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保留工资研究综述

2.2.1 保留工资的概念

保留工资也称保底工资，它是指求职者依据自身条件和劳动力市场形势设定的可以接受的工资底限，它是贯穿DMP模型的一个重要概念。Diamond, Mortense和Pissarides三位经济学家由于在研究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空缺职位而失业者又找不到合适职位现象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因而获得了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的理论被学者们以三人名字的首字母命名为DMP模型。较高保留工资常常被认为是失业的原因。单方搜寻模型假设，即求职者仅仅关注所要从事工作的未来工资折现流，且求职者从所熟知的工作机会分布中随机选择。当一份工作提供的工资高于保留工资时，则接受该工作机会，停止搜寻；反之，继续搜寻。一旦工作机会被接受，求职者就无动力退出稳态。当在职者失业以后工作到达率放慢，或者在职者保留工资既定时经常遭受下岗等负面冲击，那么失业率则会升高。若无在职搜寻，那么保留工资使得求职者接受该工作机会获得的收入现值与保持失业的预期收益现值相等，换句话说，合意的保留工资由继续搜寻的边际收益等于搜寻的边际成本决定。

由于单方搜寻模型未考虑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方，劳动力市场上存在搜寻摩擦，未能有效地反映用人单位招人、求职者搜寻以及用人单位与求职者议价这样一个复杂的搜寻与匹配过程。由于劳动力市场存在搜寻摩擦，DMP模型中的工资决定方法取决于用人单位和求职者之间的对于未来工作匹配租金分享的议价。未来工作匹配租金是就业预期工资现值和失业预期收入现值的差额，它是用求职者保留工资表达的工作匹配租金现值。求职者和用人单位的议价能力大小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紧缺度。若劳动力市场紧缺度上升，用人单位较难找人填补空缺，求职者的谈判优势较强；反之，劳动力市场紧缺度下降，用人单位较容易找人填补空缺，求职者的谈判优势较弱。稳态下用人单位维持一个空缺职位的成本必须等于用人单位分享的匹配租金现值；求职者未来工资的预期现值等于失业的预期收益现值（即保留工资现值）加上分享的匹配租金现值。

DMP模型的搜寻均衡，由工作创造曲线（JC）和工资曲线（RE）的交点决定。如图2.1所示，JC曲线揭示了保留工资和劳动力市场紧缺度之间的负向相关关系；RE揭示了保留工资和劳动力市场紧缺度之间的正向斜率关系。只有匹配租金大于无工作时的收益（如失业保险金），此时保留工资和劳动力市场紧缺度才有意义。当求职者和用人单位受到负面冲击时（如金融危机），那么他们对未来工作匹配租金现值的预期就会下降，用人单位将会减少工作创造，空缺职位和失业人数之比就会下降。此外，商业银行对负面冲击的直接反应是提高利率，则会导致未来工作匹配租金现值下降。劳动力市场紧缺度下降，也将导致求职者工资即分享匹配租金下降，反映在图2.2中JC曲线沿着RE曲线向内移动，工资下降虽能缓解但不能抵消负面预期冲击对于劳动力市场紧缺度的影响。因为劳动力市场紧缺度下降，根据贝弗里奇曲线关系，所以失业率将会上升。DMP模型提供了分析失业救济金、折现率、雇佣成本、劳动力生产率等变化对失业影响的分析框架。

DMP模型说明失业不一定是经济衰退问题。一些国内学者用DMP模型来解释“民工潮”与“民工荒”并存以及大学毕业生“失业”与“空岗”并存的现象。史珍珍（2016）利用全国70个城市的网络大数据，从岗位空缺持续期分析了我国“招工难”问题。因此，提高失业和空缺职位的匹配效率是促进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关键所在。主要取决于两个问题：一是用人单位创造新职位的意愿取决于职位的成本和回报问题，所有有利于降低创造职位成本的措施、政策和法律，都有利于职位空缺增加和失业问题解决；二是用人单位和大学毕业生互相搜寻匹配过程中的工资议价问题，影响因素主要有当前社会福利水平、经济景气状况、劳动力市场紧缺度以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期望特别是保留工资等。

