上组织关系等待汇报中的一天，吕剑人化装外出，走到五味什字街口时，被兵变时逃脱的国民党一营营长王德修发现。王德修不由分说将吕剑人抓住后捆绑起来，押送到西华门军法处看守所关押。为应付审讯，吕剑人和同时被捕的许天洁统一了口径。审问时，他们一口咬定是士兵哗变，被强制带走，中途逃脱，来到西安报告情况，他们不是共产党，也不知道部队里谁是共产党。

四个月后的一天，敌法官忽然再次提审吕剑人和许天洁。一进审讯室，吕剑人就看到一连的两个士兵和同样戴着镣铐的刘林圃。敌人问刘林圃是否认识吕和许，刘说不认识，他们也坚持说不认识刘。敌人企图让他们互相指认的阴谋没有得逞。在士兵马腾云出卖下，9月25日，刘林圃在习武园被敌人杀害。临刑前，他镇定自若，放下未写完的诗稿，脱下身上的毛衣，昂首阔步，一路高呼“共产党万岁”“同志们永别了”等口号。吕剑人将刘林圃留给他的夹长袍连同遗物和诗稿，托刚获释的地下党员郑彦青带出监狱，交给党组织。1982年8月28日，为纪念刘林圃英勇就义50周年，吕剑人、许天洁、李特生、左文辉联名在《陕西日报》发表纪念文章《刘林圃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深切缅怀革命烈士，号召学习刘林圃同志“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敌斗争坚决英勇、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1932年11月，经过多方营救，国民党军法处以“兵变胁从罪”，按军事犯判处吕剑人和许天洁有期徒刑10年，转送陕西省第一监狱关押。因为他是军事犯，行动上略有自由，通过送饭送水或打扫卫生的犯人，与赵伯平等政治犯传递纸条，建立起联系，秘密开展狱中斗争。

为揭露监狱长袁吉庵虐待犯人，贪污狱款，由吕剑人等军事犯和政治犯发起，并串联其他民事、刑事犯人，开展绝食斗争。300多犯人连续绝食两天，监狱长分化引诱失败后，只好答应改善伙食。为进一步撵走袁吉庵，吕剑人鼓动犯人将袁的罪行写成诉状，选择与袁有矛盾的下级职员投到邮局，向省政府、南京司法部、高等法院告状。法庭调查时，犯人们推选吕剑人等三人为代表出庭控诉。吕剑人和代表们罗列了袁吉庵克扣囚粮、吃犯人空名额、贪污犯人的服装和医药费、贪污办公费、借故打骂犯人等六大罪名，并带上预先准备的发霉的馍馍做证。经过两三个月的斗争，监狱长被撤职，伙食得到改善，看管略有放松。狱中四年，吕剑人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情绪。他以交朋友的方式，团结争取有一定正义感的狱卒为他们传递消息，或购买纸张、毛笔、字帖甚至进步书刊，每天除了在监狱规定的时间放风外，还阅读报刊、学习英文，练写大字，为出狱后的斗争做准备。

1936年春，国民党南京司法部发布假释令，规定军事犯和刑事犯刑满三分之一以上者可以办假释。吕剑人托人写了呈文，又催同学王菊人在军法处活动，找到保人，被假释出狱，结束了四年的牢狱生活。

两当兵变，不仅是吕剑人参加武装斗争的开端，而且因此经受了四年牢狱生活的严峻考验和淬炼，从而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50年后的1981年5月，重返陕西工作的吕剑人，重走凤县、两当、麟游、宝鸡等县，回忆探寻当年两当兵变的旧址和行军路线，并看望老战友，调查了解农村现状。他于6月5日满怀深情地为两当县文化馆写下诗句抒发心怀：

党的儿女听召唤，两当兵暴起烽烟。身陷囹圄无所畏，铁窗磨的志更坚。半个世纪未得缘，今日目睹笑开颜。天变地变万象变，两当面貌非昔年。

在给凤县县委的信中也写到“旧地重游，今昔对比，显系两个世界”。“五十年前往凤州，为党工作在敌营。掌握武装举红旗，推翻旧世换新天。排排新房耀眼帘，饲猪姑娘胜演员。红凤声誉满全球，百尺竿头尤须前。”

1936年5月，吕剑人出狱后，根据赵伯平提供的联络地点，找到胡达明，接上了组织关系。这个时期，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共中央到达陕北，西北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发展，党中央确立了从国内战争转变为民族革命战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并出师东征。同时，国民党蒋介石正在调集部队围剿苏区。面对新形势，吕剑人顾不上休养身体，按照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分管西路工作的委员崔廷儒的指示，利用自身兵运工作经验和社会关系多的便利条件，回到乾县进行争取地方民团的工作。临行前，崔廷儒约吕剑人和中共乾县特别支部书记张庚良在西安灞桥小学见面，他们的任务是在地处西兰公路要冲的乾县，尽快拉起一支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活动，策应陕北红军。他们找到时任陕西绥靖公署传令队队长的地下党员上官克勤一块商量，决定利用杨部独立旅旅长、乾县名人刘文伯的关系，打入铁佛寺保安分队隐蔽工作。

到乾县后，吕剑人活动乾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李芝园，委任张庚良为铁佛寺保安分队队长，他则以客卿身份住在大队部，负责各方面的联络协调和上层统战工作，掩护隐蔽在民团的同志。接着，他又活动将地下党员雷伯理委任为关头镇保安分队队长，与张庚良配合工作。雷伯理牺牲后，吕剑人设法将关头分队剩余人员统编到铁佛寺保安分队。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又先后抽调张涛、刘庚、李特生等九名党员进入铁佛寺保安分队，分编到班、排当战士。他们建立起地下党支部，通过交朋友、拜兄弟、教唱歌、教认字等方式，宣传抗日救亡，有计划地对民团开展教育改造工作。同时，通过上官克勤在西安为保安队购买武器、搜集情报，又吸收了一些青年农民和收编了永寿县保安团哗变人员。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铁佛寺保安分队从80人枪扩展到200多人枪。在吕剑人陪同下，崔廷儒两次到铁佛寺视察，要求他们适时起义。

1936年10月初，铁佛寺保安分队为夺取一支冲锋枪，打死一个掉队的东北军散兵。为此事，永寿县保安大队抓捕了两名保安队员。为防患于未然，地下党组织决定乘机攻打永寿县城，举行武装起义。10月7日夜晚，铁佛寺保安分队利用内线关系叫开县政府大门，消灭警卫队，打死顽抗的县长，张贴《告民众书》。这次战斗，歼敌80多人，首战告捷。10月8日清晨，部队撤离永寿县城，在乾县梁山乡坊里村进行改编，正式宣布起义，成立“陕甘边抗日联军”，张庚良任司令员，刘庚任政委兼参谋长，下设三个大队和一个特务队，共有300多人枪、10匹战马。后因国民党军队和地方保安团多次“围剿”，弹药得不到补充，又与省委中断了联系，指挥员决定冲出包围，分散隐蔽，陕甘边抗日联军遭受挫败。铁佛寺起义是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关中举行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它公开打出了抗日旗号，在围剿陕甘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敌军后背扎了一刀，其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领导沿河与西府地区抗日斗争

铁佛寺保安分队起义后，吕剑人即赴西安向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汇报情况。临时省委认为吕剑人身份已经暴露，决定派他去陕北苏区学习。到保安县（今志丹县）后，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安排他到甘泉县中央白区工作干部训练班学习了一个多月。之后，他到甘泉县下寺湾陕甘省委驻地接受新的任务。陕甘省委书记欧阳钦介绍他与肤施（今延安市）县委一起活动，去做驻扎在城南一带的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西安事变发生后，西北军和东北军从肤施撤走。吕剑人在返回下寺湾途中遇到李克农带领的中央先头部队，得知党中央即将进驻肤施，于是与先头部队又回到肤施县城。此时，党中央正向东北军和西北军中大量调遣干部，李克农便派吕剑人回西安由陕西省委分配工作。

1937年1月初，吕剑人回到西安，在七贤庄红军联络处，与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崔廷儒和新任省委书记贾拓夫接上组织关系。为与杨虎城第十七路军更好地合作，中共决定帮助其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于是省委派吕剑人到驻扎在洛川县城以南的第十七路军骑兵团任政训员，做政治工作。政训员的工作任务主要是宣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方针，了解反映官兵的思想状况。2月，他到达洛川县城。不久，蒋介石下令撤销了国民党部队中的政治机关，吕剑人遂离开洛川返回西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将军被迫于5月底出国考察，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部被撤销，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九十六军及几个直属旅团。此时，中共陕西省委全面加强了对十七路军的团结工作。

1937年4月，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欧阳钦派吕剑人担任军委联络员，负责联络三十八军军部、教导团、一七七师师部、直属队和五二九旅及地方上的上层统战关系，分管驻防在三原一带的一七七师中部分地下党工作以及保安三团、黄龙垦区和乾县、礼泉等县地方武装中的党组织工作。“七七”事变后，三十八军的十七师、五二九旅、教导团先期奔赴华北前线，一七七师、五三〇旅，警备二、三旅开赴韩城、合阳、澄城、朝邑、大荔等县，守卫河防，积极准备对日作战。吕剑人为与部队中的党组织及党员保持直接联系，10月，随一七七师到了师部驻地合阳。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下，1938年1月初，为加强国统区沿黄河西岸各县党组织的领导，中共陕西省委改派吕剑人为省委巡视员，负责恢复发展合阳、韩城、澄城等县的党组织，协调军民关系，加强统战工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吕剑人积极联系各县现有党员和组织，并通过一七七师地下党员与合阳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管建勋等人取得联系，恢复了他们的党组织关系，并派管建勋等人去澄城县做“联络党员、整顿组织、宣传抗日”的工作。吕剑人领导一七七师党组织与正在恢复的地方党组织，采取多种方式宣传、动员、组织训练群众，积极支援河防守军。同年3月，日军占领晋南风陵渡后虎视西北，与潼关守军隔河对峙，并日夜炮轰潼关和陇海铁路，派飞机轰炸西安等地，企图入侵陕西，战争阴云密布。

1938年3月8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为保卫陕西宣言》，号召各抗日力量在保卫陕西的神圣战斗中团结起来，西北民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共赴国难。同时，在合阳县城内成立中共沿河特委（后改为沿河地委），书记王俊，委员吕剑人等，统一领导沿河各县党的工作。澄城县委、合阳县委和朝邑县委先后成立。沿河特委充分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在城乡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举办党员、党支部书记轮训班和妇女训练班，培养抗日救亡运动骨干；指派党员联络爱国人士开办了10多个书店，发行进步报刊；举办沿河各县中学生军事训练班，参加者有200多人，并设立沿河学生军训队同学联络处，促进抗日救亡运动；邀请抗战剧团巡回演出，动员人民群众，投身抗日斗争；在沿河各县以党员和民先队员做领导，组织群众自卫队，为保卫河防、保卫陕西做好思想动员和群众性备战工作。

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除加强河防军事力量外，亲自物色保荐张锋伯、苏资琛等一批坚决抗日的社会名流，分别担任沿河各县县长。在中共沿河特委的领导推动下，成立了沿河九县动员委员会。吕剑人与合阳县长苏资琛密切联系，派苏史青、伍仲秋等党员进入县政府工作，以县政府的名义组织战时工作团、抗日宣传队、救国会、慰问团、募捐队、老人指导队、儿童队、妇女训练队等十多个群众抗日宣传、救亡团体，并通过一七七师的配合，组成合阳县抗日民众自卫队总指挥部，全县两万多人参加了自卫队。澄城县的党员和民先队员也组织起抗日武装，收集、购买枪支，准备依托黄龙山，在日军入侵后，开展游击战争。

在沿河工作期间，吕剑人从担任省军委联络员、省委巡视员到沿河特委委员的一年多时间里，为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宣传动员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保卫河防做了大量工作。同时，他以高度的责任心，在实际工作中善于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1938年3月30日，在中共陕西省委创办的党刊《西北》上，他发表了《怎样实施抗战军队政治教育工作》的文章，强调军队政治教育工作对于团结抗战发挥着重要作用，提出了改进政治教育工作，增强抗战胜利信心的意见与措施。7月9日，他在《西北》上再次发表《加强巩固国防前线的河防》一文，总结了合阳、韩城抗日救亡工作的主要经验在于调动起各阶层、各方面尤其是人民群众的爱国热忱，组织起各种抗日群众团体，上下团结一起推动抗日救亡，并提出在保卫大武汉、保卫陕西的严重关头，加强沿河防卫工作的建议。

1938年7月，吕剑人奉命离开沿河特委，其工作由张庚良接替。8月，张庚良在山西解县阻击日军的战斗中英勇献身。9月15日，吕剑人在《西北》周刊上发表《追悼张赓良同志》一文，深切怀念张庚良烈士，称赞他“不愧为模范的民族解放战士”，号召学习张庚良“为国忘家，为公弃私，积极工作的精神”。

1938年6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成立中共西府地委，由吕剑人任地委书记。西府地区指的是陕西关中西部陇海铁路沿线，主要包括宝鸡、凤翔、岐山、扶风、眉县等县。这一地区交通便利、土地肥沃，国民党统治盘根错节，同时中共力量也有基础。全面抗战爆发后，华北、华东及华南的不少机关、工厂、学校和社会团体陆续迁至此处，许多地下党组织和党员亦随之而来。为统一管理地下党组织和党员，更好地开展这一地区的抗日斗争，根据当时日军企图西渡黄河，侵占陕甘的局势，省委要求西府地委，准备在日寇入侵后，于麟游山区和陇海铁路两侧，建立抗日根据地，有效地打击日军。

1938年9月初，西府地委在凤翔县城正式成立，吕剑人任书记，任戈白任组织委员，王宏谋任宣传委员兼岐山县委书记，吕剑人的爱人郭夏清负责管理文件。后任戈白调走，肖江洪接任组织委员兼管扶风县的工作。地委秘密机关初设凤翔县城郗家巷，后迁至行司巷。吕剑人以银行职员的身份做掩护，郭夏清与任戈白对外以兄妹相称。交通员王春生在县城东门开了一个磨坊，作为交通站。地下党员沈成章在东街办了一个药铺，作联络点。在吕剑人直接领导下，地下党员王田夫开办了西府书报社，秘密发行进步报刊及延安出的一些书籍，进行抗战宣传。

建立秘密机关的同时，吕剑人将健全和加强各县党的组织机构作为工作重点。除原有的凤翔、岐山、扶风县委外，1938年11月，在马营会议上，改宝鸡县工委为宝鸡县委。1939年夏，改中共眉县特支为县委，新成立了中共陇县支部。另有凤翔师范、西北农学院和兴平县三个特支。对西府地委代管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办事处宝鸡事务所、一六一后方医院、眉县难童教养院、吕正操后方办事处等机构中的地下党组织，吕剑人十分关心，多次前往检查工作，给以具体指导。1938年11月，爱国教育家车向忱创办的东北竞存中学、小学，为躲避日军飞机轰炸，从西安迁到凤翔县城纸坊街。吕剑人直接领导中共竞存特别支部，经常听取特支书记钱一粟（宗群）的汇报，多次到学校看望车校长和张寒晖等党员教师。他提出：“要把竞存当作我们党的学校来办，一定要把它办好。”吕剑人向省委汇报竞存特支情况后，1939年，中共陕西省委作出了“关于加强竞存中学党的力量”的指示，并派进14名党员，加强党的工作，党的特别支部也改为总支。

在中共陕西省委的支持和吕剑人的直接领导下，西府党组织和抗日群众团体民先队等有了很大发展，他们积极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首先加强抗战宣传，组织凤师、竞存、西农等学校师生，广泛开展教唱《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等抗战歌曲；在城镇和农村，上演《放下你的鞭子》《捉汉奸》《到冀中去》等活报剧；以举办抗战图片展览、兴办夜校、开办进步书店等形式，宣传前线军民英勇斗争的精神。同时积极为抗战前线筹集物资。宝鸡工合所属厂（社）党组织动员工人加班生产，为前方将士提供军毯和军大衣。一六一后方医院党组织给陕甘宁边区送去医药、医疗器材。吕正操后方办事处筹集一批弹药和军用电台，运往冀中前线。三是为抗战输送干部。东北竞存中学、凤翔师范等学校，在短短的几年内，以延安抗大为榜样，培养出1900多名学生，有的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有的投笔从戎，奋战疆场。

