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八乱八达，谢鲲一己扶社稷

一、得贵人助仕途顺

太康二年（公元281年），谢衡在自家宅子中焦急地等待着，突然一声孩童的啼哭声打破了满园子的宁静，谢衡紧握的拳头也终于松了下来。这个带着全家希望的孩子便是谢鲲。谢鲲在历史上堪称一位传奇人物，年少便是如此。

房玄龄在《晋书·谢鲲传》中曾写道：“鲲少知名，通简有高识，不修威仪，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绍并奇之。”

谢鲲的大部分人生时光都是在朝廷纷争和“八王之乱”中度过的，年纪虽然不大，但久居权力周围，对朝局和政治有自己的思考。

当时的文化风气也从曹魏时期崇尚儒学转变为对玄学的崇拜、对儒学的冷落。众所周知，谢衡是当朝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然而虽然他极力重振儒学之风，却仍然无法抵挡“清谈”治学的风气。谢鲲在潮流的影响下，背离了父亲的意愿，转而投入了玄学之风的研究。此时的谢衡正处于权力斗争之中，自然忽视了对儿子的教育，但也正因为此，给了谢鲲更多的可能。

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境下，儒家学派更像是一门“穷人的学问”，可以帮助穷人获得权力和地位，是一门“入世”的学问。而士族大夫本就在“世”中，已经享受了许多的权力和优待，久而久之，心生厌倦，想要解决的问题也从生存转到精神世界，自然就要“出世”。而对于身处政治边缘的无名小卒来说，儒玄双修才能得到更多的晋升机会。

谢鲲是个聪敏之人，也早早看透了现有的学风态势，他从耳濡目染的儒学改投到玄学的怀抱，终将两种学风贯穿己身。谢安曾回忆谢鲲：“他如果遇到竹林七贤，一定会与他们手拉手地进入竹林。”

时局动荡，谢衡心灰意冷归于绍兴之后，谢鲲和谢裒两兄弟留在了洛阳，继续为谢氏家族打拼。不久后由于政局变化，两兄弟也选择去老家避风头，伺机而动。

谢鲲和谢裒的性格很不同，从两人所读的书就能看出来。在老家的日子里，谢鲲继续沉醉于诸子百家，《老子》《易经》是他的心头物；谢裒看的则是《左传》《史记》等史记典故。谢鲲在玄学上如痴如醉之际，谢裒仍然尊崇父辈，在儒学上求学深造。

虽然兄弟俩各有志向，但当前最要紧的还是朝廷局势的变化。谢裒谈道：“周灭殷商，分封诸侯八百，致使尾大不掉，楚庄王问鼎中原，秦以诸侯之名吞并周朝。武帝初承魏禅，分封诸王，‘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千五百人’。晋朝毕竟不同西周，率由旧章，一如古典。俗语曰：‘知旧察今。’分封无益，徒增时弊，终于导致诸王之乱。”

谢鲲则持不同看法：“此话不尽言，朝危政乱，乱政危朝，不在分封，不在诸王，咎在主上。主昏臣佞，所任非才，世族大姓把持朝政，外戚更迭操纵帝命。武帝后族杨氏与惠帝后族贾氏争权，酿成诸王之乱。诸王持节都督军事，方能保住社稷神器。”

虽然对当时的政治局势看法不同，但是丝毫不妨碍兄弟之情，二人你来我往，讨论得好不热闹。远在僻壤的两人仿佛再次回到了洛阳，回到了辉煌明亮的朝堂之上。谢家在政治漩涡中经历的种种，令两兄弟产生了不同的感悟。时局稳定后，谢鲲仍然满怀希冀，愿意“入世”，而谢裒对仕途则看淡了许多，选择“出世”。

此时朝廷内的“八王之乱”正如火如荼。司马伦和孙秀等人虽看不惯贾后，但又害怕被困于金墉城的司马遹重新掌权，于是便处处讨好贾后，并利用贾后将司马遹除掉。随后，司马伦和孙秀等人终于将手伸向了贾后。

此时的晋惠帝早已成为权臣和贾后的傀儡，虽然表面上看来是贾后在操持朝政，但实际上掌管实权的是司马伦和孙秀等权臣。后者伪造了晋惠帝的诏书，以谋害太子的名义降罪贾后和其党羽。贾后被贬为庶民，困在建始殿，随后被送往金墉城，后被灌下毒酒离开人世。

如此一来，朝政大权几乎完全掌握在司马伦一派的手中，司马伦伪造诏书自封为相国，孙秀等人则手握兵权。至永康二年（公元301年），司马伦废黜了晋惠帝，黄袍加身，并将晋惠帝囚禁在金墉城。

