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古代沪、苏、杭的江南精神

第一章 千里古运河，摇橹荡漕渠

江南

汉乐府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

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

鱼戏莲叶北。

以水乡之名勾留世人之心，怕是唯有江南有此风情。小桥流水、舟横橹摇、桨声灯影、钓饵纵横是她独有的气息。太湖、蠡湖、金鸡湖、钱塘、西湖、玄武湖；西塘、横塘、南塘；南浦、秋浦、鱼浦……每个地名都是一个诗名，合起来就是一本古诗集，串起来就是一条江南河……

第一节 江南运河之滥觞

公元前486年的一个清晨，江南正是暮春三月、草长莺飞的时节。吴国的末代国君——夫差，站在灵岩山的姑苏台上极目吴楚大地，远眺滚滚长江，此时的他正雄心勃勃地勾画着心中的霸业，丝毫没有嗅到穷途末路的味道。

为了北进伐齐，实现称霸中原的梦想，夫差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开掘运河，沟通江淮。在此之前让我们先来俯视一下这座被称为“东方威尼斯”的姑苏城。

姑苏城又名阖闾城，建城于公元前514年，是夫差的父亲阖闾命楚国降将伍子胥所建。方志记载：“大城周回四十二里三十步，小城周十里，城门名皆伍子胥制，每方二门，凡八门：东娄、匠，西阊、胥，南盘、蛇，北齐、平。”（明·杨循吉《吴邑志》）这些城门对苏州的影响比较大，苏州自古水道纵横，环城夹濠，而城内诸河的入城之水从盘门阊门进，分流交贯，以城内四纵为经，五横为纬，演迤东注于娄、葑二门而出。因此，苏州城内发达的水陆并行交通方式早就告诉了夫差，为了运送军队和辎重，疏浚河道、开凿运河，对他的霸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像父亲阖闾一样再一次将这项关系国家前途的重要任务交给了首辅大臣伍子胥。伍子胥虽然并不赞成这位年轻气盛的新主人的北伐战略，但他还是从苏州西北部开始向北缀连湖泊洲渚，用一年的时间开凿了一条全长170余里的运河。这条河因流经邗城（今扬州）而得名邗沟。也许是一个黄昏，夫差站在河堤上，意气风发地说道：“运河一旦修成，我吴国的舟师不出七日，即可安抵淮水，则中原各国，指日可待。”借助邗沟之力，夫差的确如愿击败了齐国。从扬州直通淮安的邗沟，就是江南运河最早的一段河道。

到了战国，秦始皇开凿陵水道。据《越绝书·吴地传》称：“秦始皇造道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同起马塘，湛以为陂，治陵水道到钱塘，越地，通浙江。秦始皇发会稽适戎卒，治通陵高以南陵道，县相属。”“陵水道”是开河筑堤形成的水陆并行的通道。据推测，该水道就是现途经嘉兴落帆亭附近由拳壁塞的长水塘，至今仍是海宁进入杭申线的主航道。正是该“陵水道”的开凿，使嘉兴由春秋时“槜李”改名为“由拳县”。虽然，也有史书记载：“初，秦以其地有王气，始皇遣赭衣徒三千人凿破长陇。”（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廿六）即秦始皇发配罪徒3000人在丹徒、曲阳一带“凿破长陇”“截其直道”，企图凿坏地脉来压制东南王气，结果把春秋时期的江南运河加以拓展、延长。但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加强对吴中地区的控制。在那之后，江南运河就以苏州为中心，北通丹阳，南达嘉兴，初步形成了江南运河网络，不仅促进了太湖平原的水上交通，也加强了江南和中原的交通经济联系。

