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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爹
1975年，无论人心还是社会，只是仿佛没有白日一般的睡意深沉。一过晚上9点，人们便真的睡熟了。上海的大街小巷，无论是陈旧的1940年代花园洋房，还是1930年代的美国式公寓，或者是1920年代的石库门里弄，1910年代涂抹了棕红色油漆的木质板屋，都渐渐散发出压抑而失望的躯体在沉睡时动物般微臭的体味。那深长而寂寞的睡意，如街道上的夜雾沉甸甸地漂浮着，笼罩了整个城市。三年前，毛泽东诗词的美国翻译者伯恩斯通从上海访问归去，发表观感说，中国人的身体丝毫没有本位感，它们如此沉静，犹如自然界中的山水。从1972年到1975年，人们仍旧生活在一片苍茫之中，由于不再用红漆大规模地涂抹街道和建筑，也不再大幅张贴革命漫画，这个城市在平静里渐渐显得凋败和灰暗，在江南多云的天空下，如同一个白发苍苍，并患有抑郁症的老人。
吉迪在1975年初夏时，对一个叫史美娟的女孩一见钟情。吉迪当时正靠在大礼堂后台的一扇窗前，握着块松香，在小提琴弓的马鬃上来回拉着。他是沪光中学小分队的，拉小提琴。他穿着一件的确良白衬衣，因为要演出，特意向父亲借来。他自己的白衬衣已经穿不下了。父亲的白衬衣突然衬托出他瘦削而平坦的肩膀，当他垂下头凑近领口时，偶尔能闻到自己被衣服包裹的躯体散发出的荷尔蒙旺盛的气味。
那时，表演舞蹈的女生们正挤在后台楼梯口候场。幕布本是紫红色平绒布做的，因为积满灰尘而几近褐色，那个后台陈旧颓败，到处都灰扑扑的。而那些穿着淡黄色紧身衣的女孩子，则像一大片灯光那样耀眼而突兀。在革命时代的尾声，人们小心翼翼地表现出对旧时代的模糊缅怀，这种对时代的反动在民间滋生，犹如偶尔落在阳台上探头探脑，战战兢兢，一触即飞的麻雀。并没被十年以前革命狂飙惊吓过，只是被后狂飙时代的禁锢和无聊折磨的少年们，在这场怀旧潮中担当了先锋的角色。这一年，沪光中学参加上海市中学生文艺汇演的舞蹈节目，表现的是学生如何向农民学习放鸭子，在广阔天地里成长。在这个陈词滥调的节目里，出挑的是那十二个扮作小鸭子的女生。她们在腰上围了一圈平日里只用来装饰国庆报栏的淡黄色绉纸，这种绉纸有弹性，也很结实，她们用它来代替芭蕾舞短裙的绉纱。远远望去，盈盈一尺长的淡黄色绉纸裙从她们腰间蓬起，露出了膝盖以上的部分大腿，几可乱真。她们将头发紧紧扎成发髻，在发髻上插了一根染成黄色的羽毛。这样的扮相，令人不得不联想起《天鹅湖》里的小天鹅。
她们早早换好了演出服，汇集在后台，每个人都努力扬起下巴，伸直脖子，高高在上的，令人不敢随意接近。
虽然当时中学里的风气，男女生不会轻易交谈，平时即使在校外迎面遇见，也是视而不见地擦肩而过，但吉迪还是确切地感受到女同学们的飘飘欲仙，和她们心中奔腾的狂想。他知道她们认定自己此刻就是电影《列宁在1918》里那些翩翩起舞的旧俄芭蕾舞娘。他猜想她们矜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知道作为电影里的人物，她们应该如何举手投足。电影里只有三分钟的时间是跳舞的，然后就被冲上舞台的革命者打断了。倒在地上的天鹅惊慌地爬起来，然后永远消失在幕布后面。这些女孩子都是和他在一个街区长大的，小时候是在同一场学校包场电影里看了《列宁在1918》。看到俄国士兵与自己的妻子吻别时，在银幕上被放大的，因为接吻而变得柔软的嘴唇，和接吻发出的“啧啧”声，曾吓得大家鸦雀无声，从此永志难忘。吉迪知道她们此刻假装不在意，其实她们正像雷达那样密集地捕捉着别人的注目，并万分受用。他轻易就看穿了这些虚荣的小技巧，他生性温和，生怕让人难堪，所以只事不关己地淡淡笑着，握着一小块琥珀色的松香。就在这时，他看见了史美娟。
