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所有入选的文章，综合分析以下3个方面的指标来筛选年度重要研究进展：①文章发表期刊的影响因子和单篇文章被引用频次；②文章是否曾被学科重要会议列入oral presentation或poster discussion；③文章的证据级别（Ⅰ类证据：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有可能改变全球或中国的临床实践；Ⅱ类证据：单中心随机对照研究或高影响力的转化医学研究；Ⅲ类证据：提出值得探索和争议的新问题研究）。

同时，对所有入选文章进行系统梳理，可将中国乳腺癌临床研究进行大致分类，着重介绍乳腺癌转化研究、全身治疗（包括靶向治疗、内分泌治疗、化疗）、放疗以及手术治疗领域等方面国内学者所取得的成绩。

2018年，乳腺癌转化研究的热点集中在利用基因组学、芯片技术结合数据库分析的方式，对乳腺癌中突变位点、单核苷酸位点多态性、非编码小RNA等分子标记物进行系统分析，用于患者预后或药物敏感性的预测。主要涉及在DNA损伤修复重要基因突变、抗HER2靶向药物、内分泌治疗药物疗效预测、乳腺癌致病突变等多个方向。

同源修复重组是DNA双链损伤的重要修复形式，在乳腺癌的发生、发展及DNA损伤药物的敏感性等多个方面关系密切。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解云涛教授团队探索了同源重组相关基因 RAD51D的胚系突变与乳腺癌患病风险和生存率之间的关系 ^［2］。 RAD51D通过同源重组参与DNA双链断裂修复，在维持基因组稳定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对7 657例无BRCA1/2胚系突变的未经选择的乳腺癌患者的 RAD51D胚系突变进行了检测。同时，对7 947例健康对照者 RAD51D频发突变p.k91fs的进行了筛选。在7 657例未经选择的乳腺癌患者中，共有29例（0.38%）携带有害的 RAD51D胚系突变。其中，18例（0.24%）发现 RAD51D频发突变p.k91fs。在7 947名健康对照者中，8名出现了p.k91fs突变，频率为0.10%。在未经选择的乳腺癌患者中， RAD51D p.k91fs突变与乳腺癌患病风险增加显著相关（ OR=2.34，95% CI 1.02～5.38， P=0.040）。与非携带者相比，携带 RAD51D突变与年轻（ P=0.006）、三阴性乳腺癌（ P=0.003）、雌激素受体（ER）阴性（ P=0.023）显著相关。 RAD51D突变携带者的无复发生存率（RFS）（未调整 HR=3.00，95% CI 1.56～5.80， P=0.001）和远处无复发生存率（distant RFS）（未调整的 HR=2.54，95% CI1.14～5.67， P=0.023）更差。 RAD51D频发突变者（p.k91fs）乳腺癌风险有所增加，突变携带者与非携带者相比预后较差。结果发表在 Annals of Oncology（IF：13.93）。

在同样的患者中，解云涛教授团队发现另一个同源重组相关基因 RAD50胚系突变与乳腺癌患者不良预后相关 ^［3］。在7 657例患者中，有26例（0.34%）存在 RAD50致病性突变，16例患者分别携带3种频发突变（L719Fs，n=6例；K994Fs，n=5例；H1269Fs，n=5例），频发突变率为0.21%。在5 000名健康对照者中，频发突变率为0.18%（9/5 000）。 RAD50突变并未增加乳腺癌患病风险（ OR=1.16；95% CI 0.51～2.63， P=0.72）。但致病性突变是无复发生存（RFS）（校正HR=2.66，95% CI 1.18～5.98， P=0.018）和疾病特异性生存（DSS）（校正 HR=4.36，95% CI 1.58～12.03， P=0.004）的独立不良预后因素。以上结果表明， RAD50种系突变与乳腺癌风险增加无关，但与乳腺癌患者不良预后相关，突变患者预后较差。结果发表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cer（IF：7.36）。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胡夕春教授团队基于CBCSG006临床试验更新了生存数据并探索了预测铂类药物疗效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4］。中位随访54.7个月后，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GP组为7.73个月，GT组为6.07个月（ P=0.005），总体生存率（OS）无显著差异。在对55.9%（132/236）的患者进行同源重组（HR）相关基因（包括 BRCA1/2）的胚系突变评估后发现，与GT组相比，GP组的疗效与同源重组状态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同源重组障碍的患者接受GP治疗可获得更高的客观缓解率（ORR）和更长的PFS时间（71.9%vs 38.7%， P=0.008；10.37个月vs 4.30个月， P=0.011）。胚系 BRCA1/2突变的患者在GP组中的ORR和PFS数值高于GT组（83.3%vs 37.5%， P=0.086；8.90个月vs3.20个月， P=0.459），但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对48.3%（114/236）患者的PD-L1表达进行评估后发现，PD-L1表达与疗效无明显相关性。采用STEPP分析方法对影响PFS的多个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后发现，复合风险较低的患者接受GP治疗后PFS具有更大的绝对益处。以上结果提示，GP方案作为转移性三阴性乳腺癌治疗的一线化疗方案，疗效优于GT方案。 BRCA1/2和同源重组相关基因的胚系突变是GP方案疗效的潜在生物标志物。同时，研究建立了一个综合风险模型，用于指导TNBC患者GP/GT方案治疗的选择。结果发表在 Annals of Oncology（IF：13.93）。

