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言

中国历史的奥秘，深藏于大兴安岭两侧的广袤原野。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企图步老牌帝国主义后尘，争夺所谓“生存空间”；俄国自彼得大帝新政，不断东进，寻找阳光地带和不冻港。日俄竞争于中国东北，流血漂杵；日本逐步占得上风，九一八事变发生，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新危机。

日本侵华之际，世界已进入全球化的新时代，民族国家成为国际社会的主体，以国际条约体系规范各国的行为，以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彼此的分歧，是国际社会付出重大代价以后得出的共识。而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如德、意、日，昧于世界大势，穷兵黩武，以求一逞。以故意制造的借口，发动侵华战争，霸占中国东北百余万平方公里土地、数千万人民，是日本昭显于世的侵略事实。

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应中国方面之吁请，派出国联调查团处理此事。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调查团团长由英国人李顿爵士（The Rt.Hon.The Earl of Lytton）担任，故亦称李顿调查团（Lytton Commission）。除李顿外，美国代表为麦考益将军（Gen.McCoy），法国代表为亨利·克劳德将军（Gen.Claudel），德国代表为希尼博士（Dr.Schnee），意大利代表为马柯迪伯爵（H.E.Count Aldrovandi）。为显示在中日间不做左右袒，国联理事会还决定顾维钧作为顾问代表中国参加工作，吉田伊三郎代表日方。代表团秘书长为国联秘书处哈斯（Mr.Robert Haas）。代表团另有翻译、辅助人员。1932年9月4日，代表团完成报告书，签署于中国北平。报告书确认：第一，九一八事变之责任，完全在于日本，而不在中国；第二，伪满洲国政权非由真正及自然之独立运动所产生；第三，申明东三省为中国领土。日本为此恼羞成怒，退出国联，自绝于国际社会。

《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就是反映李顿调查团组建、调查过程、调查结论、各方反应和影响的中、日等国相关资料的汇编，对于研究九一八事变和李顿调查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如何看待李顿调查团来东亚调查的来龙去脉？笔者认为应有三个维度的观照：

其一，在中国发现历史。

美国历史学家柯文提出的这一范式，相比“冲击—反应”模式，即从外部冲击观察中国历史的旧范式，自有其意义。近代以来，由条约体系加持的列强，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沿海通商口岸是中国最早接触西方世界的部分，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得风气之先，所谓“西风东渐”，对中国旧有典章制度的影响无远弗届。近代中国在西方裹挟下步履踉跄，蹒跚竭蹶，自为事实。但如果把中国近代历史仅仅看成西方列强冲击之结果，在理论、方法和事实上，均为重大缺陷。

主要从中国内部，探寻历史演进的机制和规律，是柯文提出的范式的意义所在。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发生、国联调查团来华前后，中国社会内部对此作出了剧烈的反应。在瑞士日内瓦所藏国联巨量档案文献中，中国各界通过电报、快邮代电、信函等形式具名或匿名送达代表团的呈文引人注目，集中表达了国难当头之时中华民族谴责日本侵略、要求国际社会主持公道、收回东北主权、确保永久和平的诉求，对代表团、国联和整个国际社会形成了巨大影响，显示了近代中国社会演进的内在动力。

东北各界身受亡国之痛，电函尤多。基层民众虽文化程度不高，所怀民族国家大义却毫不含糊。东北某兵工厂机器匠张光明致信代表团称：“我是中华民国的公民，我不是‘满洲国’人，我不拥护这国的伪组织。”高超尘说：“不少日子以前，‘满洲国家’即已成立了，但那完全是日本人的主使，强迫我辽地居民承认。街上的行人，日人随便问‘您是哪国人’，你如说是‘满洲人’便罢，如说是中国人，便行暴打以至死。”辽宁城西北大橡村国民小学校致函称：“逐出日本军，打到[倒]‘满洲国’，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民。”陈子耕揭露说：“自事变以后，日本恶势力已伸张入全东北，如每县的政事皆由日人权势下所掌握，复又收买警察、军人、政客等，以假托民意来欺骗世界人的耳目，硬说建设‘满洲国’是中华人民的意思，强迫人民全出去游行，打着欢迎建设‘新国家’的旗号……我誓死不忘我的中华祖国，敢说华人莫非至心不跳时、血停时，不然一定于[与]他们周旋。”小学生何子明来信说：“我小学生告诉您们‘满洲国’成立我不赞成……有一天我在学校，日本人去了，教我们大家一齐说‘大日本万岁’，我们要不说他就杀我们，把我迫不得已的就说了。其中有一位七岁的小孩，他说‘大中华万岁！打倒小日本！’日本人听了就立刻把那个小同学杀了，真叫我想起来就愁啊。”