她是继光中学小分队的。她穿了一条用大红麻葛被面改装的朝鲜大裙子，颧骨高高的，又宽，浓重的腮红像红旗一样招展。她眉毛又浓，脸又圆大，像无锡大阿福一般。她拨开一片昏暗，红光灿灿地走了进来。她看到那群矜持的女孩子们，整个人突然被提起来似的，焕发出一种毫不掩饰的惊喜。她甚至惊呼了一声：“哦哟。”
她闪闪发光的圆脸，如闪电一般击中吉迪。他心里平地响起一声雷。在隆隆雷声中他争辩道：“她才是俄罗斯女孩。”一时间，《初恋》里那个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复活》里的玛丝洛娃都奔涌到他的眼前，那都是他好不容易向别人借来的旧俄小说里与爱情有关的少女。十五六岁以后，他开始费尽心机搜罗俄罗斯小说，相比欧洲小说来说，俄罗斯小说在1960年代的发行量更大，品种更多，1970年代时更容易找到。而且书中的世界正符合他心中对世界的期待，有时就像一个瓶子对上了它的盖子一样丝丝入扣。每逢遇到这样的时刻，他总是捧着残破的旧书，感动得几乎落泪。吉迪望着史美娟，与他雷达般的女同学相比，史美娟很平实，还有些笨拙。吉迪心里决堤般地涌出了怜爱，是俄罗斯小说和诗歌中对乡村少女的那种赞美和深情。在绉纸做的蓬蓬裙和被面做的朝鲜长裙间仅仅一刹那的较量中，他突然有了爱护史美娟的渴望。柔情如倾盆大雨般向他袭来，简直让他恐惧。他右手紧紧捏着手心里的松香，左手牢牢扣在弓上，由于用力太猛，指甲变得惨白。
他记不得怎样开始的，他们就交谈起来。史美娟的声音像她的长相一样，有种闹市里成长的粗粝。她说话的时候，好像把嘴咧得太大，声音轻易就越过口腔冲出来，不像他班上的那些女生小心面部的分寸。虽然大家说的都是上海话，但她有种特别市井的口音。他的女同学们即使在1975年那样万物都夹着尾巴的年代，也在心头暗暗横起一把母亲言传身教的尺，度量杀富济贫后残存在人民中的阶层界线，并执拗地捍卫它。她们有时甚至比她们的母亲还要顽强。他知道，她们是断断不肯与她攀谈的。但史美娟的这些不足，却正好符合吉迪对自己爱情的期待。
女生们冷冷的眼神扫过来时，吉迪感到它们就像自己在发高烧时，母亲触摸他额头时冰凉的手掌。浑浑噩噩中那种突然袭来的舒服又令人错愕的凉意，让他既受用，又有些为自己担心。小宁锐利而惊愕的眼神，则如指甲划过。她的眼睛极黑，在脸上如同惊叹号。她只飞快地瞪了他一眼，说不清是惊愕还是恍然大悟，然后就一言不发地转开眼睛。从幼儿园同班以后，吉迪和小宁接着小学同班，中学同班，彼此一直在对方视线里，却再也没交谈过。
吉迪参加演出的节目，是小提琴合奏《云雀》。开弓不一会，他就发现琴弦下方棕红色的琴面上，积了一层白白的松香灰，他意识到，这一定是刚才松香上得太多了。“这就是那个！这一定就是那个什么爱情！”他在罗马尼亚欢快的民间小调里，与心中的不相信争辩。在小提琴黑色的琴托上倾斜着打量回荡着音乐声的陌生礼堂，他看到黑沉沉的高大天棚，两边带有焰式拱廊的大厅，后背高高的长条椅，地板吱吱嘎嘎直往下陷的舞台，他猜想这里原先应该是个废弃的教堂。他自己学校的礼堂从前也是座废弃的教堂，他很喜欢在那里排练，因为教堂的穹顶放大了他们幼稚的琴声，突出了音乐的神圣。