有汉一朝，江南运河继续枝丫八叉。西汉早期吴王刘濞曾开茱萸沟运河自广陵（今扬州）至海陵（今姜堰市），即今通扬运河的前身。之后的汉武帝时期，从吴江开凿了接通嘉兴至苏州的运道。又相传东汉初马援南征曾重修灵渠。东汉安帝时武都太守虞诩开嘉陵江上游沮县（今略阳东）至下辨（今成县）运道。到了汉末天下三分，孙权为了在三国鼎立中雄踞一方，极为重视利用东吴泽国水乡的优势，除了开辟长江航运外，还下令开凿了不少人工运河。比如，在京师建业（今南京）境内就先后开凿了青溪、潮沟、运渎、城业渠等数条人工运河，这些运河与秦淮河、长江相通，组成了密布的水运网，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使当时的南京呈现“商旅方舟万计”的繁荣景象。其中，校尉陈勋主持开凿的破岗渎，起自秦淮河上游的句容县，到江苏丹阳县后与通往太湖的河道汇合，全长50余华里，沟通了长江与钱塘江两大水系，使之前的一系列运河段得以续接，勾画出了江南运河的早期蓝图。

400多年的斗转星移在运河水中悠悠淌过，时间来到了公元604年。这一年，被野史诟为杀父弑兄、穷奢极欲的隋炀帝杨广，登上了帝位，开启了他短暂的政治生涯，也奏响了江南运河壮阔迤逦的生命之歌。这位新皇在登基的第二年即下令把都城从长安迁到了洛阳，并着手修建运河。隋炀帝先后开凿、修复了通济渠、永济渠、邗沟、江南河四条运河，形成了一个以洛阳为中心，西通关中盆地，北抵河北大地，南达太湖流域，流经现今的京、津、陕、豫、冀、鲁、皖、苏、浙9省市的庞大运河体系，即南北大运河，因后世将它主要用于运送漕粮而被称为“漕河”。南北大运河全长2700多千米，网络布局合理，腹地宽阔，渠道深广，是世界水利史上一项空前伟大的工程。在这条黄金水道上，江南运河是其中的精华。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隋炀帝下旨疏凿和拓宽长江以南的运河古道，连接京口（今镇江）和余杭（今杭州）。《资治通鉴·隋纪五》记载：“大业六年冬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这就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江南运河”，全长800余里，河宽10多丈，其主干道古今变化不大。1984年7月，唐宋运河考察队对大运河南段进行了实地考察，勾勒出江南河的路线：北渠首京口隔江与江都（扬州）的瓜州渡口相望，向东南经曲阿（今天的丹阳）、陵口、吕城、奔牛、毗陵（今常州）、漆墅堰、无锡、望亭、浒墅关、苏州、吴江、平望、嘉兴，东绕太湖而向西南，再经石门、崇德、塘栖、拱宸桥至杭州西南的大通桥附近入钱塘江。这条河道千百年来一直“活着”，时至今日，不仅丝毫没有消退其航运功能，更成为后世继承与发扬江南文化的一条独特途径。

第二节 江南漕运之发轫

与夫差当年为运输军队、攻城略地，秦始皇为阻断王气，彰显皇威的军事、政治目的大相径庭的是，真正成型后的江南运河更重要的用途在于为朝廷运输贡赋。一般意义上，我们将这一功能称为漕运。

《辞海》对此的解释非常简单：“漕运者，水道运粮也。”但是，专家们对此却展开了争鸣。漕运的含义，吴琦先生曾经指出：第一，漕运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水转谷”或“水转运”，而是特指朝廷的水上转运，即“官家水道之运输”；第二，漕运是朝廷通过行政手段自上而下的粮物征调，而非各地自下而上的粮物朝贡，这与先秦时期有着明显的区别；第三，漕运是统一封建王朝的粮物运输，只有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方可确保这种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常年物质运输，也只有庞大的封建中央政权才需要这种大量的、源源不断的粮食供应。

李治亭的《中国漕运史》把漕运定义为“漕运是中国古代的水上运输，它由国家经营，处于中央政权的直接控制之下，通过漕运，把征收的税粮及上供物资，或输往京师，或实储，或运抵边疆军镇，以足需要，并藉此维护对全国的统治”。这个定义包括四层内涵：一是漕运的性质是水运运输活动；二是漕运是由国家组织的活动；三是漕运内容是税粮，包括其他上供物资；四是漕运的目的包括向京师和边疆军镇供应以及建立储备。