1939年秋，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制造摩擦，破坏中共组织和抗日救亡团体，国统区党组织工作环境日益恶化。为保存力量，防止破坏，中共陕西省委决定紧缩组织机构，减少领导层次，更多地采取隐蔽斗争方式，于是撤销了西路、沿河、西府地委，改由特派员联系指导各县工作。西府地委撤销后，成立中共岐山中心县委，下辖三个县委和一个特支。吕剑人改任省委特派员，继续负责西府地区工作。他要求各地党组织严格贯彻省委指示，改进工作方法，警惕敌人破坏，同时采取多种方式，争取进步人士，打击破坏抗日运动的反动势力，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派一批骨干党员打入国民党县、乡政权机构和地方武装，隐蔽斗争。

1939年8月，吕剑人参加了在泾阳县云阳镇召开的中共陕西省委扩大会议，并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11月，出席了省委全体委员及省委特派员、县委负责人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进一步讨论了形势与陕西党的任务。12月，省委机关从云阳镇撤至陕甘宁边区淳耀县安社镇。1940年1月2日，吕剑人在安社参加了省委扩大会议，明确了继续加强党内教育、审查党员干部、健全秘密工作制度、改变党在国统区领导方式的工作方针。3月，他被任命为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回到了省委与关中分区所在地安社镇。至此，结束了13年在国统区的地下斗争生活。这13年中，在秘密工作环境下，吕剑人历经艰难险阻，始终坚持战斗，从事过学运、兵运工作，两次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经受了四年多牢狱生活和狱中斗争考验。抗战伊始，奔赴河防前沿，领导沿河与西府各县恢复党的组织，推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逐渐成长为党的骨干，担负起更重要的工作任务。

两次参加延安整风学习

在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任上，吕剑人积极协助汪锋部长开展西北军中的地下党工作，负责管理陕西地方武装中的党组织以及上层统战人士的工作。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陕西国统区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党中央制定了白区工作十六字方针，即“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1940年8月1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指出对于干部的审查、考察和教育，更成为巩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9月初，陕西省委扩大会议决定，大力进行巩固党组织的工作，基本上停止发展党员，坚决撤回各地特派员与已经暴露的党员干部，并开始审查干部。吕剑人坚决执行省委决定，从西府地区先后将肖江洪、焦世雄、王宏谋、王志贤、邰光瑞、钱一粟等一大批党员干部撤回边区，西府地下党斗争转入“休眠”时期。

1941年1月，陕西省委派吕剑人到延安马列学院参加整风学习。他的爱人郭夏清同往，进入中国女子大学学习。位于延河西岸的马列学院与党中央驻地杨家岭隔河相望，吕剑人站在驻地张家坪遥望对岸灯光，心情总是很激动。这是吕剑人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在革命根据地，在党中央的身边，放松身心，集中时间，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后，党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连同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所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成为高中级干部整风学习的主要内容。吕剑人与一同学习的同志们热烈讨论，悉心领会，认真反思，对照检查。特别听了刘少奇、张闻天、陈云等中央领导的大报告和王学文、吴亮平等教授的政治经济学、党的历史等专业课后，眼界更加开阔，政治理论水平得到提高。尽管这时延安生活比较艰苦，但是高昂的精神面貌，活跃的文化生活，使长期处于白区秘密工作环境的吕剑人，精神上得到极大释放。他多年的肺病在马列学院领导关心下也得到治愈。经过一年学习，1942年1月，吕剑人回到陕西省委驻地新正县马栏镇，出任关中分委宣传部副部长兼陕西省委调查研究站站长。

1942年春，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之后，全党开始普遍整风。2月12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指示边区和陕西省委改造宣传教育工作，开始整风学习。5月30日，西北局再次指示，要求各级党委把领导学习整风文件作为下半年最中心的任务。陕西省委遂将在国统区工作的干部集中到马栏进行学习，同时省委机关也开始了整风学习。吕剑人主要负责省委机关的整风学习。他制订学习计划，组织学习讨论，对有争论的问题请领导作辅导报告，大家学习情绪高涨。同时，他也不放松调查研究站的工作。通过与国统区回来的党员干部及贸易人员谈话了解情况外，大量收集国统区的报纸、刊物进行整理研究，还办了不定期刊物《一鳞半爪》反映学习情况，供内部参考。同时，在三原、礼泉、渭南、凤翔设调查员，进行县级调查。年底，在精兵简政和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精神下，陕西省委与关中分委合并，成立中共关中地委，统一领导关中分区和陕西国统区党的工作。地委工作部门减少为组织、宣传、统战三个部门，吕剑人仍任宣传部副部长。

1943年初，根据西北局指示，关中地委再次调吕剑人去延安参加整风审干学习。于是由他带队，与爱人、孩子和陕西选出的七大代表以及同去参加整风运动的关中干部二三十人，步行近十天到了延安，进入中央党校一部参加审干学习。一部学员大多是各地选出的地委、旅师级以上的七大代表。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开始着手选择确有证据的内奸分子，开展群众斗争”。审干、反特斗争至此变成群众性运动。7月15日，专门负责审干工作的康生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一时间，严重混淆敌我界限，使用逼、供、信的手段，伤害了大批同志。陕西地下党被污蔑为“假共产党，真国民党”。长期做地下工作的吕剑人，无例外地被当作重点审查对象，受到更严厉的看管。虽然审干气氛十分紧张，但吕剑人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抱着自我批评精神和对党的忠诚，认真学习中央规定的22个整风文件，听取了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领导同志的报告，在小组会上毫无保留地、坦率地回顾了参加革命以来的经历，反复检查了思想认识和工作中的缺点乃至错误，以及个人家庭、社会关系的全部情况，请组织审查。月底，“抢救失足者运动”被党中央制止，并作出《审查干部的决定》。西北局于9月初亦要求各地，严格区别党内审干与党外反特斗争，党内务求彻底分清是非轻重，无论党内党外必须坚持党的宽大政策。

1943年初冬，整风运动进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吕剑人转入中央党校二部继续学习。除在校学习外，学员们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纺线捻棉、挖药材烧石灰，吕剑人全都积极参加，努力生产，除了上缴任务，还能略有节余。到1944年年底，通过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边区军民战胜了敌人封锁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抗日民主根据地得到巩固发展。这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壮大，解放区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开辟了新的解放区，国统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不断高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新形势，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吕剑人虽然没能出席党的七大，但经过先后两次到延安参加整风审干和大生产运动，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认识问题的能力得到很大提高。七大召开后，他满怀信心接受了新的任务，投入新的战斗。

组织国统区武装力量 参加解放大关中

1945年5月中旬吕剑人回到马栏，任中共关中地委委员、统战部部长，负责国统区地下党的军事与统战工作。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期盼着和平、民主的到来，但国民党顽固派撕毁停战协定，不断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妄图消灭陕甘宁边区。1945年7月，国民党部队大举进犯关中分区，侵占了淳耀县爷台山及周围40多个村庄，边区军民英勇反击。为了应对可能爆发的内战形势，加强关中和陕南国统区工作，中共中央西北局于1946年1月成立中共陕西省工作委员会，领导边区以南国统区的工作，吕剑人担任省工委委员和统战部部长。统战部的中心任务是组织、管理地下武装和敌军中的地下党工作，策反驻扎在封锁线上的国民党保安团，争取改造非法武装，组建发展党的武装力量。从1945年下半年到1946年底，按照西北局关于“整顿恢复组织，注意发展党员”的指示，省工委将关中各县划分为八个战略区，先后派出300多名干部到各地，“唤醒”“休眠”状态的党员，恢复党的组织，组建武装力量。吕剑人亲赴赤水（今淳化县）、礼泉等县，组建起中共礼泉县、淳耀县工委和游击队。经过努力，在关中建立了13个跨县区的工作委员会、3个县委员会、11个县工作委员会，成立了礼泉、麟游、乾永、扶风、岐山、凤翔、蒲城、长柞、眉县和渭北等十多支游击队，在陕南建立了龚德芳游击队。统战部还派杨震、田焕贵、黄子文、程建青等打入白水、三原、兴平等县保安队待机起义。1946年8月，为策应八路军三五九旅返回延安，并借机在麟游山区开辟根据地，吕剑人参加了省工委迎王战役的组织安排工作，协助抽调人员组成西府工委和西府游击支队，指示沿线党的地下武装牵制敌人，掩护王震部队北进。这次行动，受到党中央嘉奖。

同时，在中共中央关于对国民党军队加强统战工作，从国民党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的指示下，吕剑人加紧争取驻防在旬邑县的国民党陕西保安六团三大队实行武装起义的工作。保安六团三大队大队长董策丞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的军人，1943年就与党组织建立了联系，通过他的防区，开辟了一条通往延安的红色交通线。1945年5月下旬，吕剑人和教导团团长赵伯经又约见董策丞和机枪中队队长龙伯渊，向他们提出相机发动起义，把部队拉进边区的建议，董策丞欣然同意，开始积极准备。1946年8月，由于叛徒出卖，董策丞被敌人怀疑审查且准备将他逮捕。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陕西省工委接到情报后即刻着统战部紧急通知他们“情况万分危机，望立即采取措施”。8月15日晚，董策丞将计就计，利用调防命令，机智地带领部队沿苍儿沟进入边区的赵家村，成功起义。吕剑人和赵伯经率部队在赵家村迎接他们。起义官兵共300多人，携带长、短枪支150多支，机枪4挺，改编为关中分区保安第六团，董策丞担任团长。党中央及时通报嘉勉并特邀董策丞到延安，他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和各界的热烈欢迎。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全面内战，企图闪击延安，被边区军民挫败。冬，国民党反动派又在边区周围陈兵16万，并对关中分区发动了重点进攻。11月1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指示陕西省工委“应即动员全党，进行发动及准备发动国民党区游击战争，配合边区军民，打垮蒋胡进攻，保卫边区，解放大关中，准备进一步摧毁蒋胡在西北的统治”。按照西北局指示，中共关中地委和陕西省工委将战争动员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在进行坚壁清野、紧急疏散的同时，为加强地方游击队、武工队的领导力量，于1947年1月，组成南线指挥部，就地坚持自卫反击，开展游击战，牵制、打击胡宗南在关中的军事力量，掩护机关和大部队转移。于是吕剑人被调到南线指挥部任政委，张占云任指挥，董策丞为副指挥。南线指挥部司令部下辖两个支队，一支队为关中保安六团，二支队为礼泉游击队。同时领导淳耀、赤水、彬县、旬邑、乾县、永寿、扶风、岐山等县的地方游击队，总兵力达500多人，活动在敌后石门关以南地区，主要任务是袭扰敌人、侦察敌情、配合主力、深入敌后、策反敌军、支持地方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南线指挥部成立后，所属部队在反击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关中分区的战斗中多次英勇作战，还收复了被敌人占领的赤水新五区和西阳区。同年2月上旬，吕剑人与南线指挥部司令部率部队作后卫，在九顷原坚持苦战三天，胜利地掩护了分区机关和主力转移，受到上级嘉奖。转战途中，对大部队掉队的伤病员，吕剑人动员战士把他们一个个抬着走，并把自己的马让给伤员骑，自己与战士一块抬重伤员，没有丢下一个战士。2月19日，敌军占领马栏后，南线指挥部从马栏西部绕道进至马栏以南地带，坚持游击活动。

1947年3月初，国民党军集中25万人的兵力大举进犯延安。为了加强关中的领导力量，中共中央西北局将中共关中地委与中共陕西省工委合并，组成新的关中地委，在地委内成立国统区工作委员会。4月初，南线指挥部配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参加了收复关中的战斗。5月，又参加主力部队奇袭耀县、旬邑的战斗。打下耀县后，吕剑人与当地党组织，动员了上千群众人扛、车载、畜驮，日夜抢运缴获物资，为主力部队补充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被服和药品。

陕北战场取得三战三捷后，西北野战军扭转了困难局势，开始转入内线反攻。为扩大党在西府地区的武装力量，5月29日，关中地委改组原西府工委，组成以吕剑人为工委书记的新的中共西府工作委员会和西府游击总司令部，并于6月17日在旬邑县土桥镇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府总队，吕剑人兼任总队政委与党委书记，高朗亭任副政委；赵伯经任司令员，张占云、董策丞任副司令员，高兆林任参谋长。到1948年8月，西府总队先后下辖一支队和礼泉、乾县、扶风、岐山、凤翔、麟游、长武等八个支队，5000余人。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吕剑人、赵伯经率领西府总队在敌占区积极攻打敌人的地方武装，配合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参加了诱敌北上三边、在宁县金庙村阻击青海国民党马继援部七个团的战斗；进行了彬县南芦村伏击战，龙高镇、香庙袭击战，淳化官庄攻坚战；在瓦子街战役中，攻克耀县华里坊，炸毁咸同铁路五华里，阻击了胡宗南部队的援兵。

1948年宜瓦战役胜利后，3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东渡黄河，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反攻。4月中旬，西北野战军第一、第二、第四、第六纵队挺进西府，威胁西安，直取宝鸡。4月21日，解放军收复延安。在第一次解放宝鸡战役中，吕剑人和参谋长高兆林率领西府总队二、三、四支队随西北野战军二纵、四纵进入永寿、乾县、礼泉、扶风、岐山、麟游等地作战，担负切断宝鸡至西安铁路、公路运输，阻击西安增援之敌，开展地方游击战的任务。永寿常宁镇战斗中，西府总队二支队首先渡河侦察敌人火力，并配合主力部队攻取敌军碉堡，俘敌100多人，还用轻机枪击落敌机一架，缴获机关炮两门及大量弹药，处决敌县自卫队大队长。吕剑人率四支队随西北野战军主力继续西进。4月22日，扶风解放。吕剑人在扶风城北周秦坡，主持召开扶风地下党负责干部会议，宣布成立扶风县委和扶风县人民解放委员会及天度、崇正区委和人民政府。随后，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没费一枪一弹拿下了大地主权世禄的土城，开仓放粮。野战军打下岐山益店镇后，吕剑人率四支队在中张村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成立岐山县委、县人民解放委员会和益店、青化、周原三个区委，发展游击队，积极动员群众支前。5月中旬，主力转入边区后，吕剑人率西府工委和西府总队司令部还在麟游山区坚持战斗20多天，与敌人兜圈子，牵制分散敌人力量，掩护主力。之后，接上级指示，才转入边区。西府工委和西府总队，转战在南线敌占区，进行了大小100多次战斗，收复、解放西府地区的广大农村，打死打伤和俘虏国民党正规军、地方军2000多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

1948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以西府工委为基础，成立中共西府地委，并在西府总队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府军分区，实际是两块牌子，一套机构，建制相同。吕剑人任西府地委副书记兼军分区副政委，仍主管西府地区的武装斗争。7月至8月，西府总队在淳化黄花山两次阻击国民党军进攻；11月伏击旬邑县张洪镇自卫军，袭击彬县还乡团，此后进入照金开展群众工作。

1949年1月下旬，西府军分区在旬邑张洪原遭到青海马继援骑兵旅袭击后，转入清水原和淳化黄花山进行战斗总结，并开展诉苦三查活动。3月下旬，第一野战军发动的春季攻势结束后，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为给西府地区的彻底解放做好准备，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于5月8日决定，将西府划分为宝鸡和彬县两个分区，分别成立地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军分区。中共宝鸡地委和宝鸡行署相继在彬县龙高镇成立，吕剑人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张育民任行署专员，陈国栋任军分区司令员。宝鸡分区下辖宝鸡市和宝鸡、凤翔、岐山、扶风、眉县、千阳、陇县、凤县八个县。陕中战役中，吕剑人与司令员陈国栋率部随第一野战军主力解放扶风、岐山、凤翔等县城镇。至5月31日，宝鸡以东、渭河南北广大地区均被解放，宝鸡地委先后派扶风、岐山、眉县、宝鸡、凤翔干部随人民解放军前往本县开展支前工作。6月上旬，宝鸡地委、专署和军分区奉命撤到西安灞桥一带休整待命。6月中旬，第一野战军击败胡、马敌军联合反扑后，乘胜追击，集结于三原、礼泉、户县地区。宝鸡地委在户县北张村召开区委书记、区长以上干部大会，总结部署建政和支前工作，准备迎接解放。

