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　《周礼·考工记》

《考工记》是先秦古籍，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官书辑录工匠制作工艺文献，著者佚名，有说非一人一时之作，系齐国官书，与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与礼仪制度密切相关，可能是《考工记》收录于《周礼》之中的原因。清代人江永著《周礼疑义举要》认为《考工记》的作者：“盖齐鲁间精物理，善工事而工文辞者为之。”对《考工记》作者身份做了推测。春播夏种，秋收冬藏，冬天是农闲时节，是百工制作的季节，周代冬官管理百工之事。最为难得的是《考工记》是辑录百工文献之书，古人往往将工艺发明归于圣人，所谓“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其实具有发明创造的工匠即圣人。王公大臣坐而论道，士大夫作而行之，百工审曲面势，以饬五材，整顿工艺，以辨民器，所以说百工是器物的创造者。

《考工记》提出“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的观点，列举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抟埴之工二。其中与艺术关系密切的有画缋之事。玉人之事是攻玉器。制作乐器磬有磬氏。制作陶器的陶人为瓿。制作挂编钟、磬乐器架的梓人为筍虡。匠人建国，营造城墙、城门、城池、宫殿。轮人造车轮，舆人造车。弓人制造射箭的弓等。《考工记》是中国古代记录百工工艺的官方文献，也是中国工艺技术、工艺美术最早的文献，开启了历代公私著录考工的源头，使官书辑录百工成为体例。

历代研究注释《考工记》的著作，有汉郑玄《周礼注》，魏晋至隋唐出现了点校、研究《考工记》的著作，如陆德明《经典释文》、贾公彦《周礼义疏》等。宋、元、明三朝王安石、林希逸、徐光启研究《考工记》，著《考工记解》三种。宋代李如圭撰《仪礼释宫》，考证周礼宫廷建筑礼仪制度汇集成册，对宫廷建筑的位置、名称、礼仪做考证，如门、堂、架、栋、楣。

中国古代宫殿建筑施工的记录文献，有明贺仲轼辑《两宫鼎建记》三卷，记录明万历二十四年，建乾清、坤宁两宫，贺仲轼为缮司郎，身当其任，事体重大，工费浩繁，千头万绪，措手为难。贺仲轼乃查阅工部堂司历年大小工程提议疏藁，尽数检阅，由书办抄录，装订成六册四百多页：掌握修缮三殿需要采木四川、湖南、贵州的主官、具体的地方和所需要的银两；苏州烧金砖的主官、地方、银两；采办石料的主官、地方、银两、尺寸、马夫、时限、办法。《四库全书提要》说此书详注，多发明补正，考证精密者居十之八九。清《四库全书提要》有清代婺源江永撰《仪礼·释宫增注》一卷，该书取朱熹《仪礼·释宫》一篇。

《考工记》注释、考证、图记、图说等研究著作有：清代戴震《考工记图记》、程瑶田《考工创物小记》、孙诒让《周礼正义》。《四库全书·经部·礼类·仪礼之属》有宋代李如圭撰《仪礼释宫》一卷，清代任启运撰《宫室考》二卷。《四部精华·周礼精华》收《大司马》、《职方氏》、《轮人》、《梓人》、《弓人》五篇。近现代《考工记》研究随着考古学、历史学、艺术学研究的发展不断深入，郭沫若、张道一等先生对《考工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张道一《考工记注译》由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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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礼》记载周朝关于国家机构和官职的规定；《仪礼》记载周朝的婚、丧、祭祀、交际等礼节仪式；《礼记》是秦汉以前儒家关于礼的论述汇编。

(2) 《尚书》是春秋战国以前的政治文告和历史资料的汇编。《春秋》是春秋时期鲁国按年记载当时历史的书，孔子做过删改。《左传》是一部解释《春秋》的书。

(3) 《商君书·靳令》：“六虱，曰礼、曰诗书、曰修善、曰孝悌、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商君书》将儒家礼乐诗书六艺称为“六虱”，虱子是咬人的虫子。

(4) 商鞅《商君书·农战》：“诗、书、礼、乐、善、修、仁、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法家不认可儒家的礼乐诗书六经治国。

