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等待室

第八节

连日来一直是好天气。几乎像是进入了六月。过去这种时候，我们会拿出夏天的裙子、凉鞋，出外吃冰淇淋甜筒。围墙上又换了三具尸体。一个是牧师，仍穿着黑色的法衣。法衣是审判时给他穿上去的，虽然早几年在宗教派系之战刚刚开始时，牧师们就不再穿法衣了，因为黑色的法衣使他们过于引人注目。其他两个脖子上挂着紫色的告示牌，牌子上写着：背叛性别[27]。他们仍身着卫士军服。准是两人苟合时被捉了个正着。但是，在哪儿呢？宿舍里，或是在浴室里？难说。带着血红微笑的雪人已了无踪迹。

“咱们该回去了。”我对奥芙格伦说。这话一般都由我说出口。有时我觉得要是我不开口，她会在那儿永远呆下去。可她究竟是在哀悼还是在幸灾乐祸？我依然不甚明了。

她一言不发地转过身。似乎她需要靠声音来激活，似乎她是一台轮子未上足油的机器，难以开动，又似乎她是八音盒上的小人儿，要上足发条才会随着音乐旋转。我讨厌她的矜持，讨厌她温顺的脑袋，整天低垂着，似乎风太强劲，吹得她抬不起头来。可周围一丝风也没有。

我们离开了围墙，沐浴着温暖的阳光，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

“好可爱的五月天。”奥芙格伦开口道。我没有看她，但能感觉到她把头转向我等着我回答。

“是很可爱。”我说。想想我又添上一句：“感谢上帝。”五月天（Mayday）在很早以前，曾经是一场大战中使用的求救信号，这是我们在高中时学到的。我总是把那些大战混为一谈，不过只要稍加留意，还是可以通过每场大战使用的战斗机把它们分辨清楚。但有关Mayday的一些信息是卢克告诉我的。Mayday，Mayday，这个信号是战斗机被击中时飞行员使用的，它还用于海上航船——航船也使用这个信号吗？或许航船使用的是SOS。我真希望能去查个清楚。这个词是从贝多芬那里借用的，用来庆祝其中一场大战初战告捷。

你知道Mayday来源于哪个词吗？卢克问。

不知道，我说。用这样一个词来当求救信号，有点怪怪的，你不觉得吗？

报纸加咖啡，星期日的早晨，女儿降生之前。那时还有报纸。我们习惯在床上看报。

它来自法语，他说。来源于M'aidez这个词。

救救我。

一个由三位女人组成的小小的殡葬队朝我们走来。每人的头巾上都套着一条透明的黑纱巾。一个经济太太和两个哀悼者，也是经济太太，大概是她的朋友吧。她们身上穿的条纹裙子已经破旧不堪，正如她们的脸，一副饱经风霜的模样。随着世道好转，丽迪亚嬷嬷说，就不会再有人去当经济太太了。

走在最前面的是死者的亲人，孩子的母亲。她双手捧着一个黑色的小罐。从罐的大小可以得知孩子从在母体怀胎到流产死亡共活过了多少日子。不过两三个月吧。胎儿太小，还看不出来是不是个正常的孩子。月份大一点的死胎或一出生就夭折的胎儿是装在箱子里的。

队伍经过我们面前时，我们停住脚步，以示凭吊。我不知道奥芙格伦是不是对我的举止有所觉察。我只觉得小腹如刀刺般剧痛。我们把双手放在胸脯上，向那些陌生的女人表示我们对其痛失爱子深表同情。出乎意料，走在最前面的那个女人透着面纱横眉怒目地瞪着我们，另一个则把脸撇到一边，往人行道上啐了一口。这些经济太太不喜欢我们。

走过一间间商店，我们又来到关卡前，检查，通过。接着继续穿行在看上去空无一人的大房子和不见一根杂草的草坪间。到了离我提供服务的大主教家不远的拐角处，奥芙格伦停了下来，转向我。

“我主明察。”她说。合适得体的告别语。

“我主明察。”我回道。她微微点了点头，犹豫了一下，似乎想再说些什么，结果什么也没说，转身沿街走去了。我望着她的背影。她就像镜子中我的身影，而我正从镜子前走开。

尼克又在车道上擦拭那辆“旋风”车，已经擦到车身后面的镀铬金属装饰板。我把戴手套的手放到门闩上，打开它，推门进去，门在我身后咔嗒关上。小径两旁狭长花坛里的郁金香开得更加红艳，不再像小酒杯似的含苞欲放，而是如大酒杯一般灿烂盛开，争奇斗艳。可这有何意义？毕竟它们肚里空空。时间一到，花心迸出，接着便慢慢开裂凋零，花瓣如碎片般四处撒落。

尼克抬起头，吹着口哨，嘴里说：“走得还愉快吧？”

我点点头，但没有用声音作答。他不该同我讲话。当然，有些人还是会斗胆一试，丽迪亚嬷嬷说。所有肉体都是软弱的。所有肉体都是一根小草，我在心里暗暗纠正她的说法。他们控制不住自己，她说，上帝将他们造就成那样，可上帝没有把你们造就成那样。上帝使你们和他们不同。因此得靠你们去制定界规，日后你们将被感恩不尽。

