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萨缪尔·贝克特——《等待戈多》及荒诞派戏剧的中国化

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爱尔兰作家萨缪尔·贝克特在世界文坛尤其是戏剧界的地位，主要由《等待戈多》（En attendant Godot/Waiting for Godot）奠定，借此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953年1月5日，最初用法文写就的《等待戈多》在巴黎巴比伦小剧场首演，紧接着连演300多场。《等待戈多》在法国知识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其轰动效果堪比萨特关于存在主义的演讲。在小说家阿兰·罗伯—格里耶看来，夜复一夜，观众们庄严地坐着，仿佛在观看海德格尔的戏剧演说。福柯称他学生时代曾被一道由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构成的地平线所限制眼界，“是贝克特《等待戈多》的首次演出使我实现了突破”[100]。《等待戈多》如今已风靡欧美多年，可谓荒诞派戏剧的扛鼎之作，苏珊·桑塔格等人曾参与导演改编，将其搬上舞台。英国戏剧理论家马丁·艾斯林阐述“荒诞派戏剧”时，开篇论及的便是贝克特及其《等待戈多》。1957年11月，《等待戈多》在美国圣昆丁监狱面向1400多名囚犯上演，观众“直到剧终”，“全都震撼……”[101]

贝克特和《等待戈多》激起的涟漪同样波及中国。曹波曾就贝克特作品在华译介接受和戏剧、小说的学术进展做了述评，为深化贝克特专题研究勾勒了“知识图谱”[102]。迈克·英厄姆等梳理了贝克特及其作品在中国的流变，如施咸荣译《等待戈多》入选“黄皮书”的缘起，孟京辉、林兆华等执导并演出《等待戈多》的时代语境，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2006年版《贝克特选集》的商业诉求，等等。[103]该文因试图宏观呈现20世纪50年代至2008年间贝克特及其作品在华接受的脉络，故而在译者心态、具体改编演出流程、社会风尚变革等方面的考察尚显简约，留有较多拓展空间。施清婧结合霍米·巴巴“文化翻译”理论框架，探究了贝克特剧作《等待戈多》《终局》（Fin de Partie/The End）被中国不同导演（如林兆华、赖声川等）和机构（如台湾“当代传奇”剧团等）改编的历程，别具一格。[104]因其主要从“舞台演出”维度立论，对《等待戈多》等文本译介出版和传播接受的阐述略显薄弱。此外，刘秀玉对贝克特“悲喜剧创作、反传统叙事”等特点的提炼，王雅华有关贝克特戏剧“从文字图像向舞台视觉转化”的辨析，以及李静考证贝克特借鉴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静止戏剧”艺术手法，均各有创见，且不同程度地将《等待戈多》纳为分析对象。[105]总体而言，上述研究成果为本文拓展研究提供了思路和基础，但《等待戈多》等作品在中国仍不断被改编上演，新的译本时有修订出版，相关史料陆续更新披露。贝克特及其作品何以能维系持久影响力，其在华接受的完整图景和具体细节如何，背后暗含怎样的时代社会成因？这些问题都有必要进一步厘清，以期为当代世界文学更好地参与跨文化交流提供参考样本。

一、“荒诞派戏剧”价值判断的分野

20世纪50年代，饱受“二战”摧残后的欧洲，诞生了一系列荒诞色彩浓厚的剧作，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椅子》《犀牛》，阿达莫夫的《塔拉纳教授》《乒乓》，让—热内的《阳台》等剧作影响一时。这些揭示人生虚无、世界荒诞带有反传统风格的戏剧，被英国戏剧评论家马丁·艾斯林冠以“荒诞派戏剧”之名，由此受到学界、戏剧界广泛关注。从“一战”到“二战”，短短30年间，战乱、死亡、种族屠杀、集中营、原子弹爆炸……仿佛成了人类挥之不去的梦魇，面对满目疮痍的废墟，许多人前所未有地感到幻灭。“荒诞派戏剧表达了人类状况的无意义所引发的形而上焦虑”，“对于个人来说，唯一的前景就是他死亡的前景，不可避免且令人焦虑。这一悲观主义的观点存在于荒诞派戏剧写作的中心”。[106]