事实上，漕运不仅是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更是一个王朝兴衰的命脉。广义来说，它是指利用水道（河运、水陆递运和海运）调运粮食的一种专业运输，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将征自田赋的部分粮食经水路解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运送粮食的目的是供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和民食调剂等。狭义的漕运仅指通过运河转运漕粮的河运而言。漕运在我国历史上形成过一套较完整的制度，并有相应的一套管理系统。漕运用的船，叫作漕船。漕船载运的粮、米，叫作漕粮、漕米。储存漕粮的仓库叫作漕仓，太仓即由此得名。驾驶漕船的军队和民工，叫作漕军、漕丁和漕夫。

江南漕运起源很早，前面提到的破冈渎就是孙权为方便粮食运输而下令开凿的著名河段。当时，太湖流域是东吴的主要粮食产区，所产粮食每年要有一大批调运到南京。从太湖水系来的运粮船虽有运河可通镇江，但是水道狭窄，不能通行大船，只能使用小船，而小船进入长江下游航行又难抗风浪。因此，太湖流域的粮食用小船运到镇江后，需要换装大船才能通过长江运到南京，费时费力，很不方便。破岗渎开通后，沟通了秦淮河—太湖水系、钱塘江水系，成为江南内河的主要入江通道之一。在六朝300年间，破岗渎一直担负着通往南京都城的主要通航重任。

承接两汉漕运的余绪，隋王朝以前所未有的行政能力强化运河的漕运功能。隋炀帝重修江南河，是因为原运河水道浅窄，不能行大船，为了出巡会稽、运兵运粮，故在原有水道的基础上进行取直，加深加阔。当时他下令要求将大运河全程拓宽直至可以通行龙船，特别是江南运河段，更是要求两岸筑御道、栽柳树，建离宫、修粮仓。由于工程时间紧、任务大，隋炀帝遂“发天下男丁，年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者”都去修河。许多老百姓为逃避沉重的劳役、兵役，不惜自残肢体，称为“福手福足”。

唐宋以后，随着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江南漕运愈发显得重要。事实上，唐代立国之初并非太过仰仗江南的粮食供给，因此对于江南漕运并没有足够的重视。但是安史之乱后，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粮食产量的增多，再加上“关中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长安经常闹饥荒，皇帝也多次就食洛阳，发展江南漕运的问题也就摆在了唐朝统治者的面前。王夫之《读通鉴论》中的评论“唐立国于西北，而植根本于东南”是相当中肯的。正是因为东南地区的物质保证，所以唐代即使历经那么多的叛乱，仍然维持了许多年。

明清两代，漕运制度提升了京杭大运河的交通枢纽地位。康熙亲政之初，便“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书宫中柱上”，定为国家的重大任务。从时间上看，三藩之乱发生于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平定于康熙二十年，前后仅用8年的时间。与之相比，治理河务和整顿漕运却贯穿清王朝兴亡的始终。康乾两代帝王对江南漕运的重视也是前所未有的，这在他们的数次南巡中便可窥得一二。

第三节 以漕运之名南巡的帝王

乾隆在位60年，前后六次下江南，是中国历史上最爱南巡的帝王之一。

他的南巡多次携母亲及众多后宫嫔妃同行，因此，正史野史、坊间传说数不胜数。江南名城众多，风景秀丽者不计其数，清人刘大观曾比较评论京杭大运河南端三座名城的风貌时说：“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可轩轾。”（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六）这三座城也是乾隆每次南巡百去不厌之处。

南巡的帝王，一般更喜欢走水路，乾隆6次南巡，一般在正月中下旬出发，从陆路经直隶（河北）、山东，在江苏清口（在今宿迁境内，黄河、淮河、运河的交汇处）改走水路，沿江南运河而下，在扬州过江，到达苏、杭等地，同年4月底5月初同路返。因此南北大运河的江南段是乾隆每次江南行必经之路。

