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石床垫》：协商之作[168]

2014年9月9日，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新作《石床垫》（Stone Mattress）问世，由南·A.塔利斯（Nan A.Talese）出版社发行，这是阿特伍德继《道德失范》（Moral Disorder，2006）后再次出版的一部短篇小说集。《书单》（Booklist）评论该小说集有着“耀人眼目的敏锐，开心的淘气，和令人捧腹的尖刻”，并且指出，阿特伍德具有“猛禽的目光、速度和灵敏，从不错过目标物”。[169]这样的评价或许不乏美誉之辞，但是《石床垫》以阿特伍德特有的黑色幽默，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个真实又离奇的世界。

在这部小说集里，只有前三个短篇——《阿尔芬地》（"Alphinland"）、《亡魂》（"Revenant"）和《黑女士》（"Dark Lady"）——是相关的，主人公之间互为联系。虽然其他短篇各自独立，但它们拥有共同的风格特征：现实主义和传奇故事高度结合，既有神话和传说中的超自然事件，又有对人类愚行的清醒观察。无怪乎作者将小说集的副标题定为了“九个传说（Nine Tales）”。阿特伍德在《石床垫》的鸣谢部分就“故事”和“传说”进行了区分，她认为“传说”一词是对这些短篇小说最恰当的称呼，因为故事或许只是讲述“我们通常称作‘真实生活’的真实故事，以及保持在社会现实主义范围内的短篇故事”，而传说“召唤的是一个民间故事、奇闻逸事和久远的故事讲述者的世界”[170]。另外，阿特伍德在一次访谈中对此进行了补充说明：“传说形式的结尾更有可能具备……民间故事或神话故事的因素，例如，从现代的系列幻想和恐怖经典作品中体现出来。”[171]《石床垫》中的九个传说取材自古往今来的传奇故事，只是，它们在阿特伍德笔下焕发出了新的时代意义。

一、与死者的协商

在谈写作的论著《与死者协商》（Negotiating with the Dead: A Writer on Writing）中，阿特伍德指出了“与死者协商”这个标题背后存在的假设：“不只是部分，而是所有的叙事体写作，以及或许所有的写作，其深层动机都是来自对‘人必有死’这一点的畏惧和惊迷……”[172]而在小说《盲刺客》中，阿特伍德写道：“我发现，没什么比理解死者更难，但没什么比忽视他们更危险。”[173]阿特伍德的作品几乎都包含了一种“与死者协商”的姿态：她笔下的女主人公们在个人追求的过程中或是受到鬼魂的声音纠缠，或是不得不挖掘那些在其私生活中受到压抑或掩藏在集体记忆中的秘密。而作者本人则一次又一次地回归哥特式浪漫小说、反乌托邦小说和历史小说等传统的叙事模式，“书写生者却不忽视死者——事实上是观察过去以便理解当下”[174]。

《石床垫》充满了哥特式的神秘主义色彩。由于真实与想象世界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哥特式作品往往沉迷于越界的情节，在梦境与清醒、正常与疯癫、生与死之间穿梭，其叙事模式也时常在现实主义、幻想和噩梦之间转换。在《阿尔芬地》中，偶像作家康斯坦斯在暴风雪里边走边跟死去的丈夫说话，“阿尔芬地”是康斯坦斯所写的系列作品的书名，可是就连康斯坦斯自己都无法搞清她是生活在当下呢还是迷失在了“阿尔芬地”。“阿尔芬地”事实上是介于现实与幻想之间的一个地带：

屏幕保护入口上方是石刻的铭文，仿哥特式拉斐尔前派字体：“阿尔芬地”。

康斯坦斯深吸一口气。然后穿了过去。

入口另一边没有明媚的阳光。只有一条窄路，几乎就是羊肠小道，蜿蜒通往山下的一座桥，桥上有灯光——因为是夜晚——状如鸡蛋或水珠的微黄色光。桥那边是一片黑魆魆的树林。

她要过桥，悄悄穿过树林，警惕伏击，到了桥那边，是一个十字路口。接着便要考虑走哪条路。它们都属于阿尔芬地，但每一条路都通往不同的版本。康斯坦斯是它的始创者、傀儡女主人，是其命运的主宰，但她从未确切地知道结局会是如何。[175]