正当荒诞派戏剧在欧美一度风靡之际，中国部分论者对其内涵、价值的理解和接受却判若霄壤。其中，《人民日报》于1962年10月刊发的《法国先锋派戏剧剖视》一文颇具代表性。作者程宜思把贝克特、尤奈斯库等人的剧作名为“先锋派戏剧”，认为这些剧作拒绝反映社会现实，推崇黑暗与死亡，主张非理性主义，失掉了戏剧的基本因素，陷在形而上学的泥淖里，成为资产阶级艺术日趋没落的突出现象，“先锋派戏剧家认为，在人的生活中没有值得为之斗争的东西，这话的主旨在于否定人民的革命，从而阻止历史的发展，这，就是他们维护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底牌”[107]。从措辞来看，该文较为明显地体现了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文艺评论风格，不免给人以“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绝然对峙之感。这种断然否定荒诞派戏剧的言论，特定历史时期得到部分学人的呼应。如董衡巽沿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讨论框架，认为贝克特、尤奈斯库、阿达莫夫、让—热内对现实持怀疑、妥协态度，对历史作悲观主义的解释，具体到《等待戈多》，“那两个流浪汉等待的戈多象征着希望，或者说是人们所向往的东西。戈多没有出现即是说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希望，人们向往美好的前途只是幻想罢了。很明显，这是一种宣传死亡的颓废哲学”[108]。丁耀瓒在论及“荒诞派”戏剧、“抽象派”美术、“新浪潮”电影、“现代派”音乐等“先锋”的“资产阶级文艺”时，认为它们不是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活力”，而是“深刻反映了它的没落腐朽”；其中，《等待戈多》“整个剧本的主题就是：人永远找不到他活在世上的真正意义，人生只是一场不断盼望、不断失望、最后只有等死亡的悲剧”[109]。

相比而言，陈映真等学人的探讨更具学理性。20世纪60年代，素来对文艺上的“现代主义”抱有批评意见的陈映真，在观看了《等待戈多》（台湾戏剧界、出版界普遍译为《等待果陀》）后，感动之余意识到之前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固然有其合理性，“却一向是很机械的”，“贝克特使用他的特殊的语言，对我们忧悒地讲着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一下子就给迷惑了，而且深受感动。我们在一个片刻里不能不为我们自己的命运和面貌觉着忧愁、觉着惧怖和某一种愠怒”。[110]

二、“内部发行”施咸荣译《等待戈多》

尽管中国大陆最初对荒诞派戏剧多持批判态度，但早在1962年，中国戏剧出版社便以“内部形式”出版了尤奈斯库的《椅子》（黄雨石译）。同样，1965年，中国戏剧出版社以“内部发行”形式推出了由施咸荣翻译的《等待戈多》。施咸荣早年求学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北京大学西语系，与钱锺书等人有师生之谊，毕业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原稿整理科、外国文学编辑部工作，主持编辑出版了《莎士比亚全集》《哈代全集》《司各特全集》等套书，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文化研究室主任等职。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展“肃反运动”时，他被人诬告为潜伏的“军统特务”，且背负“有七条命案”，为此被关押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接受审查，禁止与家人联系，历时“足有半年”，“聊以安慰他心灵的是还允许读书，他就利用一切空闲时间看书，既读中文书也读英文书”。[111]中国戏剧出版社当时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牌。《等待戈多》与《解冻》《索尔仁尼琴短篇小说集》《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等苏俄、欧美文学作品一样，被收录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的“黄皮书”（因封面通常采用黄色胶版纸而得名）系列。施咸荣选择法文版《等待戈多》进行翻译，“也有锻炼自己法文翻译能力的打算”[112]。

从后来陆续披露的回忆性材料来看，“黄皮书”诞生的缘起与中国当时的“反苏修”需要有关，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之职的周扬曾专门召集学者座谈，探讨“反苏修”、批判资产阶级文艺中的人道主义、人性论等问题。据《世界文学》杂志及其内部刊物主编陈冰夷回忆，“会后周扬找一些人谈话，讲要出版反面教材，为反修提供资料，但没有正式文件”[113]，“黄皮书”出版被提上议程，每种最初印数约为900册；封面或封底印有“内部发行”字样，有的书中还夹着小字条：本书为内部资料，供文艺界同志参考，请注意保存，不要外传；“它的读者很有针对性：司局级以上干部和著名作家”[114]。

施咸荣译《等待戈多》曾是中国大陆最通行的译本。但直到1980年，《等待戈多》才得以公开面市。当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荒诞派戏剧集》，开篇即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施咸荣译），另收录法国剧作家尤奈斯库的《阿麦迪或脱身术》，美国剧作家爱德华·阿尔比的《动物园的故事》和英国剧作家哈罗尔德·品特的《送菜升降机》，首印7000册。1982年，该书再版加印至14700册，署名“《外国文艺》编辑部编”，为“外国文艺丛书”之一。该丛书另包括加缪的《鼠疫》、卡夫卡的《城堡》、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及《蒲宁短篇小说集》等。某种程度上可以说，1978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在广州召开主办的“全国外国文学研究规划会议”，为《等待戈多》等现代派文学作品重新得到认可营造了良好的舆论。周扬、钱锺书、冯至、季羡林、王佐良、杨周翰等学人都参加了这次带有“拨乱反正”性质的会议。柳鸣九认为荒诞派戏剧等现代文艺“是西方社会动荡、矛盾重重，从而对前途失去希望这种被扭曲的心理在艺术上的反映，揭示了西方社会现实的矛盾，表达了人们渴求改变的期盼”；他还以《等待戈多》为例，称“该剧貌似荒诞，但寓意深刻，暗喻戈多对现实的失望，在等待着变革，等待着新的希望，因此，从认识作用来讲，这些作品同样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115]。