《南巡盛典》记载：乾隆喜欢在船头露坐，他自言：“夹岸老幼趋随欢呼瞻仰，每入舫室，民若失望，怜其诚，冒凉有所弗避也。”经过郡县城郭时，拾舟登岸，策马而行，“既览闾阎景象，兼便民瞻就”，“每顾而乐之”。遥想一下：阳春三月，莺啼燕飞，运河上微波凌凌，龙船巍峨，两岸妇媪珠翠满头，谦卑又兴奋地跪伏瞻仰圣上龙颜，人面桃花、粉香脂浓，此情此景，哪个君王不愿消受？故而于应回避时，只退男子不禁妇女的“上谕”，被史家毫不客气地记成了“盖以扬州妇女素有艳名，心时慕之，欲藉是一餐秀色云尔”。（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乾隆的许多风流故事就这样开始了序幕。《南巡秘纪》里记载了一个小故事：乾隆第三次南巡时“临幸”瘦西湖。望着一湖碧波，乾隆指着一处美景自言自语道：这里很像京城的“琼岛春阴”（即北海），美中不足的是少了一座喇嘛塔！就这一句“美中不足”，让在一旁陪伴乾隆游玩的扬州盐业八大总商之一江春找到了媚上的良机。传说他派人一夜间用家中盐包垒起了一座塔，次日清晨，乾隆再幸湖上，“一展望间，则巍然翼然者，早映于眼帘，而旭日鲜明，正激射其金轮之顶，一若知有帝王之赏鉴，而故炫其金碧辉煌之特色者”。乾隆心中大喜：“有此一塔……湖光生色！”此事或是杜撰，但其喻示着乾隆对江南之喜爱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游人的程度。

在乾隆之前，另一位虽“以图大业”却屡屡被后世诟病的南巡帝王当属隋炀帝。

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高丽王率众骚扰辽西地区。隋文帝大怒，派元帅汉王杨谅“总水陆讨之”，水陆大军计达30万。部队出发后，快速行军，直扑高丽。由于路程遥远、出征部队人数众多，军需量特别大，但后方粮运跟不上，各支部队缺粮严重，饥肠辘辘的隋兵士气低落。此次战役最后虽然在名义上胜利了，却也直接激发了隋朝对于漕运的重视。因此，虽然后世对杨广开凿大运河的原因猜测种种，但恐怕既不是为去扬州看琼花，也不是为了“泄地气”，而是为了方便鱼米之乡江南地区大量物资的北上，以供应京都所需。河成之后，江南地区运往洛阳的大米、珍货源源不断，就是一个证明。

但是不管怎样，炀帝下江南的故事却被绘声绘色地演绎成了这个样子。有野史记录，隋炀帝曾得到一幅《广陵图》，目不转睛地看了半天。萧后问他：“知它是甚图画，何消皇帝如此挂意？”杨广回答说：“朕不爱此画，只为思旧游之处。”广陵就是杨广待了十年的扬州。萧后听炀帝讲了江南风物后，说了一句：“帝意在广陵，何如一幸？”这正中炀帝下怀。《隋书》记载隋炀帝“遣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于士澄往江南采木，造龙舟、凤艒、黄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资治通鉴》中参考《大业杂记》将船的数据改为数千），其游江南的排场可谓居历代帝王之首。而通济渠刚一完工，他就急不可耐地一下江南了。因为隋炀帝在下江南前，给恋恋不舍的宫娥留了一首小诗：“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但存颜色在，离别只今年。”就给他安上了“好色”之名，甚至有传言称，江南运河的开凿是为了方便隋炀帝搜罗江南美女。有诗为证：“乘兴南游不戒严，九重谁省谏书函。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唐·李商隐《隋宫》）

第四节 江南运河里的漕帮

《三国志·吴主权传》注引《吴书》说：“谷帛如山，稻田沃野，民无饥岁，所谓金城汤池，强富之国。”又《陈书·宣帝纪》载，陈朝的江南已是“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因此，自古以来，江南就是漕粮的主要供应地区，该地区的漕运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谁握住了江南运河的水上大权，谁就有资格与朝廷一争高下。为此，许多朝代都设有专管漕运的官员，如：唐朝设置了转运使，宋朝设置了发运使，元朝设了都漕司二使，明清两代都设了漕运总督。

