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五八年夏日，屠格涅夫从国外归来，在他的田庄斯帕斯科伊过了勤劳的四个月。到了冬天，当他回到彼得堡，来到他的朋友们面前的时候，他带来了一部小说的原稿，这就是“使得整个俄罗斯为之流泪”的那部小说——《贵族之家》。
小说发表于次年一月号的《当代》杂志，立刻为它的作者确立了第一流小说家的名誉。杂志的批评栏给它奉献了巨大的篇幅，女主人公丽莎的名字成了流行的用语，青年作者们把他们的作品羞愧地捧呈于这位作家之前，即便是一向只把屠格涅夫认为是随笔作家的冈察洛夫，这时也不能不把他当作小说家而对他侧目了。总之，如果屠格涅夫的其他大部分作品从读者那里所唤起的毁誉往往难得一致，至少对于这部作品，则无论他的友人和敌人，无不异口同声地称赞。《贵族之家》的时代快过去了，新的人渐渐在俄国生长起来，而屠格涅夫的作品却对于那夕阳似的时代给予了无限诗意的描画，这，当然是会感动每一个读者的心灵的。在一八五五年所写的《罗亭》里（在那时，屠格涅夫还不曾给他的无行动力的英雄安排一个光荣的死），作者已经对他的青年时代——理想主义的四十年代——做出了同情的然而同时是谴责的告别，而在这一部里，作者更以一个踏入了人生中年的人的温情，回顾了已经过去的青年时代的危机，那调子，也就更其亲切，而尤其更为惆怅了。
然而，这小说，也并不仅仅给那将要过去的时代以最后的凝视和伤悼。在这里，正如在作者的另外的长篇里一样，也表现着一个特定时代的思潮和其特殊的气息。拉夫列茨基不再是罗亭式的人物了，却是一个更有根基的人。拉夫列茨基，在不幸的打击之后，却还有坚强的气力回到俄国来，“耕种土地”。这不是一个纯然的徒托空言者，不是一个罗亭式的没有根的、无家的俄国漂流者，他不仅耕种了土地，而且也该有自满的权利，因为，“他也尽可能地为着他的农民们图谋了并且保证了生活的利益”。
屠格涅夫自己，原是一个“顽固的西欧派”，所拥护的，不是信仰，却是理性，不是民族主义，却是人类主义，不是东方的正教，却是西方的文明，然而，为了使他的小说更忠实于时代的思想，他不惜借着拉夫列茨基的口宣说着自己所不能同意的斯拉夫主义，而使他所憎恶的潘辛将自己所拥护的西欧主义的思潮变成歪曲。[1]西欧主义者的罗亭，在这里堕落为潘辛一流的俗吏，而斯拉夫主义者的拉夫列茨基，却出现在胜利的光影里，成为改革农民生活的实行者了。当然，罗亭是不能变成潘辛的：罗亭所有的崇高的理想，在潘辛，一个俗吏，却绝不能有；而同时，斯拉夫主义者的拉夫列茨基，也绝不能成为“到民间去”的运动的先锋。
可是，忠实的艺术家而兼深刻的思想家的屠格涅夫对于这一历史的矛盾，却给予了一种极其光辉的解决：唯有对于人民生活有着真实的了解，才能说到西欧主义，不然，上焉者，会变成徒托空言而当与现实接触之际就只能逃避的罗亭式的英雄，下焉者，则简直变成潘辛式的俗吏；而在另一方面，对于斯拉夫主义者，也唯有在牺牲自己而图谋万人的福利之下，这才能够发现俄罗斯的独特的命运和使命。在这种意义上，屠格涅夫对于那永远怀着热情的米哈莱维奇，也许是寄托着深大的希望的。
在拉夫列茨基身上，屠格涅夫写出了一个过渡时代的英雄的命运。而在丽莎身上，他则创造了在那个时代俄罗斯的土地上所生长出来的最完美的女性的典型：诚实、虔敬、纯洁、崇高，有着善良的、温厚的心田和坚强的、不可屈的意志。不十分美，然而却自然地可爱，不秉有特大的天赋，然而，却有着自己的思想。她不是一个爱国者，然而，她却爱着俄国的人民。丽莎在小说里的自我牺牲，就保证着未来的俄罗斯女性的一切更积极的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论及普希金的《爱瑾·奥涅琴》里的女英雄泰狄亚娜之时，曾经说道：“像这样美的、积极的俄罗斯女性的典型，在我们的文学中，是一直不曾被创造过的。”[2]然而，将屠格涅夫的丽莎当作了唯一的例外。在泰狄亚娜，是以自我牺牲、义务感而完成了她的美和积极性；在丽莎，也是。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艺术家已经预言了新的女性的到来。而这种女性，在他的次一部小说《前夜》里，就果真到来了。