房子后面的花园里，大主教夫人正坐在自己带出来的椅子里。赛丽娜·乔伊，多么愚蠢的名字[28]！这名字听起来就像过去涂在头上，把头发弄直的直发剂的商标名。Serena Joy，瓶子上这么写着，外加一个漂亮的女人头部剪影，印在粉红色的椭圆中间，椭圆四周是扇形的金色饰边。有那么多名字可以选择，为什么她独独选中这个？赛丽娜·乔伊从来就不是她的真名实姓，以往也不是。她的真名叫帕姆，我是在一本新闻杂志上有关她的个人档案里读到的。那已经是距星期天早晨趁妈妈在屋里睡觉，我第一次在电视上见到她唱歌之后很久的事了。当时她已小有名气，个人档案也随之上了报刊杂志，好像是《时代周刊》，要么就是《新闻周刊》，没错的。自那以后，她不再唱歌，摇身一变，开始四处演讲。她十分擅长此道。演讲内容大都有关对家庭的神圣义务，关于女人该如何安于家中，相夫教子。赛丽娜·乔伊自己并没有这么做，她只是一味地发表演说，但她把自己未能身体力行归因于为了大众利益而作出的牺牲。

在那段时间里，曾有人企图暗杀她，不巧失手，误杀了站在她身后的女秘书。还有人曾在她的小车里放置炸弹，结果炸弹提前爆炸了。虽然也有传言说车里的炸弹是她自己放的，为的是博取同情。当红人物和轰动事件向来如此，总是被炒得沸沸扬扬。

卢克和我经常在夜间新闻里见到她。我们常常穿着浴袍，戴着睡帽，看她披散着头发，一副歇斯底里相，泪水肆意横流。她仍然有这个本领，可以让眼泪随心所欲，召之即来。睫毛油染黑了她的双颊。那时她妆化得更浓。我们都觉得她很滑稽。起码卢克觉得她滑稽。而我只是表面上这么想。实际上，她有点吓人。狂热得吓人。

如今她不再演说。变得少言寡语。她开始呆在家里，闭门不出。但似乎这种生活方式与她格格不入。既然她信奉自己说的话句句是真，心中一定为此郁积着不知多少恼怒。

她两眼望着郁金香，拐杖放在身边的草地上。她侧对着我，这是我从她身边经过时从眼角飞快的一瞥中见到的。正眼打量绝对不行。这不再是一张毫无瑕疵、剪纸般轮廓清晰的侧面，脸颊早已凹陷下去。它使我想起建在地下河上的城镇、房屋和街道，一夜之间突然陷入泥沼，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者是突然坍塌，陷进地下矿井的煤城。她在看清未来一切的真实面目后，身上一定也发生过类似变故。

她连头都不转。她根本不肯以任何方式承认我的存在，尽管明知我就在身旁。我肯定她知道，这种时候她就像一种气味，一种发酸的气味，如同馊掉的牛奶。

你们要当心的不是丈夫，丽迪亚嬷嬷说，而是那些夫人。你们必须时时准备去揣度她们的感受。她们会对你们恨之入骨，这是再自然不过的。试着设身处地为她们着想。丽迪亚嬷嬷觉得她就善于替别人着想。试着怜悯她们，谅解她们，因为她们并非有意如此。说着，她脸上又出现那种乞丐一般低三下四、战战兢兢的媚笑，呆滞木讷的眼睛眨巴着，目光朝上，透过圆形钢边镜框，投向教室后面，似乎那儿漆成绿色的石膏天花板正缓缓开启，上帝正站在珍珠牌香粉堆成的云端，穿过重重铁丝网和喷水器械向我们走来。你们应该想到，她们都是受挫的女人，无法……

说到这里，她的声音戛然而止，陷入停顿。这当儿，我听到一声叹息，是我身边周遭的人共同发出的叹息。在这种停顿的时候，弄出任何细小声响或挪动身体都是不合时宜的。虽说丽迪亚嬷嬷看上去入了神，但任何动静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因此，只有叹息。

未来在你们掌握之中，她重新开口道。她向我们伸出双手，这种姿势自古以来就是拥抱或接纳对方的表示。在你们掌握之中，她边说边瞅着自己的双手，似乎是那双手给了她这种启示。但她那双手里什么也没有。它们空空如也。相反，倒是我们这双手被认为是满载未来，我们可以将其把握，却不能亲眼领略。

我绕到后门，推门进去，将篮子放在厨房的桌子上。桌子已擦干净，不见一点面粉。刚出炉的面包在烤架上凉着。厨房里弥漫着发酵粉的味道，勾起我缕缕怀旧之情，让我想起别的厨房，别的属于我的厨房。那厨房闻起来有母亲的味道，虽然我的母亲不做面包。它还发出我的味道，过去的我，那时我也是母亲。

这是一种充满危险的味道，我必须将其拒之门外。

丽塔坐在饭桌边，正给胡萝卜削皮切片。都是些很老的胡萝卜，一根根很粗，在冬季储存过久，长出了长长的须根。新鲜的胡萝卜粉白脆嫩，还要过几个星期才能上市。她用的那把刀锋利锃亮。我真想拥有一把这样的刀子。

丽塔放下手中的活，站起来，急不可待地将篮子里的东西一包包拿出来。她期待着看我会买回什么好东西。可一经打开那些东西，她总是大失所望，我买的东西没有一件是让她完全满意的。她总觉得换成她去采购，买的东西准会好得多。她宁愿去采购，买她想要的东西。她嫉妒我能出去走动。在这座房子里，大家相互嫉妒。

“‘奶与蜜’店里卖橘子，”我说，“还剩下一些。”我惠赠礼物似的把这个消息告诉她，希望借此取悦于她。昨天我就看到橘子，但没告诉丽塔；昨天她脾气太大了。“你把买橘子的代价券给我，明天我买一些回来。”我说着，把鸡递给她。她今天想要牛排，可今天偏偏没有牛排。

丽塔嘴里嘟囔着，既没有表示高兴，也没有表示接受。但她的嘟囔声似乎在说，在她心情愉快的时候，她会考虑的。她解开捆鸡的绳子和釉纸包，戳戳鸡身，折折鸡翅膀，再把一根手指伸进鸡腹腔，掏出内脏。那只鸡只管躺在那儿，缺头少爪，发抖似的起着一身疙瘩。