司马伦登上政治权力的高峰后，沉迷于清除异己，使各派之间怨隙更深。而司马伦自身缺乏治国良策，无任何政治建树，民怨沸腾。待时机成熟后，齐王司马冏联手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共同出兵讨伐司马伦。司马伦和孙秀一党并不退让，两虎相斗，死伤惨重，死众达十万余人。最终人心已失的司马伦被俘，一杯毒酒了却残生。司马冏获胜后，也开始清洗朝廷中司马伦的党羽。两个月后，他迎接晋惠帝司马衷复位，司马衷任命司马冏为大司马，主理朝政。

虽然司马冏功劳不小，但如果他不知道收敛自己，他的功绩便是一颗定时炸弹，既让司马衷寝食难安，也会给自己带来危险。司马冏在朝廷上丝毫没有收敛自己的言行，而是处处彰显自己的特权。如此行径给还未停歇的八王纷争再添战火。

时任翊军校尉的李含来到长安，劝说司马颙铲除司马冏。一番考量之后，司马颙上书状告司马冏的几大罪状，继而出兵洛阳，并向外宣称他已与驻守洛阳的长沙王司马乂结为同盟。司马冏得知后，立即派董艾率兵攻打司马乂。司马乂得到消息后，连夜率亲信奔袭皇宫，挟持司马冏。司马冏在战乱中被杀，其党羽多被诛伐，朝廷大权被司马乂独揽。

谢鲲回到洛阳之际，正是司马乂独揽大权之时。再次回到京都，谢鲲感慨万分，他直接来到王衍的府上拜见。王衍是朝廷中士族的代表人物，也是玄学一派的坚定拥护者，虽然他对谢衡等儒学推崇者冷眼相待，但是并没有因为谢鲲是谢衡的儿子就同样视之，反而因为其玄学造诣对其礼遇有加。在王衍的帮助下，谢鲲在新的朝廷政权中迅速站稳脚跟，任太尉府令史。

令史主要负责处理往来的书信和上书的奏折，虽然不是什么重要职位，但能够了解时局和洞察官员。谢鲲年幼时熟读儒学经典，成年后接触了众多道家经典和玄学理论，文笔和才思都不在话下。每次往来的书信都令人称赞不绝，尤其得到司马乂的赏识。

谢鲲在看似歌舞升平的朝廷上忙着分内之事，但这一切只是表象，繁华背后暗潮涌动，所有人都在伺机而动。此时的他如同草荠，没有掌控自己未来的机会，也没有左右朝局的能力，只能等待着命运强加于他的动乱，而这一刻并没有太久。

二、“八王之乱”难自处

虽然无心卷入动荡的朝局，但身处其中，任何人都无法避免，谢鲲也不例外。“八王之乱”愈演愈烈，朝廷上已经开始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并且丝毫没有停歇的兆头，大臣们人人自危，都在思考自己的退路。

当谢鲲还在犹豫不决之际，司马乂不知从哪得知消息说谢鲲想要逃出京都，转投他方阵营。司马乂立即派人抓来谢鲲，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要对他施以鞭刑。谢鲲知道司马乂的意图，并未辩解，而是主动脱下上衣，露出臂膀，神情镇定，没有丝毫怯懦。司马乂看他的神情不似逃亡的人，便让手下住手，放了谢鲲。谢鲲自始至终一言不发，默默穿衣，不悲不喜。看着这个镇定的年轻人，司马乂知道自己错怪了他，心中难免有些羞愧，但谢鲲好像毫不在意，大步离开了。四周围观之人也惊讶于谢鲲的镇定自若。谢鲲在朝廷上少有谄媚姿态，如同此时一样，他用自己所崇尚的老庄之道坚守自己的政治理想。

几方势力此消彼长，互不相让，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司马乂。且不说政治方向是否正确，司马乂确实是当时最适合之人，有能力、有决断，自然比一些骄奢淫逸的王侯更适合做事。有了答案的谢鲲不再迟疑，也没有将之前司马乂鞭打自己的事记恨在心，而是全力想着目前局势的应对之策。

一日，他想清楚了一些关于朝廷的问题，便直接来到司马乂的府邸。谢鲲随身携带的是一份关于益州的奏折，他将其展开，将内容向司马乂一一陈述，并说道：“郡国兵丁无故索取银粮，必有战事。天下未靖，纷乱未平，太尉公应宜早做好准备，分而治之。对付河间王，宜派精兵良将威慑；对付成都王，宜遣干练使臣面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司马乂没有料到谢鲲此来说了如此一番肺腑之言，望着这个眼神坚定的书生，他心中感动，继续与之商讨应对之策，在座之人无不被谢鲲冷静周密的计划折服。恰好常一同游乐的阮修也在其中，阮修看着面前与以往形象截然不同的谢鲲，开玩笑地说道：“幼舆不饰威仪，好谈《老》《易》，每遇七贤，把臂入林，并非无德折巾，忘情物外！”司马越也赞叹道：“所言名士风度，集于幼舆一身。”此事是谢鲲自老家归来后，真正投身到“八王之乱”中的第一件事。

