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中智文化交流的纽带

论者提及智利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时，常会冠以“拉丁美洲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之名。正如英国作家简·奥斯汀的头像被印在了10英镑面值的纸币上一样，智利5000比索纸币的正面，是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头像。1914年12月，25岁的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凭借3首《死的十四行诗》，在圣地亚哥赛诗花会上折桂，获金质奖章，从而在文坛崭露头角。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本名很长——“卢西拉·德拉·玛丽亚·德尔·佩尔佩杜奥·索科洛·戈多伊·阿尔卡亚迦”，她后来从自己喜爱的意大利诗人加夫列拉·邓南遮和法国诗人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190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姓名中各取一部分，组成笔名。

一、《死的十四行诗》：爱情的绝望

虽然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0来岁时便开始写诗，陆续在报刊发表，但汇编成集、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并不多，“这是因为诗人创作态度十分严肃，作品力求完美，逐字逐句反复推敲，不断修改润色，有时一首诗要搁置半年之久，直到自己认为满意后才公之于世”[42]。一旦获得某些创作灵感，她就先记在笔记本上，过一段时间后，再回过头来看看，“词汇的撞击有时会产生灵感的火花，于是，诗句就出来了，她一遍一遍地修改。她习惯于在膝盖上放一块刨得很光滑的木板，那本子就放在木板上，她在那本子上写写划划”[43]。为此，就正式出版的诗集而言，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主要代表作为《绝望集》（1922）、《柔情集》（1924）、《塔拉集》（1938）、《葡萄压榨机》（1954）、《诗歌全集》（1958）、《智利诗集》（1967），另有编著的散文集以及诗人去世后他人整理出版的书信集作品若干。通过创作，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建构了独特的文艺美学观：“一首歌是世间万物给我们打开的一个爱的创伤”，“一首歌是我们对世间的美的一个回答”，“爱美，因为美是上帝在人间的投影”。[44]

1914年获圣地亚哥赛诗花会金奖的《死的十四行诗》，最早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赢得了诗人的荣誉，该组诗的创作与诗人早年的爱情经历颇有渊源。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早年爱过三位男士：一位是比她年长23岁的庄园主阿尔弗雷多·维德拉·皮内达；一位是铁路职员罗梅里奥·乌雷塔；一位是同为诗人的曼努埃尔·麦哲伦·牟雷，作为智利作家艺术家联合会主席，他正是圣地亚哥赛诗花会评委会主席。赛诗花会颁奖典礼上，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虽然没有登台领奖，但她特意隐身人群中，聆听曼努埃尔·麦哲伦·牟雷代为朗诵自己的获奖作品。这几段爱恋，或因门第差异，或因对方另有意中人、家室，致使加夫列拉·米斯特拉一再承受“爱别离”“求不得”乃至“怨憎会”的痛楚。罗梅里奥·乌雷塔因挪用铁路局公款给友人，未能及时填补亏空，事情曝光后，朝太阳穴开枪自杀，噩耗传来，加夫列拉·米斯特拉一度难以释怀。在《死的十四行诗》中，诗人发出悲鸣：“我不能向他呼喊，也不能随他前行！/倾覆他小船的是一阵黑色的暴风。/让他回到我的怀抱或让他英年丧生。//他生命的玫瑰之舟停止了运行……/难道我不懂得爱，难道我没有情？/将要审判我的主啊，你对此了解得最清！”[45]《死的十四行诗》在“坟墓”“黑风”等意象使用上，与美国诗人爱伦·坡悼亡爱人的名诗《安娜贝尔·李》颇为类似，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并非献给某人的挽歌，更主要是诗人对自己过往爱情的祭奠。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像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一样，终身未婚，对爱情的绝望多少让诗人看破了尘世婚姻的虚幻。