对康斯坦斯来说，这个哥特式迷宫般的“阿尔芬地”如同一个记忆殿堂，过去那些令她不安的人或事物都可储存于此。比如前男友加文就被她安置在酒庄的橡木桶里，有专人看守。这种想象与现实编码的不断转换虽然有时令读者感到困惑，却也充满了阅读的乐趣。

哥特式小说总是被埋葬的、隐藏的或无法言说的秘密所缠绕，恐惧、厄运、死亡、颓废和疯癫是其典型特征。哥特式主题可以归纳为对“莫可名状之物和活埋事件”[176]的描述，或是反映那些“熟谙却因压抑而遭疏离”[177]之事。在神秘领地（uncanny territory）的边缘地带，熟悉的事物威胁着闯入陌生的空间，造成高度焦虑和悬念。《大自然的恶作剧》（"Lusus Naturae"）描述了一个“黄色眼睛、粉色牙齿、红色指甲，胸口和胳膊上长出黑色长毛”[178]的畸形女孩的生活，医生认定她是“大自然的恶作剧”，需要喝大量血（鸡血和牛血等）维持生命。她的家人倍感恐惧和懊丧，便谎称她已死，用空棺材装了她的衣服埋了。于是，女孩只能像幽灵般在暗夜出没：“夜里，我睡不着，在屋子里游荡，倾听别人的鼾声，以及噩梦中的叫喊。”唯一愿意靠近她的是只猫咪，那也是因为“我身上有血的味道，风干的陈血：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尾随我，爬到身上舔我”[179]。小说最后，家人都弃她而去，她则被人发现，最终命运可想而知。在《冻干的新郎》（"The Freeze-Dried Groom"）里，古董交易商萨姆在拍卖会上购得一套贮酒设备，打开一看，里面是全新的结婚用品：床头柜、新娘礼裙、鲜花、巨型新婚蛋糕、香槟、餐具等。远处黑暗的角落里则是一具新郎装扮的尸体：“男子的脸看起来很干燥，仿佛被风干的木乃伊。他被封在几层透明塑料袋里；或许是西装袋，装衣物用的……在层层透明塑料内，新郎像是随着水波荡漾，如同在水下。”[180]萨姆有一种奇怪的似曾相识之感，似乎他认识这个新郎，“但他知道这不可能是真的”[181]。正是这种熟悉的感觉，最能唤起人们心中的原始恐惧。

有些批评家认为，最可怕的哥特式所在其实是家，当里面/外面的分界遭到破坏时，家成了鬼魂出没的“非家”（unhomely）[182]。还有批评家认为，如果说家取代了传统的哥特式城堡或残破的修道院而成为当代哥特式小说中占统治地位的建筑隐喻，有着邪恶化身的分裂的自我便是心理压抑和疏离的无处不在的身体意象。[183]《死亡之手爱你》（"The Dead Hand Loves You"）是主人公杰克为还房租写的一部恐怖小说，讲述了某个遭弃情人的断肢从坟墓中出来复仇的故事，小说出版后大获成功。这个故事和阿特伍德在《与死者协商》中提到的《有五根手指的野兽》类似，都属于“切断的身体一部分变成化身”[184]。断肢从坟墓里爬出来，不断地溜到抛弃他的心上人维奥莱特家里，写便条、留鲜花，使维奥莱特处于极度恐惧中。当家变成幽灵出没之地时，它就失去了家的意义，成了“非家”。因此，哥特式小说与其说是对死亡的迷恋，毋宁说是遭受着未死之物的困扰：对本该死去或埋葬却有可能根本未死之物的惧怕——害怕它以恶魔般的或无法预料的方式随时跳将出来——令你无法分清生与死的界限，从而跌入恐惧的深渊。