司马乂听了谢鲲的话，开始着手准备粮草、兵马甚至战士过冬的寒衣。随后，司马乂入宫请求晋惠帝拨付银两。但此时的晋惠帝正沉醉在温柔乡中，根本无心管理朝政，连见一面司马乂的时间都不愿给予。

与此同时，司马颙不满司马乂独揽大权，几次派人暗杀司马乂，无奈均未成功。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司马颙领兵七万、司马颖领兵二十余万共同进军洛阳，晋惠帝命司马乂领兵出击。这是当时为止，晋朝皇权斗争中出兵规模最大的一次。好在有谢鲲之前的提醒，司马乂早做了些准备，不至于让他措手不及。

双方僵持不下之际，司马乂首先找到了司马颙、司马颖大军的破绽，击杀对方六万余人。但由于后方粮草不足，渐生颓败之势。面对不利的局势，司马乂的手下分成了两个阵营，一方坚持保卫洛阳，一方心生退意。

在司马乂犹豫不决之际，东海王司马越与司马颙部下勾结，夜袭司马乂，最终司马乂被火烤致死。这一战由此宣告结束。

讨伐司马乂成功之后，司马颖、司马颙等人逼迫晋惠帝论功行赏，并让晋惠帝立司马颖为皇位继承人。司马颖与之前的重臣一样成为权力的中心，自然让其他以兄弟相称的王爷们不满。东海王司马越云集十万精兵攻打司马颖所在的邺城，司马颖毫不退缩，出兵五万相迎，最终击退司马越，俘虏晋惠帝。

司马越战败后，几处流窜，却无人收留，司马颖下令不追究司马越之事，召他回朝廷领命，司马越不受，继续流亡。司马越的弟弟东瀛公司马腾杀了司马颖所置的幽州刺史，再次向朝廷宣战。司马颖忍无可忍，出兵讨伐司马腾等人。司马腾勾结外邦之人，形成战时同盟向司马颖进军。司马颖不敌对手，战败的消息连连传到司马颖的所在地邺城，司马颖带晋惠帝和一众亲信连夜逃往洛阳。

此时的洛阳由司马颙的部下掌控，他们俘虏了逃亡中的晋惠帝，废除了司马颖的继承位，又让晋惠帝下诏立司马越为太傅，同时召回司马越，司马越不受。司马颙自行选置百官，改秦州为定州，改元永兴。永兴二年，司马颙以天子的名号，并以“张方劫迁车驾，天下怨愤，欲奉迎大驾，还复旧都洛阳”的名义起兵讨伐司马越。

司马越派出说客，表示愿意与司马颙分陕而居、息事宁人，前提是要司马颙将晋惠帝护送回洛阳城中。司马颙欲为之，但其部下认为不妥，最后只得派司马颖出兵抗拒司马越。司马越先是兵败，后在援军的支援下，打败了司马颙派出的先头部队。司马颙为此十分不安，为了息事宁人，他派人将得力手下张方的首级送到司马越军中，被司马越拒绝。如此司马颙更是将自己推向险境，在接下来的几场战斗中，节节败退。司马越攻到长安，与鲜卑将领一同将晋惠帝送回洛阳，司马越被授予太傅录尚书事。

光熙元年十一月（公元306年），晋惠帝突然离世，司马炽即位，史称晋怀帝，并下诏召回司马颙。司马颙马上动身，路上并无半点警惕，行至新安雍谷（今河南渑池东）时，他和三个儿子被司马越之弟南阳王司马模派人暗杀，司马颙一门从此绝后。“八王之乱”也在此画上了句号。

“八王之乱”的整个期间，谢鲲虽然并未一直站在司马乂身后，但是他始终参与其中，见证了西晋历史上最大的政乱。“八王之乱”之后，谢鲲依然在朝为官，并没有因为他曾为司马乂献策而受到牵连。

谢鲲虽然活了下来，但是他的许多好友在这场乱斗中丧生，国家经济遭到破坏，开启了“五胡乱华”的局面。

三、“元康之治”繁华象

提到“元康放达派”，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竹林七贤”，人们将“元康放达派”看作是三国魏正始年间玄学的延续，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更是当时追求玄学之人崇拜的对象。

“元康放达派”的存在不仅因为前朝的遗风，也因为元康之治期间人们生活的富足。

元康是晋惠帝的年号，晋朝玄学之风便是从此处大盛的，但玄学真正兴起要追溯到曹魏的正始年间。此时正是曹氏阵营与司马阵营互相厮杀之际，随后人们在《老子》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基础上发展出玄学。因为玄学是在老子的道家思想中衍生出来的，因此也被称为“新道家”。

太康年间常被人称为“天下无穷人”的盛世，“贾竖皆厌粱肉”“婢妾被服绫罗”“贱隶乘轻驱肥”是当时生活的常态。直到晋惠帝之时，就算有贾后的干扰，国家财政也未出现大的纰漏。经济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元康之治的基础。而且元康之治的繁华景象不只存在于贵族阶层，平民阶层也享受到了一定的权益。

