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唐诗是中国诗史中最灿烂辉煌的一章。杜甫是唐代诗人中最为后世推重、影响也最深钜的诗人。

杜甫字子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生于河南巩县（今巩义市）。祖父杜审言，在武则天朝做过膳部员外郎，是位著名的诗人。父亲杜闲，做过兖州司马，奉天（今陕西乾县）县令。杜甫青少年时代过着“读书破万卷”的书斋生活，受到良好的文化教养。而后南游吴越，北游齐赵，结识了诗人李白、高适等名流，赢得友好的称赏。他“自谓颇挺出”，希望“立登要路津”，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却没及第。天宝五载（746）入京都长安，再次应“制举”，仍然落第。天宝十载（751）向皇帝献《三大礼赋》，待诏集贤院，四年后才得了个太子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掌东宫侍卫武官簿书）的小官职。天宝十四载（755）冬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安史叛军攻陷长安，玄宗仓卒逃往四川，杜甫经历了逃难、陷贼的苦难，潜赴凤翔，投奔上年即位的肃宗李亨，授官左拾遗（侍从皇帝的谏官）。不久，因营救获罪罢相的房琯，受到冷遇，被放归探亲。嗣后贬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肃宗乾元二年（759），关中地区大饥，杜甫弃官西去，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同谷（今甘肃成县）进入四川，开始了漂泊西南的生涯。他曾一度入剑南西川节度使严武的幕府，以检校工部员外郎的官衔（故世称杜工部），充任节度参谋，但为时不久。代宗永泰元年（765）离开成都顺江东下，曾滞留夔州（今重庆奉节）两年。大历五年（770），病卒于湘江中的船上。

杜甫一生空抱“致君尧舜”的理想，却始终没有如愿以偿，仕途蹭蹬，半生潦倒，长期处在逃难、漂泊的困苦境遇里，可谓饱经忧患。就个人的身世说，他是非常不幸的。然而，他饱经患难的一生，是与唐王朝历史大转折时期的治乱、盛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仕途受挫，使他对现实增添了几分清醒和冷峻，蒙受动乱之苦，更使他始终执著地关注战局、朝政和黎民百姓，无论是忧伤，还是欢乐，都和家国和黎民百姓息息相通。这正是推动着本来便以诗为要事的杜甫（他曾自云“诗是吾家事”，“语不惊人死不休”），一生不断创作出那么多的感人的诗篇，成为名垂后世的伟大诗人的重要契机。

杜甫假诗言志抒怀，勤于惨淡经营，临终前还在伏枕挥笔，一生写出大量的诗篇，仅流传下来的就多达一千四百馀首。这数量可观的诗作，尽管是历时数十年之吟咏，情随境迁，内容、风格自然是不大一致的，但其中却有一个突出的特色，无论抒写怀抱，还是叙事纪行，大都是缘事而发，或直叙其事，或在咏怀中映带其事，可以说举凡当时的朝政大事，安史之乱的若干大战役，唐王朝与边疆民族的关系之变化，以及动乱中百姓遭受的苦难，诗人所目及耳闻者，大都有所感发而形之于诗。诗人阅历既广，体会又深，常常触及到社会的症结所在，显示出唐王朝治乱盛衰的历史变迁和内因。诚如浦起龙所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玄宗、肃宗、代宗）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所以，杜甫诗便获得了“诗史”的美称。

