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人在追求什么
我们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连续走访了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四个北欧国家。除了四国的首都以外，我们在这四个国家，还到了一些较小的城市和小镇，到了农村、林区、港湾，我们在普通居民家中住过，同主人一同进餐，我们还轮流下过厨房，做了中国菜、中国汤招待主人。我们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上至议长、部长、省长、市长，下至一般职工、教师、医生、农民、退休老人和大、中、小学生，了解到许多从书本报刊上了解不到的东西。北欧之行的最后一站是丹麦的欧登塞市，那是安徒生的故乡，是保留了工业化以前丹麦社区原貌的旅游地。我们住在乡间一所农业学校的宿舍里，四周是田野，空旷开阔。快离开北欧了，临行前，我在想：北欧人在追求什么？市场经济制度早已建立，并且正在有效地运行，福利国家的目标已经达到，人们的生老病死都有保障，议会民主制度也在正常运转，每个北欧人都可以自由表达意见，可以批评政府官员，可以把选票投给自己所中意的候选人。他们还追求什么？
在同北欧人交谈过程中，发现他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名词叫作生活质量。这个名词大概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流行开来的。按照经济学的解释，生活质量不但有自然方面的内容（环境污染的消除，生活环境的改善等），而且有社会方面的内容。社会方面的内容不仅包括社会文化服务的方便、社会治安状况的好转，还包括老年人的生活安定和精神愉快。如果社会上一些老年人过着孤独的、寂寞的、无人照料的生活，那么无论平均每人国民收入有多高，也不能认为达到了高生活质量水平。此外，闲暇的增加也被看成是社会方面的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方面。货币可以储存，时间却没有办法储存，因此人们必定越来越珍视时间。要使人们不仅享有尽可能多的自由支配时间，而且能有效地和合理地支配越来越长的闲暇，从而感到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富有乐趣的。既然这些都是生活质量的内容，所以它们也是福利是否增长的标志。
北欧人对实物消费的支出和对劳务消费的支出有自己的看法。以我们在挪威所住的那户人家为例，主人是工薪阶层的一员、一个中等收入者，热衷于挪中友好，住在奥斯陆郊外一个安静的小区内。三层楼的住宅，汽车是中档的，家用电器是老式的，家里的摆设一般，从实物消费的角度来看，似乎没有什么特点。但劳务消费支出却不少，包括旅行、教育、保健、医疗、文化、体育、书报等形式的消费。从劳务消费支出的增加可以看出，他们的消费需求已经逐渐由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过渡，劳务消费支出在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在上升，而且从发展趋势看，这种上升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还应当提到一点：我们所接触到的北欧人，一般都爱学习，有人还把学习作为一种享受，因为可以从中取得知识和得到求知欲望的满足，而且这也是尽量享用闲暇的一种方式。在丹麦欧登塞市的农业职业学校里，一位教师认为，用于学习支出的费用是劳务消费支出的一部分，学习支出是提高生活质量的一个方面。
在芬兰，我们结识了一位女权主义者。她虽然也谈一些如何提高生活质量的问题，但更为关心的似乎是妇女的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妇女摆脱家务劳动问题，并且认为这才是当前提高生活质量的核心。在一般的书籍里，所说的家务劳动是指居民为日常生活需要而在家庭中付出的脑力和体力劳动的总和，这是通过家庭内部加工和自我服务的劳务来实现的。家庭内部加工主要是指居民对购自市场的商品先进行加工，才使之进入消费过程；不通过这种加工，原来的商品无法进入消费。洗菜、炒菜、淘米、做饭就是一例。家务劳动中自我服务的劳务，包括洗衣、打扫等。家务劳动一直被认为是妇女的职责，女权主义者显然是不同意类似的看法的。按照女权主义者的观点：由谁来进行家务劳动？难道仅仅是家庭主妇吗？有些家庭可以雇仆人，但即使雇了仆人，对仆人也需要管理，这仍然是一种家务劳动，仍然落在主妇的身上。说得更明确些，对仆人是要付工资的，而家庭主妇替代仆人从事这一切家务劳动，却不领取分文工资。这难道合理吗？能不能让男主人也分担一部分家务劳动呢？在芬兰这位女权主义者看来，这固然比只由家庭主妇一个人来承担要公平些，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岂不是一个家里有两个不领工资的仆人了？这就涉及劳务消费支出和提高生活质量问题了。被认为理想的解决方式是加快发展社会服务业。比如说，洗衣店多一些，既方便，又降低收费，不就可以代替由主妇操作和保养的洗衣机吗？保洁公司多一些，不就可以代替家庭用的清洁设备吗？从商店里能买到可口的食品，不就可以代替家庭的烹饪吗？
这样一来，家务劳动将由自我服务变成由社会提供服务。以家用吸尘器代替手工打扫，不如由保洁公司派人来打扫并收费；以家用洗衣机代替手工洗衣，不如由洗衣店派人上门收衣服去洗，并定时送回。这才真正减轻主妇（或男女双方）的家务劳动，才能使主妇真正从繁琐的事务中脱身而成为消费的享受者，使家庭生活成为一种乐趣。要说提高生活质量，难道这不是社会努力的一个方面吗？
生活质量压倒一切，北欧人追求的正是不断提高的生活质量。在同北欧国家一般居民家庭接触的过程中，我们的体会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照理说应当比资本主义条件下更有理由关心人，关心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关心生活质量的上升。社会主义条件下，应当使人们的福利达到新的水平，但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些问题呢？
我们曾经经历过这样一个时代，那时让工人违背操作规程，冒着生命危险去干本来可以采取安全措施从事的劳动，可能就是“以革命的名义”下达命令的。夫妇多年分居两地，这一不合乎人情的事情也在“革命”的名义下被某些领导人视为当然，迟迟不考虑如何解决。对普通的劳动者，鼓励的是生活上的克制再克制。禁欲主义成为一种美德。起码的生活标准变成了不可逾越的界限，变成了普通劳动者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
我们曾经经历过这样一个时代，照理说，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人，然而实际上，工作者却被领导者视为私有。你虽有才能，但不合领导人的意，那就刁难你，抑制你，埋没你。你很难跳出他的手心。你想换一个更适当的、更能发挥个人才能，从而能给社会做出较大贡献的工作岗位吗？你被认为违背了“人民的利益”，你简直把“个人利益”置于“革命利益”之上了。不管上级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你应当成为一个“听话”的工具。对上级向你布置的一切，你只得服从、盲信。如果忘掉了你只不过是一个“听话”的工具，你不想盲目服从，你想有所创造、有所作为，那么你就会被斥责为“叛逆”“异端”，至少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
社会主义是优越的，但践踏社会主义的人，由于惯用革命的口号替自己身上涂上一层圣油，于是本来是封建的东西却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向普通劳动者宣传禁欲和生活上一再克制的人，总是那么理直气壮、振振有词；以“革命”的名义大肆挥霍国家财产的人，总是那么心安理得，处之泰然。你们吃苦，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他恣意享受，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把现实生活中曾经存在过的这些说成是合理的，“愚民政策”显然不可缺少。
值得庆幸的是，在中国，这一切已经过去了。中年以上的中国人，谁也忘不了“文革”的历史。的确，决不应当忘记过去。往事作为一面镜子，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更可以引起人们的深思。
1985年5月（选自《山景总须横侧看：厉以宁散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