中国台湾出版界对贝克特等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作品也给予了关注。如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将贝克特的《等待果陀》（《等待戈多》）与危地马拉小说家阿斯图里亚斯的代表作《总统先生》合编，成《总统先生·等待果陀》，入选“诺贝尔文学奖全集（第42卷）”系列（丛书主编为陈映真）。《等待果陀》译者为刘大任、邱刚健。此外，书华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了《贝克特1969》（“诺贝尔文学奖全集41”卷），本书正文收录《等待果陀》《哑剧》《克拉普最后的录音带》《终局》《莫洛》（《莫洛伊》）五部作品。一年后再版，基本篇目未变，出版方变更为“九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等待戈多》，选用的仍是施咸荣的译本，入选“大学生必读”丛书，为“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定书目”（共100部）之一，首印10000册。该丛书“入选图书均为古今中外具有代表性的文学著作，具有很强的经典性和学术性”[116]。“正因为这个剧本用荒诞的手段极其深刻地揭示了生活的荒诞和无意义，它才能够连演三百多场，成为法兰西喜剧院的保留剧目，并且被译成二十多种语言。”[117]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出版界、学界对贝克特及其《等待戈多》的艺术成就已持认可和肯定倾向。

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虽然借用了插科打诨式闹剧的外壳，但并不影响其深邃的洞见和对人类的关切，时过境迁，依然给人强烈震撼和共鸣。如果细读文本，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借流浪汉弗拉季米尔、爱斯特拉冈之口，发出了深沉的感慨：

弗拉季米尔：咱们别再说空话浪费时间啦！（略停。激烈地）咱们趁这个机会做点儿什么吧！并不是天天都有人需要我们的。的确，并不是天天都有人需要我们个人的帮助的。别的人也能同样适应需要，要不是比我们更强的话。这些尚在我们耳边震响的求救的呼声，它们原是向全人类发出的！可是在这地方，在现在这一刻时间，全人类就是咱们，不管咱们喜欢不喜欢。趁现在时间还不太晚，让咱们尽量利用这个机会吧！残酷的命运既然注定了咱们成为这罪恶的一窝，咱们就至少在这一次好好当一下他们的代表吧！你说呢？（爱斯特拉冈什么也没说）……[118]

……

爱斯特拉冈：（像说警句似的）我们生来都是疯子。有的人始终是疯子。[119]

三、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世上首套贝克特作品全集”

进入21世纪以来，贝克特及《等待戈多》在出版界保持着一定的热度。2005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荒诞派戏剧及其他》。本书收录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施咸荣译本）和《啊，美好的日子！》（夏莲、江帆译），此外汇编了萨特的《禁闭》、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品特的《轻微的疼痛》。本书编者汪义群长期从事欧美戏剧研究，曾供职于上海戏剧学院。1986年，在上海戏剧学院一次座谈会上，汪义群从中国戏剧出版社外编室主任郝一星那里得知“外国当代剧作选”“世界名剧精选”丛书出版选题计划，于是有了“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作品选”丛书选题创意，双方很快签署了出版合同。编选作品过程中，汪义群采取的策略是：“非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译文尽量从原文译出，避免转译。”[120]

在贝克特《等待戈多》等作品的引介出版过程中，湖南文艺出版社可谓后来居上。2006年，时值贝克特100周年诞辰纪念之际，在广州博尔赫斯书店策划下，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午夜文丛——贝克特选集》5卷本丛书，包括《世界与裤子》《马龙之死》《等待戈多》《是如何》《看不清道不明》。其中《等待戈多》为余中先（曾担任《世界文学》主编）、郭昌京合译。时隔7年之后，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11卷本《贝克特作品选集》，包括《短篇和诗歌集》《自由》《莫洛伊》《马龙之死》《无法称呼的人》《等待戈多》《戏剧集》《是如何》《梅西埃与卡米耶》《莫菲》《瓦特》。丛书采取32开本平装形式，颇为小巧，白底封面采用了加拿大艺术家米歇尔·马多的画作，显得简约雅致。