二、与两性战争的协商

阿特伍德热衷于描述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冲突。她虽然极力否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纵观其作品，从最早的诗集《双面的普西芬尼》到“后启示录三部曲”（post-apocalyptic trilogy）——《羚羊与秧鸡》、《洪疫之年》和《疯癫亚当》（MaddAddam，2013），阿特伍德无时无刻不流露出对性别问题的关注。《出版商周刊》（Publishers Weekly）的评论文章指出，《石床垫》是一部“极不寻常”的小说集，“阿特伍德用尖酸的俏皮话处理两性之间的战争”。[185]

《阿尔芬地》、《亡魂》和《黑女士》围绕着康斯坦斯和她的初恋加文之间的情感冲突展开。康斯坦斯年轻时疯狂地爱着诗人加文，觉得他简直是完美的化身。回首往事时，康斯坦斯明白，那个年龄的女孩们大都喜欢这么做，“像吃了迷魂药似的，为某个男人关于自个儿是天才的想法打气。那是多么的浪漫”[186]。加文却欺骗了她，与别的女人发生关系，并搬到了另一座城市生活。令康斯坦斯颇感屈辱的是，加文每年圣诞都要和现在的妻子给她寄上一张贺卡，得意扬扬地展示他的舒心日子。作为作家，康斯坦斯如今的名气要比加文大，加文为此很不服气。一次，加文接受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采访，得知她要写一篇关于康斯坦斯及“阿尔芬地”系列方面的学术论文，顿时恼羞成怒。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伏击，遭到了背叛，“仿佛冰冷的水银灌入了静脉”[187]。

在《我梦见长着闪亮红牙的赞妮亚》（"I Dream of Zenia with the Bright Red Teeth"，以下简称《我》）中，阿特伍德重写了《强盗新娘》中三位女性——罗兹、托尼和切丽思——的故事，延续了对两性关系问题的思考。《强盗新娘》中的赞妮亚是超自然力量的象征，具有变形的本领，一度被比作“狼、吸血鬼、龙、女巫、半人或非人、超自然物和自然力量”[188]。为了接近另外三位女主人公，她像一条不断蜕壳的蛇：通过饥饿、外科手术和发型的变化来改变自己的外表，并且变换不同的身份。赞妮亚的出现给三个女子带来的震撼毋庸置疑：她夺走了她们的男友和丈夫。20多年过去了，三个女人互帮互助，共渡难关，缔结了牢固的友谊。《我》描写的就是这三位已近暮年的女性。故事开始时，切丽思告诉朋友们赞妮亚托梦给她，说“比利将要回来”[189]。在《强盗新娘》中，比利是切丽思年轻时的男友，后与赞妮亚私奔。如今，切丽思继承了一笔财产，买下连栋别墅，想把其中一半租给一个会修修补补的男房客，租客恰好是比利。罗兹和托尼担心比利是在利用善良的切丽思，密谋夺取她的财产。事情似乎在朝着她们担心的方向发展，切丽思开始与比利交往。有一天，两人在一起时，切丽思问起比利20多年前他与赞妮亚究竟是谁将她家中的鸡全部割开喉管然后决然而去，比利将责任推到了赞妮亚身上，此时，切丽思养的狗齐达猛扑到比利身上，将他咬伤。切丽思突然明白，这是赞妮亚将魂灵附在狗身上，揭穿比利的谎言呢，赞妮亚早年的所作所为是为救赎，而非破坏：

……或许她偷走比利是为保护切丽思免受这个坏蛋的伤害。或许她偷走韦斯特是为教会托尼关于音乐欣赏之类的人生道理，或许她偷走米奇是为罗兹扫清道路，找到萨姆这位好上百倍的丈夫。或许赞妮亚就像她们另一个秘密的自我，为她们做一些她们自己没有勇气去做的事。[190]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不管赞妮亚是活着还是已死，她始终是连接这三位女性的纽带，使她们能看清生活的本质，更加勇敢地面对未来。