尤其是在司马泰和司马彤佐政期间，朝局稳定，当权者不亲慕贵族，也不冷落寒士。二人严于律己，穿戴完全没有王公贵族的姿态。每有聚会，若不认识他们的人都会认为二人是一介贫寒之士。在众多朝臣中有一人值得一提，这便是中书监张华。他政务能力十分突出，为官正直清廉，没有任何敛财的行为。张华去世之时，家中留下大量书籍，而财物却几乎为零。在朝多年，他不仅保持自己的清廉正直，也培养了一批祖国栋梁。与张华拥有同样抱负的实干家奠定了元康之治的繁华和元康时期的开放民风。

《晋书》云：“元康之后，纲纪大坏。”此后朝廷沉浸在“八王之乱”的斗争中，腐败、战乱等诸多问题一同迸发。但是元康之治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元康之风的结束。

虽然“八王之乱”带给谢鲲的感叹难以平静，但其中对他触动最大的无疑是司马乂的死。他看到司马乂位极人臣，享尽繁华富贵，但数月之间这一切又轰然倒塌。荣辱、胜败似乎只在片刻之间，他作为人臣究竟该抓紧时间享受这随时可能丢掉的繁华，还是该接着去为随时可能消失的一切争取和奋斗？他困惑着，寻找着。

虽然司马乂身首异处，但同朝为官的王衍依然过得风生水起。王衍在朝中不是皇家士族，只是大姓之人，却能凭借自身之势屹立几朝不倒，给了家族最大的荣耀和安全。

王衍喜清谈的玄学，因此与谢鲲走得很近。谢鲲经常出入王衍的府中，与王敦、庾敳、阮修合称为“王衍四友”。铲除异己的司马越想要重整朝纲，聘请了许多名士，其中便有谢鲲。谢鲲因为与王衍私交甚好，也因其学有所成，得到了辅官的职位，其他有名之人也被收入太傅府任职。一时之间，太傅府中形成了“多名士，一时隽异”的景象。

谢鲲的职位是太傅府的掾吏，整日的工作就是谈论朝纲朝纪，也谈论官员琐事，是个能锻炼、发挥他口才的官位。

经过了“八王之乱”，文人压抑了太久，都想一吐为快，文人大臣们常常汇集一堂，高谈阔论，其中以司马越建立的澄虚阁最为热闹。澄虚阁的前身为弘训宫，通常由太后掌控，用于游玩休憩、整顿后宫，后因贾后之事弃之不用，最后推倒重建澄虚阁。

元康之风还体现在对于礼教的态度上。儒家讲究收敛自我、克制欲望，而玄学则提倡为心所欲、释放自我，在“八王之乱”的压抑之后，人们释放的欲望更为强烈。

元康之风对于礼教的态度是从竹林七贤处延续下来的。七贤之一的阮籍就是在压抑之后才开始放逐自我的。他本是尊儒之人，一日，他正在与友人下棋，忽然得知母亲去世，他没有停下棋局。对弈结束后，他狂饮二斗酒，突然口吐鲜血，嚎啕大哭，悲痛之情喷薄而出。

母亲出殡之日，阮籍没有按照俗礼行事，依然酒肉不离口，但在最后的时刻，他突然痛哭流涕，口中鲜血喷出。有些卫道士不能理解他的行为，甚至用言语攻击他，说其有辱斯文。

谢鲲也有一事，同样令人难以理解。他有一邻居，是个美人，每日闲暇时光便临窗而坐织布。一次谢鲲想逗姑娘一乐，便说了些放荡的俏皮话。姑娘飞出一只梭，正打在了谢鲲的嘴上，打掉了他的两颗门牙。后有友人经常以此事取笑于他，他却不屑一顾，而是乐观地说道：“折齿算什么，又不妨碍我啸歌。”他虽不看重礼法教条，但有一定的分寸，俨然比那些只顾高雅、没有人情味的士大夫更让人觉得有趣。

元康之放期间发生了许多诸如此类的故事，既有令人难以理解的，也有让人会心一笑的。如今看来，其中的一些做法虽然令人难以接受，但其真正的意义已不局限于此。

当时那些与常理相悖的做法正是许多清谈之学的人追求的，其中便有谢鲲等人的身影。他们并非认为人情不重要，而是选择抛弃规则，用真挚的感情待人，赤诚而无顾虑。

虽然元康之治已经走远，但其带给谢鲲等人的是思想的解放，对后世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历史的发展并非是一味地抛弃前者，而是在前者中发现和体味，找寻符合当代的时代意义。