2016年，为迎接贝克特诞辰110周年纪念，湖南文艺出版社版《贝克特全集》（共22册，其中文论《论普鲁斯特》、长篇小说《梦中佳人至庸女》、短篇小说集《徒劳无益》分册于2017年出版）。此前，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作品，主要由法国午夜出版社（Les Éditions de Minuit）、英国费伯出版社（Faber and Faber）、美国格罗夫出版社（Grove Press）出版。贝克特本人与这些出版机构负责人结下了深厚友情。如主持午夜出版社的热罗姆·兰东，就受贝克特委托，代表他前往瑞典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本人则刻意选择了回避名利喧嚣。湖南文艺出版社从以上几家出版社和贝克特遗产理事会（The Estate of Samuel Beckett）那里购得了所有贝克特作品的版权，而为了获得贝克特生前未出版过的早期小说《回声之骨》（2014年出版了英文版）的版权，出版社方面表示给出了“天价”。对比午夜出版社、费伯出版社、格罗夫出版社的贝克特文集、选集系列，从入选作品的完整角度来看，湖南文艺出版社《贝克特全集》丛书责任编辑吴健认为该社作品是世界上第一套名副其实的贝克特作品全集，涵盖了作家的戏剧、诗歌、小说和文艺评论。[121]其中，《等待戈多》采用的依然是余中先的译本。

湖南文艺出版社版《贝克特全集》在编辑出版细节上有较多可圈可点之处。在《午夜文丛——贝克特选集》平装、《贝克特作品选集》软精装基础上，《贝克特全集》采用精装，选取了《等待戈多》等作品制作样书。鉴于部分分册字数较少，32开本（787mm×1092mm）入选，这样便于各册长宽高比例相对协调。对比了每页18行、19行、20行三种版式后，正文每页排20行的方案最终被敲定（含注释的行数和字号则相应微调）。因是精装本，《贝克特全集》的裱封在“维多利亚”黑色布面上做了“烫银”效果处理，环衬选用中灰色指纹纸，整体感觉简约、厚重，这与贝克特棱角分明的造型和冷峻犀利的形象颇为相宜。封面汉字字体采用“汉仪旗黑”，为保持设计风格一致，封面和书脊上原来手写体的出版社logo也改成了“汉仪旗黑”。各册护封选用了红、橙、黄、绿、蓝、紫等不用浅色以示区分。丛书开本、版式、体例风格基本一致，作为套书，“盒套”方案被纳入考虑范围，设计师和责任编辑多方研究后发现，22册图书可以竖着以“卍”形摆放，这样大致构成一个正方形；同时，爱尔兰和法国国旗元素被融入盒套设计中来，以便凸显贝克特虽生长于爱尔兰但长期旅居法国的作家的身份。[122]总体而言，包括《等待戈多》在内的湖南文艺出版社版《贝克特全集》在国内外同类作品中别具一格。译者团队包含余中先、曹波、朱雪峰、刘爱英等老中青三代。他们要么译介经验丰富，如余中先曾被法国政府授予文学艺术骑士勋章，翻译过阿波利奈尔、勒克莱齐奥等人的文艺作品；要么对贝克特有专门研究，如曹波曾出版《贝克特小说的后现代精神分析》《贝克特“失败”小说研究》等专著。较之以往版本，湖南文艺出版社版《贝克特全集》在文本注释、导读等“副文本”方面较为多元，如选刊了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授、世界知名贝克特研究专家S.E.贡塔尔斯基的《永远的萨缪尔·贝克特》等文论，这对于有志于深入了解贝克特创作和艺术成就的读者而言，无疑提供了诸多线索和信息。当然，对于一些人名的统一方面，如《等待戈多》中的“弗拉第米尔”“爱斯特拉贡”，与施咸荣译本中的“弗拉季米尔”“爱斯特拉冈”略不一致，权且可视为“和而不同”。

四、陈加林、孟京辉排演《等待戈多》

《等待戈多》等贝克特的作品在逐步受到中国出版界青睐之时，对《等待戈多》进行导演与改编，则从另一维度彰显了中国戏剧戏曲界部分人士对这部作品的理解与接受。

1986年，由上海戏剧学院陈加林导演的《等待戈多》，成为中国大陆舞台演绎该剧的滥觞。时值“导演理论进修班”10余名学员在上海戏剧学院培训学习，课程主题包括“导演课”“导演理论课”“外国现代戏剧流派”“专题研讨课”。为筹备毕业公演，排练《等待戈多》被提上议事日程。争议和担忧在所难免，有人甚至质疑导演和演员究竟是否懂“荒诞派”，有人建议排演尤奈斯库的《犀牛》替代《等待戈多》，因为怕观众难以接受后者。好在陈加林坚持要把荒诞派及其代表作《等待戈多》引入中国大陆，并且认为作为教学单位有义务进行尝试。在分析剧本后，陈加林把《等待戈多》视为一出含闹剧成分的悲剧，为此，既不能将其演为一出滑稽戏，以免遮蔽其哲理深度，也不能当作一般悲剧来演，否则将失去荒诞性和幽默感。因“导演理论进修班”学员几乎都是戏曲演员出身，陈加林导演的《等待戈多》在念白、动作等方面，融入了京剧的表现技巧。此外，在第一幕、第二幕结尾，唐代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投影在了背景天幕上。在陈加林看来，之所以如此处理，一方面旨在增强中国观众的亲切感，一方面展现《等待戈多》的外延和超时代性。上海戏剧学院版《等待戈多》随后在上海长江剧场演出，连演15场，除最初两场约有六七成观众外，其他场次满座，后又续演了5场，总体反响良好。剧作家曹禺称：“看剧本时不知所云，而看演出一目了然，不仅能吸引人，而且引人入胜。”[123]可见《等待戈多》这一部不以传统情节、故事戏剧性见长的荒诞剧，依然受到了不少中国观众的喜爱。