1949年7月中旬，第一野战军发动全歼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敌军的扶眉战役。吕剑人、陈国栋率宝鸡军分区所属部队随第一、第二兵团和第十八兵团，西进到达宝鸡地区，筹集面粉20多万斤，组织动员担架3000多副支援前线，给野战部队派出大批向导带路，担负一定的通信联络任务，并派部队化整为零，到蔡家坡、虢镇、宝鸡一带协同地下党组织和工人群众保护工厂，使陇海铁路沿线的工厂未遭到敌人大的破坏。敌人溃败后，7月10日，宝鸡地委决定，统一接收原宝鸡县国民党各机关，并成立了中共宝鸡市委和宝鸡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张毅忱为市委书记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7月14日晨，宝鸡县城解放，吕剑人率宝鸡地委党、政、军机关进驻宝鸡市开始工作。随即，他就到虢镇北十里原第一野战军总部向彭德怀司令员汇报、请示工作。彭总热情招待他吃饭，详细询问了地方工厂与群众的生活、生产情况，指示宝鸡地委迅速恢复生产，做好建政与支前工作。几天后，他又上秦岭慰问第十八兵团和周士第司令员，并请示工作。第一兵团开赴甘肃前，吕剑人与地委领导为王震司令员饯行，并为部队提供了大批所需物资。

进驻宝鸡市后，吕剑人带领宝鸡地委首先安定民心，召集各界人士座谈会，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和党的政策及人民政府的法令，消除宝鸡市民的“三怕”顾虑，即怕解放军不久又走，怕敌军反复再来，怕“变天”造成群众遭殃受害，号召复工、复业、复课。同时，迅速对旧政权进行接管，建立健全县、区、乡党政机构，共建立了99个区、677个乡的人民政权。8月上旬，宝鸡地委召开县委书记联席会议，提出目前“总的任务是发动农村广大群众，削弱以至打倒封建统治，建立人民政权，树立农民的优势，恢复生产、支援战争，打下普遍深入发动群众斗争的基础”。同时成立支前委员会，加紧完成发动民工、组织担架、筹集粮草、电杆、驮骡、军鞋等军需物资，支援前线的任务。在三个多月里，供给部队小麦40万斤、饲料草1500万斤、担架344副、民工4439名、大车6115辆、驮骡20135头、柴1000万斤、军鞋35万双。

1949年7月下旬，吕剑人派人带着他与军分区副司令员董策丞的亲笔信，前往天水关訾，成功争取到盘踞在那里的国民党宝鸡自卫军团长秦伯瀛投诚。在秦的带动规劝下，国民党岐山县县长王润轩和终南区自卫队队长宋蔚斌也相继于8月率部投诚。同时，采取政治争取和武装剿灭相结合的方针清剿国民党残部。9月上旬，宝鸡地委和军分区调集八个县大队的武装，清剿秦岭北麓沿山地带和岐山县的土匪。三个月中，共有62股土匪、1749人投诚或投降，剿灭200多人，逮捕800多人，缴获大炮15门、轻机枪232挺、长短枪5400支。1949年9月10日，吕剑人向中共中央西北局汇报了7月15日至8月底宝鸡分区在“城市接管、肃清匪特、建立地方武装、斗争恶霸、建立基层政权、新区干部配备与培训”等方面的工作，认为：宝鸡地委在接管等方面，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基本上都是正确的，抓住了依靠工人恢复与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秩序的中心环节，同时又大力支援野战军西进，歼灭胡匪残部和支援秦岭战役。这一阶段，地方人民武装扩大到近5000人，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大西北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宝鸡地区与全国一起迈进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代。

领导宝鸡地区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面对百废待兴的战后社会和建设一个新中国的艰巨任务，吕剑人的工作非常紧张与繁忙。1950年1月初，中共陕西省委员会和陕西省人民政府相继成立，吕剑人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宝鸡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3月15日至5月30日兼任宝鸡分区专员公署专员。5月22日，宝鸡、彬县分区合并为宝鸡分区后，吕剑人仍担任中共宝鸡地委书记兼宝鸡军分区政委、党委第一书记。

宝鸡地处八百里秦川的西部，古称陈仓。这里是炎帝生息和周秦发祥之地，是抗战时期新兴的工业城市，也是联结西南、西北的交通枢纽。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致使解放前宝鸡农业发展缓慢，工业基础薄弱，人民生活贫困。在上级党委领导下，吕剑人团结带领宝鸡地委领导班子，认真执行《共同纲领》确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制定政策，卓有成效地进行了建政、剿匪、反霸、镇反、生产救灾、土改查田、没收官僚资本、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等大量工作，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进行城乡社会改造，使人民群众休养生息，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

剿匪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要任务。1949年11月11日，吕剑人在宝鸡地委第一次党代会上强调：今冬以剿匪为主，只有基本上剿灭了土匪，才能更好地进行肃特、反霸及开展其他工作。中共宝鸡地委发出《关于各县区游击队集中编制的指示》，要求各县区把游击队全部集中到县大队整训，建立县警卫队，加强各县的武装力量。

1949年11月，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发起秦岭战役，一举解放凤县和太白山区，至11月29日，宝鸡全境解放。宝鸡地委要求集中兵力对在宝鸡县、凤县以及甘肃省天水县、两当县的土匪武装“忠义救国军”进行全面清剿。由军分区独立十团及数县地方武装共同配合，先后进行两次军事围剿，共歼匪600多人，捕捉匪首50多人，基本消灭这股土匪。1950年2月底，吕剑人在宝鸡分区干部会议上，总结了剿匪肃特工作，要求各级党政机关把清匪肃特列为1950年的主要工作任务。

朝鲜战争爆发后，匪特活动更加猖狂。在中共陕西省委“集中兵力，重点清剿，分区包干”的剿匪方针下，宝鸡地委成立了宝鸡分区剿匪委员会，同时陇县、岐山、扶风、乾县、眉县也成立剿匪委员会，还相继成立了千（阳）、陇（县）、宝（鸡）地区剿匪指挥部和永（寿）、乾（县）、麟（游）、扶（风）、岐（山）、武（功）六县剿匪指挥部。省上专门成立了周（至）、眉（县）山区剿匪指挥部。同时各剿匪指挥部建立起党的工作委员会。1950年9月17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剿匪工作指示》，要求两个月内集中一切力量剿灭土匪。29日，宝鸡地委和宝鸡军分区司令部联合发出《关于搞好当前剿匪肃特工作》的重要指示，并规劝土匪特务缴械自首。宝鸡军分区先后摧毁了“仁义军特务团”“陕甘边区挺进军支队”“西北征战军”“仁义军”等土匪武装和反革命组织。1951年3月5日，宝鸡地委发出《关于纠正前阶段剿匪中存在的几个具体问题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府必须与军队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并切实做好剿匪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

太白山地形复杂，山高林密，是匪患的重灾区。1950年4月20日，宝鸡地委成立了以董策丞为司令员的太白山区剿匪指挥部，并函告宝鸡、岐山、眉县三县全力配合，当好向导，保障后勤供应。1951年4月初，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对太白山区剿匪的指示》，要求4月20日开始大规模清剿，6月底肃清残匪。6月中旬，陕西省委又接连发出《关于太白山区剿匪工作的指示》《关于取缔太白山一贯道的指示》。吕剑人与宝鸡地委认真贯彻省委指示，派出有关县的县大队和警卫队，在陕西军区太白山剿匪指挥部领导下，完成了剿匪建政计划，铲除了太白山的“三害”即“土匪、大烟、一贯道”，消灭土匪109人，铲除大烟苗1.1万亩，动员受蒙蔽群众退出一贯道，并成立了太白山中心区（县级区）。1951年12月，宝鸡地委对梅树成股匪进行围剿，300多名土匪缴械投降。到1952年年底，历时三年半，胜利地完成了宝鸡地区的剿匪任务，消灭了股匪残匪，肃清了一批特务，打击了农村的恶霸，为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和恢复工农业生产，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宝鸡分区土地分散，各阶层的土地占有量是两头小，中间大。关中地区地主、富农占农村总户数的6%，占有土地约为20%，在土改中应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应征收的公地占土地总量的5%—6%。根据关中地区地主户数和所占土地比都相对低于陕北的70%和陕南的30%—45%的特点，陕西省委要求：坚决贯彻“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阶级”，“由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变为保存富农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土改政策。吕剑人组织地委、行署的有关人员首先调查研究，摸清土改前13个县、1个市、102个区、775个乡、8156个自然村的地主、富农、富裕中农、中农、贫农、雇农的户数、人口、土地的数量及百分比，得知这些阶层平均每人土地占有量分别为27.7亩、8.4亩、6.6亩、4.45亩、2.93亩、1.53亩。

为取得新区土改经验，吕剑人率队先到凤翔县陈村参加土改试点工作。他通过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发动群众，取得了指导全区土改工作的具体经验。1950年9月5日至14日，在宝鸡分区第二届党代表会议上，吕剑人代表地委作了《关于今冬土地改革工作报告》。他系统论述了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群众发动起来的标准，发动群众中应注意的五个方面问题，十四个土改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为什么不动富农的原因及对土改干部的四点要求。

他强调指出，要发动农民群众投身土改，必须充分宣传群众。各级干部要克服简单急躁作风，以艰苦切实的工作态度和正确的工作方法，使各阶层、各界人士都能充分了解党的土改政策；在发动群众工作中，要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纠正落后思想，不能采用斗争方法；党的领导要通过农协组织实现，不得直接命令群众；对个别群众坚决反对的干部，经过农会讨论后，提交政府处理，同时须警惕坏分子从中操纵利用，破坏社会秩序，破坏土改运动。

他解释为什么只分地主的土地，不动富农土地的原因时说：“过去老区土地改革，曾发生不少侵犯中农利益的偏差，给土改工作及土改以后发展生产，造成许多困难，其主要原因在于划分阶级时，错误地将中农划成富农。不动富农就可避免这种错误，就可避免斗中农发生。”“富农经济亦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所容许，在恢复农村经济中有其一定经济作用。”

他要求在土改中，充分发挥党委的统一领导作用；要组织干部细心地钻研土改政策；要关心和领导农民的生产与生活安排，只有不断增加农民收入，使他们过上好日子，农民才能相信党。

1950年10月26日，宝鸡专区（10月11日，宝鸡分区改称为宝鸡专区）土地改革委员会成立，吕剑人任主任，郭廷藩任第一副主任，严崇师任第二副主任。地委组织了1987人的土改工作队（组），并要求土改工作队的每个干部，严格遵守省委颁布的《土改干部在土改中应遵守的八项纪律》，按照土改工作的四个阶段进行工作。即：宣传政策，组织队伍，建立农民协会，查实各类农户的所有土地面积；经过群众民主评议，报经上级土改委员会批准，划定阶级成分；发动群众，开展说理斗争，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及其生产资料；进行各项组织建设，建立健全各种制度，引导农民发展生产。

从1950年11月初至1951年5月下旬，宝鸡专区分三期进行了土地改革。无地和少地农民每人平均分到土地1.35亩（旱、平地）。地主由每人原先占有的13.5亩（旱、平地）降为2.96亩。90余万农民分得90万亩土地、1.5万头牲口、56万件农具、6万多间房屋。废除地主的旧债约折合粮食71万多石，银圆3万多元。经过全面土改，打垮了封建经济的阶级基础，使劳苦农民获得了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有利条件。结合土改，地委下发《关于结合土改整顿农村党组织的指示》及《补充指示》，整顿了农村党组织，培养了入党积极分子。

1951年10月初，在宝鸡专区第三届党代会上，吕剑人作了《关于查田定产》的动员报告。11月开始，宝鸡专区成立查田定产委员会，在全区开展了“查实田亩，评定产量，确定地权”的查田定产工作。吕剑人带队在岐山县进行试点工作取得经验后，分两期在专区普遍展开，每期两个月，分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宣传有关政策、法令，发动群众，整顿基层组织，处理土改遗留问题。第二阶段，丈量土地，初步掌握土地等级、产量情况。第三阶段，确定土地等级，评定常年产量。第四阶段，颁发土地证、房屋所有证，确定地权和农业税收基准，做好民主建政工作。后因组织互助组和开始春耕生产，查田定产工作暂时停止，没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与土改同期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保护新生的人民政权的有力措施。

宝鸡原是胡宗南部队的后方基地，敌情十分复杂。朝鲜战争爆发后，反革命破坏活动猖獗。镇反运动开始后，吕剑人首先组织地、市、县党政机关干部，认真学习党中央有关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及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精神，正确认识和掌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1951年3月4日，宝鸡地委发出《关于执行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出：镇压反革命工作，已为目前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同时，成立了以吕剑人为主任委员的宝鸡专区审判委员会，召开了各县公安局局长会议，确定镇反具体步骤。4月，宝鸡专区发出布告，宣布一贯道为非法组织并勒令解散。到1951年6月中旬，全区共逮捕惯匪、恶霸、特务和少数反动的一贯道首等各类反革命分子1257名。

在镇反中，吕剑人一直要求各级党委认真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指示各县统战部，及时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通报情况，听取反映，征求意见。4月，吕剑人分别在地委宣传部干部会议和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作了镇压反革命的报告。他指出，宝鸡地区在镇反中，一般采用召开群众宣判大会的办法，处决极少数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要犯，判处一批反革命分子的徒刑，释放少数罪恶轻微的罪犯，对于揭发有功、协助破案的反革命分子给以减刑或免刑。采取这种整批镇压的办法，有利于发动群众，体现政策，瓦解反革命集团。1951年，宝鸡召开了六次公判大会，约15万人参加。在农村，结合土改运动，镇压了少数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收缴了一批枪支弹药。

镇反后期，在党政机关、群众团体、文教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内部，也进行了肃反运动。同时，在公安机关，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新三反”斗争，检查、纠正错捕、错押、错判、错杀现象。

1950年12月，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在陕西全面展开。1951年3月，由省到县的各级抗美援朝委员会成立。吕剑人担任宝鸡专区抗美援朝委员会主任。根据中央和西北局、陕西省委的指示，他把抗美援朝作为生产、土改、镇反、扩兵等群众运动中，一个最中心的政治动员口号，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他不仅在专区土改工作会议、宣传干部会议及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进行了抗美援朝运动的动员报告，并组织赴朝慰问团、志愿军回国报告团成员和市级报告员作了八场志愿军英雄事迹报告会，激发群众性抗美援朝运动热烈展开。他还与回国报告团成员合影留念。运动中，宝鸡市9万多人参加了“五一”反美示威游行和“反对美帝，拥护和平”的签名运动。通过广泛宣传，人民群众掀起参军参战、捐献飞机大炮、寄慰问信、拥军优属高潮。仅1951年，宝鸡市捐献飞机1架、大炮1门，共折合人民币24亿元（旧币，1亿元相当于新币1万元，下同）。在听了第一届赴朝慰问团西北分团报告后，大会决定，宝鸡市每人节约一两粮支援朝鲜前线。抗美援朝运动促进了增产节约运动。宝鸡公私合营新秦公司细纱车间创造“甲二落纱法”，每年可增产20支纱1260件。在农村，普遍开展了爱国丰产竞赛运动，涌现出一批模范互助组和丰产户，提高粮食产量，有力地支援前线。宝鸡专区同时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消灭蚊、蝇、鼠、蚤，清理环境卫生，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1953年8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宝鸡分区抗美援朝运动随之结束。

解放初期，在剿匪、镇反、土改和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同时，对官僚资本进行了没收、改造，对民族资本进行扶持，迅速恢复了工商业生产。

在宝鸡地委、行署领导下，宝鸡市军管会按系统按部门全面接管城市工作后，首先将没收的蔡家坡雍兴公司，改组为西北人民纺织建设公司。同时，召开私营工厂、商店经理会议，宣传“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商定复工复业计划，宣布废除搜身制度，在私营企业建立安全生产促进会和劳资协商会。1949年7月27日，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地委书记吕剑人召开了宝鸡市机关干部大会，宣布动员恢复生产，支援前线。9月4日，再次召开私营工厂经理座谈会，专门研究对大新面粉厂工资事件的处理办法，妥善解决了劳资纠纷。

