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目前地理学界一般将六朝地记作为方志的开端，一般相关的地理学专著只在绪论中对其进行简单梳理，而文学界则以纯文学学科的研究范式，考察地记诞生的外部背景、地记的文学特色、地记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不足以认知各类地记文献的文体特征以及它与六朝地学知识学术形态的关系。

关于中国的知识传承体系，现代学界研究者较少。学界多重在研究经学阐释史和学派思想史。经学阐释史，在于以经学本身为研究对象，考察经学阐释活动和经学阐释类文献。学派思想史，主要在于解构这一学派内在观念的建构，考察各学派之间思想的异同、互补。

而所谓知识传承体系，重在考察一个时代共用的知识资源，知识的扩展、分化和文献衍生、文体变革的关系，以及文人的知识修养对于各种文献文体形式变革的影响。地记属于地学知识体系，将它的文体变革放在知识传承流变中进行考察，才能凸显其文化的构建意义。

中国地学知识的独立，直到魏晋时才伴随记体的发展而成熟起来。《汉魏六朝地记之文体研究》将以“知识传承与文体变革”为研究角度，将地记放在六朝地学知识的发展中进行考察，主要从四个方面探讨地学知识的生成扩展与记体之间的关系：地学知识的独立与记体的生成、地学认知角度与记体类型的演变、地学认知主体与记体的记述形态、文人的地学修养对各类文体变革的影响等。

记体在知识传承中的功能和价值，就在于它的杂录、序次、整理所承担的对于知识的延展作用，原有的知识经过组合、序次，有一类保持了杂录的形式，有一类则形成具有新认知范型的记体。第一，杂录类的记体，使人类积累的大量认知成果在整理汇集后得以交流，成为一个时代共有的知识资源。更重要的是记体中的各种文体要素通过文献衍生和文体变革的形式引起又一次知识体系的延展。第二，新的记体形成新的知识范型，进而又一次规范了人们的认知角度，既可以成为时人的知识修养影响当时的文学创作，又可以用这种认知角度去重新考量之前的作品，从而再次发现大量的知识。知识的传承机制，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延展、汇集、再延展的过程。而记体在其中承担着整理知识、选择知识和传播知识的功能，可以说记体广泛参与了整个社会知识和观念的建构。

如果将记体的文体特征仅仅看成笔记、描述、杂录，则不能充分展现记体在知识传承中选择知识、序次知识、传播知识的作用以及随物赋形所生成的文体特征的丰富性。我们将充分思考认知层面与文化内蕴积淀对文体的影响，从知识与文体互构的角度对记体的生成及其流变进行研究。

六朝地记之后，迎来了唐宋山水文的繁荣。这种现象，与战国时期经过对各种早期传记进行序次整理后，汉代迎来论体文的繁荣非常相似；也同经过博物类、风俗类记体的发展后，唐代迎来笔记小说的兴盛相似。这说明，记体作为一种知识储备，是文学得以繁盛的基础。一种经验性知识的丰富，必定会引来文学的变化。记体的发展和文风变化同时并存，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