不幸的婚姻、幻灭的恋爱、诗和哀愁的调子，当然是使这小说得到最普遍的申诉的原因，然而，全体看来，以这作品本身的完美和谐，也就可以博得极大的称赞。不像在《罗亭》里，作者与主角的同情和谴责有时不能得到适当的调协，也不像在《前夜》里作者对于行动的英雄缺少表现，亦不像在《父与子》里，虚无主义者有时变成了可笑的人物，更不像在《处女地》里，作者的艺术的直觉弥补不了他与现实情形的隔阂……以一贯的同情、家族史似的精细、平静的流水似的场景和动作，还有多半是自传式的实感和亲切，《贵族之家》完成了一件非常的艺术杰作。在这里，我们难得找出一个极其细微的错误的音符，也更难发现一个极小的不必要的场面。[3]
每一个人物，从被称为“俄罗斯的格丽卿”的女主人公丽莎起，以至男主人公拉夫列茨基，牝狮型的拉夫列茨基夫人，坚强而爽直的姑姑，懒惰而且自私的母亲，俗物潘辛和年老的、不幸的音乐家伦蒙，莫不出现于神奇的、艺术的光影里。不仅这些主要的和次要的人物，就是每一个仆婢，甚至每一个动物，也都以美妙的形象在读者的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短短的家族史的插曲，给我们复活了农奴解放前的俄罗斯的历史，在那对于“好的往昔”的回忆里，我们看见了亚历山大和尼古拉斯制下的地主世界，那些只会说空话的老新党们是怎样脆弱，怎样在现实生活之中露出了原形。而这么相形之下，四十年代的英雄们就到底显现着无限的优越性了。小说中的每一段对话、每一处背景，也无不精美绝伦，奇妙地增加着一般的效果，并且适宜地遂行着特定的任务。俄罗斯的风景、荒废的地主的邸宅和庄园、沉静的湖水、平和的夏夜、温柔的私语和神奇的音乐……所有这些，只要和屠格涅夫的笔一经结合起来，就不知怎样产生出了不可思议的魅力。至于那有名的“尾声”，则是除了应用音乐的术语以外，在文字中再找不出恰当的赞美的。
在《罗亭》里，正如赫尔岑所说，“屠格涅夫是以上帝造人为榜样，依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罗亭”。《贵族之家》也可以算得屠格涅夫底自传成分极浓的小说之一例。拉夫列茨基，多半就是作者自己的写照。那平静的庄园生活，与屠格涅夫自己在斯帕斯科伊的羁囚之日是颇相类似的；西欧的倦游，使他想念着故国，有如拉夫列茨基底回到俄国来耕种土地；对于费雅度夫人的无望的恋情，使他在他的小说里不自主地露出了凄恻；而女主人公丽莎的原型，则据说正是他的一门远亲，而且日后也正如丽莎一样进了修道院的一个少女。当拉夫列茨基在小说的尾声里向他的后辈们告别的时候，他曾经说道：“未来是属于你们的……虽然有着悲哀，却并无嫉妒。”这，也正象征着屠格涅夫自己的心情：在当时，新的人已经上前来了，如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这些青年人们才是真正的历史推动者，屠格涅夫在心情上虽然不能同他们调协，然而，在思想上却是不能不和他们谐鸣的。他已经到了中年，他惆怅于自己的青春已经失去，然而，他也正和拉夫列茨基一样可以自满，因为他不独不曾失去“善良的信仰、坚强的意志和活动的欲望”，并且也不曾停止他自己的进展：在他的紧接着《贵族之家》而出现的《前夜》和《父与子》里，他所写的就不再是他自己的回忆，却是当前的青年的典型了。