与小说集同名的故事《石床垫》将两性冲突方面的描写推向了极致，以至于有不少男作家认为，阿特伍德有“恨男”[191]倾向。《石床垫》于2011年12月19日发表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上，故事的由来颇有意思。阿特伍德曾跟随加拿大冒险团乘船经由西北通道前往北极地区，其中第一站就是参观新近发现的垫藻岩（stromatolite）,stromatolite这个词来自希腊语，一半指“床垫”，另一半是“石头”一词的词根。垫藻岩的形状像一层层叠起的床垫，也称叠层石。在随后的晚餐时间，团友们纷纷编起故事，想象在北极圈进行谋杀又不被逮住的可能性。阿特伍德受此启发，写下这个故事。女主人公弗娜与单亲妈妈生活在安大略省北部的一个采矿小镇上。弗娜14岁时遭到高年级足球明星鲍勃引诱并强奸，而出身富裕采矿世家的鲍勃却逃脱了法律的惩罚。此后，鲍勃到处散播流言，称弗娜是破鞋，弗娜在小镇上的生活从此跌入黑暗和痛苦的深渊。更为不幸的是，弗娜怀上了身孕。为了遮人耳目，弗娜的母亲将她送往多伦多郊区的未婚妈妈教堂之家。她每日里不得不穿着灰扑扑的孕妇装，削土豆、擦地板、刷马桶、聆听关于罪孽的训导。孩子刚一出生，就被从她身边抱走了。弗娜在走投无路中沦为妓女，幸运的是，她偶然遇到了一个对她很感兴趣的已婚老男人。她用三年的中午时间与他上床，换取了自己的教育资金。弗娜后来成了专攻心脏康复和中风病人的理疗师。利用职业便利，她接触到了一些年事已高且体弱多病的有钱男人，于是她用一些小小的计谋诱引这些男人娶她，并在不被人怀疑的情况下，加速他们死亡的进程。如今，第四任丈夫也已去世，弗娜踏上了前往北极地区的旅程，她想要度个假，让疲惫的身心歇一歇。巧合的是，她在行程中遇到了那个令她终生难忘的鲍勃，对方却已认不出她。弗娜意识到，自己对鲍勃的憎恨50年来从未消减过。于是，她精心设计了一个复仇计划，在参观途中伺机用一块叠层石结束了鲍勃的性命。这个故事或多或少引起了读者关于道德伦理方面的质询：弗娜如此轻易地结束一个又一个人的生命，是否正当？阿特伍德在《纽约客》的博客上接受采访时表示，弗娜“年少时的经历在那个时代并无不同寻常之处”。至于那些死去的丈夫们，阿特伍德则认为，“弗娜冒险选择的男人不管怎么说都会不久于人世。这，也并无不同寻常之处。”[192]抛开故事中的道德合法性因素，我们也许可以将视线更多地投向其中透露出来的性别政治议题，思考当代社会中两性和谐相处的可能性。

三、与老龄化问题的协商

或许是渐入老境，阿特伍德越来越喜欢描写老年人的生活境遇。在《石床垫》中，弗娜通过一只乌鸦的眼睛往下看，“看见了一个老女人——因为，面对现实吧，她现在是个老女人了”[193]，幽默中透着忧伤。《阿尔芬地》中的康斯坦斯在雪地里踯躅而行，每一步都是那样艰难。丈夫死后，她独自一人生活在大房子里，整日里形单影只，甚至出现了幻听，会听到丈夫在跟自己说话。《亡魂》中的加文虽然娶了位年轻漂亮的老婆，却觉得越来越力不从心，不管是体力还是精神，都与年轻时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回忆便成了他每日的生活重心。在《黑女士》中，康斯坦斯和年轻时的情敌乔丽同时出现在加文的葬礼上，往事如烟：

乔丽没有动……“太痛了，”她低语。“一直都那么痛。我这辈子，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痛。”……