四、“江左八达”美名传

在任令史时，谢鲲的生活优哉游哉，每日只需处理一些书信和奏表。闲暇时间他继续参悟玄学，没想到还真悟出了一点名堂。

当时的文人尤爱小聚，闲时便邀三五好友或登高望远，或在舞榭歌台高谈阔论。谢鲲与几位玄学名士交往密切，仿效之前的“竹林七贤”，纵情山水，放浪形骸。

因为与王衍交好，他经常参与王衍府中的聚会，与当时的名士探讨玄学。王衍是当朝大臣，曾任太尉，有一次奉命领大军出征，没想到全军覆没，因此被冠以“清谈误国”的名号。但他依然对清谈之风推崇之至，一旦发现说得不恰当，随即更改，世人称之为“口中雌黄”。

在畅谈清谈之学时，谢鲲习惯手执麈尾。麈尾原本是用来驱虫、掸尘的工具，沿用到魏晋时被用来表明身份。只有地位崇高之人才能在畅谈时手执麈尾表明高雅。

此外，朝廷对令史的行动范围给予了足够大的自由，藏书之地均不阻拦。虽对外以清谈之学示人，但谢鲲丝毫没有忘记内修。他在那些早已无人问津的书籍中了解晋朝之前的历史，也在猜度着这个王朝未来的走向。

一日晚间，名士再一次聚集在太傅府，正好府中有亭台楼榭，流水潺潺，众人兴致正高，便提议泛舟湖上。谢鲲兴致高昂，望着四周灯火，感叹道：“高薨巨桷，水光日影，动摇上下。嘉时令节，啸歌管弦，人生一乐。”阮修也在一旁，继而提议：“清宴堂投壶，乐中有乐。”一旁的王玄也来了兴致：“我来做司射。”

众人在清宴堂的正中摆上投壶，几个人手拿箭矢，跃跃欲试，玩得不亦乐乎。正当这时，一声“太傅驾到”打破了当场的欢乐氛围，众人纷纷倒地叩首。唯独谢鲲一人未行跪拜礼，而是抱着拳停在胸前，简单地行君子之礼。旁边的司马腾见此情景勃然大怒：“谢掾吏大胆，做了我家的臣子，见了王驾为何不跪？”司马越见谢鲲不行跪拜之礼，早就不悦，冷眼望着谢鲲，等着他的说辞。

司马越是当朝重臣，晋怀帝都忌惮三分，谢鲲如此当真是往枪口上撞。“臣不稽首自有道理。《尚书·舜典传》曰：‘稽首，首至地，臣事君之礼。’太傅为晋朝臣，我辈蒙王爷厚爱，臣属太傅，仍称晋朝臣，怎么可以用稽首大礼？此其一也。清宴堂本为鼓瑟吹笙的游乐场所，太傅网罗名士，卵翼隽异，装点朝堂，博取好贤之名。昔者周公佐成王，为见贤才，曾经‘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脯’，犹恐失去天下才士，岂有才士先行趋附的？此其二也。太傅运筹，同时封爵，兄弟三人履王位，名为社稷，实为自家计。太傅如无宰辅之能，将蹈故辙，何须稽首礼？此其三也。臣不行稽首大礼，当然无错。”

司马越本就心中不悦，听此言更是恼羞成怒，他吝色直言：“谢鲲名士，狂妄不羁。我未负卿，卿何以言辞这样刻薄？”谢鲲冷静对答：“从前楚人丢了布，公开告诉世人是令尹偷去的。太傅兵进洛阳，我家屋舍资财皆为明公军队所掠，鲲食住无依，寄身太傅府，太傅负我，非我负太傅。”

司马越知道了谢鲲如此态度的缘由，自知理亏，当场下令，让兵于民，令他们返还侵占的钱粮、屋舍，还当场赐了谢鲲五十匹锦缎。此次言行令谢鲲名声大噪，待他回到旧屋后，宾客络绎不绝。

这日，恰巧王敦兄弟三人前来拜会，他们再次谈起谢鲲家门庭若市的景象。对此谢鲲并不高兴，反而有些忧虑，“老子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乱世之中，祸福相对转化。只不过转化太残酷了，沾满血腥，转来转去，争城之战，杀人盈城；争野之战，弃尸盈野；争权之战，手足相残。异族北起南下，中原岌岌可危，帝都命运如何？实在说不准。”

听到谢鲲的忧虑，三人不再隐瞒自己的意图，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兄弟前来，既是相贺，也是相别。我受府命，出使青州，坐镇一方。听幼舆之言，已有归隐之意。如不嫌弃，可到青州。”

谢鲲思量片刻，回复王敦道：“陪臣执国命，君去青州，必是王公向太傅所请。惠帝痴，怀帝弱，皇族内没有对手，八王之乱已告结束。太傅赢了，可赢得的是千疮百孔的社稷江山，也得独吞王室之乱的全部恶果。刘渊、石勒交侵于外，怀帝、太傅构嫌于内，州郡藩镇不听号令，流民暴动此起彼伏。永嘉政局已现乱象，太傅跋扈，君臣失和。先父南迁之前，叮嘱我与弟弟：‘洛阳非久居之地，江东或许是归宿。’”

