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引言

在一个名声显赫的大家族里，罗昂-夏伯[1][2]是个无名的后裔。有一天，他对着《俄狄浦斯王》（OEdipe）和《亨利亚特》（Henriade）的作者伏尔泰叫嚷道：“又是德·伏尔泰，又是阿鲁埃[3]，你到底叫什么？”伏尔泰回应说：“我不像有些人，让自己的家族姓氏蒙羞，我会让自己的姓氏永垂青史。”罗昂-夏伯骑士举起手杖要向伏尔泰打去，但他突然又改变了主意：“对你这种人，只能用棍子来讲话。”这件事发生在法兰西喜剧院。三天之后，伏尔泰在苏利公爵（duc de Sully）家晚餐，有个仆人来告诉他说，有人要见他。他毫无戒心地下楼去了。在大门口，他看到四条健壮的大汉。这些人抡起木棒便朝他打来。罗昂-夏伯骑士坐在一辆马车里，悠闲地见证了整个杖责的过程。当时，一个贵族若对文人不满，便常用这种杖责的方式来惩罚他。据说拉辛也曾险些遭此厄运。

伏尔泰不甘受辱。他暴跳如雷，想和罗昂-夏伯决斗。罗昂-夏伯谨慎地让家里人帮了忙：国王发出命令，将阿鲁埃先生关进了巴士底狱。几天之后，伏尔泰从狱中出来，被责令远离巴黎五十里之外[4]。1726年5月10日，伏尔泰在加莱上船去了英国，并在英国一直生活到1728年。

是“微不足道的原因”导致发生了重大的事件吗？邦格罗斯（Pangloss）[5]会说：“如果罗昂没有招惹伏尔泰，伏尔泰也就不会写《英国书简》[6]这本哲学世纪的重要作品了。”实际上，这件事和别的事情一样，“微不足道的原因”只是起到了某种揭示的作用，而不是解释。在间隔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三个法国人相继来到英国，而且都是那个时代重要的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普雷沃斯特神甫（abbé Prévost）[7]和伏尔泰。而伏尔泰几年之前便开始关注拉芒什海峡对岸的英国。他到过英国驻巴黎的大使馆，与在法国避难的英国托利党领袖博林布罗克[8]勋爵（Bolingbroke）有过来往。他把博林布罗克比作西塞罗（Cicéron），而且在这个政治哲学家的鼓动之下，伏尔泰开始学习英语。他研究过洛克（Locke）的作品。与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9]通信。他本来就决心要到英国去一趟的。杖责事件和巴士底狱只不过促使他提前出发了而已。

英国始终就是想与法国一争高下的国家，但三分之一个世纪以来，英国明显地走在了法国的前面。英国发生了1688年的革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同时也接受了宗教的宽容和某种程度上的思想自由。而这些创新，在很长时间里曾被法国舆论界认为是邪恶的东西。可是在乌得勒支条约[10]谈判时，常常为人所诟病的英国却颐指气使地规定条件了。英国的贸易蒸蒸日上。英国的哲学和科学处在知识运动的前沿。英国人俨然成了一种新型的人：英国人思想自由，行动自由，对尘世间的一切无所畏惧，对来世的一切也无所畏惧。这难道不值得法国思考吗？法国因路易十四的战争而濒临破产，摄政的丑闻和约翰·劳[11]的通货膨胀搅乱了民心，教皇谴责冉森派的谕旨引发的神学争论，又使得法国变得四分五裂。

伏尔泰决定对这个“理性之岛”进行一番调查。他先从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开始。他请了一个年轻的公谊会教徒给他上英文课，并由此而发现了这个特别的教派。他的第一封哲学书信中的对话者安德鲁·皮特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后来，他与这个人仍然保持了联系。几个星期之后，他学会的英语足够让他去看戏了，并由此而感受到了莎士比亚这个天才的“蛮子”带给他的震撼。有人在王宫里引见了他。他与两党的政治家都有来往，包括博林布罗克勋爵，但也包括博林布罗克的对头、辉格党（Whig）的党员——首相罗伯特·沃波尔[12]。辉格党的很多知名人物都订购了他1728年在伦敦出版的《亨利亚特》[13]。他在彼得伯勒勋爵[14]的家里小住过；到哈维勋爵[15]在萨福克的农庄里去拜访过，马尔伯勒夫人[16]在布伦海姆的住宅中接待过他。他也与金融和贸易界的人士建立了联系。他把自己的钱投资在犹太银行家梅迪纳（Médina）和达高斯塔（d'Acosta）的银行里。他在法格奈（Falkener）家做过客，法格奈是个商人，后来成了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人们都认为，“关于帕斯卡的第六条意见”中那位匿名的朋友就是法格奈。

当然，他还与文人们常有来往，包括诗人蒲柏（Pope）；据说他和斯威夫特[17]一起在彼得伯勒勋爵家里住过三个月；他和《乞丐歌剧》的作者约翰·盖伊[18]、哲学家贝克莱[19]、自由派的神学家塞缪尔·克拉克[20]有过来往。他参加了牛顿的盛大葬礼，英国对这个伟大人物的敬意使他深受触动。他向侄女龚杜依夫人（Mrs Conduit）打听关于牛顿的一些情况。很快，他便想好要发表一些类似于英国报道之类的东西。