有“诗史”美称的杜甫诗并不是有韵文字的历史记录。诗是抒情言志的，诗人也从不以记录史事为己任。杜甫也有许多思亲怀友的诗，如《月夜》、《梦李白二首》等，表现出他对家人友人的深挚关切之情；也有许多吟咏自然景物的诗，如《望岳》、《春夜喜雨》、《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等，表现出他对自然景物的赞美、兴趣，都可见其性情。他常“以时事入诗”，不论是直写其事，还是在抒怀中连带其事，也都是将他由“时事”激发出的喜怒哀乐之情，引出的思虑、意向，以及相应的美刺态度，一起投注于、表现于诗中。他缘时事而发的诗，也不仅可见其“入诗”的史迹，而且更可见他的心态、性情和贯注于其中的人格精神。一部杜诗表明，他青年时期还有几分由家世和个人才华而生出的优越感和“清狂”气，入长安后便日益投入了社会之中，执著地关注着现实，勇敢地面对现实，为玄宗大肆征兵开边而忧心忡忡（《兵车行》），对杨氏一门受宠而骄奢投以讥讽（《丽人行》），过骊山华清宫念及宫墙内歌舞升平、赐金分帛背后的劳动人民的血泪（《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表现出一片伤时忧国之心，识见锐敏而深沉。安史之乱中战局的变化，更一直牵动着诗人的心弦，频频忧伤，声调低沉，间或跳出一二喜悦的高音符（如《洗兵马》）。他自谓“穷年忧黎元”，绝不是自我标榜，纪行抒怀诗中叙写个人的困苦、不幸，往往推己及人，联想到同自己一样困苦的“寒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比自己更不幸的“失业徒”、“远戍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联想到遭受战乱蹂躏和赋敛压榨的黎民百姓（《驱竖子摘苍耳》、《岁晏行》）。“三吏”、“三别”更是直接写出黎民百姓的血泪。在古代众多的诗人中，很难再找出几位像杜甫这样真诚关怀、深切体贴老百姓的苦难的。杜甫诗中的“时事”和现象，早已成为历史，而诗人表露的对国家、对黎民的关切之情，贯注于其中的博大襟怀和仁爱精神，却随着诗篇的流传，陶冶着世世代代的读者和诗人。

自中唐元稹开始，杜甫便被誉为集诗之大成的诗人，称其诗兼备众体，兼容多家之风格。所谓诗兼备众体，不仅是指杜甫运用了汉魏以来古今各种诗体，还包含了更进一层的意思，就是杜甫不像其他大家各有其最擅长者，而是运用古今各种诗体，大都能够尽其所长，又不受其拘束，有所变化、创新。其风格之多样，自然也就由之而发生。一部杜集，确实是多姿多彩的，其中有洋洋数百言铺陈始终、述事抒情真切显豁的长篇古诗，也有寄意象外至为凝练、含蓄的近体短制；有极质朴、通俗的纯叙事的古乐府体，也有声情并行、假以彩绘的咏叹式的新歌行体；有严守体制、排比声律纤毫不失的近体，也有恣意运笔不受体式拘束的所谓“体杂古今”的“创体”、“创格”，而且各有脍炙人口的传世名篇。关于这一点，虽然不能据之贬抑唐代其他名诗人（杜甫各体诗的成就是不平衡的，以一体一格见长的诗人也有为杜甫所不及者），但却应当说杜甫在诗创作上能博取众长，又敢于变化、创新，有此才性方能在中国诗歌史上做出了多方面的开拓，有极为卓著的继往开来之功。

杜甫在古体诗方面的开拓，是发扬了汉魏古诗的“缘事而发”的精神，面对现实，经常“以时事入诗”，创作出了几种面貌全新的诗篇。一类是《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将纪行叙事和抒情言志熔于一炉，或述怀为主，间以叙事，或以纪行为主，杂以抒情，真情实事，忽叙忽议，信笔写出，伸缩由己，遂成文人诗中空前之长篇宏制。此等诗是“韵记为诗”，以述事切情为快，不求含蓄蕴藉，但因为是诗人亲身经历，叙写得非常真切，也足以感人。正如宋人叶梦得所评：“长篇最难，晋魏以前，诗无过十韵者，盖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序事倾尽为工。至老杜《述怀》、《北征》诸篇，穷极笔力，如太史公纪传，此固古今绝唱。”（《石林诗话 》）更值得注意的是杜甫对乐府诗的开拓。以前的诗人作乐府诗，多是用古题拟古意，到了盛唐，李白和杜甫都写了不少乐府诗，开创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即歌咏今事，也自拟新题）的新局面。但李白尚有用古题，乃至拟古意的作品，而杜甫则更加彻底地摆脱了旧路子，创作出了“三吏”、“三别”、《兵车行》、《丽人行》、《哀江头》等新乐府诗。其中五言诗承袭了汉乐府诗的风神，质实无华，就时事而发，却切入社会底层，就大量的闻见感受，揣摩出戍边士卒、战乱中被强征的百姓之苦情惨状，客观叙述，间以问答，或假托人物之语，体贴深微，撼人心扉。而七言歌行则面貌全新。诗人以情咏事，增强了形容、刻画，又尽量运用了章句节奏、声韵的效能，悲欢之情，美刺之意，流注于字里行间，也就增强了感染力和可欣赏性。杜甫的这两类诗对后来的诗人发生了深远影响，中唐白居易、元稹的“新题乐府”和他们的歌行诗，清初吴伟业的“梅村体”，近代黄遵宪忧伤时事的爱国诗，都是杜甫诗的继响，传承关系灿然可寻。