PI3K信号通路的异常是包括乳腺癌在内的多种肿瘤发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邵志敏教授团队对149例中国乳腺癌患者PI3K信号通路的重要基因进行全外显子测序后发现 ^［5］， PIK3CA（44%）、 PIK3R1（17%）、 AKT3（15%）以及 PTEN（12%）是中国乳腺癌患者主要的体细胞突变，同时确定了60个新的突变位点。较高比例的肿瘤存在多个突变，尤其是同时存在的 PIK3CA与 PIK3R1突变（9.0%）。研究还开发出一种基于基因重组的高通量功能性突变筛选文库，筛选出的对细胞增殖和药物敏感性具有显著影响的突变克隆，包括既往已报道的 PIK3CA以及 PIK3R1的有害突变，以及意义不明一些突变。 PIK3CA突变与激素受体阳性显著相关。同时，这些 PIK3CA以及 PIK3R1的功能性突变表现出一种相互排斥的模式，导致PI3K通路过度激活，导致肿瘤发生。这些发现进一步明确了乳腺癌中PI3K通路中重要基因的功能性突变，并对靶向PI3K的精准治疗具有指导意义。结果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IF：12.35）。

邵志敏教授团队同时对ER+PR-HER2-亚型的乳腺癌基因谱也进行了研究 ^［6］。ER+PRHER2-乳腺癌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乳腺癌，占所有乳腺癌患者的10%，从内分泌治疗中获益较少。研究纳入了包括SEER（n=130 856），METABRIC（n=1 055），TCGA（n=630），MD安德森数据库（n=92）以及复旦大学上海癌症中心（n=245）的前瞻性观察队列在内的5个队列。结果发现，临床特征上，ER+PR-HER2-乳腺癌较ER+PR+HER2-对内分泌治疗反应差。在基因组学上，75%的ER+PR-HER2-肿瘤发生了PR基因的拷贝数丢失或启动子甲基化，共同解释了PR的丢失。与ER+PR+HER2-肿瘤相比，ER+PR-HER2-肿瘤 TP53突变率更高（30.3%vs 17.0%）和 PIK3CA突变率更低（25.8%vs 42.7%），并且存在更多的 ZNF703（21.5%vs 13.6%）和 RPS6KB1（18.5%vs 7.8%）扩增。在ER+PR-HER2-肿瘤中，近20%为PAM50定义的非管腔样亚群，内分泌敏感性较低，生物合成、代谢和DNA复制通路活性高。且这类非管腔样肿瘤［GATA3阴性、CK5阳性和（或）EGFR阳性］从辅助内分泌治疗中获益有限。以上结果提示，ER+PR-HER2-乳腺癌的临床表现和基因谱与ER+PR+HER2-肿瘤不同，非管腔样亚群与内分泌治疗的获益降低有关，提示这类患者需要更精准的治疗策略。结果发表在 Theranostics（IF：8.54）。

曲妥珠单抗是治疗HER2阳性乳腺癌的标准疗法，但仍有些患者对曲妥珠单抗耐药。中山大学宋尔卫教授团队利用miRNA芯片，发现了对曲妥珠单抗有效的HER2+MBC患者血清中13个表达差异的miRNA，并利用LASSO模型选择了4个对PFS有预测作用的miRNA构建成标记 ^［7］。其中，miR-940主要从肿瘤细胞释放，miR-451a、miR-16-5p和miR-17-3p主要从免疫细胞释放。4个miRNA通过直接靶向在调节曲妥珠单抗反应性的关键信号分子，影响曲妥珠单抗敏感性。基于血清的4个miRNA标记在HER2+MBC患者中对曲妥珠单抗的疗效具有预测作用，仍需后续大样本的临床试验进行验证。结果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IF：12.35）。