他在每一个可以揉弦的地方都不放过，竭力晃动他的左手，享受献身般的神圣中那种温柔与洁净。他回想起史美娟出现在后台的样子，她身上的麻葛被面上织着一条字：国营上海第八丝织厂出品。她一点也不遮掩。春天湿润而苍白的阳光透过雨痕斑驳的玻璃窗落在她手上，他看到她的手很灵活，指甲旁边的皮肤长着发红的肉刺，这是一双勤劳的手。此刻，他将她的身影嵌进了一道失修多年的焰式拱门里，就像书中玛丝洛娃在复活节前夜的教堂里遇到聂赫留朵夫的情形一样。
吉迪恍恍惚惚的，回到后台，跟着同学一起返回学校，然后，夹着贴皮的琴匣子回家。他经过襄阳公园，看到初夏的梧桐树梢上方东正教堂陈旧的圆顶。大家都喜欢在梧桐树下照相，以教堂的大小圆顶为背景。其实，东正教堂已经成了工厂的车间。经过它时，能闻到一股机油气味。缺钙的小孩子，仰着苍白的圆脸在树下的草坪上跑来跑去。这是他生活中的公园。母亲管襄阳公园叫杜美公园，这是它1940年代的旧名字。经历了那么动荡的新时代，母亲却还是刻意保持着旧细节，她甚至还保留着当年与父亲约会时的戏票和节目单，那是一张印制拙劣的兰心剧院的节目单，有白俄表演的舞蹈，那是父母最心爱的消遣。那个晚上，看来是她此生的高潮。难得的是，她那时已有预见。
他想着史美娟的声音：“我就在黄浦公园门口等你。”后台从来都是这样乱，带队老师压低嗓子招呼学生，从台上冲下来的人还留着表演时的兴奋，随手将别人拨拉到一边，幕布被掀动了，浮尘四合，台上的歌声在后台回荡，他们的谈话总被打断，因而也变得急促紧凑，心心相印。就在他不得不挤回小提琴合奏的队列里去的最后几分钟，史美娟直接定下了约会地点。
沿着襄阳公园的外墙走回家时，吉迪才真正反应过来，史美娟要他去黄浦公园见面。那可是传说中追求时髦的粗鲁青工谈朋友的地方，是家里地方太小，没地方去的窘迫青年约会的地方，他从未想过自己会与那样的地方有什么联系。他回想史美娟的脸，她扭歪了嘴角，那个笑容显得有些古怪，过于亲昵，或者过于主动。此刻想起来，那几乎就是一张陌生的脸。吉迪有些拿不准自己，他发现自己心里对黄浦公园这个建议有一股说不出的抵触和失望。
不过，星期天一大早吉迪还是出发去了外滩，还特地戴了父亲给的旧手表。在1975年，中学生戴手表，已足以炫耀。父亲将自己用旧的瑞士手表交到他手里的时候，曾说过，一个男人懂得如何炫耀，而不是简单的卖弄，这才算本事。这几年，父亲常常就事论事地讲一些人生警句给他，他只是诺诺，没有搭腔，因为他觉得这样的场面有些做作。
吉迪乘坐的两厢式电车吱吱扭扭一路响着，经过淮海中路。华亭路口新华书店的玻璃橱窗里挂着毛泽东的画像和几本32开的小说书，虽然有大幅宣传画和领袖画像还有彩色绉纸的点缀，陈列着纸张粗劣、种类单一书籍的橱窗，还是难掩萧条。1940年代林森中路上时髦的国泰大戏院仍旧站在现在的淮海中路和茂名路交界的街角上，它如今叫人民电影院。不再喧哗的门口贴着巨幅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广告画。传说这家电影院画电影广告的美工是个个头矮小的老克勒，他画的电影广告有让人心领神会的洋派，却找不到一点把柄，在传说里，他画的上海郊区风景足以与法国的印象派比肩。吉迪的姐姐和母亲晚饭后散步，常常就以到这里来看广告画为目的地。到淮海东路后，木头门板尚未卸下的店铺越来越窄小，虽然行道树还是梧桐，但树干也明显地瘦小下来，失去了淮海中路梧桐森森的租界趣味。这里的空气中也多了一种燃烧着的木头的气味。等车窗里扑进来的气味再次变化成咸腥潮湿，电车在旧大楼的沟壑里拧动着身体，好像一只爬行的蜈蚣；所有的市声都被街道两边的大楼放大了，令人感觉动荡不安，外滩就到了。