二、热心教育的女诗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柔情集》《塔拉集》等作品的完成，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创作的主题日益摆脱了个人爱情的纠葛，目光转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受难的基督”“修女”“母亲”“孩童”“教师”形象以及拉美、智利风物常成为诗人抒写的对象。她创作的《龙达》（孩童围成圆圈进行歌舞的游戏）组诗，便常被传诵。“《柔情》和《绝望》在语调上给人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前者给人一种新鲜感，后者则停留在拉丁美洲‘世纪末’的修辞语法上，也便是南美洲口语的层面。米斯特拉尔始终坚持用拉美作家自身的语言和风俗来进行创作，使其成为她的标志性特点。”[46]此外，诗人写道：“可怕而又忧伤的雨滴/宛似患病的婴儿，/在落地之前/已瘫痪。”[47]“牧羊人亚伯/停在牧场吧，不要因损失而逃遁，/牧羊人，疯狂的牧羊人，/羊都死了，你已经没有羊群！”[48]这些敏感的想象和深沉的喟叹，可谓诗人早年生活经历的写照。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有一个孤苦的童年。她出生于智利边远村镇，父亲常年游走他乡，并且在她幼年时去世。7岁时她被邻家男子性侵犯，求学过程中曾被视为“弱智”遭到歧视，甚至被劝退学，只得与祖母、母亲和同母异父的姐姐相依为命。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早年创作时，经常以“某人”“孤独”“佚名”“灵魂”为笔名，充满悲情色彩。好在祖母经常给她讲述、朗诵《圣经》故事，比她年长十来岁的姐姐则成了家庭教师，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由此广泛涉猎了但丁、列夫·托尔斯泰、泰戈尔、罗曼·罗兰、维克多·雨果、易卜生等人的作品，基本自学成才，完成了文学启蒙。她自己也在特木科等地先后担任教师、校长等职务，从事教育事业。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学生中，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巴勃罗·聂鲁达。聂鲁达收藏了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死的十四行诗》手稿。这份写于1914年的手稿，通篇都是修改的字迹，虽用铅笔书写，“但依然可以领略到她那笔力雄健的书法特色”，“这些十四行诗达到了永恒雪山的高度”。[49]因都是智利诗人，且均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世论者喜欢将两人进行比较，如：“聂鲁达喜欢海洋，他认为大海向他诉说着一切，他离不开大海；而加夫列拉不喜欢大海，她更喜欢高山。高山沉默而谨慎，和她一样总保守着秘密。所以人们称聂鲁达是大海的诗人，而她，是高山的诗人。”[50]

教书生涯中，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曾以“无名小卒”的身份，给尼加拉瓜著名诗人、西班牙语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人物鲁文·达里奥写信，随函附上了自己的创作。鲁文·达里奥鼓励她进行写作，并在《优雅》杂志上刊发了其作品，因而被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视为“文学导师”。[51]1922年，受墨西哥公共教育部长邀请，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前往墨西哥参加公共教育改革，创办农村学校，建立图书馆，并编选了《妇女读本》公开发行。

三、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载誉归来

1935年，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被智利当局任命为终身领事，可自由选择任所。此后，她主要以外交官身份游历欧美、拉美多国。“二战”期间，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担任驻巴西彼得罗波利斯领事。在这座距离里约热内卢不到70公里的旅游小城，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与好友、奥地利流亡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时有往来。1942年2月，身处孤寂和幻灭中的斯蒂芬·茨威格夫妇，在寓所双双自杀身亡，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闻讯专程前往悼别。

因“二战”爆发已中断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到战事后期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1945年，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代表人物、法兰西学院院士保罗·瓦莱里（著有《海滨墓园》等）原本最有可能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此前他已数次被提名。但当年7月，保罗·瓦莱里去世，由于诺贝尔文学奖通常不授予已去世的人物，一同参与角逐的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最终胜出。颁奖辞认为：她以热烈澎湃的情感所孕育出的抒情诗篇，让她的名字成为整个拉丁美洲追求的梦想的象征。此前，为了促成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智利政府资助下，人们将其作品译成法文，并请保罗·瓦莱里作序，后者为此开出条件——须向他提前支取5万法郎的润笔。[52]当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还包括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