江苏省人民医院殷咏梅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江泽飞教授团队对tRNA衍生的小非编码RNA（sncRNAs）与曲妥珠单抗耐药的相关性进行了初步探索 ^［8］。在正常乳腺上皮细胞系HBL-100、曲妥珠单抗敏感SK-BR-3和耐药乳腺癌细胞系JIMT-1细胞系中，tRNA衍生片段的表达存在明显差异。在52例使用曲妥珠单抗治疗的HER2阳性转移性乳腺癌患者中，与敏感患者相比，曲妥珠单抗耐药患者的trf-30-jzoyje22rr33和trf-27-zdxpho53ksn明显上调。ROC分析表明，trf-30-jzoyje22rr33和trf-27-zdxpho53ksn与曲妥珠单抗疗效存在相关性。在多因素分析中，trf-30-jzoyje22rr33和trf-27-zdxpho53ksn高表达的患者曲妥珠单抗治疗PFS较短（trf-30-jzoyje22rr33， P=0.002；trf-27-zdxpho53ksn， P=0.004）。trf-30-jzoyje22rr33和trf-27-zdxpho53ksn可能是曲妥珠单抗耐药的潜在生物标志物和干预靶点。结果发表在 Cellular 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IF：5.5）。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徐兵河教授团队对 CYP2D6基因的变异可能导致的三苯氧胺治疗患者不良预后进行了研究 ^［9］。在对接受TAM（n=325）或芳香化酶抑制剂（AIs）（n=453）辅助治疗的乳腺癌患者的 CYP2D6基因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分析后发现，167例（21.5%）患者携带了CYP2D6*10（C.100C>T）T/T基因型。在接受TAM的325例患者中，CYP2D6*10 T/T基因型患者的5年无病生存率明显低于C/C或C/T患者（54.9%vs 70.9%， P=0.007）。在多因素分析中，CYP2D6*10的T/T基因型是接受TAM治疗患者DFS的独立预后因素（ HR=1.87， P=0.006）。但接受AIs治疗的患者中的CYP2D6*10基因型与DFS没有显著相关性（ P=0.332）。其他SNPs基因型与接受TAM患者的生存无显著相关。CYP2D6*10 T/T基因型患者TAM获益较小，可用于指导接受TAM辅助治疗患者的个体化治疗。结果发表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cer（IF：7.36）。

三苯氧胺在ER+乳腺癌的辅助治疗中被广泛应用，然而CYP2D6*10 T/T基因型的患者对他莫昔芬的敏感性不佳。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徐兵河教授团队纳入了2001—2012年使用他莫昔芬或托瑞米芬作为辅助治疗且接受过 CYP2D6基因检测的患者进行分析，对入组患者进行倾向性匹配得分，最终入组两组各115例 ^［10］。结果显示，在50例CYP2D6*10 T/T基因型患者中，托瑞米芬组5年无疾病生存率优于三苯氧胺组（90.9%vs 67.9%， P=0.031），而在170例CYP2D6*10 C/C或C/T基因型的患者中，托瑞米芬与三苯氧胺疗效相近（89.2%vs 85.1%， P=0.188）。在总体人群中使用托瑞米芬是延长DFS的独立预测因子（ HR=0.51， P=0.014），这一点可能与中国人CYP2D6*10 T/T基因型患者较多有关。该研究在线发表于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cer （IF：7.36），为相关基因型患者的精准治疗提供了依据。

三苯氧胺耐药是许多ER阳性乳腺癌患者复发的原因。这类患者大多数接受后续化疗，但不同化疗对于这些患者是否有效尚未有研究进行探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刘强教授团队发现三苯氧胺耐药的乳腺癌细胞DNA损伤修复相关的 BARD1和 BRCA1升高，引起顺铂和阿霉素的敏感性下降，而对紫杉醇敏感性无明显影响。抑制BARD1或BRCA1的表达或通过CDK抑制剂dinaciclib抑制BRCA1磷酸化可逆转三苯氧胺耐药细胞对顺铂的耐药 ^［11］。研究进一步发现，PI3K/Akt通路的激活引起三苯氧胺的乳腺癌细胞BARD1和BRCA1表达升高，通过联合PI3K抑制剂可抑制BARD1和BRCA1表达，恢复对顺铂的敏感性。对临床标本进行分析后发现，早期乳腺癌患者，尤其是接受放疗的患者，BARD1和BRCA1高表达提示预后不佳。以上结果提示，对于ER+的患者可通过PI3K抑制剂的应用逆转对DNA损伤药物以及放疗的抵抗。结果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IF：12.3）。

2018年中国学者在乳腺癌全身治疗领域硕果累累，收获颇丰：吡咯替尼、哌柏西利的获批为我国乳腺癌患者提供了更多的治疗选择；我国学者对HER2不确定患者的临床特征、治疗模式与预后进行了分析，为HER2不确定患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治疗依据；探索了新辅助CDK4/6抑制剂的应用、不同基因型患者辅助内分泌治疗的精准治疗、探讨了GnRHa与化疗的时序问题；在乳腺癌新辅助化疗中探索了恩度、洛铂等药物的应用，创新性地应用转移性乳腺癌患者肿瘤异质性预测三阴性乳腺癌化疗疗效等，以上探索为肿瘤科医师临床诊疗提供了新的证据，为临床实践打开了新思路。

