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艺术史与艺术史料

艺术史是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学科,艺术文献史料是艺术史研究的基础资料。史料学是关于史料的源流、价值与运用方法的学科。艺术史学科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清代历史学家章学诚有振聋发聩之声:“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事,皆是史学。”(1)梁启超先生说:“史之范围,广漠无垠,……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知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之于史。”(2)傅斯年亦云:“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作客观的史料学。”在从艺术哲学、艺术美学到艺术学、艺术学理论的概念演变过程中,教育部2011年学科目录中,艺术史却处于“艺术学理论”目录之下,艺术教育行政管理体系中,艺术史学科地位在无形中下降。

新发现的史料会改写历史,证明人类文明有数百万年之久。(3)艺术史科学重在证据,理论需要根据历史证据产生观点与理论体系。胡适先生说:

一个瑞典学者安特生发现了几处新石器,便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一个法国教士桑德华(Pere E.Licent)发现了一些旧石器,便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了几千年。北京地质调查所的学者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发现了一个人齿,经了一个解剖学专家步达生的考定,认为远古的原人,这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万年。向来学者所认为纸上的学问,如今都要跳到故纸堆外去研究了。(4)

中国艺术史料遗产非常丰富。凡过去的人类社会生活皆成历史,文字记事,事实在前,记录在后,成为史料。史料包括流传于地上的传世史料与埋藏于地下的出土史料。史料包括经史文献与一切文字资料,艺术史料更要包括文物、器物。中国历史编写肇始于轩辕黄帝时代,中华文明拥有自觉的历史意识,民族的精神与灵魂均在史册之中。《尚书·多士》曰:“惟殷先人,有典有册。”(5)殷人有文字典籍史册,有专门从事文字记载的职官太史,《尚书·顾命》曰“太史秉笔”,记言记事。周王室和各国诸侯先后修纂“国史”,称为“春秋”。孔子依据《鲁国春秋》纂《春秋》,司马迁依据史料,写成纪传体史书《史记》,汉代班固依据史料修《汉书》,创断代史体史书,宋代司马光依据史料修著《资治通鉴》,创编年体史书。汉宋两司马功莫大焉。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第十六》赞曰:

史肇轩黄,体备周孔。世历斯编,善恶偕总。胜褒裁贬,万古魂动。辞宗丘明,直归南董。(6)

任何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都无法取代客观具体的历史。史书扬善贬恶,具有历史的责任感与善恶观。文天祥《过零丁洋》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7),成为中华民族仁人志士的人生价值观。数千年来,后朝修前朝之史,褒贬人物,延绵不断,中国史学之发达占世界鳌头,令西方学者艳羡不已。黑格尔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8)梁启超先生具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梁启超先生还说:

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在源泉也。(9)

世界上的古文明只有中国文明绵延至今,重视修史是中华民族文明传承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10)历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基与灵魂,欲灭其国,先去其史。一国有一国之史,一家有一家之史,学术有学术之史,作为中国人要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敬畏历史、尊重历史、以史为鉴,修史是历代大事。只有拥有历史自豪感、自信心的民族,才能够在复杂纷纭的环境中,坚守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观。民族艺术的传承要读史,要修史,要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增长智慧与才干。反之,国史不修则国脉中断,学术史不修则文脉中断。中央美术学院有美术史论专业,中国艺术研究院原有刊物《美术史论》,“史论”的论是评论、画论、专论,不是一般空泛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章学诚说:

世界上以博稽言史,则史考也;以文笔言史,则史选也;以故实言史,则史纂也;以议论言史,则史评也;以题裁言史,则史例也。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11)

史论研究是史料考订的研究方法,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观念的基础上,依据史实生发议论。傅斯年说:

历史这个东西,不是抽象,不是空谈。古来思想家无一定的目的,任凭他的理想成为一种思想的历史——历史哲学。历史哲学可以当作很有趣的作品看待,因为没有事实做依据,所以和史学是不同的。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成为很好的哲学与文学,研究其实与历史无关。(12)