屠格涅夫的文章承继着普希金的诗和明洁、果戈理的讽刺和丰富，加上他自己的抒情主义和忧郁，他将两位伟大的创业者所遗留下来的文学语言变成更纯熟、更洗练，而且更诗化。因此，这里的译文——尤其因为不是从原文直接译出之故——如果漏走了屠格涅夫，而只是用另外的语言讲了一个屠格涅夫所曾讲过的故事，那在译者自己，是不会觉得十分意外的。可是，译文虽然粗劣，译者却尽了他最大的慎重和努力，这是敢于向读者担保的。如能因为这点慎重和努力，和对于原作的热爱，或在某些方面的共鸣，使这译本还能勉强可读，使读者在读过之后还能略略窥见原作的面目，那就是译者最大的幸福。
译文所根据的是英译，一共有四种不同的本子：（一）拉耳斯顿译（W.R.S.Ralston: Liza ）万人丛书本；（二）伊莎伯尔·哈勃葛德译（Isabel F.Hapgood: A Nobleman's Nest）全集本；（三）康斯坦士·迦奈特译（Constance Garnett: A House of Gentle Folks）全集本；（四）达维斯译（F.D.Davis: A Nest of Hereditary Legislators）。除了最后一种间有脱落外，其他三种都是早有定评的好译本。就中，拉耳斯顿所译，既忠实且多神采，因为是作者的友人，所以根据的原文也是经过作者亲手订定过的，和他本间有出入，同时，长句和长段也多改成了短的；哈勃葛德的译本是以绝对忠实著称的；迦奈特也是有名的忠实译者。在译这书的时候，我的主要根据是拉耳斯顿译本，标点和段落，多依哈勃葛德，最后的校对，则对照迦奈特。如有三本各不相同的地方，那就参看第四种译本，采取较近似的一种。有时，也参照熊泽复六的日译。
我不能忘记许多年来我每一次阅读这书的时候所得到的喜悦和感动。九年以前，我曾以幼稚的热情将这书译过一次，但是，幸而那草率的译稿不曾得到出版的机会，而且终于也不见了踪影。近年来，忠实而负责的译者渐渐增多了。把名著还它一个名著，不独是读者的企望，并且，也成了多数翻译者所努力的目标。至于我自己，虽然极愿在优异的译者们的后面做一个拙劣的追随者，但这目前的成绩却是不足道的。然而，我希望着我以后能有进步。
这一次的译文，动手于去年夏季，及至校印完毕，已到今年的初春了。全稿译成之后，得友人陆蠡先生对照法译，陆少懿先生对照日译，柳野青先生对照英译，逐字校读，荒煤先生校读最后的排印稿样，或提出各种译文间的参差，或对我自己的译文给予修辞上的指正，花费了他们许多宝贵的时间，是当特别感谢的；书中间杂的法语，在翻译之际，多就正于吴金堤先生；音乐术语，则多由贺绿汀、吕骥和张汀石三位先生给以鉴定，一并致谢。
最后，对于俄国的人名组织和称呼习惯，为了便于初读俄国作品的读者，在这里也略加解说。俄国人名，普遍由三部分组成，如费多尔·伊凡诺维奇·拉夫列茨基：第一部分，费多尔，是自己的名，即教名；第二部分，是父名，伊凡诺维奇即指父亲名叫伊凡，而后面的语尾则意云“其子”；第三部分是姓。“费多尔·伊凡诺维奇·拉夫列茨基”就是说这人姓拉夫列茨基，名费多尔，为伊凡的儿子。女性的名字也同样有这样的三个部分，不过父名的语尾则意云“其女”，如丽莎维大·米哈伊洛夫娜·加里丁，即是这姑娘自己名叫丽莎维大，姓加里丁，是米哈伊尔的女儿。除这之外，也还有昵称，如费多尔被称成费狄亚或费狄乌其嘉，丽莎维大被称成丽莎、丽赛大或者丽索其嘉。在称呼上，一般地，上对下，仅称其教名，或昵称；教名连父名，则表示客气，行于下对上，平辈间有交情者或仅仅相识者。所以，当拉夫列茨基称丽莎为“丽莎维大·米哈伊洛夫娜”的时候，玛尔法·提摩费埃夫娜就说道：“米哈伊洛夫娜怎么到你的头上来的？”以拉夫列茨基对丽莎的身份，仅称“丽莎”就行，原可不必这么客气的。
一九三七年二月 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