2018年8月，由我国自主研发1.1类新药的马来酸吡咯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获得有条件批准上市，这毫无疑问是乳腺癌抗HER2治疗领域年度最重大的进展。吡咯替尼是泛ErbB受体的全新的小分子酪氨酸激酶不可逆抑制剂，在诸多中国顶尖学者的推动下开展了一系列的临床研究，其Ⅰb期研究发表于著名肿瘤学期刊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其Ⅲ期随机对照研究结果预计在2019年ASCO进行口头汇报展示，这一系列研究使得吡咯替尼一步步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使中国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的治疗增加了新的选择，正在改变着临床实践。

乳腺癌的分型对于治疗的指导意义是巨大的，然而对于HER2受体的表达，尽管有免疫组化和FISH等多种检测手段，临床上仍存在部分无法确定的病例，对于这部分病例的治疗目前仍存在争议。上海市瑞金医院的沈坤炜教授团队回顾性分析了691例HER2免疫组化2+并进行了FISH检测的乳腺癌病例 ^［12］。其中133例（19.3%）为HER2阳性，533例（77.1%）为HER2阴性，25例（3.6%）为HER2不确定。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显示，HER2不确定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以及mRNA水平均与HER2阴性患者更加相近。同时，HER2不确定患者接受辅助治疗的模式也与HER2阴性患者相似，25例均未接受抗HER2靶向治疗。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以上三组患者的生存结局类似。该研究提示，HER2不确定患者的特征和治疗更接近于HER2阴性患者。该研究全文发表于 European Journal of Cancer（IF：7.19），为HER2不确定这一灰色地带的乳腺癌患者的诊疗提供了一定的参考经验。

2018年8月6日，CDK4/6抑制剂哌柏西利正式在中国批准上市，联合芳香酶抑制剂用于HR+、HER2-局部晚期或转移性乳腺患者的治疗。除此之外，中国自主研发的1.1类新药、首个口服亚型选择性表观遗传调控剂西达本胺在乳腺癌中也展现了出色的疗效，其Ⅲ期临床试验结果在2018年的ESMO会议上进行了口头报告，结果显示在内分泌治疗的基础上联合西达本胺可以提高治疗疗效。近期该项研究成果在著名肿瘤学期刊 Lancet Oncology发表，基于该项研究结果，西达本胺有望批准用于转移性乳腺癌的治疗，改变未来的指南与临床实践。

CDK4/6抑制剂哌柏西利已应用于ER+晚期乳腺癌的治疗，但目前还没有新辅助治疗领域的研究报道。澳门特别行政区澳门科技大学的团队在新辅助治疗中评估了哌柏西利联合内分泌治疗的疗效，研究结果发表于 Endocrine Related Cancer（IF：5.33） ^［13］。在这个开放、单臂的临床研究中，纳入了20例ER阳性HER2阴性，肿瘤大于2cm的乳腺癌患者，给予125mg/d哌柏西利4个周期，同时联合来曲唑治疗。结果显示，17例患者肿瘤缩小达50%以上，包括8例CR和1例PR，1例患者达到病理完全缓解，全部的患者达到了肿瘤降期。Ki67（ P=0.044）和EndoPredict评分（ P< 0.000 1）在治疗后出现了显著下调。该小规模前瞻性研究提示，哌柏西利在新辅助治疗中有一定的应用潜力。

在ER+的绝经前乳腺癌患者中，化疗与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GnRHa）的联合使用并不少见，然而，GnRHa与化疗使用的最优时序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柳光宇教授团队探索了同时使用或序贯使用GnRHa和化疗对患者的疗效和卵巢功能的影响 ^［14］。这项Ⅲ期、开放的随机对照研究纳入了2009—2013年的216例绝经前ER+乳腺癌患者，使用（新）辅助化疗联合GnRHa治疗，随机分为化疗与GnRHa同时使用或化疗完成后再使用，且建议患者GnRHa使用至少2年。在经过56.9个月的中位随访期后，结果表明，两组在早停经患者比例（23.1%vs 22.8%）、中位恢复月经时间（10.3个月vs 12.0个月）、DFS以及OS上均未见明显差异。该研究结果提示，GnRHa可延迟到患者化疗结束、月经恢复后再使用。文章发表于 Breast Cancer Research and Treatment（IF：3.61）。