“我也很痛呢，”康斯坦斯说道。

“我知道的，”乔丽说。两人互相凝视着对方的眼睛，胶着于某种无法穿透的心灵融合之中。

“我们生活在两个地方，”康斯坦斯说。“‘阿尔芬地’是没有过去的。那里没有时间。可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是有时间的。我们还有一点剩下的时间。”[194]

对于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而言，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就连这不多的光阴或许也只能在回忆和孤独中度过，因为年轻人没有时间和精力陪伴在他们身边。而根据联合国人口老龄化数据显示，2009年全球年龄超过60岁的老龄人口占人口比例11%，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22%，很多国家老年人数量将是儿童的两倍。[195]老龄人口已成为21世纪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

小说集的最后一个故事《纵火烧老人》（"Torching the Dusties"）探讨的就是当代老年人严峻的生存状况。女主人公威尔玛患有一种叫“邦纳症候群”[196]的眼疾，记忆力也日渐下降，只能住到老年之家，与同住在此的男子托拜厄斯慢慢建立起了友情。对于这份情谊，威尔玛丝毫没有年轻时的浪漫想法，因为她心里清楚：

你相信自己变老时能超越身体……你相信你能不受其影响，到达一个宁静的精神领域。但你只能在迷幻中达到这一状态，而迷幻是通过身体自身获得的。如不能以骨骼和肌肉为翼，就无法飞翔。没有了那种迷幻，你只能被身体越拽越远，拽入它的组织之内。它的生锈的、嘎吱作响的、充满报复心的、残忍的组织。[197]

在日渐衰老的过程中，身体便成了最终的背叛者，切断了通往精神世界的通道，这是个体无法控制也无力控制的。

年老的过程令人沮丧，而当老龄化问题与年轻人的生活发生冲突时，这个世界便会变得十分危险。小说中，一群头戴婴儿面具的青年暴徒包围了老年之家，手里高举“腾地儿”和“轮到我们”的标语牌，嚷嚷着要烧毁这里。这些抗议者是某个国际运动组织的成员，集会目的是火烧社会上的老年群体。这样的场景似乎有些匪夷所思，不由让人联想到《使女的故事》中的暴民。阿特伍德却指出，“烧毁老年之家或许不是解决办法，但实际情况是，如果我想到了，其他人也会想到。”[198]身体虚弱、手无寸铁的老年人除了等待，别无选择。然而，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是生存还是死亡？小说结尾，青年暴徒们闯进大门，开始焚烧老年之家，托拜厄斯带着威尔玛躲到露台上，无人能够知晓这些老人最终的命运。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有着强烈的生存愿望，渴望在这世上拥有一席之地。

阿特伍德认为，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现象与战后的生育高峰分不开，这个时期出生的人曾一度掌握着大量社会资源，“他们为有利于自己的事情投票，却对有利于年轻人的事情并不十分同情”[199]。如今，这一年龄层次的老人已经多于拥有工作岗位的年轻人，后者不得不支付足够多的税收来维持负荷过重的医保体系，社会和政府却远未做好应对准备。阿特伍德担心，或许有一天，“政府将会放弃在这方面的承诺，正如它会放弃对爱助自杀的抵制一样”[200]。总之，老龄问题处理得当与否影响着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

阿特伍德在《与死者协商》中指出，该书处理的是“许多作家都很关切的各种冲突”[201]，因此，所谓的“协商”即对世上存在的各种冲突的思考。虽然已届74岁高龄，属于“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年龄，虽然创作之路/叙事过程“是一条黑暗的路，你看不见前面的路”[202]，阿特伍德依然放弃了在家颐养天年的机会，奔波于世界各地，为她所关心的社会问题呐喊出力。如果说前几年接连出版的“后启示录三部曲”面向的是未来社会以及人类对环境的不负责任，《石床垫》则更多地将目光投向现实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无情。即便前路黑暗无光，即使是顶着“冒犯”[203]的恶名，她也要将人性的丑陋书之笔端，一吐为快，这就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这就是她的作品《石床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