经济地位和文化水平较高者，则向代表团分析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深远危害。哈尔滨商民代表函称：“虽然，满洲吞并，恐不惟中国之不利。即各国之经济，亦将受其影响。世界二次大战，迫于眉睫矣。”中国国民党青年团哈尔滨市支部分析说：“查日本军阀向有一贯之对外积极侵略政策，吾人细玩以前田中义一之满蒙大陆政策，及最近本庄繁等上日本天皇之奏折，可以看出其对外一贯之积极侵略政策，即第一步占领满蒙，第二步并吞中国，第三步征服世界是也。……以今日之日本蕞尔岛国，世界各国尚且畏之如虎，而况并有三省之后版图增大数倍，恐不数年后，即将向世界各国进攻，有孰敢撄其锋镝乎？……勿徒视为亚洲人之事，无关痛痒，失国联之威信，而贻噬脐之后悔也。”

不惟东北民众，民族危亡激起了全中国人的爱国心。清华大学自治会1932年4月12日用英文致函代表团指出：中国面临巨大的困难，好似1806年的德国和1871年的法国，但就像“青年意大利”党人一样，青年人对国家的重建充满信心。日本的侵略，不仅危害了中国，也对世界和平形成严重威胁，青年人愿意为国家流尽“最后一滴血”。而国联也面临着建立以来最大的危机，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将考验它处理全球问题的能力。公平和正义能否实现，将影响到人类的命运。他们向代表团严正提出“五点要求”：1.日本从中国撤军；2.上海问题与东北问题一起解决；3.不承认日本侵略和用武力改变的现状；4.任何解决不得损害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5.日本必须对此事件的后果负责。南京海外华侨协会1932年3月16日致电代表团：日本进兵东三省和淞沪地区，“违反了国联盟约和《凯洛格—白里安公约》，扰乱了远东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同时，日本一直在做虚假的宣传，竭力蒙蔽整个世界。我们诚挚地请求你们到现场来，亲眼看看日军对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进行怎样的恣意破坏。希望你们按照国际法及司法原则，对其进行制裁。如果你们不能完成这一使命，那么世界上将无任何公平正义可言。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民族的生存，我们将采取一切手段自卫，决不会向武力屈服。”

除了档案，中国当时的杂志、报纸，大量地报道了九一八事变和国联调查团相关情况，其关切的细致程度，说明了各界的高度投入。那些浸透着时人忧虑、带着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字表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场精神洗礼，每个人都从东北沦陷中感受到切肤之痛。这种舆论和思想的汇合，极大地改变了此后中国社会各界的主要诉求，抗日图存成为压倒性的任务，每一种政治力量都必须对此作出回应。

其二，在世界发现中国历史。

以中国为本位，探讨中国历史的内生力量，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全球化以来，中国历史已经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仅仅依靠中国方面的资料，不利于我们以更加广阔的视野看待中国历史和“九一八”的历史。

事实上，奔赴世界各地“动手动脚找东西”，已经成为中国学者深化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抗战史研究的不二法门。比如，在中日历史问题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南京大屠杀问题。除中国各地档案馆、图书馆外，中国学者深入美、德、英、日、俄、法、西、意、丹等国相关机构，系统全面地整理了加害者日方、受害者中方和第三方档案文献，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献、图像资料，出版《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2卷。不仅证明了日军进行大屠杀的残酷性、蓄意性和计划性，也证明南京大屠杀早在发生之时，就引起了各国政府和社会舆论的关注；南京和东京两场审判，进行了繁复的质证，确保了程序和判决的正义；日方细致的粉饰，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正义人士的揭露下真相毕露。全球性的资料，不仅深化了历史研究，也为文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等跨学科方法进入相关研究提供基础；不仅摧毁了右翼的各种谬论，也迫使日本政府不敢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和战争犯罪性质。