对于保留工资的测量，主要采用以下三种方法：一是问卷调查法。依据求职者或在职者对问题“你愿意接受的最低工资是多少？”的回答来获得保留工资。二是Kiefer-Neumann（1979）首次基于工作搜寻理论来估计保留工资。三是Hofller和Murphy（1994）首次提出的随机前沿模型来估计保留工资。问卷调查法适用于所有个体；Kiefer-Neumann（1979）方法主要适合估计失业者的保留工资；随机前沿模型主要适合估计就业者的保留工资。从国内外相关研究来看，这三种方法能否准确测量保留工资在既有研究中尚存争议，第三章予以详细介绍和探讨。

2.2.2 国外研究现状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作搜寻理论发展起来以后，保留工资已成为国外学者研究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的重要视角。国外学者对于保留工资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研究范式也从理论研究推进到了实证研究。总体上，既有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工作搜寻理论对保留工资的理论研究，尤其是Mortensen和Pissarides两位经济学家的相关研究；另一类是专门针对保留工资的实证研究，本书主要关注后一类（见表2.1）。既有研究主要以一般失业人员为对象，对青年或大学毕业生这类群体的研究较少。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工资期望偏高是导致大学毕业生失业的重要原因。Layard和Blaug（1969）认为，大学毕业生失业现象的存在是他们不愿意降低工资水平的结果。由于大多数毕业生自认为其能力高于平均水平，因而导致工资预期水平整体上被高估。后来一些研究也相继证实，大学毕业生的保留工资确实偏高。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一些代表性研究大都使用微观调查数据，例如德国社会经济面板数据，进而考察了保留工资的影响因素、保留工资与实际工资以及失业持续期的相互关系。Franz（1982）基于1976年的德国失业人员登记数据，运用回归分析研究保留工资的影响因素发现，个人特征和工资分布是影响保留工资的主要因素，领取失业补偿的资格以及劳动力需求方面的因素影响有限，失业持续期长度对保留工资没有显著影响。Prasad（2000）采用跟踪调查数据研究了宏观因素对个人保留工资的影响，发现德国税收影响着失业人员再就业的整个过程。Prasad（2003）使用1984—1997年的德国社会经济面板数据研究了影响失业人员保留工资的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宏观因素包括全国和地区的失业率、失业保险金、失业救济金和技能—工资结构的特点；微观因素则主要包括个体人力资本、失业持续期长度和可供选择的收入来源。该研究还发现保留工资是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的。Jones（1989）使用1982年的英国截面数据考察了失业人员保留工资的影响因素发现，除了个人特征（如性别、年龄等）以外，最近一份工作的工资对保留工资有显著影响，地区失业率和失业保障水平对保留工资无显著影响。Hogan（2009）利用克罗地亚统计局2006年的劳动力调查数据分析了保留工资的影响因素发现：高教育、城镇以及男性的保留工资更高；当地失业率越高，保留工资越低；失业持续期越长，保留工资越低。其中，婚姻状况和年龄分组对男女样本保留工资的影响不同。

还有一些研究考察了失业持续期以及当地失业率对失业人员保留工资的影响。Christensen（2001）使用德国1987—1998年的面板数据，首先发现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德国失业者的保留工资较高。混合回归（Pooled Regression）显示，失业人员的个人特质以及最近一份工作的工资是影响保留工资的最重要因素，但失业持续期、各种失业福利对保留工资无显著影响，这也证明了失业人员若没有强烈的财务压力，他们将缺乏寻找新工作的动力。Christensen（2002）考察了德国1987—1998年失业人员的保留工资和工资报价，将焦点放在失业持续期上，研究发现，较之保留工资，工资报价随着失业持续期延长出现大幅度下降，这是因为保留工资与工资报价的比率随失业持续期增长而迅速增长。平均来看，发现失业持续9个月后的保留工资开始超过工资报价，长期失业人员得到高于保留工资的工资报价的可能性很小。