吉迪从26路电车终点站走出来，心里仍旧想着史美娟的话。当时，她在嘈杂的人声中说：“我家就在上海大厦后面。”这倒算是一条去黄浦公园的理由。堂·吉诃德在贵族小姐窗下弹琴唱歌，他也为史美娟去黄浦公园。
吉迪经过沿江的那一排阴沉的大楼，公园坐落在外滩的尽头，仿佛长句子的一个句号。
吉迪想起了上小学时的经历。从公交公司借来的大客车里塞满了小学生，一个香蕉座上要坐四个小孩。老师坐在司机座后面一只滚烫并隆隆作响的铁皮鼓包上，她身边放着一只灰绿色的茶水桶，茶水桶上面用红漆笔写着学校的名称，这是从男厕所和女厕所中间的桌子上搬来的。参观过外滩以后，他们将要在公园里野餐。
老师的声音又尖又亮，就像李铁梅，她说话的时候也总是把上唇用力压下来，像京戏演员一样逼尖了嗓子。他们的队伍沿着阴沉高大的大楼前的人行道走着，房子的墙上有许多大石头，门楣上有被敲掉了鼻子的石像，阔大的门窗都很神秘地紧闭着。他们在两栋冲天的高楼前停下来，各班聚拢在班主任四周，听她讲解沙逊大厦和中国银行大楼的历史。老师的声音最清晰尖亮，压住了其他的老师。她说，一栋楼比另一栋楼要高六十厘米，因为外国资本家不肯中国人造超过他家楼房的高楼。吉迪记得自己仰着头看，可怎么看，都还是中国人造的银行更高些。他心里十分疑惑。然后，他们就来到公园门口。老师让他们一只脚站在大门里面，另一只脚站在大门外面，她要大家感受到两只脚的不同，一只是“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脚，另一只则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脚，这就是新旧社会两重天。然后，大家一起把象征着旧社会的那只脚跨进去，与象征新社会的脚汇合。他们班的活动又是全校最有趣的，别班的小孩既嫉妒又讥讽，围着他们起哄，说应该把他们都从两腿之间劈开，不能让旧社会跟着新社会享福。而且，像吉迪这样把左脚代表旧社会，右脚倒可以代表新社会，根本就是反动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吉迪怏怏不乐地回忆着这些，一边穿行在大楼的阴影里。
看到史美娟，吉迪的心咯噔一跳，她正一只脚前，一只脚后地站在公园大门口。她脚上的丁字扣黑皮鞋，在一双白袜子的衬托下格外隆重。吉迪似乎想要逃开，但他的脚却加快步伐，载着他的身体向她跑去。
他的肩膀向左面倾斜着，像一架拐弯时的滑翔机。
史美娟将他带到卖门票的窗口前，自己往旁边一闪，示意吉迪买票。她幸福地看到吉迪腕上露出的手表。她心里闪过回忆，那些看上去很有身家的成年男人，就是这样露出腕上的手表，给他们的女人买一张公园门票的。这样的情形，让她这种从公园靠外白渡桥的一小条豁口里爬进去，时常因此被园丁驱赶的小女孩深为羡慕。吉迪脸上也有与他们相似的沉稳，这就是她想都没有想，就定下要到公园里见面的原因。她从小喜欢在公园里混，见识过这里形形色色的人，可她从小就喜欢看那些带着好看女人散步的沉稳男人。在她心里，这才是真正的生活。穿着皮鞋，戴着手表，见多识广却斯文地闭着薄嘴唇，这才是真正的男人。即使是1967年跳黄浦江自杀，也是这种男人最周正，不像其他人那样弄出很大的动静，死得像唱戏。史美娟曾见过一个端端正正的男人跨过堤岸上的围栏，向江中走去，就像在散步时一样不紧不慢，水渐渐浸没他的肩膀，他的脖子，然后，几乎是突然的，水面上就空了。这个公园里常有人自杀，为什么的都有，她第一次看到人这样静默坚决，心中震动。晚上忍不住在饭桌上提起，爹爹酒气熏天地说：“是只模子。”