国际抗战资料，展现了中国抗战史的丰富侧面。如美国驻中国各地使领馆的报告，具体生动地记录了战时中国各区域的社会、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情形，对战时国共关系亦有颇有见地的分析；俄、美、日等国档案馆的细菌战资料，揭示了战时日本违反国际法研制细菌武器的规模和使用情况，记录了中国各地民众遭遇的重大伤亡和中国军民在当时条件下的应对，以及暗示了战后美国掩饰“死亡工厂”实情的目的；英美等国档案所反映的重庆大轰炸和日军对中国大中小城市的普遍的无差别轰炸，不仅记录了日本战争犯罪的普遍性，也彰显了战时中国全国军民同仇敌忾、不畏强暴的英勇气概。哈佛大学所藏费吴生档案、得克萨斯州州立大学奥斯汀分校所藏辛德贝格档案、曼彻斯特档案馆所藏田伯烈档案等则从个人角度凸显了中国抗战在“第三方”眼中的图景。

对于李顿调查团的研究，自莫能外。比如，除了前述中国各界给国联的呈文，最近在日内瓦“国联和联合国档案馆”中发现：调查团在日本与日本政要的谈话记录，在中国各地特别是在北平和九一八事变直接相关人士如张学良、王以哲、荣臻等人的谈话记录，调查团在东北实地调查、询问日军高层的记录，中共在“九一八”前后的活动，中国各界的陈情书，日本官方和东北伪组织人员、汉奸的表态，世界各国、各界的反应等。特别是张学良等人反复向代表团说明的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北军高层力避冲突的态度，王以哲、荣臻在“九一八”当晚与张学良的联系，北大营遭受日军进攻以后东北军的反应等情况，对于厘清九一八事变真相，有着不可取代的意义。

我们通过初步努力发现，李顿调查团成立前后，中方向国联提交了论证东北主权属于中国的篇幅巨大的系统性说帖，顾维钧、孟治、徐道邻等还用英文、德文进行著述。日方相应地提交了由日本旅美“学者”起草的说帖，其主攻点是中国的抗日运动、东北在张氏父子治下的惨淡、东北的“匪患”，避而不谈柳条沟事件的蓄意性。日方资料表明，即使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数月后，其关于“九一八”当晚情形的说辞仍然漏洞百出、逻辑混乱，在李顿询问时不能自圆其说。而欧美学者则向国联提供了第三方意见，如The Verdict of the League:China and Japan in Manchuria（《国联的裁决：中日在满洲》），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曼利·哈德森（Manley O.Hudson）著；Manchuria:Cradle of Conflict（《满洲：冲突的策源地》），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著；The Manchuria Arena:An Australian View of the Far Eastern Conflict（《满洲竞技场：远东冲突的澳洲视角》），卡特拉克（F.M.Cutlack）著；The Tinder Box of Asia（《亚洲的火药桶》），乔治·索科尔斯基（George E.Sokolsky，中文名索克斯）著；The World's Danger Zone（《世界的危险地带》），舍伍德·艾迪（Sherwood Eddy）著；等等，为国联理解中国东北问题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另外，收藏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等也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高层的态度和举措。

这次出版的资料中，收集了中国台湾地区的“国史馆”藏档，日本外务省藏档，国联和联合国档案馆S系列藏档等多卷档案。丰沛的资料说明，即使是李顿调查团这样过去在大学教材中只是以一两段话提出的问题，其实仍有海量的各种海外文献可资研究。

可以说，世界各地抗日档案和各种资料，不仅补充了中国方面的抗日资料，也弥补了“在中国发现历史”范式的不足，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研究全面性、客观性的要求，自然地延伸推导出“在世界发现中国历史”的新命题。把“中国的”和“世界的”结合起来，才能更深广、入微地揭示抗日战争史的内涵。

