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市长

权势!先生,难道毫无作用吗?它会导致傻瓜的尊敬、孩子的惊讶莫名、富人的羡慕、哲人的蔑视。

——巴尔纳弗巴尔纳弗(1761-1793),法国政客,曾任格勒诺布尔的律师,被选为三级会议的议员,虽为自由资产阶级代言人,但与君主立宪派勾结,结果上了断头台。

德·雷纳尔先生是行政官员,对他的声誉来说,确实需要一堵巨大的挡土墙。它离杜河水面一百来尺高,沿着小山蜿蜒而去,用作公共散步场所。由于位置得天独厚,这里能眺望到法国令人叹为观止的美景之一。但每年春天,散步大道上雨水纵横流淌,冲刷出坑坑洼洼,使人无法行走。人人感到的不便,却给德·雷纳尔先生提供了机会。他想垒一堵二十尺高、三四十图瓦兹图瓦兹:法国旧长度单位,合1.949米。 长的墙,让他的政绩名垂青史。

为了垒这堵墙的胸墙,德·雷纳尔先生不得不跑了三次巴黎,因为前一任内政大臣宣称,他是建造维里耶尔散步大道的死敌。眼下,这堵墙的胸墙离地面有四尺高,而且仿佛是无视当今和从前的所有大臣似的,此时正在用方石板加以装饰。

我心里在回忆昨天晚上离去的巴黎舞会,胸脯靠在灰中转蓝、悦目的大块石头上,有多少次我的目光投向杜河的幽谷!在那边的左岸上,有五六个河谷逶迤而去,肉眼可以在谷底清晰地分辨出一条条小溪。只见这些小溪穿过一个个瀑布,注入杜河。大山中烈日炎炎。每当杲日当空,旅行者可以在这个平台蔚为壮观的梧桐树遮掩下坠入遐思。梧桐树生长迅速,浓密的树叶绿得发蓝,这全仗市长先生派人运来、倒在巨大的挡土墙后面的泥土,因为他不顾市议会的反对,将散步大道拓宽了六尺多(即令他是极端保王党人,我是自由党人,我还是要为此褒奖他)。因此,照他和一帆风顺的维里耶尔乞丐收容所所长瓦勒诺看来,这个平台堪与圣日耳曼—昂—莱平台圣日耳曼—昂—莱在巴黎附近,路易十四出生在此,此处的平台俯临塞纳河。 相媲美。

至于我呢,我感到这条“忠诚大道”只有一件事该受指责。这个正式的名称可以在十五至二十处大理石碑上看到,这些碑已为德·雷纳尔先生增添了一枚十字勋章。我要指责的是,在这条“忠诚大道”上,当局下令将这些长势旺盛的梧桐树大伤元气地野蛮修剪。梧桐树非但不必像最普通的蔬菜那样,树冠修剪得又低又圆又扁,它们反而渴望具有在英国随处可见的挺拔。可是,市长先生是专横跋扈的,一年两次,所有属于市政府的树木都要经过无情的修剪。当地的自由党人认为(不过他们是夸大其辞了):自从副本堂神父马斯龙先生养成习惯,把修剪下来的树枝攫为己有以后,公家雇用的园丁就更加不肯手下留情了。

这个年轻教士是几年前从贝藏松贝藏松:杜省省会,过去是弗朗什—孔泰的首府。 派来的,为的是监视谢朗神父和附近的几个本堂神父。有一个曾在驻防意大利的军队中当外科医生的老军医,后来隐居在维里耶尔,据市长先生说,他生前是个雅各宾党人,又是波拿巴分子雅各宾党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团体,初为“宪法之友协会”,因在奥诺雷街的多明我修道院集会,遂称为雅各宾俱乐部;在复辟王朝时期,当局将具有民主思想的人士称为雅各宾党人,而将继续拥戴拿破仑的人称为波拿巴分子(波拿巴是拿破仑的姓)。 。有一天,他居然向市长先生抱怨,不应定期损毁这些漂亮的树木。

“我喜欢树阴。”德·雷纳尔先生回答,带着一种微妙的高傲口气;对一个外科医生、荣誉勋位获得者说话,这种口气是得体的:“我喜欢树阴,我派人修剪我的树,为的是给人荫凉,我想象不出,种一棵树还能派别的用场,如果它不能像有用的胡桃树那样提供收益的话。”

在维里耶尔决定一切的,正是这个举足轻重的词:提供收益。单单这个词,就代表了四分之三以上的居民习以为常的想法。

在这个您觉得风光旖旎的小城里,一切取决于提供收益。初来乍到的异乡人,迷醉于那些清凉、幽深的山谷呈现的美景,起先,会以为当地居民对美十分敏感,三句不离家乡的美。不能否认他们对美十分看重,但这是因为美能吸引一些异乡人,他们的钱充实了旅店老板的腰包;通过入市税的征收,给城市提供了收益。

一个晴朗的秋日,德·雷纳尔先生由他的妻子挽着手臂,在“忠诚大道”上散步。德·雷纳尔夫人一边听着丈夫侃侃而谈,一边惴惴不安地望着三个小男孩的一举一动。最大的孩子大约十一岁,一再走近胸墙,显出要爬上去的样子。这时,一个温柔的嗓音喊出阿道夫这个名字,孩子放弃了大胆的打算。德·雷纳尔夫人看来有三十岁,可是风韵犹存。

“那个从巴黎来的漂亮先生,一定会后悔不迭的,”德·雷纳尔先生带着受到冒犯的神态说,面颊比平日格外苍白。“我在城堡当时国王查理十世住在圣克卢城堡。 里也不是没有朋友……”

即使我想用两百页跟您谈谈外省,我依然不会粗俗不堪,要让您忍受外省对话的冗长和转弯抹角。

维里耶尔市长深恶痛绝的、那位从巴黎来的漂亮先生,不是别人,正是阿佩尔先生。两天前,他不仅想方设法进入了维里耶尔监狱和乞丐收容所,而且还闯进了市长和当地最重要的产业主无偿地管理的医院。

“可是,”德·雷纳尔夫人胆怯地说,“既然您管理穷人财产是廉洁奉公的,那位从巴黎来的先生又能怎样加害于您呢?”

“他就是为了大放厥词才来的,然后他会在自由派的报纸上发表文章。”

“您从来不看那些报纸,我的朋友。”

“不过有人向我们谈起这些雅各宾观点的文章,这一切使我们分心,妨碍我们做善事。至于我,我决不会原谅那个本堂神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