吉迪腕上的表面上黄渣渣的，是很有来历的样子。史美娟心花怒放。
要不是吉迪提起，史美娟还没发现花坛后的高大铁皮板上，他们小时候红彤彤的毛主席像已变成正在欢呼着的红小兵画像了。她常来公园玩，已经习以为常了。倒是吉迪看出了变化。初夏时分，花坛里开满一串红。史美娟路过花坛时，趁门卫不注意飞快地将手在花上一撸。等走过花坛，她笑着将手掌摊开给他看，手心里已松松地握着一把细长的红花。偷花一直是她的拿手好戏。弄堂里的女孩子谁也比不上她伶俐。偷一串红吃，偷茉莉花给姆妈泡茶，偷草地上的野荠菜回家烧荠菜豆腐羹，偷树上的无花果哄弟弟妹妹，这些都是她的能耐。
她拿起一朵一串红，将花尾放到唇齿之间，轻轻一唆，花茎里的一小滴甜水就渗到嘴里。然后，她递给吉迪一朵：“你试试，里面有甜水的。”
吉迪照样试了试，果然花尾里有些甜丝丝的，他从未想到过还可以吃花，他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的牙齿碰到花朵，但还是有股吃了肥皂般的感觉。见吉迪咧着嘴，她也皱起眉毛来笑：“要是碰到牙齿，就像吃到蜡烛一样的呀。”
微微隆起的草坡上站着一只孤零零的白色凉亭，有一家人穿得整整齐齐的，聚拢在亭子前拍全家福。史美娟告诉吉迪：“我家也在这里照过全家福的，在我姐姐和哥哥到黑龙江兵团去插队落户以前。我全家都来了，阿姨爷叔家的人也都来齐了，他们来，多少要带点礼物来，我爹事先就吩咐姆妈不要买全带到黑龙江去的东西，看亲眷们都送了些什么再说。我爹爹精明得很。我们家人多，镜头里摆也摆不下，他就拼命让我们挤拢去。大家都摆好功架笑，笑得我下巴都酸死了，可爹爹还没有把所有的人都摆妥当。真正将我们笑死了。”她打量着那户暴露在镜头里的人家，他们喜气洋洋的，不是家里的孩子从乡下回来探亲了，就是外地的亲眷来做客了。在他家拍照的时候，她高高兴兴地想到姐姐走了以后，她可以占用姐姐的抽屉了，那可是一只带暗锁的抽屉。而且，她终于有了一床独用的被子了。在她们家的那条街面上，像她这么小就有独用的被子，已经算是条件好的了。而且，她家还有一架照相机，爹爹年轻时从中央商场里淘来的旧货。她能理解站在最前排的孩子们脸上的骄傲。
走下草坡，就是堤岸。一条白色铁皮船正缓缓经过江面，一孔孔的舷窗下，都拖着黄色的锈渍。吉迪看到堤岸边的椅子上，已坐满了人，大多是成双结对的男女。他看见一个穿蓝罩衣的女人，正专心致志地给将头搁在她大腿上的爱人抠耳朵。另一对男女，却紧紧贴着脸，满脸都是情不自禁的笑容，看上去就像新闻片里的两只随风摇曳的苹果。自从看过《列宁在1918》以后，吉迪似乎再也没看到过男女亲热的场面，他心里轰地响了一声。这里果然能看到男生们私下传说的十三频道。吉迪发现长条椅上的人都手脚不怎么安分，他们的脸上，也都有种奇怪的，类似于被责备后，破罐子破摔的表情。吉迪慌忙闪开眼睛，并侧过肩膀来，好像要为史美娟挡住堤岸上的不雅。而史美娟却嘻地笑了声，说：“看好，他们马上就要吃‘铅丝’了。”
吉迪在班上听到世面上流行的切口，叫接吻“铅丝”，“铅丝”不是真的铅丝，而是英文kiss 的意思。这都是热衷做小阿飞的男孩的作为，他从未尝试过真的在生活中使用阿飞的语言。但他此刻勉强自己说：“你们这里叫吃铅丝啊，我们那里叫扯铅丝。”他看到她手指上细小的疤痕，想：那是当初的肉刺留下来的吧。