“今天是洗澡日。”丽塔说，正眼也不瞧我一眼。

卡拉从后面放着拖把和扫帚的餐具室走进厨房。“有鸡呵。”她不无开心地喊道。

“太瘦了，皮包骨头，”丽塔说，“不过也只好将就了。”

“没有多少可挑的。”我说，丽塔不理我的茬。

“我觉得够大的。”卡拉说。她在为我说话吗？我看着她，想看看是否应该报以微笑。不，她关心的只是食物而已。她比丽塔年轻；阳光从西边窗户斜斜地照射进来，照在她从中间分开往后梳的头发上。她一定在不久前还曾经漂亮过。她的两只耳朵各有一个小小的疤痕，酒窝一般，那是先前挂耳环穿的耳洞，如今已经长平。

“身架子是够大的，”丽塔说，“但没肉。你应该跟他们说说，”她第一次正面冲着我说，“别让他们把你当普通人看待。”她指的是大主教的地位。但从另一层意思来说，在她的意识中，我就是普通人。她已经六十多岁了，思维早已定型。

她走到水池边，在水龙头下随便冲了冲手，用擦碗布擦干。擦碗布是白色的，相间着蓝色条纹。这件东西倒是和过去一般无二。有时，诸如此类常态无异的东西会像伏兵似的突然在我脑海里闪现。普通平常的东西，时不时猛地踢上一脚似的提醒你。我毫无来由地望着擦碗布，屏住呼吸。对某些人而言，在某些方面，世事并未变得面目全非。

“谁来帮她弄洗澡水？”丽塔没理我，朝着卡拉问。“我得对付这只鸡。”

“我来，”卡拉说，“等我打扫完后就去。”

“反正你记住就是了。”丽塔说。

她们谈论着我，仿佛我什么也听不见。对她们而言，我只是众多家务事中的一件。

我可以走了。我拿起篮子，出了厨房门，顺着走廊朝大摆钟走。起居室的门关着。太阳透过彩色气窗，在地板上洒下色彩斑斓的光影：红的，蓝的，紫的。我迈入光影中，伸出双手；手中立时充满五彩缤纷的光的花朵。我走上楼梯，远远地，我的脸呈现在大镜子里，苍白、变形，向外凸出，像一只被挤压的眼珠。我沿着灰粉红色的窄长地毯，上楼走过长长的过道，往房间走去。

有个人站在过道上靠近我房门的地方。过道光线幽暗，是个男人，背朝着我，正朝背光的屋里张望。我看清楚了，是大主教，他不该在这里的。听到我的声音，他转过身，犹豫不决地走上前来。向我走来。他犯规了，我该如何是好？

我停下脚步，他也止步不前，我看不到他的脸孔，但知道他盯着我。他想要什么？但紧接着他又继续向前走，低着头从边上绕过我身旁，走远了。

有个东西在我眼前显现，可那是什么？它如同在起伏的山头上瞬间捕捉到的一面不明国度的旗帜，它或许意味着攻击，或许意味着和谈，或许意味着接近某个边缘地带，某片领土。如同动物间相互发出的信号：垂下蓝色眼帘，耳朵向后翻，颈背毛竖起。暴露在外的牙齿一闪而过，他究竟以为他在干什么？希望没有旁人瞧见他。他入侵了吗？他进我房间了吗？

我把它称作我的房间了。

第九节

我的房间。看来总会有一些我得称为自己的空间，即便在这种时候。

我等候着，在我自己的房间里，此刻它是一个等待室。上床后它才是卧室。窗帘依然在微风中晃动，室外阳光依然高照，不过已经开始西斜，不再直射进窗子。我力图如实讲述，不加任何编造成分，起码这个绝对不是故事。

有人过去曾住过这间屋子。在我来之前。某个像我一样的人，或者说我宁愿这么想。

这是我住进来三天后发现的。

为了打发百无聊赖的时光，我决定对这间屋子进行一番勘察。就像勘察酒店客房一样，不慌不忙地，不带任何会碰上什么稀奇之事的指望，只是把书桌抽屉和小柜子门打开又关上，拆开单独包装的小肥皂，捅捅枕头。我还会再有机会呆在酒店客房里吗？我是如何挥霍了那些客房，那种逃脱睽睽众目的自由啊。

租来的放纵。

在许多个下午，当时卢克还在躲着他的妻子，我呢，也还只是他头脑中的幻象。那是在我们结婚之前，在我成为他实实在在的妻子之前。我总是先到那里，开好房间。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次，可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就像有十年那么长，一个世纪那么长。我还记得当时穿的衣服，每一件衬衣、每一条披巾都记忆犹新。在等待他的过程中，我总是坐卧不宁，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把电视机开了关，关了开，在耳朵后面洒上香水，鸦片牌的。它装在一个橙红和金黄色的中国风的瓶子里。

我有些紧张。我怎么知道他是否爱我？也许这只是一桩短暂的恋情。为什么我们总喜欢说只是？尽管那时男女可以互相试婚，随便得很，就像衣服，不合适的尽可一扔了之。

门上终于响起敲门声，我应声打开，如释重负的同时满怀渴望。他是那样的短暂，被压缩成那么一点点时间。但同时又似乎无限长久，没有尽头。事后，我们会躺在那些午后的床上，手放在对方身上，细细商量解决办法。什么可能办到，什么不可能办到。该怎么办？我们认为自己面临这些问题。我们怎么知道会不会幸福？