吕剑人贯彻彭总指示，重点抓了十里铺、虢镇、蔡家坡几个私营工厂的复产工作。派工作组进厂，帮助成立工会，协助组织生产，并采取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等措施，扶助私营工商业恢复生产。到1949年10月底，八家私营工厂恢复生产，商业开业1700多户，1300多个摊贩上市营业，城市商业秩序基本恢复正常，社会日趋安定，经济复苏并有所发展。

在“银圆之战”“粮棉之战”的市场经济斗争中，吕剑人坚决贯彻上级指示，和地委副书记兼宝鸡市委书记张毅忱、市长萧蓼采取得力措施，打击倒贩银圆的惯犯，打击投机倒把。人民政府接连颁布了一系列法令，确定人民币为法定货币，取缔金融黑市，整顿金融市场。国营贸易公司，发挥了调剂物价的重要作用，有计划地抛售粮食、食油、棉花、棉布、煤炭等物资，打击囤积商和投机商，满足市民生活需求，稳定市场物价，致使两次金融波动都在短时期内平息。根据中央关于统一财政的指示，陕西省和宝鸡专区建立起粮款国库制度和收支预决算制度，成立编制和清理委员会，从根本上消除通货膨胀因素，使金融、物价进入稳定时期。

从1950年7月开始，宝鸡分区进行了第一次工商业调整。10月18日，吕剑人兼任宝鸡分区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郭廷藩兼任副主任。他们采取各种措施，使调整工作取得良好效果。首先召开专业会议，落实产销计划，扩大加工订货，生产物美价廉产品，提高生产效益。在流通领域，扩大私商零售范围和批零差价、地区差价，利用骡马会、庙会、集市等形式，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扩大土特产销售。经过在宝鸡市试点，省上制定了《在私营企业中设立劳资协商会议的实施细则》，调整劳资关系。

宝鸡申新纺织厂是中国近代实业家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所创办的民族资本企业，抗日战争中由汉口内迁宝鸡，由李国伟、荣毅仁掌管，成为抗战时期民族工业的骨干。1950年3月23日，宝鸡地委做出《关于改革私营申新工厂的意见》，要求“对申新工厂（其他私营厂同样）必须立即坚决协助进行合理改革，贯彻‘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的方针’”。地委成立了以陈平等六人组成的申新工厂党的工作委员会领导改革，并抽调21名干部进厂工作。政府出面贷款，签订代纺合同，通过来料加工，产品包销，使申新厂生产得到恢复，但仍摆脱不了申新厂的困境。1951年11月，该厂及福五宝鸡面粉厂、宏文造纸厂，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与陕西省工业厅正式组建为公私合营新秦企业有限公司，成为陕西省第一个公私合营企业。公私合营后，两个月生产就扭亏为盈。1953年纺织厂扩建，安装新自动纺织机738台，增加纱锭34200枚，与合营前相比，棉纱、织布能力分别增加1.5倍、2倍，成为全国最早的公私合营的典型之一，并在全国工商联会议上介绍过经验。吕剑人多次深入工厂，代表地方党委与资方人员谈心交朋友，帮助解决生产、生活等问题，促进生产经营，为宝鸡的公私合营企业顺利进行创造了良好条件。

同时，宝鸡的交通、电力也得到恢复建设。1949年12月31日，川陕公路宝鸡渭河大桥修复。1951年1月1日，宝鸡人民电厂正式建成。地委、行署积极组织力量支援宝鸡天水铁路建设。1952年10月1日，宝天铁路建设纪念碑在宝鸡落成。

在农村工作中，吕剑人要求各级组织贯彻“以最大努力恢复和发展以农业生产为主，工矿业为辅”的方针，并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六条措施，即：各级干部要提高对生产的认识，切实帮助解决生产中的困难；鼓励劳动致富，生产发家；利用“帮忙”“合伙”“换工”等习惯，推动生产；及时发放农业贷款，解决因战争、支前等原因，农民损失的牲口、农具；培养和奖励劳动英雄，发动群众制定生产救灾公约，开展生产竞赛。1951年，全区开展了学习全国生产模范互助组和开展爱国丰产竞赛活动。地委把巩固、提高、发展互助合作和开展爱国丰产竞赛活动结合起来，涌现出一批丰产模范，提高了粮食产量，促进了农业发展。

在胜利完成繁重的恢复工农业生产、开展城乡社会改革和进行抗美援朝运动的同时，吕剑人领导宝鸡地委进行了整党试点，制订了三年整党建党计划，从1951年8月开始全区整党。1952年上半年，在专区、县（市）两级机关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及司法改革、文化教育改革、企业登记、安排劳动就业等工作。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吕剑人带领宝鸡人民克服种种困难，使宝鸡专区的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巩固，社会安定，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空前提高，一个崭新的宝鸡与新中国一同前进。

建设新疆 誉满天山

1952年冬，中央调吕剑人等200多名干部去祖国边陲新疆工作。中共中央西北局于1952年10月22日正式通知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任命吕剑人为新疆分局统战部部长。1953年7月1日，党中央批准吕剑人任中共新疆分局委员会委员、常委。在这之前，陕西省委原已决定调吕剑人到省上工作。接到奉调新疆的通知后，吕剑人欣然赴命，即刻移交工作，带着全家离别故乡，西出阳关，奔赴祖国边疆，这一去就是27年。

新疆是祖国的一颗明珠，它位于中国西北部，全区面积160多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六分之一，边界线长达5700多公里，历来是祖国边疆重地。新疆又是一个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和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有维吾尔、哈萨克、回族、柯尔克孜、蒙古、俄罗斯、锡伯、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达斡尔、满族等民族。宗教有伊斯兰教、喇嘛教、东正教、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等，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和喇嘛教。新疆资源丰富，风光绮丽，历史悠久，各族人民勤劳勇敢，能歌善舞。

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后，在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共中央新疆分局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在全疆进行了建党、建政、整编军队、剿匪平叛、稳定物价、统一财政、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三反”“五反”和农业区的减租反霸、土地改革运动，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使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变化，各族人民当家做主，开始了翻天覆地的新生活。

吕剑人于1952年10月底到达乌鲁木齐（当时称迪化）时，正值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会召开之后，在总结成绩、纠正错误的基础上，新疆进入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新阶段。

在多民族多宗教又是和平解放的新疆，统一战线工作任务是十分艰巨复杂而又异常重要的。其工作对象有民族宗教上层人物，如部落头人、牧主、大阿訇、大喇嘛、活佛；又有国民党起义将领和旧政府官员；还包括工商、教育、文化等各界知名人士，民主党派、开明士绅，三区革命时期的民主人士，侨胞、侨眷，等等。因而统战工作直接关系到新疆的社会稳定和各项社会改革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关系到民族团结、祖国统一。而民族与宗教工作则贯穿在各项统战工作之中，是新疆统战工作的主要内容。但当时，在新疆党内一些干部中，存在着认为统战工作不过是“请客送礼的社交活动”，特别是土改完成以后，一些人认为“土改后不需要统战工作了”“统战工作可有可无”等轻视和漠视统战工作的关门主义倾向和宁“左”勿右的思想。有些人不尊重党外人士，看不到民族宗教上层人物的重要作用，还屡屡发生一些违反民族风俗习惯的事情。

针对这些问题，吕剑人提出必须把不断提高各族干部对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和建立健全统战工作机构，培养统战工作骨干作为首要工作来抓。吕剑人指出：统一战线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部分，不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到了社会主义时期还要存在，它应贯彻到党所领导的各方面工作中去。任何忽视、轻视党的统战工作，怀疑党的统战政策的思想都是不严肃对待党的政策的具体表现。他认为，凡是应当团结合作的人，都应最大限度地去团结他们，以增强党的力量。对非党人士的团结合作必须是真诚的，绝不能是敷衍应付和装饰门面。团结要靠讲道理，靠思想教育，要照顾其利益。必须在党内外经常进行统战政策的教育，必须建立健全各级统战工作领导和管理部门、政治协商工作机构和各项工作制度，必须培养一大批开展统战工作的骨干力量。而从事统战工作的干部不但应当学习统战政策，并且要学习历史和社会知识，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真正发挥党所要求的统战部门要“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安排人士，协调关系”的作用。同时，他提出了许多加强统战工作的具体措施，如健全地委、县、市统战部，设专职副部长，建立统战部正规的经常业务和工作制度，定期召开统战工作汇报会议，严格遵守请示报告制度，在省级政权机关内部建立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或统战小组，吸收非党干部参加，政权机关中党的支部设统战委员，等等。

1953年2月7日，新疆分局批准了统战部1953年工作计划。5月15日至27日，新疆分局召开了第一次统战工作会议，吕剑人在会上作了《进一步开展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工作》的主报告。会议将“建立统战工作机构，加强统战政策教育，在土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工作中贯彻党的民族、宗教、牧区和工商业政策，组织各族各界人士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确定为近期统战部门的工作任务。随后各县、市一级党委相继成立了统战部并配备了专职干部。为加强分局统战部力量，吕剑人陆续调进各民族干部多名，成立了民族宗教、政权、工商、文教卫生等处室。对统战部各族干部，他言传身教，注重思想教育和业务培养。对不熟悉统战工作的人，他自任教员，给大家讲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和新疆实际，阐述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和开展工作的方式方法。对汉族干部他严格要求，对民族干部他耐心帮助，十分注意将中央有关文件译成民族文字便于民族干部学习。他以自己勤勉工作、严以律己、公道正派的作风，使统战部上下一致，形成了团结奋进、认真踏实的工作作风。

1955年2月，政协新疆省第一届委员会成立，吕剑人当选为第一副主席，在同年10月召开的政协一届五次会议上，他作了《进一步巩固民族、民主统一战线，为协助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而努力》的总结报告。随后省工商联、政治学校和伊协等统战工作组织也相继组成。1956年，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成立了民族宗教事务处。至1957年，全疆各级党委统战部达96个，干部313人。到“文化大革命”前，全区各级政协组织达86个，工商联组织62个。从1953年到1961年5月，新疆分局和自治区党委召开过九次统战工作会议，做到了年初有布置安排，年终有检查总结，并及时呈报区党委批准。各级统战工作机构和工作制度的建立健全，为顺利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新疆的统一战线工作出现了新局面。特别在牧区，重点吸收了一部分有代表性的上层民族宗教人士参加政权组织，多次召开牧主、部落头目和宗教上层座谈会，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鼓励他们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使牧区基层政权转变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在对民族、宗教上层和党外各界人士的统战工作中，吕剑人非常尊重他们，总是以诚相待，广交朋友。除了妥当安排他们的政治地位，经常召开座谈会，组织党外人士分期分批到政治学校学习，帮助他们及时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每年还组织统战人士到内地参观学习、游览，让他们感受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同时注意从生活上关心照顾他们，每逢民族节日，都去拜访他们，有生活困难的及时解决。这样，不论是任统战部部长，还是任自治区党委常务书记，吕剑人都与民族宗教上层及党外民主人士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交了许多朋友，如宗教界的知名人士伊敏·马合苏木、马良骏大阿訇、阿木提大毛拉、宫明·姜巴曲日木活佛、知名中医刘治武，等等。在党组织的关心下，这些党外朋友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维护边疆稳定、加强民族团结的积极作用。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和中国民族实际状况，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方针，并在陕甘宁边区试行。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的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

新疆解放以后，就将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提到了重要地位。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一些少数民族干部提出“成立维吾尔斯坦共和国”和组织以本地区民族子弟为主的民族军，要解放军撤回关内的错误主张。1951年5月，新疆省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了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决议，强调在这个工作中要坚决贯彻《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要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有准备有步骤地由小到大、由下而上逐步推行。1952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公布，同年9月初，成立了以包尔汉为主任的新疆民族区域自治筹备委员会，实际工作由新疆分局统战部负责，吕剑人遂担负起筹建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任务。虽然吕剑人具有从事统战工作的丰富经验，但民族宗教问题和民族宗教工作，对从小在汉族地区长大的他来说仍然是一个新的挑战。吕剑人担任统战部部长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学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工作方针，积极筹建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上。

在新疆分局领导下，吕剑人首先抓紧广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统战部组织编印了大量的以汉、维吾尔、哈萨克、蒙古、俄罗斯、锡伯语等多种文字的学习参考资料广泛散发，通过各地报纸、广播登载宣传民族区域自治的通俗讲话，提高各族人民对民族区域自治的认识。其次，采取多种形式深入调查了解各民族分布及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广泛征求各阶层人士的意见，并派人到内地学习经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协商，拟定出《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计划》，由新疆分局上报党中央。1953年4月13日，党中央批准了这一计划，并对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工作的方针、步骤和具体办法做出多次指示。为贯彻中央指示，6月1日至9日，新疆分局召开扩大会议，听取包尔汉《关于新疆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工作计划》的报告，并进行了热烈讨论，统一思想，明确任务。6月1日，吕剑人在会上作了《关于新疆推行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的意见》的发言，就起草《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计划》时考虑的几个问题和时间安排做了说明，并指出筹建工作中存在的一些认识问题，同时对几个民族区域自治行政区划的划分问题和推行工作中急需解决的具体问题提出意见，供大会讨论。

在谈到新疆必须坚决贯彻“慎重稳进”方针时，吕剑人认为：经过各族人民三年的努力，新疆在客观和主观上均基本具备了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条件。这表现在，社会秩序空前安定；争取团结了绝大部分与人民群众有联系的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培养与锻炼出了能为各族人民热心服务的广大本地区民族干部；各族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与组织程度大大提高；特别是党与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在各族人民中已经树立了较高的威望，与各族人民建立了血肉联系，这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保证。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在土改胜利的基础上，结合普选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工作是适时的。同时由于新疆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不发达，各民族的发展程度差别也很大，历史上反动统治造成的各民族间的隔阂还没有彻底消除，因此推行民族区域自治过程中必须坚决贯彻“自下而上、由小到大、逐步开展的慎重稳进”方针。而且先由人数较少的民族自治地方开始，更容易体现党的民族平等政策。他指出，在正确认识民族区域自治重要作用的同时，还存在着一些值得研究注意的问题。如，有的干部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有人担心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会产生狭隘的民族观点，还有人认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后，汉族干部不必留在新疆了，等等。对此，必须在党内加强教育，以取得全党认识一致，行动一致，保证区域自治圆满实现。

分局扩大会议之后，新疆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和省政治协商委员会，也于当月召开联席扩大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省民族区域自治实施计划》并报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同时，新疆分局从1953年6月至9月，抽调了近300名各族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培训，作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工作的骨干，组成民族区域自治工作队。从10月起，在维吾尔族以外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开始进行乡级民族区域自治的试点工作。首先选择了鄯善县回族、乌苏县蒙古族和霍城县锡伯族为主体的三个乡做试点。这时已担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的吕剑人除到各地调查了解情况外，率队到霍城县伊车嘎善乡蹲点，与锡伯族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历时近半年，于11月15日建立起新疆第一个乡级民族自治区——伊车嘎善锡伯族自治区（后改为民族乡）。

通过蹲点，吕剑人取得了搞好民族区域自治的第一手资料，对新疆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和实际状况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并与农牧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蹲点时，吕剑人住在锡伯族贫农韩五十六家中，与他们睡在一个大炕上，朝夕相处，无拘无束谈话聊天，亲如兄弟。当韩五十六提出希望吕剑人将他的一个小男孩认为义子时，他感到这是少数民族群众对他的无比尊重与信任，欣然同意。此后他们两家一直保持着亲密关系，双方儿女以兄弟姊妹相称。“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韩家因吕剑人蒙冤受到了牵连和影响，但他们毫不避嫌，一直关心爱护着吕剑人一家。吕剑人对韩家的儿子、孙子视如亲生，十分赞赏他们勤奋、宽厚、活泼友爱、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品质。他的义子韩清保新疆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石河子，一直从事民族教育工作。他工作认真，师德高尚，在石河子教育界树立了良好形象。他们两家真挚的友谊和亲情关系成为民族团结的象征，在新疆一直传为美谈。伊车嘎善锡伯族乡成立40周年大庆时，邀请吕剑人前去参加庆典活动，但他因病不能前往，遂以特快专递发去贺信，表达自己对伊车嘎善人民的深切怀念和热烈祝贺。