获奖之后，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给好友、西班牙知名诗人胡安·拉蒙·希梅内斯的妻子写信，告诉对方如何去争取诺贝尔文学奖，比如应当由一名在欧洲享有盛誉的人来提名，把诗人介绍给美洲各大学西班牙语系负责人等。她本人也向瑞典出版社的社长推荐过希梅内斯。希梅内斯最终于195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53]盘桓瑞典期间，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拜谒了塞尔玛·拉格洛夫的长眠之所并献花，后者为瑞典女作家，著有《骑鹅旅行记》等，也是全球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名利双收的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却受不了他人的阿谀奉承。西班牙马德里出版了一本题为《神圣的加夫列拉》的书，“听到这个消息，米斯特拉尔气得竟然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了起来：我怎么就被称为‘圣女’了呢？我更不是什么‘美洲的大师’”[54]。

这一时期，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以智利驻联合国代表身份赴美，并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建事务，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拟写了《为儿童呼吁书》等。在与美国总统杜鲁门会见时，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表达了富裕的美国应援助拉美印第安人等诉求，但总统只是微微一笑，不置可否。通过广泛的游历，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耳闻目睹了战争留下的创伤，“她开始从一个人道主义者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法西斯的战士过渡，她写了一些反对法西斯的文章”，并在1954年发表的诗集《葡萄压榨机》中，“表达了对祖国、对人民和世界和平的热爱”。[55]1954年，在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十个年头，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重返智利，在她抵达的港口，总统专用火车正准备迎载她前往首都圣地亚哥，首都荣誉市民称号、圣地亚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等褒奖接踵而至；同时，她很快被任命为智利驻洛杉矶总领事。

1957年1月10日，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在纽约长岛病逝，享年68岁，她的遗体后被运回智利，安葬于诗人故乡艾尔基山谷村庄蒙特·格兰德。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一生饱受中伤、诽谤之害，去世后还有人对她的私生活进行种种猜测和窥探，乃至宣称她有同性恋倾向。聂鲁达基于义愤，专门写诗为女诗人辩护，但以“他”来指称，该诗收录到诗集《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第59首）：“当初他们窥伺他的死，而今又侮辱/他的死：只因他闭上了嘴，/无法再用歌声抗议。”[56]“在米斯特拉尔逝世半个多世纪的今天，你依旧可以在智利的任何地方感受到她的存在。她的诗歌是所有学校教材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智利每一个乡镇皆有一处以‘米斯特拉尔’命名的街道、广场或学校。”[57]在圣地亚哥，有一栋以诗人名字命名的建筑，即“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文化中心”，这里曾作为第三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会场。“该建筑在（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执政期间作为‘新人类’的标志性杰作而诞生，1973年政变后，作为奥古斯托·皮诺切特政权驻地而成为‘统一权力’的代表。近30年中，包括国防部在内的4个政府机关曾使用过该建筑。这些两极化的历史使得这座建筑令大众敬而远之。”[58]如今，这里已不再是权力机构的象征，而被改造为开放式音乐、舞蹈表演大厅和剧院。在智利，还有以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命名的大学、奖项乃至铜矿，此类标志显示出她较为广泛的影响力。当局甚至专门设立“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年”，以纪念诗人百年诞辰。

四、“和平运动代表”“反美人士”形象建构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中国的《世界知识》杂志转译刊发了《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上的报道。文中提到，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诗人的诗集《荒凉》（《绝望》）以哥伦比亚大学西班牙学院名义刊行，但“由于没有英文译本，并不引起本地书评家的注意，然而在南美洲，诗集很快不胫而走，而且流行到西班牙和法国，于是这位新诗人的声誉立刻传遍于所有文学的世界”[5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美洲和平大会在墨西哥城举行，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与喜剧演员卓别林、《青年近卫军》作者法捷耶夫等一同当选为名誉主席团成员，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媒体报道了这一消息。[60]20世纪五六十年代，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在《人民日报》等媒体上呈现出来的形象多为“和平运动代表”和“反美人士”。比如在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智利女代表代为朗诵了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写来的长诗，“当她朗诵道：让我们保卫今日和明天的未来吧！让每一个男人和女人，变成和平的忠实儿女，忠实于我们神圣的母亲。全场激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61]。