可事到如今，就连那些客房也同样令我魂牵梦绕。就连墙上挂着的蹩脚的油画也让我难以忘怀。有阔叶树林中落叶缤纷或冰雪消融的风景画；有身穿古代服装，长着瓷娃娃脸蛋，裙子后面用撑架撑起，打着阳伞的仕女画；有眼神悲哀的小丑画；还有一盘盘水果的静物画，看上去生硬呆板，像粉笔画。清爽干净的毛巾时刻准备着被人弄脏，废纸篓张着大口发出邀请，引诱着被人漫不经心扔掉的垃圾。漫不经心。我在那些房间里确实显得漫不经心。我会抓起电话，紧接着预订的食物便出现在盘子里。当然，全是些吃了对我毫无好处的东西，我还喝酒。梳妆台的抽屉里有本《圣经》，是慈善机构放进去的，虽然可能根本不会有人多看上几眼。另外还有明信片，上面印着酒店的图案。人们可以写上地址，想寄给谁就寄给谁。这在现在简直完全没有可能，就像是天方夜谭一般。

我就这么查看着这个房间，不慌不忙地，像在酒店客房里一样，有意略过一些东西。我不想一次性完成，有意拖上一些时间。我在头脑里把房间分成几块，让自己一天察看一块。而这一块我会看得仔仔细细，不放过任何细枝末节：包括墙纸底下凹凸不平的石膏；护壁板和窗台油漆下的刮痕；还有床垫上的点点污渍，我连毯子和床单都翻起来了，一点点卷着查看，这样万一有人来时，很快就能恢复原样。

床垫上的污渍，仿佛风干的花瓣。不是新近弄上去的。过去的爱；如今这屋里再没有其他种类的爱了。

我望着污渍，它由两个如今也许已岁登耄耋或早已不在人世的人遗留下来，见证着他们之间发生的一切，爱情或类似爱情的东西，至少是欲望，起码有相互触摸。我把床整理好，躺了下来。望着天花板上有眼无珠的石膏眼睛，我渴望着卢克躺在身边的感觉。旧日的回忆不断侵袭着我，像使人眩晕的海浪冲击我的脑海。有时简直不堪忍受。我思忖着：该怎么办？该怎么办？无计可施，无法可想。恭顺站立等待的人同样也在侍奉上帝[29]。或是躺着等待的人。我终于明白窗玻璃为什么是防碎的，吊灯又为什么被拿掉。我渴望卢克躺在我身边，可这里根本没有他的容身之处。

我把小橱柜一直留到第三天。我先是里里外外、仔仔细细地察看橱门，接着是有铜钩的橱壁——他们怎么竟忽略了这些钩子？为何没有拆掉它们？离柜底太近吗？可有了这些钩子，只需一只袜子便足以解决问题。还有挂着塑料衣架的木杆，衣架上满是我的裙子，还有天冷时用的红色羊毛披风和围巾。我跪下身子仔细查看橱柜底部，有了，在昏暗的角落里，有一行小字，似乎刚写上去不久，用针或指甲刻划出来。这行小字的全文是：Nolite te bastardes carborundorum[30]。

我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甚至不知道它是哪种语言。我猜想是拉丁文，但我对拉丁文一窍不通。不管怎么说，它传达着某种信息，而且是文字信息，这本身就大逆不道，更何况目前尚未被人发现。除了我，这行字就是写给我看的。写给后来者看的。

思索这行文字令我快乐。想到我正与她，与那个不知名的女人默默交流同样令我快乐。因为我不知道她是谁，即使知道，也从未有人向我提起。她这条忌讳之语费尽周折，终于能够传达给至少另一个人，那煞费苦心地显现在我橱壁上的信息，终于被我开启阅读，想到这一点，更是令我心生快乐。有时我会自言自语地复述那些字眼。它们给我一种小小的愉悦。我想象着写字女人的模样，想她应该与我差不多的年纪，或许更年轻些。我把她幻化成莫伊拉的模样，大学时代的莫伊拉。当时她住在我隔壁：古灵精怪，无忧无虑，健壮敏捷。常骑一辆自行车，背一个远足用的背包。我心想，她一定还长着雀斑，冒失无礼，足智多谋。

我真想知道她是谁，不管是死是活，后来又怎么样了。

我曾向丽塔试探过，就在我发现那行小字的当天。

原先呆在那个房间里的女人是谁？在我之前的那个？假如我换一种问法，假如我问，在我之前那个房间住了什么女人吗？我可能毫无所获。

哪一个？她反问道；听起来不情不愿、疑心重重。不过话又说回来，她同我说话哪一次不是这种口气？

这么说，还不止一个。她们没有呆满服务期限，两年的期限。她们被打发走了，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或者根本不是被打发走，而是消失了？

很活泼的那个。我胡乱猜测道。长着雀斑的那个。

你认识她？丽塔问，口气越发怀疑。

过去认识，我扯了个谎。我听说她在这儿。

丽塔相信了这个说法。她知道一定有什么传播小道消息的渠道，某种地下团体之类的组织。

她没能熬出来，她说。

怎么说？我问，尽量使语气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可丽塔再也不肯张嘴了。我在这儿就像是个孩子，有些事得瞒着我。不知者不受其害，她肯说的只有这句话。

第十节

有时我会在心里自哼自唱一些长老教会的唱诗，它们曲调哀婉忧郁、凄楚伤感：

法力神奇的祷告，那声音何其美妙，

将我等可怜人拯救，

曾经迷途的灵魂，如今重被找到，

备受束缚的人儿，如今重获自由。

我不知道歌词是否准确。我记不清了。这种歌在公开场合已无人哼唱，特别是含有自由这种字眼的曲子。这种歌被认为太危险。它们属于异教派别。

亲爱的，我好寂寞，

亲爱的，我好寂寞，

我寂寞难耐生不如死。

这也是禁歌。我是从母亲的一盘旧卡式盒带上听来的。当然，她还有一台可以放这类东西的机子，声音刺耳，时好时坏。朋友来时，她常常放带子给她们听，边听歌边喝酒。

我不常这样哼歌。它弄得我嗓子生疼。

这座房子里不常听到音乐，只有在电视上能听到一些。有时丽塔揉面或给蔬菜削皮时会哼些无字歌，音调平平，深不可测。有时从前起居室会隐约传来赛丽娜的歌声，是从很早以前制作的激光唱盘上放出来的。音量调得很低，这样不易被人发觉。她一边听，一边坐着织毛线活，回忆着从前曾经有过，如今却残缺不全的昔日辉煌：哈利路亚，感谢上帝。