试点结束后，新疆省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复同意的《新疆省民族区域自治实施计划》，加快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步伐。到1954年年底，完成了维吾尔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县、州级民族区域自治工作。新疆分局培养选拔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进入各级自治机关工作，更改了一些含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的地名，并号召各族干部互相学习文字、语言，加强交流和团结，适当安排了许多民族上层和民主人士进入政权机关，很好地落实了民族宗教政策，建立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省级自治区的条件已经成熟。

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于1955年1月20日发出《关于成立省级自治区的指示》。指示指出，建立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自治区是新疆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全党必须高度重视，并责成省级民族区域自治筹委会负责主持一切筹备工作。在新疆分局召开的学习讨论中，关于自治区的名称、划分、权限等问题，又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意见。有人仍然坚持建立“新疆维吾尔斯坦共和国”，有人提出称“维吾尔自治区共和国”，把“新疆”二字取掉。吕剑人在讨论中作了专题发言。他从中国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实际出发，根据马列主义民族问题理论，说明中国与俄国十月革命时期的民族关系不同，新疆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联邦制”不适于中国，不能称共和国，并坚持冠以“新疆”二字和体现维吾尔族的主体地位。同时，他在会下与不同意见的同志多次交换看法，取得共识。1955年4月16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新疆分局关于新疆自治区的冠名意见，称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同时指出务必继续防止和克服汉族干部中的大汉族主义思想残余，亦须注意防止和克服维吾尔族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中的大民族主义思想倾向。在中央指示精神下，经过几个月大张旗鼓的宣传和紧张筹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1955年10月1日宣告正式成立，董必武率中央代表团出席了隆重的成立大会。同时，党中央决定撤销新疆分局，成立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从此新疆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负责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工作的同时，吕剑人还实际负责对新疆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根据中央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宣传总路线的意见精神，结合新疆实际，于1954年初确定，对私营工商业暂不进行“利用、限制、改造”的宣传，暂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要求工商业者服从国营经济的领导，遵守人民政府法令，照章纳税，不得施行“五毒”，积极为社会主义改造做好准备工作。同时按照中央“巩固阵地、重点扩展、做出榜样、加强准备”的精神，决定重点试办个别公私合营企业。为此，新疆分局组成以分局常委、统战部部长吕剑人为组长的工作组，分赴南北疆的重点城镇进行私营工商业的调查研究，根据调研情况，做出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部署和安排，制定了“分期分批，逐步改造，稳步前进”的方针。吕剑人特别强调，在改造的步伐上一定要稳，阶级划分标准上一定要宽，工作进展上一定要缓，改造工作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繁荣经济和增强民族团结。经过研究，选定新疆最大的又以少数民族资本家为主的新疆利群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私合营的试点企业，组织工作组下公司，帮助进行公私合营工作。1954年10月1日，新疆第一个公私合营企业——新疆公私合营利群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经省政府批准正式成立。合营后，利群公司面貌焕然一新，扭亏为盈，给私营工商业改造积累了经验，树立了榜样。

在对私营商业的改造过程中，也出现了部分干部的急躁情绪及私商货源缺少，歇业现象增多的情况，造成公私关系、城乡关系紧张，影响了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吕剑人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主要责任在公方。国营企业和合作社对零售抓得太紧，排挤私商，放松了批发业务，未能发挥私营商业在商品交流方面的调控作用，影响了私营工商业者的经营积极性，既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善城乡人民生活，也不利于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根本原因在于，有些干部对社会主义建设中尚需利用私营工商业积极性的认识不足，不懂得通过和平改造消灭剥削制度的道理，犯了急性病。1955年9月8日，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三届党代会上，吕剑人就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作了专题发言。进一步强调了党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认为改造要根据条件逐步进行，不能急于求成。必须正确对待私营工商业和从业人员，对私营商业的资金、人员、经营技术等要加以充分利用，况且私营商业者中90%以上是小商贩，是劳动人民，私商的90%以上又是少数民族，其中不少是民族上层和宗教界人士，如不能正确对待他们，就会影响民族团结。通过学习讨论，在党内统一了思想，为下一步开展全面公私合营打下了思想基础。

1955年下半年，在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步伐加快。1955年11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确定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全部或大部分公私合营的阶段。新疆也加快了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1955年12月5日，自治区党委成立了以赛福鼎·艾则孜为组长，吕剑人、辛兰亭为副组长的对资改造五人领导小组，并于12月21日至29日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吕剑人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对资改造工作会议精神和毛泽东、陈云、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会议决定，新疆不称“对资改造”，而称“对私营工商业改造”，要把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向新的阶段，要贯彻全行业合营、组织专业公司、实行定息、培养核心分子等各项对资本主义改造的重大措施。1956年1月中旬，自治区党委做出《关于对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规划》《关于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教育规划》。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实行公私合营的高潮中，1956年1月23日，乌鲁木齐市率先宣布全市私营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并组织万人游行到自治区党委报喜，吕剑人代表区党委接受了喜报。同年4月，吕剑人到库车县检查工作，又重点检查了库车县城区和四区一个农村巴扎的私营工商业改造工作，并就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建议及时给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写了报告。1956年年底，新疆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在新疆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吕剑人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政策，正确处理了许多涉及民族宗教方面的问题。1956年7月，在自治区第一次党代会上，吕剑人代表区党委总结了七年来统战工作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对宗教人士在土改和合作化运动中所担心的宗教出路问题，他认为，必须本着长期团结合作的方针，切实加强思想教育，培养和扩大宗教界的进步力量，保证宗教界的正当活动，保护宗教寺庙，取缔违法活动。对于不愿入社的不能勉强，对于已入社又缺乏劳动力的应在劳动生产、收益分配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并允许他们进行其正常的宗教活动。对代表性大，不能参加生产劳动，生活上有困难的采取其他方式把他们养活起来。对宗教学校，不能用强迫命令的办法去解散，要保留那些影响大、历史久、办得好的宗教学校。对于即将开始的牧区社会主义改造，吕剑人特别强调，要坚决贯彻团结面要宽的精神，深入地向民族宗教上层、部落头目宣传党的政策，有计划地在各团体、机关、人代会等机构安排有代表性的人物。对私营工商业改造中的问题，他指出应主动、积极、尽快地对公私合营企业从业人员的工资予以确定、补发，对公积金、公益金少留或先不留，并由国营、合作社企业在货源、原料供应和产品收购等方面予以支持，尽快落实付息制度，对确有能力的资方人员应安排到能发挥作用的岗位上，有成绩的应与职工一样表扬、奖励、提升，一定要从经济上、政治上显示出组织起来的好处。至于转变所有制，必须采取慎重态度和经过批准手续，不能乱转早转，并提出了转变所有制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总之要做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过早转变在政治上不利。他的这些意见和看法，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有见地的。

1956年12月底，自治区党委向中央呈报了《关于民族工作和统战工作报告》。在自治区党委领导下，1956年冬至1957年春，稳步进行了由初级并社转高级社的工作。牧区经过广泛深入地宣传政策，基本上解除了牧民和牧主对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顾虑，采取自觉自愿原则，实现了初级形式的牧业合作化。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引导教育与自我改造相结合，企业与人的改造同步进行的“双改”方针，顺利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同时加强了对贯彻民族宗教政策的检查，及时纠正存在的问题。虽然1956年以后在全国形势影响下，社会主义改造发展过急，工作有些粗糙，但总体来看，新疆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比较稳妥、成功的，吕剑人在其中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这一时期，吕剑人以他的工作成绩在1954年7月新疆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出席了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又被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并出席了各次会议。1956年7月，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次党代会上，吕剑人当选为自治区党委常委和书记处书记，担负起更艰巨的领导责任。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标志着中国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从1957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吕剑人除继续担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外，又兼任了区党委监委书记（1960年3月），担任了“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审查委员会”主任（1958年9月）、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常务书记（1961年2月）、自治区甄别领导小组组长（1961年11月）。他积极协助自治区主要领导，分管党务、组织、政法、统战、民族宗教等多方面工作，同时经常下乡、下厂进行调查研究，参加试办人民公社，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试点，主持精简机构，工作十分繁忙。

在1957至1958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中，为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加强党的领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在党中央指示下，同时开展了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1957年9月，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已经基本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人口中进行整风，并适当地进行反右斗争”。中央还明确指示，少数民族干部此次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以达到提高社会主义觉悟，进一步巩固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12月16日至1958年4月26日，自治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研究贯彻党中央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讨论部署自治区少数民族干部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议期间，对鼓吹“独立”成立“维吾尔共和国”，反对民族区域自治，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党的领导的民族分裂主义思潮和活动进行了尖锐批评。4月24日，吕剑人在大会上作了《坚决反对民族主义，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长篇发言。他深入阐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从历史上说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与汉族有着长期的血肉联系，并以事实说明新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后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他也指出，民族地区的工作必须注意民族特点，根据民族特点和通过民族形式来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会后，自治区政协、伊协、工商联等也组织召开整风会议，分清大是大非，统一思想认识。通过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各族党员干部基本划清了马列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界限，分清了民族团结与民族分裂等大是大非问题，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统一了思想。1959年在全疆再次进行了贯彻执行民族宗教政策的大检查。

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以废除宗教封建特权和剥削制度、禁止违法的宗教活动、镇压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为主要内容的宗教制度改革，也于1958年开始了。吕剑人向自治区党委建议，从新疆实际出发，宗教制度改革不单独进行，不搞运动，可以结合各项社会改革，发动依靠广大信教群众逐步进行。1959年1月，自治区党委召开第七次统战工作会议，专门讨论了宗教制度改革等问题。吕剑人代表自治区党委在会上讲话，指出一定要正确处理宗教制度改革中的具体问题，使之稳妥进行。会后，自治区党委下发了《关于伊斯兰教、喇嘛教制度改革的指示》，指明工作方针是积极慎重、严格掌握政策、发动依靠群众、注重宣传教育、打击非法活动。由于较好地掌握了政策界限，整个改革进展顺利，大大削弱了宗教特权势力，打击了非法宗教活动，使宗教逐渐同社会主义相适应。

1962年8月9日，在自治区党委召开的民族工作会议上，吕剑人作了《进一步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为争取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胜利而奋斗》的主题报告。他从十个方面检查、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新疆民族、宗教、统战工作的成就、经验与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继续努力的各项任务。他在报告中特别强调要反对两种民族主义，首先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但必须采取具体分析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正面教育的方法，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推行党的宗教政策中，要充分认识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既要反对“左”的偏向，又要反对右的偏向，而主要应该反对“左”的偏向，任何限制群众宗教信仰自由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实践证明，这些意见都是正确有效的。但在“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中，不仅党的宗教政策遭到严重践踏，吕剑人也因在工作中一贯反对“左”的做法而被批判、批斗，称其为“一贯右倾”而受到迫害。

在新疆工作时期，吕剑人多次临危受命，处理反革命暴乱和突发性事件，为稳定社会秩序做了大量重要工作。

1953年秋，他与有关部门协同配合，在平息乌斯满残匪作乱，争取、安置阿山地区流散哈族工作中，坚决贯彻分局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大力开展民族上层统战工作，从生活、生产、医疗上关心帮助流散人员，取得了安定牧区社会秩序的良好效果。1954年7月，在新疆分局召开的第二届牧区工作会议上，吕剑人作了《关于牧区统战工作》的报告，对进一步加强牧区统一战线工作进行总结部署。

1954年12月31日，和田地区的依禅教头目、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阿不都·依米提，组织策动了新疆解放后第一起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的反革命暴乱事件。暴徒们袭击劳改农场，打死解放军战士，抢夺枪支弹药，图谋发动更大暴乱，颠覆人民民主政权，建立所谓“斯拉木政府”。在和田专署军事打击下，1955年1月3日基本平息了暴乱，缴获了被抢枪支，抓捕了一批暴乱分子。

事发后，新疆分局即派吕剑人带队，前去和田调查处理事变问题。吕剑人与公安厅负责同志连夜奔赴喀什，会同南疆区党委第四书记伊敏诺夫，一起到和田地委传达分局坚决平息暴乱的指示。为进一步做好分化瓦解和安定群众情绪的工作，吕剑人向地委提出广泛宣传党的政策，解除群众思想顾虑；加强对宗教人士的团结、争取、教育工作，尤其是要做好依禅教派工作，深入揭露反革命分子，团结广大教徒，孤立打击少数顽固分子，划清反革命破坏和正常宗教活动的界限等建议。和田地委按照自治区党委制定的政治瓦解为主，军事防范为辅，对暴乱分子执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严办”的方针，妥善处理了各种善后事宜，基本稳定了局面。1月29日，吕剑人牵头，与伊敏诺夫等三人给新疆分局报送了《关于和田反革命暴乱事件的检查报告》。之后，1956年3月和1957年4月，墨玉、和田暴乱再次被平息后，危害和田多年的民族分裂势力受到沉重打击，维护了和田的社会稳定与民族团结。1957年2月下旬，吕剑人又赶赴木垒哈萨克族自治县，帮助处理哈族牧民向阿山搬家问题，妥善劝阻、稳定了牧民情绪，并及时给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写了报告。在3月16日召开的书记处会议上，他专门汇报了关于哈族牧民搬迁问题，提出了处理意见，得到书记处认同。

1958年初，在牧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顺利进行之时，发生了奇台牧区巨开部落头人巨开，采取造谣、欺骗、威胁手段，强迫奇台、木垒、巴里坤的哈萨克族牧民向阿尔泰地区青河、富蕴一带搬家的事件。从1957年12月到1958年3月，搬去800多户，对牧区社会主义改造造成很大影响。

自治区党委于4月派吕剑人前往富蕴处理问题。他到富蕴县后，与当地党委分析认为，这次事件不仅要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进行反对反革命阴谋武装叛乱的斗争。他们首先采取措施安定迁来户，尽力做好对他们的生产生活物资供应。第二，于5月31日至6月2日，在富蕴二区吐尔洪召开了包括部落头目、宗教人士和基本群众在内的迁来牧民代表座谈会，宣传学习党对牧区社会主义改造政策，揭发巨开等人反对党和人民政府、反对社会主义，损害群众利益的罪行，使他们同意由政府统一分散安置。第三，在争取团结上层、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上，6月3日逮捕了巨开、沙豪吾等三名反动分子和围剿一小撮叛乱匪徒，积极进行劝降工作。6月中旬，在广大牧民群众的协助下，逼迫哈力曼哈孜投降。随后，在这些地方广泛深入宣传党的政策，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抓紧建立牧业合作社和公私合营牧场，对困难户进行救济，很快稳定了形势。吕剑人在富蕴两个多月，经常深入群众毡房做工作，与民族、宗教上层耐心交谈，解释党的政策，很稳妥地解决了这一事件。

1962年4月和5月，在苏联当局策动下，发生了塔城、裕民、霍城等县边民大量出走苏联和伊宁反革命暴乱的“伊塔事件”。事件发生不久，吕剑人在北京参加完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中央民族工作座谈会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接见中央党校新疆班学员回到乌鲁木齐后，立即率工作组前往伊犁处理善后事宜，就遣送苏侨回国问题、加强民兵建设、增设边防站点和加强对敌斗争等做了布置安排。当年7月27日，在新疆自治区党委工作会议上，吕剑人就自治区党委正确处理伊塔事件的成绩和从这次事件中应总结的问题作了发言，主要从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改善领导作风等方面发表了意见，并且诚恳地检查了自己分管工作中存在的缺点，提出了改进工作的要求和措施。

1960年3月，党中央批准吕剑人兼任自治区党委监委书记。1961年2月担任了书记处常务书记。除了书记处日常工作，主管党的组织、政法等方面工作。在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加强调查研究，转变领导作风的整改方针下，在自治区党委总体布置下，吕剑人加强对自治区党的建设工作的检查与总结。1961年6月22日至7月24日，自治区党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讨论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甄别平反精神和学习农业六十条、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讨论精简、整风整社、举办抗大式政治学校、培养农村干部等工作。吕剑人就统一战线、民族宗教工作、党内民主生活和政法等方面工作作了发言。他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强调要充分认识新疆民族宗教情况复杂的特点，要区别外侨和民族问题的不同性质，不能因处理外侨问题影响民族团结；对宗教问题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处理；要按照党章检查党内民主生活，保证全党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的绝对统一，保护党员权利不受侵犯，保证党内民主生活的正常发展是极其重要的。之后，相继于1961年9月和12月、1962年5月、1963年2月，分别召开了自治区党委组织、监察工作会议，组织部长座谈会，甄别工作会议，监察工作会议等并作总结讲话，强调指出要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轮训干部、培养选拔民族干部和开展甄别工作、加强基层党组织整顿和干部管理的指示精神，并连续下发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指示；关于组织县以上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学习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理论，提高干部理论政策水平的通知；关于轮训干部的初步安排意见等文件。同时从各系统抽调干部组成13个工作组，分赴各地协助开展整风整社。