如果说陈加林版《等待戈多》更多的是对荒诞派戏剧进行引介和艺术尝试的话，那么，孟京辉导演的《等待戈多》，更多的是想通过这部戏的演绎来展现青春时期迷惘与骚动的不羁个性。曾在中央戏剧学院就读的孟京辉，在读初中时期，就已经通过“内部片”接触到了《等待戈多》相关影像，但当时只把它视为没有故事、不好看的法国电影。他原计划于1989年12月31日在中央戏剧学院操场边的煤堆上演出《等待戈多》，借此“向80年代告别”，1000元启动经费也是东拼西凑得来。校方获悉消息后，与孟京辉等剧组成员做了谈话，要求取消演出。孟京辉等人曾就是否继续演出《等待戈多》进行过集中讨论，当时录音记录显示：

孟京辉：现在不是干还是不干的问题。

刁亦男：什么问题？

蔡军：你给打点儿水！喝吗？

廖一梅：这里有水，你先倒出来。

孟京辉：现在呢，咱们学校，已经找我和张扬谈话了，谈话主要是说不要再继续干下去了，干下去学校是相信你们的，但是要是出了问题的话，出问题的那个人负责，那你们等于是给那个人提供了土壤，你们要负更大的责任，而且还要为戏剧学院的父老乡亲姐妹们负责，主要就这么回事。现在咱们就商量怎么既不出事，又把咱们的意愿表达了。（沉默。）

孟京辉：我昨天晚上都把声明写好了。我写的是：声明，此次演出纯属艺术实验探索，如有意外，演出者不敢负任何责任。（众笑）二、谨怀念荒诞派大师贝克特先生。三、此次演出为即兴超实验行为废墟摇滚话剧。（众大笑）四、只需静观，不用理论。五、只准牛逼，不准抬杠。六、心脏承受能力不强者拒绝参加。七、贝克特先生的主要剧作有《等待戈多》《灰烬》《终局》《啊，美好的日子》。八、请保管好自己的东西，注意扒手。九、注意卫生，保持清洁。十、票价一百元整，小孩减半。1989年最后一天，戈多。而且乳胶都准备好了。（沉默）现在就是这种情况，怎么办？……[124]

最终，孟京辉等人借“踢足球”的名义，在学校图书馆前的台阶上分角色朗读剧本的第一幕，并做了录像，立此存照。孟京辉对排演《等待戈多》可谓有一股执念。伴随着“有劲儿没处使，有精力没处发泄，有想法没处实验，有话没处说”的青春躁动状态，“我把当时年轻人的那种郁闷、愤怒、暴躁、矛盾都搁进去了”。[125]对孟京辉等人而言，《等待戈多》成了一个意义多元的象征符号，对其改编导演这一行为本身就说明，该剧不但是展现自我价值的载体，某种程度上也是抵挡特定历史时期文艺风尚乃至意识形态冲刷的一道堤坝。

时隔约两年后，孟京辉导演的《等待戈多》，才如愿在中央戏剧学院四楼小礼堂公开演出，由胡军、郭涛担任主演，廖一梅等人参与演出筹备。后来以歌曲《姐姐》等闻名的音乐人张楚，在剧中扮演了“戈多”。担任过中国戏剧出版社总编辑、《中国戏剧》杂志主编等职的杜高在中央戏剧学院首次看到《等待戈多》的演出，他的观感有一定代表性：“如同投进死水中的一颗石子，如同隧洞中闪烁的一粒火星，一部剧作猛地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不仅冲击着几十年来已成为不可变更的写实主义演剧模式，不仅震动了中国人僵硬的艺术观，而且唤起了一种社会意识的觉醒和社会情绪的共鸣。”[126]多年以后，已投身影视界的郭涛对当时演出《等待戈多》的情形仍记忆深刻：“每个参加者都特别亢奋，排练时大家脑子里的灵感互相碰撞，那种一泻千里的势头根本刹不住。而且我们这帮愤怒青年当时的精神状态与西方20世纪60年代的年轻人特别相似，贝克特这部戏简直就是为我们写的！”[127]如今，孟京辉导演的《等待戈多》，已然成为不少先锋艺术者的集体记忆。值得一提的是，孟京辉等排演《等待戈多》，选用的是施咸荣的译本。他们特意邀请施咸荣担任文学顾问，请他与剧组分享自己对原著的体悟。