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是常用于肺癌的治疗药物，西安西京医院的王岭教授团队探索性地将其用于乳腺癌新辅助治疗领域 ^［15］。他们开展了一项随机对照临床研究，将803例接受新辅助治疗的乳腺癌患者随机分为多西他赛联合表柔比星（DE）组及多西他赛、表柔比星联合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组（DEE组，恩度7.5mg/m ²，d1～d14，每3周）。在3个周期的化疗结束后，CR率DEE组为14.2%，DE组为6.7%；PR率DEE组为76.8%，DE组为71.1%；PD率DEE组为3%，DE组为3.2%。DEE组的客观缓解率为91%，而DE组为77.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1）。病理完全缓解率（pCR）DE组为7.7%，DEE组为10.7%，差异尚无统计学意义（ P=0.14）。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类似且较轻微。该研究发表于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cer（IF：7.19），首次将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用于乳腺癌新辅助治疗且取得了一定疗效，为新辅助化疗联合靶向药物增添了临床证据。

由于缺乏治疗靶点，三阴性乳腺癌有效的治疗药物有限。随着铂类药物在三阴性乳腺癌中应用的日益广泛，洛铂是否同样能起到一定的疗效？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毅教授团队探索了在常规新辅助方案中加入洛铂对三阴性乳腺癌的疗效 ^［16］。这是一项随机、开放的Ⅱ期临床试验，纳入了125例患者，随机分为多西他赛联合表柔比星组（TE）及多西他赛加表柔比星联合洛铂组（TEL）。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加入洛铂显著增加了患者TpCR率（38.7%vs12.7%， P=0.001）和总体反应率（ORR，93.5%vs73.0%， P=0.003）。在安全性方面，TEL组发生3～4级贫血和血小板下降的比例较对照组多（52.5%vs10%；34.4%vs1.7%）。这项研究首次在新辅助阶段尝试使用洛铂，尽管增加了骨髓抑制的发生频率，但较对照组显著增加了病人的TpCR和ORR，显示出洛铂在三阴性乳腺癌新辅助领域的潜力。该研究全文发表于 Nature Communications（IF：12.35）。

utidelone（UTD1）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一种埃博霉素转基因类似物。随机对照Ⅲ期临床研究结果显示，在卡培他滨基础上加入UTD1能显著改善多线治疗后转移性乳腺癌患者治疗疗效，且该方案安全可控。在2018年ASCO会议上公布的最新随访结果显示，UTD1的加入可以为转移性乳腺癌患者带来生存获益。该研究相关数据现已递交有关部门，相信该药获批后会进一步改变我国临床实践，为多线治疗后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肿瘤的异质性是目前研究的热点，被证实与肿瘤的预后及治疗疗效密切相关。由于转移性疾病常存在多个病灶，因无法逐一对各病灶进行活检，难以测定肿瘤异质性，故目前相关研究多局限于早期肿瘤。 ¹⁸F‐FDG PET/CT作为一项功能性显像技术，可以反映全身肿瘤病灶的代谢水平。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王碧芸教授团队与核医学科团队合作探索了治疗前 ¹⁸F‐FDG PET/CT评估的病灶异质性水平与转移性三阴性乳腺癌一线含铂化疗疗效的相关性 ^［17］。该研究纳入了42例接受一线吉西他滨联合铂类化疗且治疗前接受全身PET-CT检查的转移性三阴性乳腺癌患者。对于患者基线PET/CT上的病灶进行分析，计算异质性指数，通过生存ROC曲线来获得最佳的异质性参数临界值。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前异质性水平较高的患者一线化疗PFS更短。该研究创新性地将PET-CT用于晚期乳腺癌的异质性评估，帮助我们更好地评估三阴性乳腺癌的化疗疗效，文章发表于 The Oncologist（IF：5.31）。

乳腺癌局部区域复发放疗的进展主要在治疗乳腺癌孤立局部区域复发的放疗方面。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疗科研究了挽救性放疗联合系统治疗在乳腺癌术后出现孤立局部区域复发（Isolated locoregional recurrence，ILRR）患者中的疗效，其结果发表于 Journal of Oncology（IF：4.53） ^［18］。该研究纳入了269例乳腺癌术后未接受辅助放疗，接受挽救性放疗的ILRR患者，结果表明，患者5年总生存率为66.8%，5年无病生存率为43.9%。研究者进一步分析了影响此类患者预后的因素，发现三阴性乳腺癌患者的预后明显差于其他分子分型。该研究表明分子分型是挽救性放疗重要的预后影响因素。

在正常组织毒性方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放疗相关心脏毒性的综述发表在 Cancer Treatment Review（IF：8.12） ^［19］。该研究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总结，回答了心脏剂量限制、心脏毒性发生时间等问题。该综述系统总结并回答了与放疗心脏毒性密切相关的临床问题。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的研究者探究了BET抑制剂JQ1在控制放射性肺损伤中的价值，该研究发表在 Scientific Reports（IF：4.12） ^［20］。研究者发现，JQ1可以通过抑制转化生长因子（TGF-β）等的表达，抑制放射性肺损伤。同时，对于肺癌及食管癌细胞，JQ1具有放射增敏作用。该研究首次发现JQ1具有控制放射性肺损伤及放射增敏的作用。