干部轮训除了各地普遍组织外，从1961年11月到1963年7月，自治区党委直接组织举办了四期轮训班，轮训地方县级以上、军队团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1900余人，着重解决党的建设和党的组织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教育干部认识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克服工作中的问题。吕剑人主持了第二期轮训班。他根据党中央文件精神，强调发扬民主，对发表不同意见的同志，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以自学为主，着重思想检查，总结经验教训，不做政治思想排队，不写思想总结，不做鉴定，不交学习笔记。这些规定，有利于干部敞开思想检查工作中的问题。当时轮训班上有个别干部认为那些敢于实事求是讲真话的同志是右倾思想，要求在小组以至于支部会上批判他们时，吕剑人没有同意。他坚持“三不”原则，指出重在解决思想作风、工作方法问题，目的是弄清思想，不是整人。但实际上在当时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对发表不同意见的同志抓了辫子，打了棍子，甚至给予各种处分，包括吕剑人自己在内。自治区党委主办的四期轮训班中，唯独他在第二期轮训班的总结讲话，成了别有用心之人诬蔑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主要“罪证”，而历史证明，他的讲话是完全正确的。

干部甄别工作是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调整政治关系的具体措施和监察工作的主要任务。

吕剑人担任自治区党委监委书记和甄别领导小组组长后，对于如何加强监委工作，认真进行干部甄别，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他强调必须全党重视监察工作，因为监察工作肩负着“捍卫党的路线，维护党的纪律，巩固党的团结”的重要政治任务，必须建立一支高素质监察工作队伍。甄别工作是加强党的团结的重要问题，要组织专门力量进行，要建立工作制度，做好各类干部的思想工作，不论怎样搞错的都应该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做到有错必改。1961年9月以后，大部分地区成立了甄别工作机构，抽调干部，进行摸底试办，重点对“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等运动中批判、处分错了或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采取简便的方法，认真、迅速地进行了甄别平反。对“反右倾”斗争和反地方民族主义斗争中有问题的，也有重点地进行了复查。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后，4月27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5月9日，自治区党委召开甄别工作会议，之后，加快了甄别工作进度。在自治区党委统一安排下，按照中央监委、西北局监委“抓两头，带中间”的指示精神，由吕剑人审核、修改、签发，以甄别领导小组名义，向120多名县级以上，包括在“反右倾”中被错误批判的武开章、辛兰亭在内，发出了调查信，征求他们对甄别工作的意见和要求。虽然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有些人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就全自治区来说，到1962年年底，对1958年以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和处分的23900余人进行了复查，其中绝大多数获得了甄别平反。从1961年到1962年年底，全自治区分三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有696人（其中包括摘掉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帽子的188名），占当时右派分子总数的23.5%。到1963年2月，自治区党委监察工作会议召开时，已对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3500人进行了甄别，占列入甄别范围的85%，还甄别了受到批评处分的工人、农民、学生27695人，查处违纪党员1975人，监察工作取得了好成绩。这对于加强党的领导，分清大是大非，改善党群关系，增强党内外团结，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直接领导下的这次甄别工作，硬被诬蔑成是为“彭高习反党集团”和“右倾机会主义”“翻案”的“反党宗派活动”，吕剑人难以幸免地被批判斗争，直到1979年，才为他们彻底平反。

就在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之前的三年困难时期，自治区同全国一样，国民经济也陷入了严重困难时期。尤其是在农村工作上，存在着急于变革生产关系的错误，浮夸风、“共产风”、命令风、特殊风和瞎指挥风严重存在，高指标、高征购以及在自留地问题上控制过紧，使部分地区农民生活发生了严重困难。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和第二次郑州会议，提出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要求。自治区党委于1958年年底，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总结检查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决定从1959年1至6月在全疆农牧区开展整顿人民公社、整顿干部作风的工作。吕剑人在这几年，多次深入社队了解农民的想法，寻找解决困难的办法。1959年2月下旬，他到呼图壁县红旗公社住队后，又到昌吉县城镇公社永胜大队第一生产队当社员，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亲眼看到生产队存在着劳力安排不妥当，对多种水稻如何选择意见不一致，积极性不高，耕牛耕马骨瘦如柴的情况，非常焦急，两次给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写信反映问题。10月初，他在北京开会期间又给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写信，就自治区明年国民经济建设、农业问题及贯彻八届八中全会精神等提出个人意见提供参考。1960年4月11日，自治区党委在拜城召开紧急会议后，4月下旬到5月下旬，吕剑人出席了伊犁区党委召开的直属县县委书记、县长会议，总结拜城事件的严重教训，检查人民生活安排情况。之后，又到伊宁、尼勒克、新源、巩留、特克斯、昭苏等县和博尔塔拉检查春耕春播和粮食情况。7月中旬，他再赴玛纳斯、呼图壁、昌吉、米泉、吉木萨尔、奇台、木垒七县了解检查夏收工作，看到普遍存在农机具使用不高，土地缺乏规划，人民生活存在问题，尤其是食堂办得不好。他在给区党委的报告中提出，要征求群众意见，不能强迫加入食堂。1961年1月3日，吕剑人在全疆电话会议上，传达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关于毛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精神后，即赴库车、拜城检查人民生活安排和明年生产准备工作。他认为拜城缺粮严重的问题除了必须调入一部分外，根本是要发动生产自救，大搞副业生产，并及时给区党委报告，请自治区建委和粮食部门帮助收购县上的现有矿石，预借粮食。4月，又到和田县春花人民公社七管理区一大队和一管理区二大队，调查关于平均主义和食堂问题。5月，又去了昌吉永胜大队第一生产队和呼图壁红星公社和庄大队、玛纳斯北五岔公社调查所有制问题，贯彻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方针。

在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下，调整刚取得一定成效，国民经济开始有所好转的时候，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过高估计和错误判断，从1963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旨在抓阶级斗争，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在贯彻中央决定中提出，新疆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兼顾新疆的情况和特点，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既要搞深搞透，又要不出乱子、少出偏差。全区抽调和训练了大批干部组成万人工作团，分赴全疆各地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从1963年9月到11月，吕剑人负责喀什专区的社教工作，他带领工作队在喀什专区疏勒县洋大曼区一公社蹲点。这期社教结束后，吕剑人参加了1964年12月下旬到1965年1月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全国社教工作会议，听取了毛主席的讲话。会后，按照自治区党委的部署，他带着宣讲贯彻《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的任务，带领工作队于1月中旬先到伊宁县红星公社二大队，进行宣讲试点。至3月12日，集中力量大张旗鼓地宣讲了三次，之后又到五一公社宣讲，参加了第三期点上社教。从在红星公社和五一公社的工作中，他发现在正确对待干部方面普遍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经济退赔面过宽，干部落选面过大等。5月30日，他向自治区党委及时写了专题报告，认为纠正办法应该是贯彻团结大多数、孤立打击极少数的精神，分别情况进行减免。对基层干部不能有不切实际的过高过严的要求，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全面评价干部功过，既要搞好组织建设，又要搞好思想建设。自治区党委于6月4日将他的报告转发给各社教工作团、县以上各级党委和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作为参考。1966年2月初，吕剑人参加了西北局在西安召开的农村社教座谈会，代表新疆自治区党委做了工作汇报。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情况下，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基层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在错误理论指导下，使“左”的错误有了进一步发展，为“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

1965年7月，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副总理外访回国路经新疆停留期间，吕剑人与自治区领导到机场欢迎，并陪同总理视察。周恩来总理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品德、作风，给吕剑人留下深刻影响，使他终生难忘。1976年1月8日，听到周总理去世消息，他难过得彻夜辗转，为党和人民失去这样一位好领袖而痛惜不已。

1966年，正当我国胜利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国内经济和人民生活好转，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由意识形态领域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打乱了人们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和思想方式，最终造成了一场国家和人民的灾难。在这场灾难中，一贯事实求是，说实话、真话，不搞阴谋诡计，厌恶“左”的一套，又从事过白区工作的吕剑人首当其冲，被诬蔑为“一贯执行投降路线”的“新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始了被“四人帮”迫害的苦难十年。

在1966年7月和11月自治区党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有人指名道姓，要吕剑人交代与彭德怀、高岗、习仲勋的关系。11月，吕剑人参加完聂荣臻副总理接见自治区和新疆军区部分领导并合影的活动后，再也没能露面。1967年3月12日，由新疆军区主持一派群众召开的“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提出了“打倒武光、吕剑人……”的错误口号。从此他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邓在新疆的代理人”“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死党”“叛徒、特务”等等莫须有的罪名关押起来，有组织地被拉到工厂、农场、学校轮番批斗，常常是被打昏了用冷水泼醒再斗。1968年9月5日，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召开的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错误地把武光、吕剑人、张仲瀚、伊敏诺夫、包尔汉定性为“刘少奇在新疆的代理人”，“妄图在新疆复辟资本主义”，公开点名批判。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社论中，错误地宣称，新疆“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标志是“在人民解放军的坚强支持下，同阶级敌人进行了反复较量和顽强斗争，终于把中国赫鲁晓夫在新疆的代理人武光、吕剑人、张仲瀚、伊敏诺夫、包尔汉等一小撮叛徒、美蒋特务、苏修特务、英国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挖了出来”。此后，新疆军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了“吕剑人专案组”，对被关押起来的吕剑人开始了长达近十年的“专案审查”。

无数的“喷气式”罚站、审讯、逼供、批斗周而复始。他的家被抄，工资被停发，妻子儿女受到歧视和侮辱，不能正常地工作、学习，家庭生活发生了很大困难。面对突如其来的一切，吕剑人有过困惑、彷徨，也曾面对滔滔河水产生过瞬间的软弱。他最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多少对党忠心耿耿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一夜间成了“反革命”？回想起在国民党监狱中的斗争，回想起牺牲在敌人屠刀下的战友，他抱定把牢底坐穿的决心。于是忍受住屈辱、折磨和心灵的煎熬、身体的病痛，一直坚守着要革命到底的信念，相信党一定会搞清他的问题，还他以清白的。在长期的监禁审查中，他始终坚持不说假话，不说昧心话，实事求是地检讨错误，总结经验与教训，从没有牵累过他人，也没有自诬自陷。监禁生活摧残了他的身体，但他以坚强的意志，经受住了一切磨难。1975年4月，自治区党委对他的历史问题做了一个错误结论，他拒绝在结论上签字。此后，他被释放，从监禁住地回到了离别八年的家中，一家人得以团聚，不胜悲喜。此时，除了休养身体，吕剑人一直想办法向党中央申诉，期盼着被颠倒的历史回归正确，被搞乱的社会秩序和党内生活恢复理性。

噩梦过后，阴霾扫尽。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领导全国人民揭批“四人帮”的罪行，端正思想路线，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1978年1月，党中央任命汪锋担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3月11日，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抓紧落实干部政策的通知》，要求认真妥善处理审查干部的遗留问题，尽快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自治区党委排除干扰，对吕剑人等人的问题进行了重新审查。这一年，在自治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吕剑人被邀请出席并在主席台上就座，会后媒体作了报道，这说明吕剑人“解放”了。6月24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通过了撤销1975年4月7日对吕剑人历史问题所作的错误结论，决定恢复其组织生活，恢复原工资级制，补发工资。1979年1月19日，自治区党委作出《关于处理新疆“文化大革命”中和历史上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决定》并上报党中央。3月17日，中共中央明确批示，对在这些事件中受到错误处分和受牵连、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不实之词，一律推倒，冤假错案，彻底纠正。其中包括纠正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1968年9月1日《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对吕剑人等五人的错误定性和提法。至此，“文化大革命”以来强加在吕剑人头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才被真正推翻。

1978年6月底，吕剑人被党中央抽调到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半年的学习生活，使他从思想上、精神上、身体上获得了很大提高与休整，同时见到了许多历经浩劫的老战友、老同志，真是悲喜交集，恍如隔世。在揭批“四人帮”，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他对“文化大革命”中始终折磨他的“为什么”的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对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给党和人民带来的危害看得更加清楚，决心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以有生之年为党和人民更加努力地工作。

吕剑人在新疆工作期间，以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朴实、正直，善于团结同志和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走遍天山南北，为新疆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得到各族干部、群众的好评和爱戴。尽管“文化大革命”十年，在新疆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一直深深怀念美丽的新疆，怀念与各族人民结下的兄弟般情谊。特别感激他被批斗时，那些不知姓名的少数民族群众对他的爱护和照顾。1985年和1995年，他不顾年迈体衰，曾两次应邀去乌鲁木齐参加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30周年和40周年的活动，在《新疆日报》上发表了回忆文章，表达对新疆各族人民的衷心祝福。新疆成为融入吕剑人生命的第二故乡。

改革开放谱新篇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向。在这次会议上，吕剑人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1979年初，调任陕西省委书记（当时设第一书记）。春节前，他携家人回到了久别的家乡陕西，开始了人生旅途的又一段行程。1979年至1981年11月，吕剑人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兼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分管统战、省临时纪委、外事、旅游和一部分农业工作。

当时，党的工作重心正在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普遍展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刚推行，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十年没能为党工作，吕剑人上任后恨不得一天干十天的事。刚安顿下来，他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到各地熟悉情况，调查研究，特别是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尤为重视。他的下乡概念就是到农村、农民家中去。他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下乡不要只听汇报，到了农民家什么都知道了。”

1979年春节刚过，他就先到咸阳地区了解情况，发现了影响农民生产的几个问题。2月28日，他就这些问题写信给第一书记马文瑞和省革委会主任于明涛，建议尽快落实农业贷款，使农民买得起化肥；农业电费一年或半年结算一次，确保农忙时农业用电；将农业“六十条”发到生产队，使农民都能看到。马文瑞书记和李尔重副书记看后很快就提出处理意见，交办公厅商请有关部门尽快解决。6月2日到22日，20天时间里，他又去了乾县、永寿、彬县、长武、礼泉、千阳、陇县、岐山、武功、麟游、凤翔、宝鸡等12个县市。这些县都是他生活战斗过的地方，他熟悉这里的山山水水，更希望这里的经济发展更快一些，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好一些。通过实地考察，他对关中目前的农村、农业基本情况有了实际认识。在7月3日给省委写的书面汇报中，他充分肯定、总结了永寿县因地制宜，自力更生兴修小型水利解决农业和人畜用水问题的经验，提出了加快发展麟游山区农业生产的具体意见和措施。他认为，类似麟游这样的山区县，必须走农、林、牧、副全面发展的路子，大力发展林、副特产，同时要修筑公路，改善交通和群众生活条件，抓紧控制、预防和消灭大骨节、克山病等地方病，适当调整山区工作干部的待遇，在财力、物力方面省上应给予更多帮助。

陕西是一个缺水省份，加快进行水利建设，解决农业用水一直是吕剑人操心的问题。为给泾河水库选址，他多次实地考察，找技术工程人员研究，最后选定弯里为库址。蓝田县白鹿原有几十万亩旱地，粮食产量低而不稳，群众迫切要求解决水的问题。吕剑人几次去蓝田察看，并和有关部门研究，在大塬的南边把灞河和秦岭北面川道的十股水蓄入三个小水库，然后抽到100多米高的塬上去，缓解那里的干旱问题。对如何解决渭北旱腰带水浇地和三边及榆林引水冲沙造田、植树等问题，他也是多次与水利部门研究，设想过从壶口上边把黄河水引至宜川山中，利用水库蓄水，再南出黄龙山分流灌溉，或从河套引黄入陕。他将几套方案向省委做了汇报，希望作为战略性问题，做好规划、逐步解决。在林业发展上，他认为首先要加强对保护森林和植树造林重要性的认识，其次要解决好林业同农业、林业同工业、林业同人类社会和改变食物结构的关系问题，严禁乱砍滥伐，大力提倡荒山荒坡造林种草，推广林草混种，同时要求把城市绿化提到城市建设的重要议程上，使西安等城市的绿化得到大的改观。为提倡科学种田，吕剑人重视农林科技推广工作，曾几次去武功西北农业大学同教授、专家们探索问题，看望小麦育种专家李振声和他的实验室。同时，号召各县举办农业科学短期训练班，聘请专家讲课，推广扶风、澄城等县旱地保墒等科学种田的好办法。1980年5月中旬，他参观了岐山县蔡家坡岐星大队的青年科学实验田和科研站，在团省委组织召开的现场会上，鼓励共青团员和广大青年要把使农民富裕起来当成光荣任务，作为奋斗目标，以科学促进农业现代化。