除了《等待戈多》外，孟京辉还导演过意大利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达里奥·福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以及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犀牛》、品特的《送菜升降机》、让—热内的《阳台》。孟京辉版《阳台》首演当天观众反应漠然，演出结束后没人鼓掌，他回到家中连砸数个酒瓶，发誓再也不从事话剧行业了。演出第二天，观众反响热烈，演员谢幕多达两次，孟京辉心情好转，连喝数瓶啤酒，心想：中国观众可以啊，居然能理解让—热内！[128]孟京辉对《等待戈多》情有独钟，后来着手重排并命名为《100人等待戈多》，以便通过视觉舞蹈呈现该剧的诗意效果，参演人数超过100人。不巧因2003年“非典”的到来，该剧未能如期上演。

五、任鸣、林兆华“人艺”版《等待戈多》

《等待戈多》的舞台演绎时有新版，各有特色，这无疑是该剧具备较强魅力的表征。重排《等待戈多》，一方面固然是导演和演员们开启新的艺术挑战，一方面他们从中或许能汲取到某些希望或慰藉。

1998年年初，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的任鸣，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小剧场执导并推出了“人艺”版《等待戈多》。任鸣的改编在当时颇为大胆，其中“流浪汉”由两名女性来扮演，原剧荒丘、枯树的场景被置换为现代酒吧。打造过《茶馆》等经典话剧的“人艺”，试图求变求新，这也标志着中国国家级剧院试水荒诞派戏剧演出。“女性版”《等待戈多》创意，后来被上海现代人剧社演绎，在真汉咖啡剧场上演，剧作家张献和李容、美术设计师王景国等参与改编创作。张献版《等待戈多》中，“波佐”变成了一名“贵妇”，用一根铁链牵着“幸运儿”。

无独有偶，1998年4月，时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之职的林兆华，在首都剧场上演了由他导演的《三姐妹·等待戈多》，此举将“人艺”的话剧实验推进了一步。基于共同的“等待”主题或曰无望中的希望，林兆华将契诃夫的《三姐妹》（主人公一直期待去往莫斯科）与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进行了蒙太奇式的拼贴、组合。该剧主演为濮存昕和陈建斌，林兆华女儿林丛则扮演“三姐妹”中年龄最小的“伊莉娜”。“舞美设计”由易立明担任。在场景处理上，《三姐妹·等待戈多》中，“三姐妹”的“家”坐落于四面环水的“孤岛”上，“孤岛”之外的一棵树下，流浪汉在等待“戈多”的到来。曾有日本商人愿意给林兆华投资排一部“中国戏”，但林兆华执意冒险导演《三姐妹·等待戈多》，结果经费没有了，他只好和易立明东拼西凑乃至自己出资。“演完第一轮就赔了一辆富康车。1998年的富康车值18万。”[129]原定30场的演出被缩减到12场，能容纳上千人的首都剧场，最少的一场只卖出几十张票。

虽然票房上折戟沉沙，但林兆华的艺术探索还是激起了反响。如作家余华认为，“将契诃夫忧郁的优美与贝克特悲哀的粗俗安置在同一个舞台和同一个时间里，令人惊讶，又使人欣喜。林兆华模糊了两个剧本连接时的台词，同时仍然突出了它们各自的语言风格”[130]。并且，时隔近20年之后的2017年12月，林兆华复排的《三姐妹·等待戈多》在上海保利大剧院开启全国首演，其后在南京等40余座城市巡演。“当红小生”张若昀加盟该剧，接替濮存昕当年扮演的角色，一度引发关注，“澎湃新闻”等媒体都做了跟进报道。

六、赖声川、吴兴国版《等待果陀》

较之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戏剧戏曲界对《等多戈多》的接受与改编，更多地试图调和中西文化元素。如台湾出版界、戏剧界把《等待戈多》翻译为《等待果陀》，暗含“因果”“佛陀”之意，与“戈多”常被视为“上帝”（God）异曲同工，又不失音译效果，颇有见地。戏剧家姚一苇于20世纪70年代创作的《一口箱子》，剧中主角“老大”和“阿三”不停拌嘴、难舍难分的情形，颇类似《等待戈多》中的两位流浪汉形象。而香港力行剧社也于20世纪80年代演出过《等待果陀》《犀牛》等荒诞派戏剧。