在这种季节，今天算是很暖和了。这类房子由于缺少足够的隔热材料，在烈日下很快就变得闷热难当。虽然透过窗帘，不乏少许气流和微风进出，但我周围的空气却是停滞的。我真希望能把窗户完全打开。很快就会准许我们换夏装了。

我们的夏装没有折起来，而是挂在衣橱里。两件，纯棉的，比起质次价廉的化纤织物要舒服得多。尽管如此，在七八月份闷热的天气里，穿上它们身上还是会大汗淋漓。这样也好，丽迪亚嬷嬷说，不用担心皮肤晒黑。过去那些女人简直让自己丢尽了丑。把自己晒得像铁叉上的烤肉一样嗞嗞冒油，在众目睽睽的大街上袒肩露背，脚上连袜子都不穿，难怪会经常发生那种事。那种事，每当说到令人生厌、淫秽下流、可怕又难于启齿的事情时，她就会使用这个字眼。对她而言，成功的人生要避免那种事，杜绝那种事。那种事不会发生在良家妇女身上，它对面容没有好处，没有任何好处，会使你皱得像一粒干瘪的苹果。可是我们不该关心自己的面容，这点她倒给忘了。

在公园里，丽迪亚嬷嬷说，有时会见到男人和女人光天化日之下卷着毯子，睡在一起。说到这里，她就这么当着我们的面，在众目睽睽之下痛哭流涕起来。

我正全力以赴，她说，尽量使你们得到最好的机会。她眨了眨眼睛，光线对她而言太强烈了，嘴唇在门牙前颤抖着，那些牙齿有点向外暴突，又长又黄，令我想起过去常在家门前发现的死耗子。当时我们一家三口住在一起，加上猫是四口，那些耗子的祭品就是它的杰作。

丽迪亚嬷嬷把手压在她那张死耗子似的嘴唇上。过了一会儿，她拿开手。她的举动勾起我的回忆，使我不由得也想放声大哭。但愿它别这样把身子先吃了一半，我对卢克说。

别以为这件事对我就轻而易举，丽迪亚嬷嬷说。

莫伊拉一阵风似的跑进我房间，把斜纹粗棉上衣扔到地上。有烟吗，她问。

在手包里，我应道。但没火柴。

莫伊拉在我的手包里乱翻一气。你该把这些垃圾扔掉些，她说。我准备搞一个妓女服装聚会。

一个什么？我问。想继续干正事，没门。莫伊拉不会放过你的。她就像一只猫，在你想看书的时候，就爬到你的书上去。

你知道，就像特百惠家用塑料制品[31]聚会。不过我只推销内衣。全是妓女们穿的货色。比如带花边的内裤啊，揿扣式吊袜带啊，还有把奶子托起来的胸罩。她终于找到我的打火机，点燃从我手包里找出的香烟。要一根吗？她慷慨大方地把我的烟整包扔给我。

多谢了，我酸溜溜地说。你疯了，怎么想出来的念头？

勤工俭学啊，莫伊拉应道。我有各种关系，妈妈的朋友。这在城郊住宅区很流行的。那些女人一旦有了老年斑，便开始费尽心思打扮自己，欲与光阴试比高。可以把它称作色情交易会，或随便什么名称。

我大笑起来。她总是让我开心。

可是，在这儿吗？我问。谁会来呢？谁又会需要它呢？

小姑娘，我要让你开开眼界，她说。我敢保证一定精彩得不得了。我们会笑得尿裤子的。

我们那时就是这样生活的吗？可是，我们一贯都是这么过的。人人如此，大多数时间都是这么过的。一切都一如既往地进行着，即便现在也一样。

我们生活着，一如既往，视而不见。视而不见不同于无知，你得劳神费力才能做到视而不见。

一切都不是瞬间改变的：就像躺在逐渐加热的浴缸里，你就是被煮死了自己也不会察觉。当然，报纸上不乏各种报道，水沟里或树林中的尸体，被大头棒连击致死、碎尸，或像从前常说的遭到强奸。但那些报道说的是别的女人，干这种事的男人也是别的男人。那些男人没有一个是我们认识的。报纸上的消息对于我们来说就像一场场梦，别人做的噩梦。多可怕呀，我们会说。它们确实可怕，但可怕的同时又觉得难以置信。它们过于耸人听闻，它们带有一种与我们的生活迥然不同的特性。

我们不是新闻人物，我们生活在印刷字体边上无字的空白里。这个空间给予我们更多的自由。

我们生活在各种报道之间的空白里。

从楼下车道上传来小汽车发动的声音。这一带十分安静，车流稀少，稍有一点大动静便清晰可闻：比如汽车马达声、割草机声、修剪树篱声和重重的关门声。倘若有人喊叫或开枪，可以听得一清二楚，假如真有这种声音的话。有时还可以听到远处传来的警报声。

我走到窗前，坐在窗座上。地方太窄，很不舒服。上面有块硬硬的小坐垫，斜针绣的套子上绣着“信仰”一词，是方形字体，旁边簇拥着百合花环。字是蓝色的，已经褪色，百合花叶呈暗绿色。这块坐垫在别处使用过，已经旧了，但又没到一弃了之的地步。只是快要被人遗忘了。