王澄点点头，表示赞同：“幼舆任达，绝非寄情方外。永嘉朝政裂痕难弥，太傅虽不是皇室近属，但他全力支撑将倾的社稷大厦，又能延揽名士。衍公追随他，或许能转危为安。我等兄弟将要启程，出镇地方，也是出于此种考虑。”

王导附和说：“为使江淮、荆楚遥相呼应，保障徐州，并为中原犄角，太傅命琅琊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军事，出镇建邺（今南京，公元313年为避晋愍帝司马邺讳，改称建康），辟我做司马，同往江东。”

王敦离开后，“四友”成了旧事。太傅府的诸多名士都各奔东西，太傅府日渐凋落，谢鲲也有远离之意，但因挂念谢裒时时不能成行。

当初的“四友”各奔东西之后，谢鲲仍然留在京都，朝廷时局再次发生变化。边关将士与石勒发生冲突，石勒大军攻破邺城。司马越立刻调集大军赶赴边关，这时，司马越发现有家仆将军中粮草运往自家，调查发现此乃谢鲲家仆，便以“盗取粮草”的罪名罢黜了谢鲲的官职。友人劝谢鲲负荆请罪，以保官位。谢鲲不从，返回乡里。

最后为了生计，谢鲲不得不再次出世，辗转几年之后，他南下与王敦再次相遇。此时王敦已经成为镇守豫章（今江西南昌）的左将军了，他邀请谢鲲做自己的助理，官位长史。

一次，谢鲲与友人聚会，会上还有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胡毋辅之、王尼，八人饮得酩酊大醉，一连几日闭门不出。众人谈天说地，好不快活，世人得知此事后便称此八人为“江左八达”。

此八人皆为名士，如此逍遥快活并非不关心国事，而是八人皆有说不得的苦衷。此时谢鲲为王敦的长史，而王敦已有二心，他既不能劝也不能支持。如此混乱的时局下，他们有各自的抱负，也有各自的限制，只能在清谈酒水间暂时忘却诸多烦恼。

在江左期间，谢鲲接触最多的仍然是玄学典籍，这一时期，他对玄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玄学上的造诣也日益精进。但与此同时也代表着他与父亲的彻底对立。虽然谢衡无法劝阻儿子，但谢鲲的做法确实将谢家的地位带到了谢衡无法企及的位置。谢鲲的种种想法和行为令士族大家认同，让谢家从“位高人轻”升级到“位低人尊”，这对于谢氏一门具有重大意义。

谢鲲之于谢氏家族十分独特，虽然他在朝廷上有一定的话语权，但却没有太多值得记载的业绩，但他的出现奠定了谢氏一门的基调，也是史书中记载的谢氏第一人。

当年的“王衍四友”和“江左八达”已成为故事，他们的行为是否合乎礼法，是否值得推崇已没有争辩的必要，至少他们给了晋王朝的百姓一个不同的存在，孰是孰非留给历史长河罢。

五、哭卫玠屡谏王敦

谢鲲有许多好友，有儿时玩伴，有同朝为官的同事，也有清谈之学的友人，但其中最令谢鲲惋惜和割舍不下的当属卫玠。两人因清谈之学结交，因相似的境遇而惺惺相惜。

石勒攻破邺城后，接连几城开始告急，京城也成了危险之地，唯有江左一带暂时安全。朝廷上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南迁，保住江左；而以司马越和王衍为代表的另一派则更主张坚守洛阳。两派争论不下，而石勒仍然在攻城略地，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

谢鲲也是南迁派，他认为固守洛阳必定会导致腹背受敌的局面，最终洛阳将在孤立无援中失守。但洛阳是几朝古都，许多人在这里生、在这里死，政权和财权全在这里，很难让人舍弃，这其中便有司马越。

谢鲲对于形势的把握向来精准，他知道自己无法说服司马越等老臣，也不愿玉石俱焚，于是滋生了逃走的想法。

一日，他谎称自己突发疾症，没有去司马府。同时写信告诉老家的弟弟谢裒，与他约定好时日，让他带着家眷一同南下。谢鲲南下了，但司马越却选择北上迎敌。

在南下豫章之时，谢鲲结交了一位挚友，此人便是卫玠。卫玠有“江左第一名士”之称，尤其喜欢清谈之学。他学有所成，眉清目秀。除了才华、长相，卫玠的气质也十分符合玄学之士，身姿秀拔，器宇轩昂，自幼便被称为“玉人”。

谢鲲与卫玠认识之后，二人经常一起畅谈玄学，每每忘了时间。谢鲲对卫玠的玄学见解很是佩服，虽然年长卫玠许多，却对其行“亚父”之礼。亚父之礼本是晚辈对长辈的恭敬之礼，谢鲲自愿如此可见其敬佩和真挚之心。