剧作家赖声川与《等待果陀》渊源颇深。他早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求学时，毕业制作便是《等待果陀》，后获得戏剧艺术博士学位，并接受姚一苇之邀，在台北艺术学院执教。赖声川的戏剧生涯受莎士比亚和贝克特浸染很深。20世纪80年代，在没有剧场和经费支持的情境中，赖声川借用台北中影文化城一座平时用来拍古装剧的四合院，演出了《落脚声——古厝中的贝克特》，包括贝克特创作的六出短剧，如《来去》（Come and Go）、《无言剧Ⅱ》（Act Without WordsⅡ）、《俄亥俄即兴》（Ohio Impromptu）。“这些戏的演出，散布在四合院各个不同的空间中，观众以活动游览的方式，一直更换环境，看完六出戏。这些环境包括：四合院的三个厢房，一个凉亭以及许多画廊。”[131]赖声川以这种“贝克特之夜”的演出形式向作家致敬。2001年，赖声川重新翻译和导演《等待果陀》，不过他给剧作另取名为《等待狗头》。为了凸显人生漫长的“等待之路”，赖声川别出心裁地从观众席后方，搭起一条40米长的橘色之路，直接与舞台相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用橘色？我的第一反应是完全无意的，但事实上，在密宗的修行中，橘色是文殊菩萨的颜色，是智慧，所以是跟智慧有关的暗示……”[132]赖声川的创意，除了对原剧的洞见外（剧中的“乡间道路”不一定非得“横”在舞台上，也可以“纵”向延伸），还得益于他较为深厚的哲学、宗教功底。多年来，赖声川同时从事着哲学、宗教书籍的翻译工作，已经出版了《僧侣与哲学家》《快乐学》《证悟的勇气》等译著。他本人视《等待狗头》有如佛教里的“法”，精通以后，自然就会拥有更多智慧和人生启示，也将洞悉戏剧的奥秘。

台湾当代传奇剧场吴兴国导演的京剧版《等待果陀》，中西文化融合风格更为明显。吴兴国曾将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改编为京剧《欲望城国》，《李尔王》改编为《李尔在此》，在欧洲上演。他扮演过屈原、楚霸王、李后主、岳飞、袁崇焕等身系邦国兴亡的角色，舞台经验丰富。在德国演出《李尔在此》时，吴兴国一个人分饰十个角色，换行当唱念，实非平常人所能及。导演、改编《等待果陀》颇费心力，吴兴国至少研究了6种版本后，才着手重新翻译剧本，整理对白和唱词，如“光阴似水静悄悄，光阴似箭乐逍遥”，“穷等待，果陀老，望穿眼，奈何桥”都是他拟定的。原剧中的“戈多”（基督/上帝）也被改编成了“佛陀”，弗拉季米尔化名为“废低迷”，爱斯特拉冈成了“爱抬杠”。为了把戏做得好看、耐看，吴兴国等穿插了大量的唱念做打，服装亦中亦西，保持了较强的视听冲击。2006年，贝克特10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期间，吴兴国京剧版《等待果陀》登陆上海，成为轰动一时的热点，演后的庆功宴几乎到了天明才结束。长年担任贝克特助理导演的沃尔特·阿斯姆斯（改编过10余种不同版本的《等待果陀》），观看演出后向吴兴国等剧组人员提议，“一定要将这戏带到柏林去”，“许多改编者始终没有体会诗与戏剧的结合是《等待果陀》的秘密，而当代传奇剧场做到了，破解了贝克特的密码”。[133]10年之后的2016年，吴兴国京剧版《等待果陀》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但是，对于吴兴国而言，改编《等待戈多》另有一层隐微的深沉意味。吴兴国1岁失怙，3岁被送孤儿院，12岁入剧校当了学徒，24岁时母亲去世，母子未能道别即阴阳两隔。面对接踵而至的悲欢离合，吴兴国对人生的苦难和世事的无常有了真切的体悟。以致吴兴国感言：“我已经不像过去那么介意外界的评价。这个戏做完的时候，我有一种很安慰的感觉，一种和母亲更接近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戏是为母亲而做。”[134]这种身世之痛和淡淡的慰藉，令吴兴国京剧版《等待果陀》散发出浓郁的悲悯色彩。

七、从《等待戈多》到《车站》

在中国，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不但催生诸多改编作品，也启发了一些作家进行新的创作，高行健的成名剧作《车站》可谓典型。朱大可认为《车站》“是中国人对荒诞世界的一次戏剧性超越”，“这部幼稚的作品，以后成为中国先锋戏剧的开路之作”。[135]