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放疗科的研究者利用CHI（chair heterogeneity index）评价同期加量靶区剂量，其研究结果发表在 Scientific Reports（IF：4.12）。该研究纳入了10例全乳照射同期加量计划、12例鼻咽癌计划及9例全脑照射后立体定向放疗计划，通过与剂量均匀性指数（HI）对比，研究发现CHI能够更好地区别容积调强计划（VMAT）和束流调强计划（IMRT） ^［21］。该结果对于评价同期加量计划的剂量均匀性有一定指导意义。

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肿瘤医院放疗科的研究者探究了仰卧位及俯卧位下保乳术后部分乳房照射的剂量学差异，研究结果发表在 Scientific Reports（IF：4.12） ^［22］。研究纳入了30例保乳术后患者，均制定了仰卧位、俯卧位下部分乳房照射计划。研究发现，与仰卧定位相比，俯卧位下临床靶区（CTV）及计划靶区（PTV）均明显增大（ P=0.03， P=0.04），平均同侧肺剂量均明显降低（ P<0.01， P=0.029）。该研究证明，在中国的乳腺癌患者中，俯卧位放疗是可行的。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研究了省略放疗在老年乳腺小管癌（tubular carcinoma）中的安全性，相关研究内容发表在 Frontier in Oncology（IF：4.42） ^［23］。该研究收集了2000—2013年SEER数据库中年龄≥65、接受保乳手术的、T1N0、ER+的乳腺小管癌患者资料。研究结果发现，5年及10年乳腺癌专病病死率分别为98.7%和97.9%。预后分析结果显示，放疗不能降低此类患者乳腺癌专病病死率（ P=0.134）。另外，进行倾向性评分后，研究者发现，是否接受术后放疗的老年乳腺小管癌患者乳腺癌专病生存率无明显差别（ P=0.858）。该研究表明，对于老年乳腺小管癌患者可以免于保乳术后放疗。

前哨淋巴结（sentinel lymph node，SLN）活检是乳腺外科手术方面近期的进展之一，成功地改变了乳腺癌手术方式，极大地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前哨淋巴结的检出方法一直是临床医生关注的问题。

目前SLN推荐双示踪方法来寻找淋巴结，可使用 ^99mTc标记纳米胶体和蓝色染料，但由于医患对于暴露同位素安全性的担忧，以及药物的可及性等因素，临床可能不能有效地开展这种检测方法。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西南医院）乳腺外科比较了亚甲蓝染料联合吲哚菁绿或联合放射性同位素作为示踪剂的差异，结果发表于 Cancer Biology & Medicine（IF：4.61） ^［24］。结果显示，吲哚菁绿组患者的识别率为99%，对照组为99.6%，对于转移淋巴结的检出率无明显差异，分别为22.5%和22.9%（ P>0.05）。

北京协和医学院孙强教授的团队也有类似的研究结果发表在 Journal of surgical oncology（IF：2.89） ^［25］。523例早期乳腺癌患者被纳入此项非随机的前瞻性研究中，结果显示，联合组比单蓝染组有更高的前哨淋巴结识别成功率（99.2% vs 93.3%， P<0.001），联合组获取的前哨淋巴结3.7±2.4枚，也明显多于单蓝染组的3.2±1.6枚（ P=0.004）。随访29个月，两组的腋窝复发率均很低，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这一结果再次提示联合法在临床应用中具有优势。

对于前哨淋巴结阳性的患者，后续淋巴结是否还需进一步清扫是另一个有争议的临床热点问题。长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乳腺外科在中国人群中针对前哨淋巴结阳性的患者，回顾性地评估了非前哨淋巴结（non-sentinel lymph node，non-SLN）转移的危险因素，结果发表于 Cancer Biology & Medicine（IF：4.61） ^［26］。研究纳入了2008例早期乳腺癌患者，其中296例前哨淋巴结阳性者接受了腋窝淋巴结清扫，有95例（32.1%）患者存在non-SLN转移。单因素分析显示≥3枚前哨淋巴结阳性、前哨宏转移以及脉管侵犯是3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与non-SLN转移显著相关。多因素分析显示，前哨淋巴结阳性数是对non-SLN转移最主要的预测因素。包含0、1、2或3个危险因素所对应的non-SLN转移风险分别为11.5%、22.5%、35.2%和73.1%。对于不满足ACOSOGZ0011研究和IBCSG23-01入组条件的前哨阳性的患者，不能轻易下结论而不再行腋清扫手术。该研究提出的危险因素指标可以帮助外科医师评估是否进一步行腋淋巴结清扫。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柳光宇教授在新辅助化疗后实施SLNB方面做了长期的探索。其最近的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Annals of Surgical Oncology（IF：3.86） ^［27］。这是一个前瞻性、单中心队列研究，研究对比了92例新辅助化疗后采用靶向腋窝淋巴结活检的患者（同时切除穿刺活检阳性并留置标记夹的淋巴结和前哨淋巴结）和859例非新辅助化疗患者的SLNB。结果显示，术中行印片细胞学诊断的准确性达到92.4%，敏感性为87.9%，特异性为94.9%，印片未能诊断淋巴结转移的都是微转移和孤立肿瘤细胞。非新辅助化疗组的准确性和特异性与新辅助化疗患者类似，然而敏感性更低。研究结果提示，术中印片细胞学技术可应用于新辅助化疗后腋窝状态的评估，减少腋窝淋巴结存在残余肿瘤者的二次手术率。