受“文革”等影响，20世纪六七十年代，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作品在中国报刊、出版界几乎付之阙如。20世纪80年代初，《人民日报》刊发了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芦苇为什么是空的》一文。这篇选译自纽约版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集《心灵之窗》的短文，主要借芦苇、紫罗兰、百合花、马铃薯的对白，演绎了植物世界里发生过的社会革命。最后，作者写道：“但是芦苇——那些造反头子——却永远带上了它们耻辱的标记：它们空了，空了……”[62]从该文刊发时间来看，恰值“文革”结束不久，联系这一历史情境，该文的选编背后暗合了“拨乱反正”的时代吁求。相对而言，对诗人作品的系统引介和出版，台湾比大陆先行一步，如1983年，远景出版事业公司推出了《密丝特拉儿诗集》，译者为翻译家陈黎和张芬龄，收录到由陈映真主编的“诺贝尔文学奖全集”丛书。

五、作品汇编出版与中智文化纽带

与此前偏于对诗人作品单篇、组诗引介不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大陆出版界对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作品进行汇编整理出版逐渐兴起。1986年，漓江出版社在“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中推出了《柔情》一书，篇目选编自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绝望集》《柔情集》《有刺的树》（《塔拉集》）《葡萄压榨机》诗集，分平装（18400册）和精装（1250册）两种，译者为赵振江、陈孟两人。其中，对于《有刺的树》诗集名称，到底采取意译还是音译，有过一些不同观点。有论者从西班牙语（TALA）、梵文、葡萄牙语等词源学角度分析，认为该词有“砍伐”“有刺的树”“平原”“木板”等义项，诗人也曾用过“塔拉树一样粗壮”的类比，由此认为作者“确定指的是一种树木，《有刺的树》的译法看来更确切一些，但粗壮的含义并未反映出来”[63]。而在赵振江看来，“TALA”一词还有小孩类似玩陀螺游戏的意义，在智利又指在收割过的土地上放牧，“作者取哪一个含义，我们不得而知。索性就音译为《塔拉集》，这是个偷懒却又保险的译法”[64]。

198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露珠：米斯特拉尔诗歌散文集》一书，选译自《绝望集》《柔情集》《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选集》等，译者为王永年，印数5400册。外国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我爱过而又失去的女人》则是一本拉美诗人的汇编作品，为“外国情诗集萃”丛书之一，其中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入选诗歌10首，包括其成名作《死的十四行诗》，总量仅次于聂鲁达的14首。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等20余人的作品同样入选。书名选自聂鲁达《绝望的歌》中的诗句。“自从有了亚当和夏娃，人类就在这漩涡中心沉浮而渴望、希冀、快乐、悲哀、绝望、幻灭。……但求这些倾诉的声音因为真挚而深入人心，使它成为人与人之间沟通感情的纽带，成为无数有情人互赠的最有韵味的信物。”[65]该书首印20700册，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对于中国读者了解拉美诗人的创作和成就有一定参考价值。

除诗歌汇编作品外，散文集单独编选出版活动也有所体现。1997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米斯特拉尔散文选》，收录“外国名家散文丛书”，篇目包括《智利与石头》《阿劳科人的音乐》《母亲的回忆》《一扇殖民地时期的大门》等，内容涉及智利历史风物、拉丁美洲精神，或讴歌母爱主题，此外还有8篇与巴勃罗·聂鲁达等人有关的文艺短评、书信。据译者孙柏昌记述，该书得以刊行，缘起于其老师白凤森，“有一次，我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看望白先生，他把一本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散文集（西班牙语版）借给了我。我也正好想操练一下外语，同时也可以趁机走进拉丁美洲的世界”[66]。