20世纪60年代初，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求学的高行健，与同学一道创办了“海鸥”剧社，社名取自契诃夫的同名剧作。作为剧社编导和文学顾问，高行健主持过有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讲座，研习过马雅可夫斯基、布莱希特等人的戏剧。毕业演出中，高行健饰演莫里哀《悭吝人》中的瓦莱尔，颇受好评。毕业后，高行健在外文出版社担任译员。“文革”时期，他当过“红卫兵”，后在外文局国际书店《中国建设》杂志社担任法文组组长职务，并于20世纪70年代末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工作，曾陪同巴金出访欧洲，眼界大开，从此确立了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目标。20世纪80年代初，高行健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全职剧作家，与导演林兆华合作推出过许多实验戏剧。“他的成名剧作《车站》（1983）讲述一班乘客等待一辆永不抵站的公车，处处可见贝克特的《等待果陀》的影子，尤其在‘等待’这个母题方面……”[136]不过，高行健对贝克特并非简单地亦步亦趋，在他看来，“荒诞也可以具备喜剧的品格，贝克特把荒诞赋予悲剧性，我认为也可以具有喜剧性”[137]。林兆华排演了《车站》，但演出13场后，被告知禁演，理由是“剧中人不断发牢骚，给观众造成消极影响”[138]。林兆华被要求写检查，但他并没有写，最终不了了之。人生如戏，在源于生活经验的《车站》里，所有人物都决定留下来继续等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最后发现此站停用。“等待”中，只有戴眼镜的书生（“沉默的人”）独自黯然离去，这几乎成为高行健后来人生轨迹的写照。

八、孤独与等待——人生永恒的主题

贝克特《等待戈多》在中国的出版与传播、误读与接受流变，正是该作逐渐被经典化的历程。揆诸种类繁多的中外名学名著选本、文学史教材乃至中学语文课本，我们不难发现，20世纪以来，收录《等待戈多》文本或对其展开赏析、评鉴，几乎已成为“标配”，再次确认了贝克特及其《等待戈多》在文学界的地位。而时不时推出的《等待戈多》相关论文、专著研究成果，[139]一定程度上映衬了贝克特在学界的“热度”。

并且，“等待戈多”已深入当代社会话语体系中，成为许多人表情达意的重要语料。这一句式为不少人模仿，如舞台剧导演林奕华所著的《等待香港：永远的香港人》，书名即取材自《等待戈多》，作者还把香港视为“荒谬之地”。诗人伊沙在其诗作《等待戈多》中写道：“实验剧团的/小剧场//正在上演/《等待戈多》//左等右等/戈多不来//知道他不在/没人真在等//有人开始犯困/可就在这时//在《等待戈多》的尾声/有人冲上了台//出乎了‘出乎意料’/实在令人振奋//此来者不善/乃剧场看门老头儿的傻公子//拦都拦不住/窜到舞台中央//喊着叔叔/哭着要糖//‘戈多来了！’/全体起立热烈鼓掌。”[140]长年旅居瑞典、翻译过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的李笠，创作过同名诗作《等待戈多》，并在其诗作中论及一位摄影师与贝克特的交集。在诗作《等待戈多咖啡吧》中，曾经那“几个伪装成良民的文艺男女”，“多少年后，我们谈起那个夜晚/一朵浮云擦身而过/有人捋一捋长发，嫣然而笑/有人神色闪烁，俯瞰人间/当年的我们仍坐在咖啡吧内/等待戈多，一脸茫然”。[141]与此同时，爱尔兰“门”剧院（Gate Theatre）出品的《等待戈多》曾登陆首都剧场上演，这是被普遍认为20世纪最权威的版本，拓展了国人对世界“戈多”热的认知。而各类以《等待戈多》为蓝本或主题的改编作品仍在不时上演，如由中央戏剧学院戏剧导演陈子度指导的荒诞派原创戏剧《戈多未眠》，已于2018年5月在北京演艺专修学院实验剧场演出，随后又在隆福剧场小剧场上演。《等待戈多》经得起多种改编、多方阐释，可见其文本的开放性和普世性。

无论命中注定的劫缘，还是虚无缥缈的希望，个体乃至人类向来难以先验。在充满变数的人生历程中，我们该如何自处，又该如何救赎，这依然是一系列究竟谁是“戈多”、“戈多”何时到来的命题。贝克特以其重复、简洁却饱含诗意的对白，洞烛了人类孤独、彷徨、无助的惯常。“我们等待。我们厌烦。……一切都将消逝，我们又将孤孤单单，在一片空虚之中。”[142]本质上个体的人都是孤独者。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等待戈多》必将维系其持久的艺术感染力。《等待戈多》同时为孤独的人涂抹上一层“终极关怀”的色调。贝克特多次借主人公之口，喊出要对整个人类报以“悲悯”之情，“我们不是圣人，但我们如约而至。有多少人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呢？”[143]一部作品能有如此张力，那便足以引起世人恒远的共鸣与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