此外，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吴炅教授也提出了客观上前哨淋巴结存在手术方式使用不当、滥用的情况，比如在DCIS保乳手术的患者中SLNB被过度使用，并在 Cancer Medicine（IF：3.2）发表了研究结果 ^［28］。作者提出由于SLNB技术的简单有效以及担心原发灶病理低估，近年来，接受腋窝状态评估的比例呈现上升的趋势，从之前的（2006—2010年）33%升高至53.8%（2011—2015年），这当中SLNB的过度开展是主要原因（从13.8%上升到52.9%）。此外，高级别导管原位癌、临床可触及肿块会使临床医生更多考虑进行腋窝评估。切除活检（含麦默通活检）与粗针穿刺等相比，或许可提供更详实、可靠的病理结果，使临床医生选择免除腋窝评估。

因此，在临床上还需要对淋巴结转移风险进行评估的预测模型。广州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乳腺科的研究者结合患者临床特征及肿瘤miRNAs表达，建立了评估早期乳腺癌淋巴结转移风险的评估模型，论文发表于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cer（IF：7.36） ^［29］。研究分析了864例早期乳腺癌患者的miRNA表达谱，筛选出9个miRNA，其中hsa-miR-645，hsamiR-652-5p和hsa-miR-934的表达水平与腋窝淋巴结转移呈正相关。将miNRA表达结合患者的年龄、肿瘤大小、肿瘤的位置以及超声评估的淋巴结状态等，与单纯应用临床指标相比能够更好地预测与评估腋淋巴结的转移状态。这一模型还需要进一步的前瞻性研究加以验证，可为部分早期乳腺癌的患者避免腋窝手术提供有效的预测方法。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姜军教授在 Surgical Oncology（IF：2.56）发表了其团队有关乳腺癌内乳淋巴结活检的研究 ^［30］。研究回顾性分析了2005—2009年该团队接受内乳淋巴结活检的337例患者，其中314例患者接受经肋间隙内乳淋巴结活检，23例接受内镜下内乳淋巴结切除术。共63例（18.69%）患者检出阳性内乳淋巴结。其中28例（44.44%）患者因此改变了病理淋巴结分期，15例（23.81%）因此改变了术后辅助治疗策略。研究还发现内乳淋巴结转移的相关因素：1～3个ALN阳性（ OR=42.097； P=0.000 4）、≥4个ALN阳性（ OR=82.429； P<0.000 1）、HER2阳性（ OR=5.452； P<0.000 1）。这些数据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准确评估患者的疾病分期、复发风险评估以及综合治疗决策，从而进一步改善患者生存。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厉红元教授发表在 Medicine（IF：2.0）的报道 ^［31］也回顾性分析了2005—2012年1 977例西部临床协作组的乳腺癌患者，其中514例接受了内乳淋巴结活检。结果显示，内乳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乳头内陷、钼靶钙化灶、大肿块、中央型病灶和多发腋窝淋巴结转移。内乳淋巴结阳性的患者经清扫和系统治疗后，与内乳淋巴结阴性患者的DFS无显著差异。