此外，《外国文艺》于1998年刊出《智利文学专辑》，包括小说、诗歌、电影、绘画等内容，其中收录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死的十四行诗》及其《一句话》《你将我带向何处》，译者为赵振江。该专辑另选编了聂鲁达等智利诗人、小说家、画家的作品。《智利文学专辑》由《外国文艺》编辑部偕同智利驻华大使馆共同策划，“早在1977年初，我们便开始运筹，希望出版一期《外国文艺》专辑，以传播智利文学、艺术和电影等文化领域的重要信息”[67]，“我们相信，这本专辑的出版一定有助于中国人民和智利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一定会促进中国人民、智利人民，乃至拉丁美洲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68]。可以看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及其作品出版，一定程度上基于维系中国与智利文化交流的考量。

六、女性主义视域中的研究与出版

21世纪以来，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诗文集中文版时有推出，呈现一定出版热度。2004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了《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诗选》，为该社“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之一，诗作分别选自《绝望集》《柔情集》《塔拉集》《葡萄压榨机》，此外有数篇散文（诗），诗人生平和创作年表、主要作品目录则作为“附录”。《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诗选》编排了赵振江导读文章，以便于读者进行阅读和赏析，“翻开米斯特拉尔的诗集，尤其是《绝望》集，我们很快便会发现，它并不是以语言的典雅和形象的优美令人瞩目，更不是以结构的精巧和韵律的新奇使人叫绝，而是以它那火一般的爱的激情感染着读者。这里所说的爱包括炽烈的情爱、深沉的母爱和人道主义的博爱。正是这种奔腾于字里行间的爱的激情，使她的作品在群星灿烂的拉美诗坛上发出了耀眼的光辉”[69]。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了精装本《葡萄压榨机》，为该社“诺贝尔文学奖大系”丛书之一。书名虽以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诗集《葡萄压榨机》为名，实则为《绝望集》《柔情集》《塔拉集》《葡萄压榨机》诗集的汇编本，选目比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诗选》有所增删（如没有选散文诗），同时配有导读文章以及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和诗人的《致答辞》。

与此同时，涉及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专题研究时有部分推进，如梳理诗人创作中的自然意象以及由此承载的自然美学观[70]；或以诗集《柔情》为个案，基于女性主义视角，探究诗人的母性主题意识和创作[71]；或通过对自然、儿童、女性等描写对象的分析，探讨诗人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72]。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作品有时更容易受到女性读者青睐。“今日头条”联合雨枫书馆，抓取2016年2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区间的数据，对手机网文的女性阅读倾向做了分析，发现用户最关注的外国女作家分别为樋口一叶、简·奥斯汀、伏尼契、海伦·凯勒和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73]著有《从身份游离到话语突围：智利文学的女性书写》一书的作者王彤，早年在北京大学西语系攻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学位。其间，她对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及其作品颇为迷恋，“她的《柔情》以热烈而又滚烫的诗句带给我一次次心底的波澜和美的享受，让我对诗一直保持的那份神秘和敬畏，融女性文本的自我生命体验与一个个大师的诗歌理论于一体，开启了解读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智利女作家——拉美文学一扇扇敞开的门，于寂寞书写的寒夜听到了一阵阵月光泻地的震荡……”[74]在《从身份游离到话语突围：智利文学的女性书写》一书，作者主要梳理了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玛丽亚·路易莎·邦巴尔和伊莎贝尔·阿连德三位智利女作家的生平和创作，并对各自代表作品作了解析，但行文和论述总体偏于鉴赏维度，部分表述过于感性化。