以西方哲学的美学包含艺术史学,这种学科跨界成功地导致了艺术史地位的下降,但实际上淡忘历史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艺术理论必须从艺术史生发,任何一种艺术理论都要接受艺术史的检验。美学理论的艺术学,还是属于哲学的美学研究。以西方美学理论、文艺理论、艺术学理论涵盖中国艺术历史,导致理论的第一性,取代了实践与艺术史的第一性,违反了认识论的一般规律。盲目崇拜西方美学理论,导致了去中国艺术历史的虚无主义状态,使各种不成熟的、片面的、极端的理论,反宾为主地侵入中国艺术史的机体,新鲜的、先进的、时髦的洋理论取代了中国艺术史与艺术批评理论。丰富多彩的中国艺术史成了西方理论的案例与注脚。中国艺术与文化出现了严重的断层。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伊始,劳生伯“观念艺术”进入中国美术馆,将包装箱放在中国美术馆展览厅里,以强势话语权说“这就是艺术”,从常识上颠覆着中国艺术价值观。然后又以海德格尔《世界图像时代》为契机,以“图像”概念统摄艺术作品,一切古往今来的艺术作品都成了图像。当传播学理论流行时,国内各高校纷纷建立艺术传播专业,一切艺术创作都成了新闻学的传播行为。当“符号学”理论流行时,艺术作品又成了符号,中国风格被解构成为中国符号与中国元素。当行为艺术传入中国以后,仿效者则无所不用其极,一切荒诞不经的行为都可以贴上行为艺术的标签。在现代化、全球化、与国际接轨的口号下,娱乐产业和消费文化大行其道,从多元化、戏说、快餐文化,到波兹曼“娱乐至死”的荒谬理论,淡化、遗忘中国艺术的历史,颠覆中国传统艺术价值观,在短短的几十年里,走马灯似的将西方艺术流派模仿了一遍,以西方哲学的美学、西方现代艺术理论取代中国数千年艺术经典,亦步亦趋,邯郸学步(13),丢失了民族艺术的历史记忆。

理论无法包含历史,历史是客观的史实,历史可以启迪各种理论的产生,但是历史绝不是理论可以取代的。失去历史记忆与历史荣誉感的民族,会在错误理论的指引下进入史无前例的癫狂状态。梁思成著有《中国建筑史》;他在“二战”后期,为盟军编制了保护日本东京历史建筑名单(14);平津战役中,梁先生致力于保护北平文物建筑;北京拆城墙,他全力抗争保护北京城墙,这就是建筑艺术史专家的贡献与担当。“文化大革命”砸文物、烧书画,是在“破旧立新,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的理论下进行的。故宫建筑群被视为“封建落后”,提议要拆毁。在特定的理论指导环境下,美丑不分,黑白颠倒,造成了民族文化艺术遗产的空前浩劫。

理论无法解决理论自身的问题,历史是非功过有后人评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拥有历史感、历史意识,不忘历史教训的民族,才能避免愚昧与重犯错误。司马迁说:“述往事,思来者。”(15)读史、修史是民族艺术教育的“筑基”与“植根”工程。对中国来说,研究中国史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16)艺术史料整理与编修中国艺术史是重要的国家文化工程。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途径是学习历史,以史为鉴,创造未来,回归艺术史论,在高等教育中普及艺术史论教育,提高全民族艺术欣赏水平,将艺术史独立成为承担艺术史与研究的历史学科,使艺术学院成为艺术创作、艺术家培养的主要教学阵地,当是艺术教育发展的正确途径。(17)

《中国艺术史料学》的编写,参考了各家研究成果,期盼艺术研究从引进西方美学理念回归到中国艺术史的立场与本体上来,坚守中华文化艺术阵地,唤起中国艺术修史的热情与信心,传承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艺术史传统,使中国艺术自立于世界民族艺术之林。


(1) 章学诚《文史通义·报孙渊如书》,转引自许凌云《读史入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2)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转引自许凌云《读史入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3) 冯尔康《习史治史杂谈》,《文史知识》1992年第11期,第3页。

(4) 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文存》第3集,外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204—205页。

(5) 顾宝田、洪泽湖注释《尚书》,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6页。

(6) 刘勰《文心雕龙》中卷,广陵书社2004年版,第1页。

(7) 中央美术学院建立了美术史论专业,在读史的基础上生发议论,谓之美术史论,展开美术史论教学与研究。该专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中国艺术史研究与艺术文献史料、艺术创作具体实践相结合,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美术史论学者。

(8)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年出版,第161页。

(9)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1页。

(10)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3页。

(11) 章学诚《文史通义补遗·上朱大司马论文》,转引自许凌云《读史入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

(12)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页。

(13) 艺术与自然科学的结合是现代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主流,数字艺术几乎颠覆了传统的艺术创作方法,得到了普及。而中国艺术主要是在与社会科学的结合方面,出现了艺术社会学、艺术经济学、艺术宗教学、艺术传播学、艺术管理学、艺术金融学、审美经济学等艺术与文科各学科的结合,而艺术技法理论、艺术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少有发展。

(14) 刘文俊《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文史知识》1992年第1期,第114页。日本是中国史研究的大国。世界三大汉学中心中,法国研究中国西部史与民族语言,美国侧重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及国际关系,日本把整个中国历史文化作为依据对象。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在历史分期、史料整理方面都有独立、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在中国史的一些研究领域,中日两家分庭抗礼,日本大有喧宾夺主之势。

(15) 《汉书·司马迁传》。

(16) 朱杰勤《怎样研究中外关系史》,《文史知识》1984年第5期,第3页。

(17) 2012年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专业目录》十年修订一次:基本专业五年修订一次,特设专业每年动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