即便如此，由于漕运带来的强大经济驱动，唐朝安史之乱后，藩镇林立，各地节度使“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割据一方，拥兵自重，互相之间战争不断，并对江南漕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节度使不但阻断漕路，甚至借口衣食不足，抢夺漕运物资以供军用。

张弓先生认为，唐代江南漕运线路有主线和辅线之分。主线比较著名，为河汴转运线；辅线乃江汉转运线，并且江汉线又可分为襄—洋支线和襄—商支线两条。在安史乱前，江南漕运基本上都是走河汴线的，而在叛军混战时期，由于河汴线时常被阻断，江南漕运则以江汉线为主，以确保京师的粮食供应。相比较而言，河汴线无论是路程远近、耗时长短还是水文情况，均是江汉线所不能比的。而江汉线则要把集中在扬州的江南物资先从长江逆流而上到达鄂州，难度无疑大了许多。因此，江南漕运走江汉线只是权宜之计，而非长久之策。而对于地方节度使而言，控制了河汴线这条江南漕路，也就是控制了唐朝中央的经济命脉。史料记载，唐廷向以江淮漕粮为重，组织数千漕船，年运百余万石江淮漕粮北上。唐德宗时，节度使李希烈僭越称“楚帝”，割据东南，导致漕运一度中断。没有了运河疏通的京畿地区顿时陷入恐慌之中，即便是宫中也只能勉强度日。直至李希烈被部将杀掉，漕运才重新开启。唐朝皇帝在得到消息后高兴地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可见，当时江南漕运的作用对国家生死存亡具有重要意义。

明清两代也是依靠运河南粮北调，供应京师和边防，维持漕运近600年。运河一开，往来的船家们渐渐组织在一起，由漕运水手组成的帮派就成了运河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群体。可以说，漕帮因漕运而来。有学者研究称：从明至清的漕运水手组织经历了水手罗教—水手行帮—早期青帮的演变轨迹。漕运水手行帮会社的形成标志着漕运水手组织在性质上的根本变化。乾隆三十三年对水手罗教案的严厉惩治迫使水手罗教的活动由庵堂转移到老船堂，由公开转为秘密，并逐渐形起了一套权力体系，最终促使具有宗教互助性质的水手罗教转变为具有民间秘密组织性质的行帮会社。

事实上，最初的漕帮是合法组织。据帮内文献记述：雍正帝通令各省，挂榜招贤办理漕运。翁钱潘三位祖师，得到这个消息，心中大喜，便到抚署揭了黄榜。那时河南抚台名田文镜。三位祖师见了田巡抚，说了来历，便条陈整顿漕运办法。田巡抚大喜，当与漕督同本上奏。雍正帝当旨谕，饬三位祖师归漕河总督张大有节制，并听命于勘视河工钦差何国宗指挥。三位祖师便辞别田巡抚，来到清江浦，请见张漕台及何钦差。何张二人，即命三位监造粮船，并督理浚河修堤工程。三位祖师，复请张何两人转奏，请恩准许开帮收徒，以便统一粮务。清廷批准所请。

还有研究表示，近代秘密社会如青帮、洪帮的兴起与漕帮的兴衰有直接的关系。

到了清末，随着海运的兴起，江南漕运的分量下降。漕运在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完全停止，漕帮被迫上岸，向上海和运河沿线及其他地区发展。凭借其严密的组织性和江湖义气，成为运河沿岸地区的准军事化的黑社会组织。漕帮入民国后，正式改称清帮（青帮）。“青帮者，其徒本皆以运漕为业，岁居粮船，船北上时夹带南货，南下时夹带北货，所谓粮船帮者是也。既改海运，艰于衣食，乃秘密结会，以贩私盐为业，亦有专以赌博及诈欺取财度日者。江浙为多，淮、徐、海尤盛，皖北亦有之。”