七、绘本与有声书资源整合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一些诗文偏于抒写“母爱”“亲子教育”“自然”相关主题，如《爱抚》《母亲的诗》《小儿郎》《对星星的诺言》《玫瑰树根》《露珠》等，语言朴实，富有童真。此类作品比较适合于以儿童、少年为目标读者的选题开发。2011年，东方出版社出版彩色插图本《柔情集》，收录于“诺贝尔文学奖儿童经典”丛书，该丛书另包括比利时剧作家、诗人莫里斯·梅特林克的《青鸟》，英国作家吉卜林的《丛林故事》等。在诗歌《山》中，诗人写道：“宝贝啊，将来你会把羊群/赶到山坡上。/可现在我却要把你/驮上脊梁。”[75]《乡村女教师》则抒发诗人的礼赞：“她的心灵，如溢出的酒杯一样，/盛满永生之福的玉液琼浆，/她的生年，如天父打开的门窗，/不断地将光明带来这世上。//因为这样，在那长满玫瑰的坟场，/她的遗骸夜夜闪着光芒。/（守墓者这样讲）当你路过她的坟圹，/趾尖都会沾上那泥土的芬芳！”[76]时下，有声读物、儿童绘本、涂色书等形态日益多元，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部分作品相对适合围绕这些产品链进行拓展。2014年，新星出版社与“读库”联合推出了儿童绘本《孩子，你是这样出生的》，布面精装，全彩印刷，内容改编自诗人诗篇《母亲的诗》，由儿童教育作家、童书出版人三川玲编译，并配有插图，整体风格较为典雅、温馨。读者通过扫描书上的二维码，能够在线收听有声书朗诵。出版方将其作为胎教材料进行推广，随书附赠配套花色和插图的笔记本，以便读者用来记录小孩诞生和成长的经历。上海音乐出版社2018年版《米斯特拉尔童话诗四首》也做了有声读物研发。

无论就选目还是就装帧设计而言，北京燕山出版社2017年版《你是一百只眼睛的水面：米斯特拉尔诗选》最具代表性。该书为精装，选文除源自《绝望集》《柔情集》《塔拉集》《葡萄压榨机》外，还收录部分《关于智利的诗》和《散文诗选》，目录前有插画，正文前后分别配有导读文章和作家作品相关附录。书名则取自《母亲之死·神游》：“……而你是一百只眼睛的水面，/是一千只手臂的风景，/再也不是爱恋者的情感：/青铜的结在哭泣中软化，/激动的心在另一颗激动的心上边。”[77]该书名选取诗人一句相对有修辞特色的诗句作标题，打破了先前以诗人名字（或原诗集名）为书名的惯用手法，有一定创意。该书可谓与智利相关机构合作出版的代表性成果，在“特别感谢”名单中，包括智利外交部、智利驻华使馆、智利弗朗西斯科（提供版权支持）、智利艾玛努塔出版社（提供插图支持）等。图书正式出版后，其新书发布会也在北京智利驻华大使馆举行，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作为文化使者的价值和意义也得到重申。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对星星的诺言》，则是较为新近的中文选集本。

八、双语版诗集、书信集出版的可行性

自20世纪80年代漓江出版社出版《柔情》起，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中文简体版诗文集，在编写体例上，大多从《绝望集》《柔情集》《塔拉集》《葡萄压榨机》等作品中选出主要篇目，汇编成册。此类图书均没有附带原文，缺乏西班牙文（或英文）、中文对照版本，这一定程度上不便于读者领略诗人原文的精髓，乃至在不同中文版之间，时有分歧，令人难以适从。此外，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许多书信已结集出版，如《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爱情书简》《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与爱德华多·巴里奥斯书信集》《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致胡安·拉蒙·希梅内斯书信集》，但中文简体字版的引介出版相对滞后。此类作品还包括由智利作家、智利共产党总书记沃洛佳·台因波特撰写的《公开与秘密的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等，它们对于洞悉诗人的心路历程和文学交游不无参考价值，其出版资源有待发掘。

截至2019年7月，大陆出版的诗人传记，以段若川所著《米斯特拉尔：高山的女儿》（长春出版社1997年版）较具代表性。作者既为拉美文学研究专家，又曾前往智利访学，搜集并梳理的传主资料较为翔实，但部分叙述过于抒情，反而有“捧杀”之虞。穆德爽所著《米斯特拉尔传》（时代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虽作为“诺贝尔奖获奖者传记丛书”之一，且为新近版本，但其内容、资料较之于段若川所著传记而言，并无太多新意，乃至于在结构框架和行文表述上，总体给人似曾相识之感。对于诗人传记作品的撰写和出版，或许更为慎重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