切除肿瘤原发灶对于初始Ⅳ期乳腺癌患者或可缓解症状，改善生活质量。但局部手术是否能够给患者带来生存获益，以及哪些患者获益更多一直是临床关注的热点。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针对Ⅳ期乳腺癌手术疗效进行了研究，结果发表在 BMC Cancer（IF：3.29） ^［32］。该研究回顾性分析了2006—2013年313例初治转移性乳腺癌患者在系统治疗基础上接受手术比不手术者对比的生存获益；中位随访时间25个月。全组中有188例患者（60.1%）接受了手术治疗，在校正临床和肿瘤特征后，分析发现手术组死亡风险下降了47%，中位生存时间达到了78个月，远远优于非手术患者（ HR=0.53；95% CI 0.36～0.78）。进一步分层分析显示，仅有骨转移（且原发灶小于5cm），软组织转移，或者3个以下转移部位的患者能够从外科手术治疗中获益。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科团队针对对侧乳腺癌的发生与预后，利用SEER数据进行了分析，论文发表于 Journal of Clinical Medicine（IF：5.56） ^［33］。研究纳入了1990—2009年诊断的早期乳腺癌212 630例，其中10 944例患者被诊断为对侧继发性乳腺癌。继发性乳腺癌5年、10年、15年和20年的累计发病率分别为1.9%、4.6%、7.6%和10.5%。年龄小于40岁、黑种人、激素受体阴性以及接受过放疗是对侧乳腺癌发生的高危因素。对侧乳腺癌的发病风险从原发疾病诊断后起至11年不断上升，从11年至21年开始减缓，21年至24年出现下降。并且无论患者的肿瘤分期如何，双侧乳腺癌患者的总生存以及乳腺癌特异性生存均较单侧乳腺癌患者差。因此对于单侧乳腺癌患者治疗后的20年，随访跟踪仍然十分重要。

21基因的评分已广泛应用于临床，主要推荐肿瘤大于0.5cm、淋巴结阴性、激素受体阳性以及HER2阴性的患者进行复发风险的评估。然而，RS评分在不同乳腺组织学类型间是否存在差异并未明确，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放射治疗科以及厦门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厦门肿瘤医院放射肿瘤科通过SEER数据库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结果发表于 Frontiers in Genetics（IF：4.15） ^［34］。研究共纳入了83 655例乳腺癌，包括8个组织学亚型，分别是浸润性导管癌、小叶癌、混合浸润性导管／小叶癌、黏液腺癌、管状腺癌、微乳头状导管癌、腺样囊性癌以及导管内乳头状癌伴浸润。各种亚型的乳腺癌5年特异性生存率不尽相同（ P=0.011）。与其他类型相比（1%～3.8%， P<0.001），浸润性导管癌（8.9%）、微乳头状导管癌（8.8%）以及导管内乳头状癌伴浸润者（8.2%）RS高危风险者更多。多因素分析显示，21基因RS评分是浸润性导管癌、浸润性小叶癌和混合性浸润性导管／小叶癌患者的独立预后因素，评分越高，患者的乳腺癌特异性生存就越差。

香港中文大学就乳腺癌患者诊断后的生活治疗改善进行了研究。报道指出：中国的乳腺癌患者在诊断后做出了积极的生活方式改变，并能遵循世界癌症研究基金／美国癌症研究所（WCRF/AICR）的健康指南 ^［35］。该指南于2007年被提出，主要就饮食和体育活动提出了8项建议，以降低肿瘤的发病风险。本研究中将该指南应用于乳腺癌患者术后的随访，发现能够很好地遵循指南的患者拥有更好的心理和生活质量，并可减少严重的合并症。因此研究者推荐乳腺癌患者依照WCRF/AICR指南改变生活方式，从而更好地改善预后，但是对总生存是否有积极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的研究，该研究发表于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IF：6.47）。

在影响乳腺癌患者生活质量的症状中，乳房切除术后疼痛综合征（post mastectomy pain syndrome，PMPS）也是不少患者面临的术后并发症，但临床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和广西桂林市乳腺外科医院调查了PMPS的发生情况和其可能的危险因素，结果发表于 Scientific Reports（IF：4.12） ^［36］。这项研究分析了473例术后5年的患者，420人完成了问卷调查。其中152人（36.2%）发生过PMPS，18人（11.8%）因此寻求治疗。多因素分析提示，既往有慢性疼痛的病史和年龄较轻的患者更易发生PMPS，作者建议予以预防与治疗相结合的方法来减少PMPS。

针对一些特殊的乳腺癌亚型，国内有学者对此进行了专项的研究。浸润性微乳头状癌由于其易发生脉管侵犯和淋巴结转移，因此一直被认为预后较差。

天津医科大学癌症研究所通过大规模长期的前瞻性调查研究提出需要进行精确的病理诊断与个体化的治疗，从而改善患者的预后 ^［37］。作者对研究组中的患者采用全样本的方法进行定向和连续切片进行病理诊断，发现浸润性微乳头状癌的诊断比率为6%；而对照组则是回顾性分析了常规病理切片诊断的浸润性癌患者，发现浸润性微乳头状癌的诊断率仅为2%。研究组患者的5年DFS为83.8%，显著高于对照组的45.4%（ P<0.05）。总生存率两组分别为90.9%和57.4%（ P<0.05）。多因素分析提示淋巴管侵犯、ER和淋巴结转移是独立的预后因素。既往由于缺乏全样本方法来进行定向和连续切片分析，并且缺乏密切的随访和必要的辅助治疗，浸润性微乳头状癌的预后较差。作者提出通过精确的病理诊断和必要的个体化治疗，可以使浸润性微乳头状癌的患者获得更好的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