我可以几分钟，几十分钟地把“信仰”这个词看了又看。这是他们给我阅读的唯一文字。这个举动假如被人看到，会有什么后果吗？垫子可不是我自个放在这儿的。

车子拐了个弯，我探向前去，把白色窗帘拉到眼前，像面纱一样。窗帘是半透明的，可以透过去看。我要是把前额顶在玻璃上往下看的话，可以看到“旋风”车的后半部。什么人影也没有，可再看下去，便见到尼克走到后车门，把门打开，然后笔直地站在一旁。他的帽子现在是正戴着了，袖子也放了下来，扣得整整齐齐。因为我是从上往下看，所以看不清他的脸。

这时，大主教走了出来。我只瞄到他一眼，缩短的身影，正朝车子走去。他没戴帽子，可见他要去参加的不是正式场合的活动。他的头发灰白。若想表示善意的话，称之为银白也未尝不可。可我不想表示善意。在他之前的那个大主教是个秃子，所以我认为他已经算有所改观了。

假如我可以往窗外吐口水或扔东西，比如坐垫什么的，我完全可能准确无误地击中他。

莫伊拉和我拿着装满水的纸袋。也就是所谓的水炸弹。倚在宿舍的窗户旁，将它们投到楼下的男生头上。这是莫伊拉的主意。你知道刚才他们想干什么？想顺着梯子爬上来，拿东西。拿我们的内衣。

那栋宿舍楼从前是男女混住的。我们那层楼有个洗手间里还保留着男用便池。但我到那所大学的时候，他们又把男女生分开了。

大主教弯腰进了车子，看不见了，尼克关上车门。过了一会儿，汽车向后倒了几步，沿着车道，驶上大街，消失在树篱的后头。

我本应对这个人产生厌恶之情。我知道我应该有这种感觉，但我真正感觉到的并非厌恶。我的感觉比这个复杂得多。我不知道用什么来称呼这种感觉。但决不是爱。

第十一节

昨天上午我去看医生。由一名卫士领着去，这是一名戴着红臂章的专职卫士。我们坐在一辆红色轿车里，他在前，我在后。没有女伴陪同；在这种场合，我总是孤身一人。

每个月我都要被带到医生那里做一次检查：尿液、内分泌、肿瘤涂片、血液测试。这些都和从前一样，只是现在已成为一项强制性义务。

医生办公室设在一幢现代化的办公大楼里。我们乘电梯上去，卫士面朝着我，一言不发。从电梯墙上黑色的镜子里，我可以望见他的后脑勺。到了办公室，我走进去，他则在外面的大厅里，与其他卫士一道坐在专为他们准备的椅子上等候。

在候诊室里还有别的妇女，三个，都穿着红裙子。这位医生是个专家。我们悄悄打量彼此，用目光丈量对方的肚子：可有哪位是幸运儿？护士往电脑里输入我们的姓名和通行证编号，以确认我们的身份。这位男护士有六英尺高，四十岁左右，一道斜疤横穿脸颊。他坐着打字输入，一双手在键盘上大得出奇。肩背式手枪皮套里插着枪。

叫到我了，我穿过门进了里面的房间。这个房间和外面的一样，白色，毫无特征。惟一的不同是多了一个可以折叠的屏风，也就是一块绷在架子上的红布，上面印着一只金色眼睛，其正下方是一把双蛇剑，看上去像个把手。蛇与剑是昔日遗留下来的破碎象征物。

在小小的洗手间里把已经准备好的小小的检尿杯灌满后，我在屏风后面脱去了衣服，叠好放在椅子上。随后一丝不挂地在检查台上躺了下来，下面垫着一张冷冰冰、噼啪作响的一次性用纸。我还用一张东西，一张床单，盖上身体。另外还有一张床单从天花板上垂挂下来，挡在我脖子前，使医生看不到我的脸。他摆弄的只是一具躯干。

一切准备停当之后，我伸出手，摸到桌子右边的一个小杆，往外一拉。别处什么地方的铃声会随之响起，当然，我是听不见的。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传来脚步声和呼吸声。除非绝对必要，医生是不应跟我说话的。可是，这位医生却话多得很。

“近来如何？”他问。很像从前常听到的日常问话。床单从我身上拿开，一阵风吹来，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一根戴着橡胶套、涂了胶状物的冷冰冰的手指头滑进我的身体，在里面戳戳捅捅的。然后手指缩了回去，又伸进来，又缩回去。

“没什么毛病。”医生说，自言自语似的。“疼吗，宝贝儿？”他称我宝贝儿。

“不疼。”我回答。

我的两只乳房被依次揉捏着，看是否丰盈起来还是瘪了下去。呼吸声更近了，我闻到昔日熟悉的烟味，剃须后搽的润肤香水味，还有头发上的烟草粉末味。随后一个十分柔和的声音在我头部附近响起：是他，头顶着我脖子前的床单。

“我可以帮你。”他小声耳语道。

“什么？”我问。

“嘘，”他说，“我可以帮你。我曾经帮过其他人。”

“帮我？”我的声音和他一样低，“怎么帮？”他知道些什么？他见过卢克吗？他发现了什么？他能使昔日再现吗？

“你以为呢？”他问。嗓音仍是低低的。是他的手滑上了我的腿吗？他已经脱掉了手套。只听他说：“门是关着的。没有人会进来。他们永远不会知道孩子不是他的。”

他提起床单。这张脸的下半部照例戴着白纱布口罩。两只褐色眼睛，一只鼻子，一个长着褐色头发的脑袋。他的手放在我两腿之间。“那些老头子大多要么根本做不了这事，”他说，“要么根本不育。”

我差点喘不过气来：他使用了一个忌讳的字眼。不育。如今在公开场合，根本不再有患不育症的男人之说。只有丰产多育的女人和贫瘠不育的女人之分。这是法律。

“很多女人都这么干，”他继续道，“你想要个孩子，不是吗？”