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是这一时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工作。但当时许多人思想并不解放，对联产到户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吕剑人在下乡调查中发现，干部群众中存在这些思想认识的根本原因是受到极左思想影响，心有余悸，还没有弄清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在1980年4月召开的全省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工作会议上，吕剑人专门就如何使农村尽快富起来的问题作了发言。他坚持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出发，批判了“四人帮”的穷过渡谬论，指出是要穷社会主义还是要富社会主义，这是当前考虑农村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他认为：只要敢于想富，敢于抓富，就是抓住了要害，抓住了关键。我们就是要在“富”字上打主意，做文章，让农村富、农民富，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共产党人如果不能带领群众走富裕起来的道路，何谈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只要是符合党的有利于农民致富的政策，就要积极去贯彻落实。

1980年10月，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地（市）负责同志座谈会，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并抽调了100多名省级机关干部到各地协助工作。在1981年1月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吕剑人发言强调：我们应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放手进行改革，对目前出现的问题已经认识到的要尽快解决；没有认识到的要抓紧调查研究，提高认识，拿出解决办法。随后，他又到渭南、咸阳的社队调查，听取群众反映。在大荔县雷北大队和礼泉县袁家大队座谈时，干部群众认为实行哪种责任制，由农民讨论决定为好，不要搞一刀切，他们仍愿意坚持走集体经济之路。吕剑人将意见及时向省委做了汇报。4月24日，省委在给省农委党组《关于把集体代耕的自留地交给社员自己经营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坚决把自留地退还给社员自己耕种。如果少数队真正经过社员民主讨论，仍愿由集体代耕的，应尊重群众意见，不搞一刀切。

1981年5月4日，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了发展农村多种经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等问题。会议认为，要进一步统一思想，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方向要坚定，步子要稳妥。5月26日，省委转发了省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的座谈纪要》，指出：建立和健全生产责任制是一个重大的新课题，要求各级党组织要随时注意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982年1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再次重点研究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问题，这时全省40%以上的生产队已建立起生产责任制。同年9月，胡耀邦陪同朝鲜外宾金日成到陕西进行友好访问，在接见陕西党政军负责干部会上和视察宝鸡时指出，思想要更加解放一点，改革要更加大胆一点。凡是群众要搞大包干的地方，可以放开搞，不要怕，犯不了什么错误。吕剑人听了胡耀邦的讲话后，对生产责任制认识更加明确，工作更加大胆。到1982年年底，全省16万个基本核算单位，98%建立了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的有15万个，占94%，其他还有专业承包、联产到组、小段包工等多种形式，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

1981年7月中旬以后，关中、汉中、宝鸡、陕南、渭南等地发生了洪涝灾害，给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很大损失。吕剑人心急如焚，遂与有关同志到渭南查看灾情。身患严重心脏病和肺气肿，年届73岁的吕剑人行至渭河堤坝上，车不能前行，他就下车步行，踩着泥水挨门逐户访问群众，问寒问暖。到了大荔县冯村一家生活非常困难的农民家，他忙掏出仅带的100元钱放下，并动情地说：“让你们受苦了，我们对不起你们呀。”作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他对困难群众总是怀着一种歉疚之情，特别牵挂贫困地区的脱贫问题。

1979年7月，他担任陕西省陕南山区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时就去过陕南考察。1983年1月，省委省政府陕南山区建设会议后，他再赴陕南调研考察。1985年5月8日至17日，即将离休的吕剑人又赴商洛地区，对丹凤、商南、商县、洛南进行了视察。他到商南县时要进山沟，汽车无法进去，他就踩着泥泞的土路步行前往。走到一户人家，看到他们的生活境况十分贫穷时，他流下了眼泪，痛心地说：“闹了一辈子革命，老百姓的生活怎么会是这样？”他觉得很对不起温饱问题都没解决的贫困群众。在与商洛地委、专署领导座谈时，他对地区的经济建设、如何脱贫和统一战线、落实政策问题提出了许多好意见。他称赞几个县的领导班子有改变贫困面貌的信心和决心。他说：“改变贫困面貌要有时间也有困难，但只要努力就可以改变。不能改变的话，我们还革什么命呢？商洛是老区，要用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教育党员干部。关键是要把党员干部和群众团结起来，下十年、八年功夫，采取多种办法，使商洛人民富裕起来。”临走前，他就加快落实统战政策问题，特意写信给地委领导提出建议，并随附对联一副勉励大家：“富秦商君封邑选到商地定有深意；英雄李闯王复兴在商洛岂无道理。思之行之。”商洛地委很重视他的意见，将他的讲话要点于5月21日以文件形式下发，以引起各有关部门的重视。回来后，他就向省委反映了情况，并积极推动筹建了陕西省扶贫基金会，为改善贫困地区面貌尽心尽力。

由于吕剑人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到陕西后分管了省临时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对此，他非常重视，抓得很紧。他对群众来信总是认真阅读并写上批语。他经常强调要加强党对纪检工作的领导和纪检干部自身的建设。对于当时群众反映强烈的在招工、招干、招生、农转非、多占住房等问题上存在的党内不正之风，引起了他的特别注意。1981年1月，省临时纪委向全省各级党组织和纪律检查部门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开展党风党纪教育，制止纠正不正之风。3月召开了省临时纪委第三次全委会议，进一步加强对端正党风的认识。在7月召开的地（市）委书记座谈会上，吕剑人强调指出：必须确立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的观念，党员在纪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允许有特殊党员，党的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给一般党员做表率。10月中旬，在省纪检工作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他特别强调纪检工作的任务首先是要加强政治纪律，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二是要坚决刹住“三招三转一住”中的不正之风。他指出，纠正不正之风，关键在于要有一个很大的决心，纪委工作首先要注意党风问题，因为它是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他用海瑞的故事教育纪委干部，为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一定要在端正党风的斗争中挺身而出。

会后，省临时纪委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干扰大学生毕业分配工作的通知》，要求坚决制止不正之风，维护党规党纪。12月中旬，省委专门召开了检查纠正“三招三转一住”不正之风，促进党风好转的会议。对于群众多次揭发、反映强烈、要求追查的1977年7月6日延安特大水灾责任问题，和团省委原书记打击报复问题，吕剑人十分重视。1980年10月接到中纪委的批件后，立即组织工作组进行全面调查。经过省纪委和调查组一年的反复核实，确认延安地委原副书记在防汛工作中严重失职，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省委常委会提出处理意见报经中纪委批准后，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其他有关人员也受到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团省委原书记韩某不仅编造家史，并将揭发他的农民群众打成反革命投入监狱欲判死刑。事实查清后，1982年5月经省委讨论决定，撤销韩某的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严肃查处厅局级领导干部的这两个大案，在全省引起震动，它打开了陕西省查处大案要案的局面，同时教育了干部，改善了党群关系，使省临时纪律检查委员会在群众心中树立了威望。1981年11月，省委指定吕剑人担任省级机关纠正多占住房问题领导小组组长。他先从厅、局级部门抓起，不到半年，取得了显著效果，为无房、缺房干部解决了部分问题，为纠正不正之风打开局面。虽然分管省临时纪委工作时间不长，但吕剑人清正公道，严肃维护党风党纪，关心人民群众的好作风好品德，在人民群众心里树立了领导干部的良好形象。

外事工作是党和国家对外交往的重要方面。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和古丝绸之路起点的陕西省，在对外交往中给世界文明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陕西省的对外交往日益扩大，外事工作任务紧迫而繁忙。在吕剑人分管外事工作四年多的时间里，陕西的外事工作逐渐进入蓬勃发展阶段。1979年12月，省革委会外事办公室改名为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1980年4月10日，省外办召开了“全省对口外事工作会议”，总结对外科技交流和技术引进及接待工作的典型经验，吕剑人到会并讲话。6月23日，他又出席了地、市、县外办和部分涉外单位负责人会议，就陕西外事、旅游工作任务，尤其是存在的突出问题做了重要讲话。1981年，陕西省委为加强对外事工作的领导，成立省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吕剑人任组长，李连璧任副组长，其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党中央外事工作路线和方针政策，检查陕西省执行情况和外事纪律；审查陕西省外事、旅游计划，审批重要外事活动；审查各级外事机构设置、编制、经费等；协调平衡各方面外事活动；交流工作经验，推动全省外事旅游工作健康发展。1981年11月18日，省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了“全省外事工作会议”，吕剑人致开幕词，并在有关小组会上作了重点发言，特别强调了外事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存在的主要问题还是认识不足的问题。

旅游业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新兴产业。陕西旅游产业的初创阶段，正是吕剑人分管外事旅游工作的时期。他与省政府有关领导紧密配合，组织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通过调查认为，陕西旅游很有特色，但环境太差，设施太旧，宾馆太少，有些旅游点连厕所也没有，有的还是土茅房，根本不适应接待任务的要求。于是他首先组织制订开发规划，抓基础设施建设，还亲自去跑经费，亲自勘察，为西安宾馆选址。他看到陕西发展旅游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关键是要提高认识，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增强做大做强的意识。于是围绕如何发展陕西旅游业，组织干部群众展开讨论，并在1979年11月下旬召开了陕西省首次旅游工作会议，确定了解放思想、加强引导、加强协作、搞好规划，加强旅游工作队伍建设、提高服务质量、严格执行价格政策的工作方针。同时开始组建旅行社，开办导游人员训练班，引进各地的旅游商品，大力发展本地产品并相继修建了西安饭庄、钟楼饭店等涉外酒店、宾馆，为陕西旅游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吕剑人长期从事并十分热爱的工作。他除分管统战工作外，在1979年12月下旬召开的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四届二次全体会议上补选为第四届委员会主席。1980年3月，担任了省政协党组书记。在1983年4月26日召开的政协陕西省委员会五届一次会议上，又当选为第五届委员会主席，直到1985年4月辞去省政协主席职务，六年中他为开创新时期陕西省统战工作和人民政协工作的新局面，倾注了满腔热情，作出了重要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省政协开始进行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工作。吕剑人首先抓紧落实对于政协委员的政策，到1983年较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为贯彻邓小平1979年6月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努力开创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新局面，吕剑人特别重视加强知识分子工作和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他指出：对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是劳动者之间的统一战线工作，其任务是“了解情况，综合研究，掌握政策，调整关系”，其对象主要是非党知识分子。必须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改变陕西省知识分子骨干外流情况，这是统战工作的重要任务。民族、宗教工作的重要任务是，广泛开展民族宗教政策再教育，加强民族团结，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招生等工作中要注意照顾民族学生。对于宗教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根本还是对落实党的宗教政策认识不足。他提出：应加强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可采取因地因教制宜，积极而又慎重的步骤适当开放宗教教堂，要逐步恢复爱国宗教组织和宗教团体，以利于限制非法宗教活动。在拨乱反正中，这些问题都基本得到了落实。

在六年的陕西省政协主席任上，吕剑人广泛团结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充分发挥了政协组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职能。恢复和建立健全各级政协组织及工作制度是当时的主要工作之一。在1980年1月召开的全省统战工作会议上，他强调指出人民政协是重要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组织形式，是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纽带，抓紧配备干部，搞好人事安排，解决办公用房等问题是恢复组织机构的重要工作。更重要的任务是组织省政协委员积极参与全省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讨论，建言献策并进行民主监督。为此，省政协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如：列席省人民代表大会；加强委员提案工作；定期召开常委会、主席办公会；组织各种专业组（后改为委员会），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党外民主人士联合召开“双月座谈会”，商讨参政议政的重大问题；组织委员带着问题经常到各县（市）视察、参观、调查研究、召开座谈会，写出调研报告呈省委、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参考。这些形式对推动政协工作成效显著。吕剑人带头经常到基层调查研究，关心地市县的政协工作。1980年9月，在省政协四届八次常委会上，委员们对省上一些单位的官僚主义提出了80多条建议和意见。在政协四届三次全体会议上，他指出：人民政协的主要任务是实行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它的作用主要是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四化建设以及群众生活方面的重要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和自由讨论，积极提出批评和建议，对宪法、法律法令的实施，发挥监督作用。他强调：绝不能把人民政协当成清谈机关，也不能把人民政协当成可有可无，而应当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机构看待。省政协五届一次至三次会议之间，召开常委会21次和主席会议几十次，对体制改革、落实政策、促进祖国统一等问题提出多项建议。1979年12月召开的四届二次委员会议收到提案223件，其中214件送省委、省政府所属部门办理，内容包括建议“六五”期间兴办宁、陕抽黄灌溉工程、建立省属研究测试中心，成立中国陕西书画院、编修《陕西省志》等等。在1981年12月召开的四届四次会议上，吕剑人强调：人民政协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开展各项活动。会后，省政协继续清除“左”的影响，取消不利于委员提案的一些限制，提案数大幅增加。在1983年4月26日召开的省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上，他总结了五年来省政协工作的五条基本经验，提出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的四点意见。在1984年5月召开的省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又指出：要发挥人民政协智力库作用，开展各项活动。1985年4月，在省政协五届三次会议开幕词中，吕剑人指出：围绕经济体制改革这个中心，展开讨论，出谋献策，促进改革工作顺利地、稳步地前进。这次会议收到提案363件，比四届二次会议增长了38.5%。专题调研涉及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渭北旱塬农林牧综合开发、文物保护、铜川污染、陕西科技体制改革等等问题，为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出了很多好主意，充分反映了政协委员与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精神和人民政协的参政议政作用。如关于陕西财政体制改革的调研与建议，被省委、省政府采纳；1984年7月1日省委、省政府采纳政协委员建议，发出《关于依靠科学技术振兴陕西经济的决定》，促进陕西科技事业的发展。

做好涉外工作，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是人民政协的重要任务。1981年4月，吕剑人担任了中共陕西省委对台工作小组组长，积极推动对台工作向深层发展。为此，不仅做好海外著名侨胞回国观光探亲接待工作，政协还举办了许多大型纪念活动，广泛开展海外联谊，宣传祖国新面貌，增强侨胞的爱国情结。如举办杨虎城将军诞辰90周年、胡景翼将军逝世60周年、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诞辰125周年（逝世20周年）、辛亥革命70周年、鲁迅诞辰120周年纪念会，等等。吕剑人对这些活动经常是亲自筹划安排，或担任筹备组组长，或出席、讲话、接见，非常关心在海外的陕籍侨胞。他同样非常关心那些曾为国家做过有益工作，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打击或生活上有困难的老委员王友直、张惠立、周梵伯等人，积极为他们想办法平反，或从政治上安排，在生活上给予帮助，使他们继续与党携手共事。为使委员们解放思想，开阔眼界，多次组织政协委员外出参观，学习交流，增长他们参政议政的本领。这些活动，使政协工作焕发了新的活力和生气，凝聚起各方面力量，为陕西的改革开放贡献力量。

吕剑人善于团结各方面人士，也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在1984年的整党中，机关干部也给他提了不少意见，有些意见难免偏颇，但他总是虚心听取，不骄不躁。他非常欣赏林则徐的两句诗：“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他正是这样一位忠心为党为人民勤奋工作，而无个人私欲的刚正不阿的人。他为人民政协工作，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和中国特色统一战线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老骥伏枥 壮志不已

1985年年底，吕剑人离职休养了。对他来说，离休后的生活虽然放松但并不闲暇。他说：“退下正式工作岗位，而党员的责任没有停顿的时候，只要能呼吸，就有余热可以发挥，就要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他仍然时时关心着国家和陕西的发展，尽自己的所能发挥余热。