运河沿线城乡是青帮居留和活动的集中地区。进入民国后，由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市生活的不断变化，那些离开漕运而缺乏现代生产技能和文化知识的青帮成员，为了谋生和发财，便利用青帮组织上的严密性和重义气的帮风，从事贩卖毒品、人口等非法冒险勾当，并与各地流氓合伙开设赌场、妓院及公共娱乐场所，划地称霸，欺压百姓，成为社会上一股恶势力。张啸林、黄金荣、杜月笙等，就是在上海和江南运河沿线从事这些罪恶活动的青帮“大亨”。

江南漕运对沿运地区的影响，还表现在沿运近河地区民众的气质风貌上。如明代人在修纂苏州方志时说：苏州人总的来说“尚文”，但细分起来，城西“过华”，城东“近质”；城郊山区“多俭，或失之固”，而靠河居民则“多智，或失之讦”。从明人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在紧挨运河的苏州西部城区，街市繁荣，民风浮华；而城东相对冷清，民风近于质朴；在远离运河的郊区，居民则崇尚节俭，甚或失之固执，而沿河百姓则机智，却不免失之于奸猾。这一点也印证了上文提到的青帮盛行于上海和江南运河沿线的说法。

第五节 因漕而兴的江南城市

中国的经济重心自隋朝以后逐渐南移，江南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和太湖流域成为财赋中心。运河将这些富庶地区与中原连成一片，把江南物资源源不断运往关中、关东地区，成为维系封建王朝的生命线。事实上，江南运河往往穿城或沿城而过，给沿途城市发展以巨大推动力，为城市带来了文明与繁荣。

本来，城市选址与运河没有关系，但随着漕运在维护国家政治与安全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运河给城市选址和建设注入了新的内容。城市选址及建设发生重大变化的时间是在隋炀帝兴修以洛阳为中心的运河之后。此前，运河虽与城市发生联系，但开挖运河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军事运输、农田灌溉和防洪防涝等问题，因此并没有改变城市依天然河流或湖泊而建的格局。江南运河经过疏浚、拓宽以后，更加比陆路交通方便、快捷，江南运河边许多城市靠河而强、因漕而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城市的结构，如清黄雨亭《山阳竹枝词》云：“关楼百尺倚淮楼，小吏凭栏气象遒。过午贾船齐放渡，笙歌如沸占扬州。”记录的是淮安的繁荣，甚至超过了扬州。元代开始，漕运使淮安城的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原有的旧城荒芜了，运河经过的北辰坊一地却形成了工商业者聚集、聚落不断繁盛的景象，为另筑新城提供了条件。天启六年《淮安府志》记载：“新城，去旧城一里许，山阳北辰也。元末张士诚伪将史文炳守此时，筑城临淮。”明初的淮城“北枕黄河，西凭湖水，运河自南而东而西，引于新旧二城之间”。（《重修山阳县志》卷二）后由于黄河北徙，运河改道城西，明天启《淮安府志》：“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漕运都御史章焕奏准建造”联城，“联贯新旧二城”，俗称夹城。说的就是运河对淮安城市格局的影响。同时江南的漕运也改变了古代江南的经济格局。江南漕运发达时期，江南运河通过沟通不同的水系建立起了新的交通网络，使沿岸城市形成一个又一个商品或货物集散地（即水陆交通枢纽）。这些集散地形成后，为运河沿岸城市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甚至冲击了一些城市原有的交通枢纽地位。其中，尤以扬州最为典型。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千古名作《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传颂千古，脍炙人口。而隋炀帝“水殿龙舟”三下江都的奢华场面更让人对扬州这个小城充满了遐想。

事实上，扬州与运河同龄，它是江南运河的起点，也是长江航道与大运河的交叉点，是南来北往、西去东归的水陆交通总枢纽。来往各地的千帆百舸，都要在扬子古津停泊休憩。明人邱琼山吟唱道：“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这里所说的“西湖嘴”是指扬州城河下湖嘴大街与江南运河衔接处的码头。优越的地势，使扬州在唐代成为繁荣富庶、人物荟萃的著名城市。唐代诗人张祜在《纵游淮南》诗中写道：“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多少达官贵人、文人学士、富商大贾留恋与向往扬州胜地，故谚称“扬一益二”。扬州在唐朝当之无愧地获得了天下第一城市的盛名。历史记载，唐代时，江南大量漕粮，集中在扬州装船编队，运往京城，每年转运江淮漕粮达250万石，占全国稻米赋税之半。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经运河运达京师的漕粮多达400万石，约占漕粮总量的3/4，最高时竟达700万石。民谚说：“三个月不运粮，京城人讨饭吃”，可见扬州漕运之举足轻重。