其三，在中国发现世界历史。

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抗战，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亚主战场。离开中国历史谈世界历史注定是不周全的。只有充分发掘中国历史的世界意义，世界史才能获得真正的全球史意义。

过往的抗战史国际化，说明了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研究发现，东北抗联资料不仅呈现了十四年抗战的艰苦过程，也说明了战时东北亚复杂的国际关系。日方资料中的“华北治安战”“清乡作战”资料，从反面反映了八路军、新四军的顽强，其牵制大量日军的事实，从另一面说明中共敌后游击战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1937年12月12日在南京江面制造“巴纳号事件”的日军航空兵官兵，后来是制造“珍珠港事件”的主力之一，说明了中国抗战与太平洋战争的联系。参与制造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和南京大屠杀的许多日军部队，后来在太平洋战场上被美澳等盟国军队消灭，说明了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的相互支持。中国军队在滇缅战场的作战和在越南等地的受降，中国对朝鲜、马来亚、越南等地游击战和抗日斗争的介入和帮助，说明了中国抗战对东亚、东南亚解放的意义和价值。对大后方英美军人、“工合”人士、新闻界和其他各界人士的研究，彰显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多重维度，等等。这对我们的研究富有启发性意义。

李顿调查团的相关资料表明，九一八事变及其后续发展，具有深刻的世界史含义。

麦金德1902年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发表文章，提出“世界岛”的概念。麦金德认为，地球由两部分构成：由欧洲、亚洲、非洲组成的世界岛，是世界上面积最大、人口最多、最富饶的陆地组合。在“世界岛”的中央，是自伏尔加河到长江，自喜马拉雅山脉到北极的心脏地带，在世界史的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其实，就世界近现代史而言，中国东北具有极其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堪称“世界之砧”——美国、俄罗斯、日本等这些当今世界的顶级力量，无不在中国东北及其周边地区倾注心力，影响世界大局。

今天看来，李顿调查团的组建，是国际社会运用国际规约积极调解大国冲突、维护当时既存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一次尝试。参与各国均为当时世界强国，即为明证。

英国作为列强中在华条约利益最丰的国家，积极投入国联调查团的建立。张伯伦、麦克米伦等知名政治家均极愿加入代表团，甚至跟外交部官员暗通款曲，询问排名情况。李顿在中日间多地奔波，主导调查和报告书的起草，正是这一背景的反映。

美国作为国联非成员国，积极介入调查团，说明了美国对远东局势的关切，其态度和不承认日本用武力改变当时中国领土主权现状的“史汀生主义”是一致的。日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延续到珍珠港事变发生。在日美最终谈判中，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仍然是美方的先决条件。可以说，九一八事变，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是改变日本和美国国运的大事。

苏联在国联未能采取强力措施制止日本侵略后，默认了伪满洲国的存在，后甚至通过对日条约加以承认，其对日本的忍让和妥协，延续到它对日本宣战。但日本关东军主力在苏联牵制下不敢贸然南下，影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态。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却始终得不到中国和国际主流社会的承认，乃不断扩大侵略，不仅影响了对苏备战，也使得其在“重庆政权之所以不投降，是因为有英美支持”的判断下，不断南进，最终自取灭亡。2015年8月14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战后70年讲话中承认：“日本迷失了世界大局。满洲事变以及退出国际联盟——日本逐渐变成国际社会经过巨大灾难而建立起来的新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前进的方向有错误，而走上了战争的道路。其结果，70年前，日本战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九一八事变—李顿调查—退出国联，成为日本近代史的转折点。

亚马孙雨林的蝴蝶振动翅膀，可能在西太平洋引发一场风暴。发生在沈阳一个小地方的九一八事变，成为今天国际秩序的肇因。其故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人的“普遍交往”逐步发展起来，“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历史，与世界历史共构而存续。

回望李顿调查团的历史，我仿佛感受到了太平洋洋底的咆哮呼啸前来，如同雷鸣。

是为序。

张生

201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