他刚刚记了一些简单的笔记，便回到了法国。多少年过去了，他仍然没有将自己当初的想法付诸实施。他通过莫佩尔蒂[21]，简单了解了一下牛顿的物理学是怎么回事。到1733年，《哲学书简》终于准备就绪了。这本书首先是以英文译本的形式在伦敦出版的。有人没有得到准许便在鲁昂印制了法文版本，但伏尔泰制止了这个版本的发行。他担心这本爆炸性的小书会给他惹来相当严重的麻烦。的确，出版商等得不耐烦了，把出版的图书卖了出去，高等法院的一项决定谴责了这本书，说是一本“令人感到气愤、违背宗教、有伤风化的书，而且缺乏对达官贵人应有的尊敬”。《哲学书简》在王宫的大台阶下被刽子手焚烧。国王下令逮捕伏尔泰。于是，伏尔泰不得不逃跑并躲藏了起来。

这一事件击中了伏尔泰的要害。他放弃了写《旅行者书简》的打算，而这本书只不过是以外国风情为主调的。英国重要的是哲学，换句话说就是现代的精神。在一本谈及英国人1730左右的教派、政治、贸易、科学、文学的书中，为什么会出现“关于帕斯卡的一些说明”呢？作为后来补充进去的一个附件，这篇“反对帕斯卡”的文章实际上证实了《哲学书简》的精神实质。伏尔泰反对从前的宗教哲学，也定义了在当时的欧洲正在诞生过程中的世界哲学。

在三十年战争时期或者之后，帕斯卡描绘的人的焦虑，恰恰与人当时的状态相符。那是布莱希特（Brecht）的“大胆妈妈”[22]的世界。人只有到了来世才能得到拯救，在今生今世是没有任何指望的。人只能接受国王、战争、不正义的命运。人只能接受痛苦和死亡。人躲避社会生活，无可救药地腐败了。行动是人企图麻痹自我的“娱乐”方式，似乎是邪恶的自然之标志。因此，这个不幸时代的人只能退避，只能孤独地与上帝对话。人为了躲避自然而走向了超自然。

为了反对这一点，伏尔泰在《哲学书简》中为人世间的幸福提出了一种新的观念。有人会说，那是时代的标志。弗勒里（Fleury）[23]和沃波尔（Walpole）[24]打出的旗号都是和平的，在这一旗号之下，上层阶级越来越富有，他们知道了什么叫“舒适”，知道了如何把日子过得舒舒服服；普罗大众也不像从前那样整天饿肚子，人口很快多起来。但是《哲学书简》的哲学不仅仅局限于当时的时局。

在1734年的法国，阐述洛克的经验主义和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那是要引起公愤的。这些思想在当时是具有革命性的新思想，如今则已经属于历史了。但是产生这些思想的精神依然存在。伏尔泰把牛顿说成是“哲学家”的“典型”，也就是说，牛顿表明了什么是科学思想。科学思想是人类集体的创造，科学思想通过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改变着人类的生活。“关于牛痘”的信便说明了这一点。伏尔泰重新整理了笛卡尔在《谈谈方法》中提出的远大抱负。但是，伏尔泰强调的却是经验，而且科学不仅仅是人们的希望，还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

这本书的第二个重要思想是关于社会生活的思想。一边是帕斯卡、笛卡尔，另一边是伏尔泰，在这两边之间，从一边到另一边，法国的思想从关注人过渡到了关注人类。伏尔泰的言辞准确地表明了他的意图，那就是他决心与“人类”站在一起，反对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愤世嫉俗。当然，对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所遭受的痛苦，他并非不知道：欺诈、压迫、战争、狂热……但是，他摆脱了灾难的想象，而虔信宗教的人却沉湎在这样的想象中，并自得其乐。“一片荒芜而可怕的孤岛”，一个屠宰场，人人只能等着轮到自己被宰杀的时刻。从这些触动人心的比喻中，我们一点也看不到现代欧洲社会生活的影子。英国的例子恰恰表明，我们可以安排好集体的生活，让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根据其天性而应该享受的一份幸福。

而且不管怎么样，人生来就应该是社会生活中的人。人在内心深处的愿望，激励着人在共同的社会生活的框架内行动。说生活是“娱乐”，是对自我的逃避，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想自己，等于是什么也不想，”伏尔泰指出，只有当思想有对象时，思想才是存在的。人只有通过行动才能够证实自己。在人们对帕斯卡的“娱乐”说法的批判当中，只有伏尔泰的批判才是唯一有效的。伏尔泰也许不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家。但是他的表现说明，他是一个恰到好处的哲学家。

他对参照的选择是恰到好处的；他的风格也是恰到好处的。他思想敏捷，目光犀利，斗志昂扬，《哲学书简》的口吻使人精神一振。这本书让人体会到了“启蒙”时代的乐观主义。

自从《哲学书简》引起轰动以来，两个世纪已经过去了。伏尔泰在这本书中阐述的哲学已经成为基本的真理，我们的世界就是以这种哲学为基础建设起来的。科学征服，社会组织仍然是以技术为本的人类所追求的目的。1734年的这本小书里最具现实意义的，是我们开卷便能体会到的一种精神。有些人喜欢在想象中逃避现实，而逃避表现的必然是良心上的瑕疵。但是，伏尔泰却清醒、警觉地告诉人们，要勇于承担人类的现代冒险。

勒内·波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