二者本来相识，后因战乱分别，直至卫玠来投奔王敦才再次相见。都是在异乡漂泊的孤独人，惊喜之余更有感伤。二人都是玄学名士，相见更是要畅谈一番清谈之学，诸多的别离和困苦也许都在其中脉脉流动。

许久未见，相谈甚欢，兴高采烈之余忘了时间，天竟然已经蒙蒙亮了，整夜的谈话甚至引发了卫玠的旧疾。在场畅谈的还有王敦，他虽然参与其中，但更多的是倾听，同样追求清谈之学的他并未感到无趣，反而酣畅淋漓，事后他如此形容此次谈话：“昔日王弼在北方清谈，声如美金，铿锵悦耳；今日卫玠在江南玄言，清音婉转，犹如玉振。一度中断的微妙玄理，终于又接续起来了。真没想到在这纷扰的永嘉年间，还能听到令人神往的正始之音，可惜王平子不在，否则他又该‘绝倒’了。”

此时的王敦虽然同好清谈之学，但其野心不止于此，谢鲲和卫玠都看出了他对晋王朝的二心。对此，谢鲲选择静观其变；而卫玠则不愿再卷入纷争中，萌生了退意。他辞别了王敦和谢鲲，继续四处游历，最后来到了建邺。卫玠是名士，在建邺有许多拜访者，每日疲惫地应对着客人，加之舟车劳顿，他很快一病不起，公元312年，他永远离开了人世。此时的卫玠年仅二十七岁，正是建功立业的年纪，却被上苍无情地夺走了性命。消息传到豫章，谢鲲马不停蹄地赶到建邺，正值盛夏，汗水浸透了他的衣服。

拜别卫玠之时，谢鲲失声痛哭，不能自已。周围有人质疑他在演戏，他气愤至极直呼：“栋梁摧折了，哲人凋零了，怎不令人悲痛欲绝。”

谢鲲带着悲痛的心回到豫章，这里等待他的还有另一件难事。

王敦的野心已经到了路人皆知的地步。王敦与其堂兄王导，一文一武，在洛阳之时，便深得人心，来到江东后兢兢业业，把此地治理得井井有条。二人在建康拥护司马睿建立东晋，成为开国功臣。王导任宰相，守内政，王敦在外督战。

东晋的形势一片大好，但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个历史难题——功高盖主。“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逐渐演变成“王与马，争天下”。晋元帝忌惮王导、王敦两兄弟，开始扶植自己的势力，任命刘隗、刁协为亲信。面对皇帝的不信任，王导逆来顺受，继续为皇帝卖命，但王敦却打算反击。

一次，王敦与谢鲲谈及此事，谢鲲深知他的脾气秉性，不敢直言，而是劝说：“刘、刁二人诚然可恶，但明公要投鼠忌器呀。”王敦完全听不进去，只骂了句“庸才”便离开了。随后，王敦命谢鲲为豫章太守，却不让他去任职，意在利用他的名气鼓舞士气。

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王敦在武昌（今湖北鄂州）起兵，继而一连破了芜湖和石头城（今南京清凉山一带）。在石头城之时，王敦与谢鲲登高望远，王敦感慨道：“而今而后，我恐怕不得与诸君在此共享良辰美景了。”谢鲲听罢说：“明公何必如此伤感，只要从今而后，淡忘君臣前嫌就是。”

王敦此行的目的地是建康，即东晋的都城，也就意味着王敦要与晋元帝兵戎相见了。兵临城下，东晋朝廷立刻四分五裂，刘隗投奔了后赵，刁协在逃跑途中遇害。晋元帝无计可施，只得放下身段，命令百官到石头城拜见王敦。

在石头城，王敦想要杀戴渊、周顗，参军王峤出来劝阻，王敦想要一并处死王峤，谢鲲马上站出来说：“明公举大事以来，不杀一人，现在王峤因异议见杀，不是太过分了吗？”

王敦收回命令，在石头城与晋元帝成对立之势，拒绝进城拜见天子。谢鲲劝说王敦入朝，王敦害怕有失。谢鲲道：“我近日入朝觐见皇上，宫廷秩序井然，陛下也很想见明公。公若入朝，我可奉陪。”王敦听后恼羞成怒，气愤地说：“你这种人杀死百八十个，于事何损！”之后，王敦携兵返回武昌。

虽然此时王敦对谢鲲并无好感，全然忘记了当时“王衍四友”的交情，但碍于谢鲲的名气，便派他去豫章做了内史。在内史的职位上，谢鲲清廉正直，深受百姓爱戴。

六、谢鲲已乘黄鹤去

回到北方战场。司马越北上后，晋怀帝发布司马越的罪状，要求各方讨伐。司马越腹背受敌，忧思成疾。他自知时日不多，叫来了王衍商讨国事，同时交代了自己的身后事，没过几日，便气竭而亡。王衍为了稳定军心，决定秘不发丧。他悄悄命一队人马载着棺木，要将司马越运回东海国安葬，行至洛阳，附近宗亲怕外敌入侵便一同上路，想要迁城而居。