(5) 五经是儒家的经典：《诗》、《书》、《礼》、《易》、《春秋》。汉以后，合称五经，设五经博士。李白《嘲鲁儒》诗曰：“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足著远游履，首戴方山巾。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秦家丞相府，不重褒衣人。君非孙叔通，与我本殊伦。时事且未达，归耕汶水滨。”见高文主编《全唐诗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43页。

(6) 六艺是六种技艺，而六经则明确是六部典籍。所以说从六艺到六经，有很大的变化。六艺有技艺性的射、御被《诗》、《春秋》取代，书成为《书》，数成为《易》，《乐》失传，或曰：乐本无经，即没有《乐》书，乐可能还没有成熟的乐谱。由技艺发展到典籍图书，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过程。故备一说。

(7)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有易类、书类、诗类、礼类（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训诂、字书、韵书），蕴涵大量经典艺术文献。

(8) 刘梦溪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演，见《讲刊》第8期。

(9) 董仲舒《春秋繁露》，第35—36页。

(10) “五常”是指五个永远不变的原则：仁、义、礼、智、信，即仁爱、正义、礼貌、智慧、守信。汉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之说，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11) 司马迁《史记》，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版，第522页。

(12) 《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

(13) 《庄子》，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页。

(14) 张烈主编《汉书注释·志》，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第1906页。

(15) 《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228页。

(16) 司马迁《史记》，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版，第522页。

(17) 王德胜《“易经”中的方法论思想》，《文史知识》1992年第2期，第67页—69页。

(18) 《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

(19) 《十三经·周礼》，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页。

(20) 郭志成、郭韬《走进伏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268页。

(21) 《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

(22) 《尚书》的成书时间各家意见不一。有人以为是周代，有人认为是秦汉，《尚书》记载的是秦以前的事情，反映了尧舜禹时代的历史信息。

(23) 《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46页。

(24) 《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页。

(25) 《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

(26) 《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

(27) 《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

(28) 《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36页。

(29) 《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

(30) 《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

(31) 《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32) 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尚书》的传承本之伏生，有欧阳生之学，又有大夏侯（胜）小夏侯（建）之学。大夏侯后，有孔霸、许高之学；小夏侯之后，有郑宽中、张山附、秦恭、假仓、李寻之学。

(33) 郑声是春秋末期，在郑、卫、齐、宋出现的音乐，郑声，或称“郑卫之音”，是一种新乐，比较活泼，不拘成套，在民间广为流传。

(34) 《后汉书·儒林传》云毛苌传《诗》，认为乃汉河间太守毛苌传。郑玄《诗谱》、陆机《毛诗草木虫鱼疏》则说传者为毛亨。《四库全书总目》取郑、陆说，定传者是毛亨。

(35) 《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215页。

(36) 司马迁《史记》，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版，第236页。

(37) 司马迁《史记》，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版，第236页。

(38) 《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页。

(39) 《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567页。

(40) 《论语·宪问》、《泰伯》，《十三经注疏》，第2511、2487页。

(41) 《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95页。

(42) 《荀子》，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页。

(43) 研究三礼之学具有影响的学派代表人物有西汉今文礼学“小戴学”的开创者戴圣，字次君，梁郡（今河南商丘）人，与叔父戴德同学《礼》于后苍，宣帝时立为博士，选集古代各种有关礼仪的论述，编成《小戴礼记》，即今本《礼记》。戴德，西汉今文礼学“大戴学”的开创者，字延君，梁（郡治在今河南商丘）人，任刘嚣的太傅，与兄子戴圣一同学《礼》于后苍。宣帝时，立为博士，称“大戴”，曾选集古代各种有关礼仪的论述，编成《大戴礼记》八十五篇，今残。研究《周礼》本之鲁国的高堂生，高堂生之后有大戴（德）、小戴（圣）、庆普之学。大戴后有徐良之学，小戴后有桥仁、杨荣之学，是《周礼》研究的传承家法。

(44) 《周礼·仪礼·礼记》，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34—35页。

(45)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1988版，第173页。

(46) 《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页。

(47) 《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