Donald, Haurin和Kala（2003）基于美国收入动态研究小组（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PSID）数据，采用OLS和2SLS方法研究发现，当地失业率并不会显著影响保留工资和失业持续期，建议在高失业率地区，解决失业问题的政策应致力于增加劳动力需求。Addison等（2009）运用1994—1999年的欧洲住户面板数据（ECHP）发现，长期的高福利以及失业保险金导致了失业人员的保留工资居高不下，并不随失业持续期增长而下降。Levinsohn和Pugatch（2010）基于南非开普敦面板数据（Cape Area Panel Study, CAPS），首次用发展中国家保底工资数据对工作搜寻理论进行结构化估计，考察南非青年人保留工资对失业的影响。通过对就业人员工资津贴的反事实模拟表明，随着保留工资增长，可接受工资也在增长，遭受长期失业的概率降低。

2.2.3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保留工资的研究最先针对下岗工人、失业人员和农民工等普通群体。1999年我国高校扩招以来，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出现，学术研究重点转向了大学毕业生群体。以“保留工资”为标题在中国知网上（CNKI）搜索到的相关文献有24篇，其中，19篇文献是针对大学毕业生群体，另外5篇文献则是针对下岗工人、失业人员、农民工和一般求职者。赵延东（2003）最早研究了下岗职工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其求职过程中保留工资的影响。董志强和蒲勇健（2005）用重庆市失业人口入户调查数据，研究了失业者个人特征、社会特征和政策因素对保留工资的影响。田永坡（2010）基于2007年北京职业介绍的抽样数据，考察了劳动力市场分割对求职者保留工资的影响。张新岭（2010）使用南京、镇江、无锡和苏州等地农民工专项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农民工的保留工资有显著影响。孙中伟（2011）基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农民工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农民工保留工资对于实际工资有显著影响。

对于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学术界一致认为大学生就业期望偏高是就业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学生就业期望是指“大学生在择业时，对工作的工资、福利、职业声望、工作环境、发展前景等工作特征预先设定的最低标准”。毋庸置疑，工资水平是所有工作特征中最直接、能量化和最重要的方面。本书以“大学生就业期望”为标题在中国知网上（CNKI）搜索到相关文献有116篇。保留工资是大学毕业生期望的最低工资，是反映就业期望的重要指标之一，也直接影响他们的工作搜寻过程及结果。本书重点围绕大学毕业生保留工资的19篇文献，选择最具代表性的13篇实证文献进行综述（见表2.2）。

张建武、崔惠斌（2007）最早研究了大学毕业生的保留工资影响因素，基于广东省的部分应届本科毕业生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性别、户籍、生活费、技能水平对保留工资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女大学生的保留工资低于男大学生；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保留工资低于来自城市的大学生毕业生；较低的技能水平和较低的月生活费却有较高的保留工资。翁杰和周必彧（2009）基于浙江省2006届和2007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调查数据，考察了人力资本、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在高等教育上的投入和期望就业的生活成本等因素对大学生保留工资具有显著的影响。陆义敏（2010）基于北京某大学2008届和2009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调查数据分析，大学生保留工资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其中，非大城市户籍的大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女生等遭受到的冲击更大。

李锋亮、陈晓宇、陈鑫磊（2010）考察了全国高校毕业生保留工资的影响因素，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性别、年龄、生源地、家庭收入、教育程度、学校的类型及学业成绩因素对其保留工资有显著的影响，还发现私人社会资本对毕业生的保留工资有显著负向影响。李锋亮、陈晓宇、汪潇潇等（2010）基于全国的抽样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保留工资不仅有助于显著提高毕业生的起薪，还有助于显著提高毕业生的就业概率。李峰亮和何光喜（2011）基于应届毕业硕士研究生就业状况调查数据，认为以预期工资为代表的“拉力”和以保留工资为代表的“推力”，能够显著提高硕士毕业生实际迁移就业的概率。李锋亮、陈鑫磊、何光喜（2011）采用相同数据研究发现，硕士毕业生的工作找寻强度不仅可以直接找到更高工资水平的工作，同时还可以间接通过较高的保留工资来促进他们找到更高收入水平的工作。