各级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全面展开后，向他征集党史资料的信件、访问、小型座谈会很多，他总是有求必应，认真回信，耐心回忆，积极提供史料。1983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成立了原十七路军中共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吕剑人为八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1984年，他开始负责原十七路军中共党史资料陕西地区征集编写领导小组工作，直到1995年工作最后完成，十年间他投入了大量精力。从抽调人员、组织机构、申请经费，到讨论制订征编方案、大纲；从组织座谈到审读资料，他都亲自参加，认真鉴别详细订正。有时在会议中，他的心脏病发作，稍事休息缓过来后又继续参加会议。他经常给陕西编写组的人员讲，十七路军的革命斗争史是广大将士和共产党员英勇奋斗流血牺牲谱写的，一定要重视。对待历史要实事求是，不能胡编乱造，更不能胡吹冒撂，弄虚作假的东西不叫历史，一害自己，二害工作，没有好处。在他和领导小组及编写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出版了三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陕西卷）。同时，参加了北京领导小组工作，多次到北京开会，多次审稿，最后出版了三卷本回忆录——《丹心素裹》。他还担任中共陕西省组织史编写特邀顾问，认真参加讨论、审稿，记下疑问之处，提出修改意见。这时，已80高龄的吕剑人在党的号召下，也开始自己动手写回忆录。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在1997年4月，他90岁生日前夕，正式出版了《我的回忆》一书，为陕西、新疆留下了一部很有价值的党史资料。1997年7月26日，他的老战友、老领导习仲勋和夫人齐心特意发来贺电，称赞他“为党的事业奋斗了大半辈子，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感慨“您我有生之年，经历盛世，无限欣慰”，热烈祝贺吕剑人九十华诞和回忆录出版。

离休后，除参加党史资料征编工作，吕剑人还担任了许多社会名誉职务，做了许多社会公益工作。他是全国统战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陕西省统战理论研究会顾问。1988年在中央统战部主办的《统战理论研究》上发表了《统一祖国，振兴中华》一文。他从两岸局势及其台湾当局的心态中研究两岸统一和如何统一问题。他还是省政协联谊会名誉会长、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名誉会长、陕西省扶贫基金会名誉会长、陕西省宋庆龄基金会顾问、陕西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特邀顾问。不论哪项职务，他都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做些切切实实的事情。特别是对扶贫基金会他更为重视，多方筹集资金、确定项目、检查总结，他不仅自己没有从中谋取过任何利益，还经常提醒身边工作人员说：你们也不能以我的名义拿任何好处费，筹款是为了扶贫，违背了这个目的，就昧了良心。担任这些工作，他一不图名，二不图利，只图在晚年还能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多做些工作。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为他这种老共产党员的革命意志、自觉精神、负责态度和清廉作风所感动。

1995年1月20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视察陕西时特意到家中看望了吕剑人。交谈中，胡锦涛关心地询问了他的生活身体情况，并且说：“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希望你们健康长寿。”这次看望使将近90岁的吕剑人十分欣慰。他从胡锦涛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尊老敬老、敏锐稳健的优良作风和政治涵养中，看到了党和国家的希望，更激励了他为党多做工作的意志。1987年6月、1992年6月和1997年4月，吕剑人连续三次当选为陕西省出席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的正式代表，参加了三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次参加会议，他都有许多新的感受。在会上，他讨论问题认真准备，反映意见直言不讳，表现了老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心。

吕剑人经常说：“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和人民的，我生为人民，死为人民，生为党，死为党。”他总感到自己为党和人民做的工作太少了。离休后，他仍然时时关心着人民疾苦，经常为贫困地区的儿童捐款助学，为灾区人民捐款捐物，帮助培华、华西等民办大学解决困难。特别对那些革命战争年代牺牲的先烈张庚良、刘林圃、崔廷儒、胡达明、孙宪武、史汀、王志贤等和为党作出重要贡献的已去世的老同志、老战友如赵伯经、赵伯平、武开章、辛兰亭、严克伦、上官克勤、陈元方等等常记在心，写了许多文章回忆纪念他们。2002年春节，已经93岁高龄的吕剑人亲笔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是《纪念辛兰亭同志逝世37周年》，并题词“辛兰亭同志对新疆各族人民作出的贡献人民会永远怀念着”。1983年4月16日，在南郑县考察时，他为革命烈士纪念馆题写了“革命烈士流血牺牲，打倒反动派统治夺得全国政权，功绩不朽；党的事业方兴未艾，团结一致振奋精神，为振兴中华而奋斗”，表达他对革命先烈的无比崇敬和继承先烈遗志的决心。每当省上组织革命纪念活动，他总是应邀积极参加。1988年5月6日，吕剑人年届80岁时，赴华县高塘镇出席了纪念渭华起义60周年活动，紧接着赶赴旬邑县参加纪念渭北起义60周年活动。1998年4月28日，已届九十高龄的吕剑人，又赴高塘出席了纪念渭华起义70周年活动，并在座谈会上讲话。他两次为渭华起义纪念馆题词。“渭华起义是陕西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对反动统治实行武装斗争的号角”一词至今悬挂在纪念馆内。他还与省上的老同志多次为修建陕西革命纪念馆、恢复云阳革命旧址奔走呼吁，提方案，促落实。

吕剑人不忘先烈，情系人民，因此特别痛恨那些破坏党纪，败坏党风，不顾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腐败分子。看了反映胡长清等腐败分子如何堕落的资料片后，他既愤恨又伤心，夜不能寐，暗自落泪，痛心地对家人说：“现在的一切都是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怎么就不珍惜呢？”他常对看望他的人说：“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绝对不能毁于腐败。现在不下狠心解决，历代由于腐败而丧国的悲剧难免重演。党的建设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为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他积极反映问题，传递意见，建言献策，开展研究。他生前在病床上写的最后两幅题词分别是为《延安名人辞典》题写的“延安圣地铸精英，三大作风好传统”和为《人民艺术家张寒晖》一书题词“怀念张寒晖同志”。这两幅题词充分反映了他对延安时代和革命烈士的怀念，对延安精神的颂扬和对加强党的建设的信心和希望。

吕剑人关心群众，也很关心爱护和体谅理解干部。对上级，不论年长年轻他都非常尊重，从不摆老资格。参加党支部活动总是按时到会，有事写请假条；外出活动总要先给省委书记汇报请示征得同意。他希望陕西快速发展，但也很体谅领导的难处，常说“陕西比较穷，穷家不好当，干部要干好工作也是很辛苦的”。吕剑人是一位谦虚谨慎，很有自觉性也很宽容的老党员。他党性强，作风正派，淡泊名利、金钱，不喜欢出风头，对以权谋私非常讨厌。对于那些整过他的人不计前嫌，总是顾全大局，但他对自己，对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很严，从而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好评。

革命伴侣 和谐家庭

吕剑人是一位经历过中国共产党创建新中国和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各个历史阶段的老共产党员，而陪伴他走过几十年艰辛历程的夫人郭夏清，也是一位红军时期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

郭夏清1918年1月出生在西安市一个贫民家庭，母亲在她出生后不久即去世，父亲在菊花园小学当校工维持生活。小学上完后，她在私立尊德女中上了不到两年，因父亲去世，缴不起学费而辍学，寄居在姐姐家中，后来在陕西省立医院找到一份工作。1937年4月初，经医院地下党员刘秀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就在吕剑人1937年年初从洛川回到西安不久，因肺病严重住在陕西省立医院治疗期间，经人介绍认识了当时在医院做护工的地下党员郭夏清，并于1937年6月底结婚，从此她与吕剑人相濡以沫，携手一生。西府地委成立时，郭夏清被调到驻凤翔县城的地委机关做内勤，以家属身份做掩护，管理文件、接头、放哨，照顾来往同志。吕剑人两次赴延安学习整风期间，郭夏清同时进入中国女子大学和延安行政学院学习，参加整风和大生产运动，这使她的政治思想觉悟得到很大提高，同时也沐浴了延安精神，直到晚年患病，她还能完整地哼唱出《延安颂》。在马栏陕西省委机关工作时，她做过速记员、译电员、档案管理等机要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他们聚少离多，直到宝鸡解放，才真正相聚在一起。

战争年代，他们无暇顾及家庭，只能将三个孩子寄养在老家或群众家中。而在延安出生并寄养出去的一个男孩，一岁时不幸夭折，正在整风中的他们经受了第一次失子之痛。1947年2月，吕剑人率部队在南线作战，郭夏清随陕西省工委机关家属队撤离马栏，辗转陕北。途中，在一个废弃的半边砖窑里诞下一女孩，产后即随队继续前行。走到一处河边过桥时，骡马失蹄，将驮在筐中的五岁男孩吕中亮跌落河中险些丧命，此后孩子落下病根，48岁时不幸英年早逝。这时，已到老年的吕剑人夫妇，又经受了第二次更沉重的失子之痛。从陕甘宁边区撤往山西过黄河时，郭夏清抱着一个婴儿，牵着两个幼小的孩子，面对滔滔黄河毅然乘船，顶着风浪，渡河到了山西离石县。她的坚毅、顽强和勇敢，为这个大家庭撑起了一片天。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条件好了生活安定了，但他们都忙于工作，孩子们寄宿在学校，每周相聚一天，吕剑人还常常不在家，不是下乡就是开会，郭夏清一人安排着孩子们的生活学习诸事，忙得顾不上自己。“文化大革命”中，吕剑人被强迫“军管”关押了八年，郭夏清以自己微薄的工资支撑着九口人的生活。虽然愁白了青丝，承受着巨大的政治、精神压力，但她对吕剑人始终不离不弃。得不到吕剑人消息时，她四处打听寻找；允许探望后，她每个月都去送生活费、粮票与换洗衣物。五个孩子下农村，她一人前后张罗；她自己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时，虽受到让她与吕剑人划清界限的批判，但她不为所动，依然想办法打探吕剑人的消息，维系着家庭的温暖。就这样，他们两人共同坚守，度过了极其艰难的“文革”十年。

郭夏清晚年患病进行了大手术，身心备受煎熬。吕剑人为老伴四处寻医问药，陪伴左右，安慰宽心，耐心照料，体谅有加。虽然他们夫妇同在省委机关工作，但吕剑人从没有以权为夫人谋过任何利益，直到调回陕西前，郭夏清还只是一个科级干部。离休前在陕西省委办公厅秘书处任副处长，离休后享受副厅级待遇。“执子之手，与之偕老”，吕剑人与郭夏清互相支持，互相搀扶着共同走过了67年的岁月，堪称革命伴侣，患难夫妻。2009年3月5日，这位坚强的妻子、母亲，老共产党员病逝。党组织高度评价她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老红军，“一生献身于党的事业，工作中积极负责，忠于职守，勤恳踏实，任劳任怨，严谨细致，在每一个工作时期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做出了表率。……她谦虚谨慎，团结同志，深受同志们的尊重和爱戴。”“一生光明磊落，清正廉洁，顾全大局。”“始终如一，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艰苦朴素，克己奉公，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名利。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怀。”

吕剑人与郭夏清育有九个儿女。工作中，他是一位严肃认真，兢兢业业的领导干部，家庭中却是一位慈爱的父亲。虽然不富裕，但是俭朴的生活、良好的家教、亲密和谐的关系是这个多子女家庭的特点。吕剑人对儿孙的慈爱不是溺爱娇纵，而是严格要求，以身教重于言教的态度，培养孩子们自立、自强、自爱和团结友爱的精神与品质。在多民族的新疆工作时，他以自己关爱义子一家的行动，告诉孩子们：各民族兄弟是一家，民族团结重于山，要平等待人。“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以自己的坚韧，传递给孩子们一个信念：苦难压不垮共产党人，经受住苦难人才能成熟坚强。改革开放后，他曾任省委外事工作小组组长，主管外事旅游工作，但他没有为自己安排过一次外访活动，直到去世后，他的骨灰撒入黄河才实现了他看看世界的愿望。面对干部子女利用关系下海经商，谋取利益的现象，他经常给孩子们说：“不要攀比，不要羡慕别人，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工作才是正道。要靠自己，不要靠老子。”他的子女大都在医院、学校、研究所和机关的基层单位工作。社会上有些人认为吕剑人的子女“浪费”了有个好爸爸的“资源”，但他们心中很平静踏实，为有清正廉洁，一身正气的父亲而骄傲。有时子女也问他：“你一辈子这么辛苦到底为了啥？”他沉思地说：“为了人民能站起来。”他在遗嘱里嘱咐儿孙们：“今后要更加坚定地在党的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是无与伦比的真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唯一道路，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最终要实现。”“坚持端端正正做人，遵守党纪国法”。吕剑人就是这样一位忠于党、忠于人民，不忘初心的共产党员。他们夫妻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端正做人的品德，艰苦朴素的作风给子孙们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吕剑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虽然安装了心脏起搏器，但不可逆转的病情，使他的身体日渐衰弱。

2002年5月28日，已经很虚弱的吕剑人最后一次履行了一位老省委委员的职责，在中共陕西省第十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中，满怀信心地投下了庄严的一票，为陕西大发展选出团结奋进的新的领导班子，这是他的最后心愿。

“七一”前夕，陕西省委书记李建国到陕西省人民医院病房慰问吕剑人，并代表省委送给他500元慰问金。吕剑人当即又交给李书记，说：“我感谢党的关心，这就支援灾区人民吧！”这是他对陕西人民最后表达的一点心意。

8月1日，住在吕剑人隔壁病房的孙作宾同志去世后，大家都瞒着他。不料他从新闻联播中看到了消息，十分难过，随即把孙老的大儿子叫到医院，详细询问了当时的情况，为老战友、老朋友的病逝痛惜。

10月间，习仲勋夫人齐心到省医院病房看望吕剑人，送给他一本《习仲勋同志逝世挽联唁电选辑》和新闻报道的碟片。吕剑人看到老战友老领导的影像与资料激动不已，与齐心进行了亲切交谈。尽管此时他说话已经困难了，但还是执意坐起来，接受了纪录片《西北之魂》摄制组的采访，动情地讲述了“两当兵变”，回忆怀念习仲勋的历史功绩和他们的生死情谊。这部纪录片中的镜头，保留下吕剑人最后的身影。

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这时已经不能讲话，但头脑仍清醒的吕剑人在子女的搀扶下，靠在病榻上高兴地收看了实况转播，为党实现新老交替，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兴奋，还没看完，他就支撑不住闭上了眼睛。此后心衰加剧，11月10日上午10时45分，这位具有75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不幸病逝，走完了他94年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人生之路。他在给党组织的遗言中写道：“我一生为党做了些工作，但深感做得太少，深以为憾！在我工作期间和离休之后，党对我多方面照顾，深为感激。”他要求：“丧事一切从简，减少浪费！我生前没有出过国，过过海，要求把我的骨灰在禹门口地方撒入黄河，流入东海，周游五大洋。”这就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对党组织的最后请求，充分体现了吕剑人的高尚情操和宽广胸怀，充分说明他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一个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信仰奋斗一生的誓言。

2002年11月19日上午，中共陕西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省军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及曾庆红、马文瑞、王乐泉、贺国强、王刚、司马义·艾买提等中央领导，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组织部、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共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员会、州人民政府，伊车嘎善锡伯乡委员会、乡人大主席团、乡人民政府，中共两当县委员会、县政府、县政协和中共陕西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中共宝鸡市委、市政府，中共延安市委、市政府等党政机关，老同志王世泰、武光、黄静波、陈方、齐心、刘子谟、任戈白、杨克、冯达、贺平山等发来唁电，送来花圈。陕西省委书记李建国、省长贾治邦和各单位领导、生前友好及民办大学的学生共500多人参加了吕剑人的遗体告别仪式，为这位忠诚的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送别。党和人民高度评价：“吕剑人同志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和无产阶级党性。在长达75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他几十年如一日，忠心耿耿，无私奉献，无论遇到什么艰难曲折，他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一生光明磊落，胸怀坦荡，公道正派，顾全大局。他谦虚谨慎，任劳任怨，淡泊名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吕剑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按照吕剑人的生前遗愿，2003年4月3日上午，他的骨灰在子女们和陕西省委、省政协、渭南市委领导同志的隆重护送下和告别中，于韩城禹门口撒入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让世世代代奔腾不息的黄河带着他祝愿祖国昌盛、人民幸福的美好心愿和不朽的英魂，滚滚向前，流入东海，流向世界。吕剑人的历史功绩和高风亮节永镌史册。

“为解放出生入死跃马疆场功在三秦；谋建设呕心沥血奋斗边陲誉满天山”，这副写在公祭灵堂上的挽联，是对吕剑人75年革命生涯的最好概括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