但半路遇到突袭，连同王衍在内的诸多大臣被石勒大军一举杀死。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晋怀帝失去了司马越和王衍等重臣，晋王朝成了空架子，江山岌岌可危。

同年，赵汉（又称前赵）刘聪出兵攻打洛阳，洛阳沦陷，晋怀帝被俘。随后刘聪率兵继续侵占晋王朝的土地，关中、关西相继失守。所有战乱之地，百姓生灵涂炭，白骨森森随处可见。史称“永嘉之乱”。

赵汉之所以如此轻松地攻破了晋，其根本原因还是八王之乱积重难返，《晋书》云：“帝京寡弱，狡寇凭陵，遂令神器劫迁，宗社颠覆。数十万众并垂饵于豺狼。三十六王，咸殒身于锋刃。祸难之极，振古未闻。”

洛阳惨遭攻陷，只有南下残存。永嘉七年（公元313年），晋怀帝遇害，司马邺于长安即帝位，改元建兴，即晋愍帝。

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十一月，这个漫长的冬季才刚刚开始，晋愍帝已经忍受不了朝廷的寒冷，他带着晋王朝十几年内斗的伤痕投降了。建兴五年（公元317年），司马睿承制改元，即晋王位，改元建武，史称东晋。次年，即帝位。

建武元年，谢裒来到建康，在朝廷任都尉。一日在与吏部尚书等人闲聊畅谈之时，尚书有感而发：“江南河北，风景不同。水乡妩媚多姿，垅亩无垠，桑树相间。触目所见，山河有异。洛阳宫阙，胡虏神鸦，朝廷覆败如此，我等枉为社稷大臣。”说完几个人抱头痛哭起来。

谢裒听后激动万分，他高声说道：“邦国兴亡，匹夫有责。周时政乱，宣王流落民间，艰难困苦，砥砺磨行，得回都城，教民以义，大蒐示礼，罚罪赏功，西行南征，史称中兴。哭能有什么用？眼泪淹不死刘聪，感化不了石勒。要北归洛阳，关键在于兴兵。建康王气正盛，我等只须同仇敌忾。兵法曰：‘师直为壮。’趁刘聪、石勒立足未稳、互相攻伐之际，我们整师而出，何愁回不了帝都？倘作女儿态，楚囚对泣，于收复中原又有何用？”

在场的其他人都被谢裒的一番话打动了，顿时群情激昂，纷纷附和。王导说道：“我等暂寄江左，俊杰百余人，皆做王府掾属，号百六掾。大家戮力，旨在收复神州。王师中原，指日可待。”

看着同僚们满面红光，却越说越浮夸，谢裒摇了摇头，看向众人说：“太尉王公临死，幡然悔悟，对人言：‘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清谈误国，贻害子孙，中华倾敝，四海土崩瓦解，因其饰言浮夸。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不知所说何为，却官重爵显。彼此相煽，推波助澜，迷惑朝廷。遂使匈奴胡虏，得觑中原。知古察今，前鉴未远。今宜改弦易辙，务桑麻，修战器，求大同，做好准备，迎击叛贼。然后，主动出击，才能收复中原。”

几个高谈阔论之人听了谢裒的提议，都自愧不如。虽然此时谢鲲与谢裒分别两处，但对政权同样忧心忡忡。

太宁元年十一月（公元324年1月），谢鲲在豫章任职时，身体每况愈下。这一日，他叫来了妻眷，嘱咐自己的身后之事，随后便永远地睡下了。不久，王敦病死，其党羽皆被讨伐。谢鲲此时病逝，可以说是恰到好处的。谢鲲虽不赞成王敦的诸多政治主张，也帮助当朝多次安稳王敦，但其作为王敦的同党，若是没有病逝自然会受到牵连，其子谢尚同样难以幸免。

至于谢鲲葬于何处，一直不详，直至1964年9月考古人员在南京中华门的外戚家山清理古墓时，发现其中的三号墓出土了一方谢鲲的墓志。

此墓志由花岗岩制成，上书有六十七个隶体字，讲述了墓主的名号、生辰和经历，经判断确为谢鲲。这方墓志也是目前我国出土的关于六朝之中最早的一方墓志，谢鲲之墓的所在也终于大白于天下。

纵观谢鲲的一生，他虽然没有能力让晋王朝继续辉煌，但无论他身处何处、身居何职，都能竭尽自己的职责，面对咄咄逼人的王敦几次谏言，毫无惧色。谢鲲一生仅有四十三年的光景，他会因时局动荡而选择逃离，也有他作为文人的坚持。同时，谢鲲是聪明人，乱世苟活，不仅保全了自己，同时保全了一家人，他痴情于清谈之学，奠定了谢氏一族的门风，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