夏晴（2011）结合工作搜寻理论、保留工资理论和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指出大学毕业生应将保留工资的设定范围由点扩大成一个工资区间，灵活制定自己的工资标准，同时在寻找工作过程中可通过同学、亲戚和朋友等充分了解就业信息，以便降低寻访成本。刘刚、于晓东（2012）以北京的重点高校为样本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大学生的学习情况、职业规划以及实习经历，对于其保留工资有着显著影响。杨钋和田艳春（2014）研究发现“顶岗”实习薪资对毕业生保留工资有显著正向影响。此外，院校中的女生占比、工科专业占比，示范或骨干院校、学校所在地区、所在城市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每十万人口的大学生数量以及失业率也是毕业生保留工资的重要影响因素。蒋承、范皑皑和张恬（2014）发现大学生就业预期的毕业去向、就业地点和行业与实际情况的匹配程度并不高。

班晓娜（2015）考察了个人特征、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分割、就业歧视、个人偏好、就业服务、搜寻成本和搜寻时间等因素对大学毕业生保留工资的影响。雷佑新、王俊文和孙晋然（2016）基于成都市高校毕业生问卷调查数据考察了高校毕业生保留工资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性别、文化程度、毕业时间、学习就业知识时间、实习经历、求职预算等，其中毕业时间对毕业生保留工资的影响程度最大。罗冰（2016）使用最优尺度回归方法考察了2016年大学毕业生保留工资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性别、户籍对保留工资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工作搜寻强度、学习成绩对保留工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综上所述，国内对大学生保留工资的研究文献还在逐年增加，涌现了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研究成果。从理论研究转向实证研究，吴克明和赖德胜（2004）、赖德胜和田永坡（2005）、赖德胜和孟大虎等（2008）更多地是从理论上去分析大学毕业生的保留工资对自愿失业问题的影响。杨金阳、周应恒、严斌剑（2014）通过数理模型推导得出，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大学生整体的保留工资对其劳动力市场供给缺乏弹性，市场无法出清，才是出现“知识失业”的真正原因，高校扩招只是其诱因。从实证研究来看，研究方法已从简单的描述统计发展到复杂的多元回归分析。从研究样本来看，研究区域已从局部省区和特定大学扩展到了全国。张建武和崔慧斌（2007）考察了广东省对应届毕业生保留工资的影响因素；翁杰和周必彧（2009）调查了浙江省2006届和2007届毕业生的就业情况；陆义敏（2010）仅仅考察了北京某大学；刘刚、于晓东（2012）所调查的对象仅为北京地区经济管理类高校毕业生；李锋亮等（2010, 2011）的系列研究对象是全国范围内的高校毕业生。从学历层次来看，研究对象已从专科生、本科生拓展至研究生。从研究方法来看，已从描述统计发展扩展到多元回归分析。从研究视角来看，保留工资的影响因素更加全面和系统，在以微观因素为主的基础上还纳入宏观因素。微观因素由个人特征变量、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家庭背景拓展至工作特征；而宏观因素涉及劳动力市场特征、劳动力市场分割、失业率以及宏观经济环境等。

当然，还有一些问题有待我们进一步完善和深入研究。首先，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期望落差如何还尚存争议。《麦可思—中国2008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报告》指出，就全国范围和平均水平来讲，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期望并不高。其次，即使大学毕业生保留工资有落差就不理性吗？朱生玉和周晓蕾（2010）基于我国中西部地区10个省份的数据认为，大学生的收入预期已经比较理性。在一定程度上说，保留工资是衡量大学毕业生工作能力的一个有效信号。李锋亮、陈晓宇和汪潇潇等（2010）发现，保留工资有助于显著提高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概率和起薪。最后，所有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您对毕业后的工作期待的最低月薪是多少？”获得保留工资，是否与工作搜寻理论定义的保留工资概念一致，缺乏对保留工资的有效性检验。Dawes（1993）指出，这种方法测定的保留工资概念具有误导性。因为长期失业者对该问题的回答往往体现了生存需要，而并未真正反映失业者自我感知的劳动力市场价值，这种方法测定的保留工资并不能很好地预测接受工作机会的概率或实际工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