“是的。”我说。那是事实，我不想问为什么，因为我知道答案。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去死。这句话的含义远远不止一种。

“你正处在易受孕期，”他说，“正是时机。今天或明天都可以。干吗让机会白白浪费掉呢？只要一下子就好了，宝贝儿。”他过去曾这么称呼他妻子，也许现在还是这么称呼。但是，事实上那只是个通称而已。我们全是宝贝儿。

我犹豫不决。他居然自甘冒险，主动把自己给我，为我服务。

“我讨厌看到他们让你受苦。”他喃喃地说。这是出自真心，出自真心的同情。但与此同时，显然他也乐于此道。同情加上其他。他的双眼因为怜悯而湿润，双手紧张而又急不可待地在我身上移动着。

“太危险了，”我说，“不行，我不能做。”如果被当场捉住，惩罚将是死刑，但必须有两个目击证人。这种可能性有多大？病房里装了窃听器了吗？有人在门外等着瓮中捉鳖吗？

他的手停了下来。“好好考虑一下，”他说，“我看过你的体温记录表。你没剩多少时间了，可它事关你的性命。”

“谢谢。”我说。我必须给他留下一个印象：我没有生气，他的建议我乐意听从。他几乎是懒懒地、依依不舍地把手拿开。就他而言，那不会是他最后一句话。他可以在检查结果报告单上弄虚作假，说我得了癌症、不育症，让我和其他坏女人一道被送往隔离营。虽然他还什么都没说，但当他拍拍我的大腿，重又消失在垂挂着的床单后面时，我便知道他有这种权力。这个想法弥漫在空气中。

“下个月再来。”他说。

我在屏风后面重又穿上衣服，双手直打抖。我何故怕成这样？我并没有越界越轨，没有轻信于人，也没有冒什么风险，一切太平。令我恐惧的是面临抉择。一条出路，一个得到拯救的途径。

第十二节

浴室在卧室隔壁。贴着小小的蓝色勿忘我花墙纸，与窗帘相配。里面还有一块蓝色的防滑垫，一块仿皮便盆座套。与从前相比，这间浴室缺少一只布娃娃，没有小小的裙子用来遮盖备用卫生纸卷。除此之外，水槽上方的镜子已被拆掉拿走，换上一块长方形的镀锡铁板；再有就是门没有上锁，当然更没有剃须刀。开始时，浴室里曾发生过几次意外事故，比如割腕、自溺什么的。那是在他们把所有可能引起麻烦的东西彻底清除之前。卡拉坐在外面大厅里的一把椅子上守着，以防有人擅自闯入。浴室里，浴缸里，都是你们容易受伤的地方，丽迪亚嬷嬷说。她没有说被什么所伤。

洗澡是规定的要求，但同时也是奢侈的享受。单单是取下沉重的白色双翼头巾和面纱，单单是能够用手触摸一下自己的头发，就是一种难得的奢侈。我的头发现在已经很长了，一直没有修剪。头发必须要长，但必须遮盖住。丽迪亚嬷嬷说：圣保罗说过，要么留长，要么剃光[32]。她笑起来，又是她那种硬憋住的嘶笑声，似乎她刚才说的不过是个笑话。

卡拉放好了洗澡水。此刻正像一碗汤似的冒着热气。我接着脱衣服：外衣、白色内衣和衬裙、红袜子和宽松内长裤。莫伊拉常说，穿连裤袜会烂裆。丽迪亚嬷嬷是决不会使用烂裆这类词的。她会用不卫生这个词。她希望所有的一切都卫生清洁。

我已经开始对自己的裸身感到陌生。我的身体似乎已陈旧过时。我真的曾穿着泳衣在沙滩上呆过吗？千真万确，毫无顾忌，就在男人们中间，一点也不在意我的两腿、双臂、大腿和后背袒露无遗，完全暴露在众目之下。不知羞耻，厚颜下作。我避免往下看自己的身体，并非因为觉得它不知羞耻或厚颜下作，而是因为我不想看。我不想看如此完全彻底地影响决定我自身的东西。

我跨入水中，躺了下来，任由水托着我。水像手一样柔和。我闭上眼睛，猛然间，没有任何先兆地，女儿一下出现在我面前。一定是香皂味道的作用。我把脸贴在她脖子后面细软的头发上，呼吸着她的气息。她身上散发着婴儿爽身粉、婴儿洗浴后的肌肤以及香波的味道，夹杂着淡淡的、若有若无的尿味。我在洗澡时眼前出现的她就是这么大。她每次回到我身边，年龄都不相同，因此我知道她确实不是鬼魂。假如她真是鬼魂，一定是停留在一个岁数上的。

有一天，当时她才十一个月大，刚要开始学走路的时候，一个女人把她从超市的手推车上偷偷抱走。那天是星期六，由于卢克和我都是上班族，两人照例趁周末在超市采购一星期的食品。她正坐在当时超市手推车的婴儿座上，车上有放脚的孔眼。她开心得很，我转身去挑食品，我想当时是在猫食专柜吧；而卢克则在另一头的肉食专柜前，那会儿已看不见他了。他喜欢挑选一周要吃的肉类。他说男人比女人需要更多的肉食，并说这不是迷信，也不是因为他这人古怪，这是经过专门研究的。男女有别，他说。他老喜欢这么说，好像我要证明男女无异似的。通常他爱当我母亲的面说这种话。他喜欢逗她开心。

我听到女儿哭起来。我忙转过身去，见她正消失在走道那头，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女人抱着她，我立刻尖叫起来。那个女人被抓住了。她约有三十五岁，哭着嚷着说这是她的孩子，上帝赐予她的，上帝已经向她显了灵。我为她感到惋惜。超市经理向我们道了歉，并扣住她，等警察来处理。