杜甫在近体诗方面的贡献，主要是对律诗题材的拓展、境界的提高。律诗是唐代新兴的诗体，五言律诗先行，初唐已较成熟，并有佳作，但篇什甚少；七言律诗尚不成熟，篇什更少，而且局限在奉和应制的极狭小的天地里。进入盛唐，王维咏田园山水，五言律诗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七言律诗既少，也不圆熟。李白是不喜作律诗的。杜甫对律诗却很投入，所作篇什多达近八百首（不包括排律），占了其诗集的大半数，更数倍于盛唐诸名家。这种情况表明，杜甫已将这种刚刚定型的诗体，广泛用于生活的许多方面，感时吊古，思亲怀友，赠答友朋，遣怀自适，闻见感受，为民呼吁，都借律诗以表情达意。这就扩大了律诗的表现领域，七言律诗尤为显著。律诗有体式、声律的限制，克服限制，需要艺术；而熟能生巧，便善于腾挪变化。杜甫在律诗创作中付出了心血，因而也就有了巧妙的创造。扼要地说有两个方面：一是打破语序的常规，变换词位，倒置因果，如“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荡胸生层云，决眥入归鸟”（《望岳》），“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园平居有所思”、“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秋兴八首》）等，不仅合律，而且新鲜、蕴藉，增强了审美情趣。二是营造意象，取代平实的叙述，如“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春日忆李白》），写友朋千里相思念；“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表忧国、思亲之痛；“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江汉》），形容漂泊无依之悲，都是寓意于物象，言简意深。尤其是他晚年所作《秋兴八首》，内容是抚今追昔，几乎全篇无平实的陈叙，而是以“秋”字为统领，用繁富的意象，烘托出一种浑融深远的意境，怀恋之情，今昔之感，盛衰之悲，流注于其中，可以说将诗尚含蓄的体性，发挥到了极致的地步。清初钱谦益仿之作《后秋兴》十三叠一百零四首，将自己难言之行迹、心迹，全寄寓于丰丽的意象中，正由于此。综合说来，杜甫无疑对律诗的发展是开辟了许多途径的。

谈杜甫诗的艺术，不能不注目其各体诗中表现出的共同的特点。杜甫是写实派诗人。这不单是指他多咏时事，有“诗史”之称，还应指他写诗多是随物赋形，即景生意。也就是说无论写人写事、写景写物，总不离开所写对象的实际情形，不仅叙事性的诗如此，抒情言志的诗也是如此。写人，如《饮中八仙歌》，分写当时的八位“酒徒”，取其各自的特点，形神毕见，虽语言有夸张，却不失实。写自然景物，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登高》），心情有喜有哀，而景象却真实。写人情世态，如《羌村三首》写离乱中乍聚之亲情：“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写农家老人待客热情率真：“高声索果栗，欲起时被肘”，直是真切的写照。“三别”中写新婚妇、孤老、无家汉之复杂心理，哀怨中有自解自慰，而自解自慰更增添了几分无可奈何的苦痛，体贴入微，撕裂人心。《江南逢李龟年》前两句说过去，后两句说现在，都是直叙实情，似极平淡，而一开一合便生出无限感慨，境界空灵，韵味无穷。诗由现实生活生发，又依据现实生活造诗，既不假借古意古事，也超越了古老的比兴，从而也就迈入了新境界。这就是杜甫诗的基本特点和优长处。

杜甫的诗艺还有待于不断的开发。

本书是在《杜甫诗选》（山东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选注）的基础上增选修订而成。根据出版社的意见，《杜甫选集》增选了几十首诗和一篇《雕赋》，同时也修改了原来的部分注文。《杜甫诗选》参加编写者众多，由于人事变动很大，修订工作由现在尚在职的袁世硕、董治安、张可礼三人进行，补选之诗赋委之张忠纲注释。为了尊重原来集体合作的事实，仍署山东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又由于参加增订的四人半数不属于教研室，所以于原署名之旁，增加增订者四人的名字。

袁世硕执笔

附记：人民文学出版社提议重印此书，根据出版社的意见，书名改为《杜甫诗选》，内容一仍其旧。这次重印改正了书中的个别讹字，并对部分地名标注做了调整。

袁世硕

二〇一九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