富甲天下的扬州，当年不只是漕粮的转运站，也是中外物资的集散地。《旧唐书》里记载：唐都长安城广运潭内，聚集数十郡的二三百艘货船。其中广陵郡的最为突出，上面堆集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等贡品。北宋时期的花石纲运输，将数量庞大的奇石经运河运到宋都汴梁（今开封）。现在扬州瘦西湖小金山大院内的一块钟乳石，相传便是花石纲遗物。明清两代营建北京紫禁城与帝王陵墓的木材，也是经扬州运往京城的。清代扬州的手工业相当发达，每年进贡的漆器、玉器、铜镜、织锦、香料及胭脂花粉，数以万千计。现存故宫珍宝馆的大禹治水图玉山，原料重5吨多，出自新疆密勒塔山，乾隆年间运至扬州，匠人们耗时6年雕成，经运河运往北京宫廷。

也许，对北方来说，漕运是抽取各地精华输送到京城的“输血管道”，或者是争土夺疆时运兵运粮的高速公路。但是对扬州而言，它更是一种走向世界的独特方式。

诗云：“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唐时往来于扬州的商胡很多，扬州出土文物中就有胡人形象的“胡俑”。当时所说的胡人，主要是指来自波斯和大食的商人。波斯和大食在今天的伊朗和阿拉伯一带。《旧唐书·田神功传》说：“神功至扬州，大掠居民资产，鞭笞发掘略尽，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可见胡人在扬州人数之多。连《太平广记》都载有这样的故事：司徒李勉经运河来扬州游历。有一位生了重病的波斯老人请求与他同行，李同意其搭船并热心照料，胡人十分感动。船行到半路，胡人自知支撑不住，便对李勉说，他找到了他们国家遗失多年的传国宝珠，回国献给朝廷后就可以世代享受荣华富贵。其价值上百万，他怕放在身上不安全，便剖肉藏在大腿里，不料途中生病，就要离开人世。他说，我病中得到你的关怀，愿以此珠相赠。随即抽刀割开大腿，取出宝珠赠给李勉，当即死去。李勉并没有接受馈赠，他为老者买了衣服，将宝珠放在其口中，将他埋葬。到扬州后，李勉碰见一位年轻胡人，很像那位老者，一问果然是他的儿子，便告之以原委。年轻胡人前往父亲墓地，取得宝珠回国去了。许多波斯人在扬州定居，如今江都大桥镇还有个“波斯庄”，相传就是当时波斯人和他们的后裔居住的地方。

江南运河就像是一条银色的珍珠项链，漕运的长期存在，造就了江南举世罕见的都城繁荣，形成了工商业城市密布运河的格局。这些运河城市因漕运的贯通而崛起、繁荣，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漕运年复一年地北上南下，造成了这些城市对漕运的过于依赖，也就是说这些城市的繁荣完全建立在漕运运行的基础之上，多属于转口型贸易的城市，各地货物的频繁流通刺激了商业的繁荣，这些城市普遍没有坚实的生产力发展基础，所以，也不可避免地因漕运的变化而起伏，因漕运的消亡而衰落。这些因漕而兴的城市，在漕运制度废除后，城市地位也一落千丈。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清政府于上海设海运总局，天津设收兑局，以琦善等总办首次海运。1855年黄河改道后，运河山东段逐渐淤废。从此漕运主要改经海路。1872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正式用轮船承运漕粮。1904年撤废漕运总督，预示征漕办漕走向没落，历时2000余年的江南漕运终于画上了句号，留给人们的是无尽的回忆与追思。也许，对于古代江南漕运的神思，唯有白居易的《长相思》才能表达：“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