“她疯了。”卢克说。

那时我想，这只是个孤立事件。

她消失了，我无法将她留住，无法将她留在我身边。她走了。也许我确实把她当做一个鬼魂，一个五岁时就已死去的小姑娘的鬼魂。我记得我们曾有过的合影，我抱着她，典型的母女照，照片被拴紧在镜框里，妥善保存。在我闭上的眼睛后面，我可以看到自己，就是现在这个模样，坐在打开的抽屉旁，或者是地下室里的一口皮箱旁，里面有折好藏起的婴儿衣物和一绺放在信封里的头发，是她两岁时剪的，浅褐色。后来发色渐渐变深了。

我再也没有那些东西了，那些衣服和头发。我不知道我们的所有东西都到哪里去了。被抢劫了，扔掉了，还是被拿走了。或是被没收了。

我已经学会离开许多东西照常生活。假如你们拥有众多财物，丽迪亚嬷嬷说，就会过分依赖物质世界，而忘记精神价值。你们必须培养虚心。温顺的人有福了[33]。她没有继续喋喋不休接下去说继承大地之类的话。

我躺着，任水拍打着我，身旁是个并不存在的开启的抽屉，心中思念着那个并未在五岁时死去的小女孩，我希望她确实还活在世上，即使不是为我而存在。我是为她而存在的吗？我是否她内心深处黑暗之中的一张照片？

他们肯定已告诉她我死了。他们必然会想到这么做。他们会说这么做能使她更容易适应过来。

八岁，她现在该有这么大了。我已经填补上流走的那段时间，我知道究竟流走了多少时间。他们是对的，权当她已经死了是要容易得多。我不必苦苦盼望，不必做无谓的努力。何必用头撞墙呢？丽迪亚嬷嬷说。有时她会用图解的方式来解释事物。

“我可没有整整一天的时间来陪你。”门外传来卡拉的声音。她说的没错，的确如此，她从未得到过任何完整的东西。我不该剥夺她的时间。我抹上肥皂，用刷子和浮石磨掉死皮。这一类清教徒常用的清洁用具还是有供应的。我希望全身能够彻底洁净，一尘不染，没有一丝细菌，就像月球的表面一样。但今晚不能洗澡，再晚一点也不行，整整一天都不能洗。据说那样会干扰受孕，何苦冒险呢？

此刻，我无法视而不见脚踝上小小的刺花纹。那是四个数字和一只眼睛，通行证上是倒过来的，一只眼睛和四个数字。据说这能保证我永葆青春，永远不会枯萎凋零，化作大地上另一道风景。我太重要太稀罕了，不能让我枯萎凋零。我是国有资源。

我拔掉塞子，擦干身子，穿上红色的毛巾布浴袍。刚才换下的衣服就放在原地，让卡拉去洗。回到房间，我重新穿衣。白色头巾晚上不必戴，因为我不用再出门。这座房子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我长得什么样，但我还是放下红色面纱，盖住湿淋淋的没有修剪过的头发。我是在哪儿看到那部电影的？那些妇女跪在城里的广场上，双手捧着头，头发杂乱地一绺绺披散着。她们究竟做了什么？那一定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了。因为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卡拉为我送来盖着放在盘子里的晚餐。进门前，她敲了敲门。我喜欢她这么做。这个举动表明在她心目中，我还保留了一些过去人们称之为隐私的东西。

“谢谢。”我从她手中接过盘子。而她也确实对我笑了笑，但随即便一言不发地转身走了。每逢我俩单独相处时，她总是有点怕我。

我把盘子放在一张白漆小桌上，把椅子拉过来。掀开盖子，里面是一块煮过了头的鸡腿，但总比带血的好，那是丽塔的另一种做鸡方法。她总有办法让人感受到她的不满。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烤土豆，一些青豆和沙拉。甜点是罐头梨子。都是营养极好的食物，虽然没什么味道。健康食品。你们得补充维他命和矿物质，丽迪亚嬷嬷忸怩作态地说。你们得成为一个有用的容器。不喝咖啡和茶。滴酒不沾。这是经过专门研究配制的。盘子上还有一块类似自助餐馆提供的纸巾。

我想到其他人，那些吃不上这些东西的人。这里是心脏地带，我在此过着富足的生活，愿上帝让我们心怀真诚的感激之情，丽迪亚嬷嬷说，或者她说的是感谢之情？我开始吃盘子里的东西。今晚我不饿。胃里不舒服。但是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放这些食物，屋里没有盆栽植物，又不敢倒到厕所里。我就是太紧张了。我可以把它留在碟子里，让卡拉不要报告吗？我咀嚼着，吞下去，又咀嚼着，再吞下去，吃得汗都出来了。在我的胃里，食物聚在一块儿，就像一团被捏得紧巴巴、湿乎乎的硬纸片。

在楼下的餐厅里，那张红木大餐桌上会点起蜡烛，上面有白色的桌布、银器和盛满酒的酒杯。那里会响起刀子和瓷器相碰发出的清脆声响，以及她放下叉子时的丁当声，伴着难以察觉的一声叹息。她面前的碟子里剩下一半没碰过的食物。也许她会说没有胃口。也许她什么也不说。假如她说话了，他会说什么吗？假如她什么也没说，他会注意到吗？我不知道她如何使自己引起注意。我想那一定很难办到。

碟子旁边有块黄油。我撕下纸巾的一角，将黄油包起来，拿到小柜子边，像曾经做过的那样，塞进另外一双鞋的右脚尖里。我把剩下的纸巾揉皱，想必没有人会吃饱了撑的把它铺平展开，检查是不是少了什么。我将等到夜深人静时使用这块黄油。今晚是绝不能带黄油味的。

我等待着。尽量理清思绪，让自己安静下来。我自身就是此刻我必须整理清楚的东西，恰如整理一篇演讲稿。我必须呈上的是人为的我，而不是本来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