“反正差不多。”史美娟怕在这里深究下去，要是一定要搞清楚到底是哪个字，她还真说不清楚，这本来就是孩子们口头流传的，本来就不计较哪个字。
“你看，还在谈朋友的人都坐在椅子上。已经敲定的人就到树丛里去了。”史美娟顺手指指他们身边正经过的冬青树丛，将话题转开，“你看到那边地上白花花的东西了吧？就是他们留下来的塑料纸，垫屁股用的。联防队的人最喜欢抓这种野鸳鸯了。到晚上来捉，特别是夏天，能从树丛里捉出一长串来。捉到办公室里去审问，然后让单位来人领。”
“你怎么晚上也会到公园来的？”吉迪问。
“我们来乘风凉。带着席子来，铺在草地上，这样躺在草地上才舒服呢。我们街坊的小孩一来就一帮。我弟弟他们奔来奔去，我们女孩就在草席上躺着讲梅花党的故事，还有塔里的女人。”史美娟四下望了望，“这些都是手抄本呀。”
吉迪也听说过手抄本的事，好像都是些黄色故事，可他没机会借到，可也不敢问史美娟里面到底说了些什么。他家的风格很谨慎，懂得规避，他没想到这女孩这么口无遮拦，就像她说话时运用口腔的方式。
公园的小径将他们引导到一个水池旁边，水池后面陈列着一座太湖石假山。吉迪想起小时候在这里野餐，老师就将茶桶放在水池的宽沿上。有两户人家集合在假山前照相，还有一对情人在旁边等待。史美娟的脸突然红了，冲其中一家人队列中高瘦但头却圆大的男孩子挥了挥手：“洋钉！”她叫。
“番茄！”那个男孩将眼睛从她身上扫到吉迪身上，似笑非笑地回应道，“哦唷，番茄今天要炒蛋哉。”
她的脸更红了，吃吃笑着抬起手来，好像要扑过去打他。又转过头来对吉迪解释说：“他叫我番茄，因为我小时候脸上长冻疮，总归很红，好像血色很好。”
吉迪“噢”了一声，她脸颊上是有些淡褐色的斑痕，他开始以为是蛔虫斑。她喜洋洋地回望着他，看到他飞快地调开眼睛，她以为吉迪吃醋，就赶快解释：“洋钉是我家邻居，洋钉的爸爸妈妈就要回新疆去了。他住在奶奶家。他其实没有上海户口，毕业时很讨厌的。”但是，吉迪看起来也并没有因此而高兴起来。他说：“他们不该选在假山前照相，这样看起来，像花果山上的猴子。”
史美娟本想要笑的，但没笑出来，就又不想笑了。洋钉一家人虽然不好看，而且弄堂里的人也的确常常开他家身材的玩笑，但她不想吉迪笑话他们。
他们沉默地在公园里游荡。路过小卖部时，他们看到那里已经放上了冰箱，冰箱白色的表面写着“冷饮”两个淡蓝色的大字，带来了夏天令人愉快的气息。冰箱上还有一只用棉被裹起来的大茶桶，那里面有冰水调制的酸梅汤。八分钱即可买到满满一塑料杯。酸梅汤是深褐色的，凉得让人肚子里的肠子都打哆嗦。有几个男人正站在冰箱前面的凉棚下喝酸梅汤，垂在身体一侧的手紧紧捏着带拉链黑色人造革包，看样子是几个外地来的采购员。吉迪猜度着自己是不是也该请史美娟喝一杯，他猜想她会很乐意。但他知道，要是他请客酸梅汤，而她满脸高兴的话，他自己就会更不高兴。所以，最后他决定什么也不做。但是当他们经过小卖部以后，他又觉得自己渴得要命，更觉得自己轻慢了史美娟。
旁边的冬青丛里传来了男女低低的说笑声，吉迪循声望去，看到树丛里隐约有个戴绿色军帽的青年将身边的女人一把拉倒在自己怀中，那女人几乎躺在地上了，别扭地蜷着双腿，她也穿了一双白袜子，一双丁字扣黑皮鞋。他的心咚咚乱跳，说不清是厌恶还是刺激。他讪笑着，假装熟视无睹。史美娟却说出了让他震惊的话：“这两个人是在轧姘头。”
“你怎么看出来的？”吉迪惊问。
“那女的已经是老阿姨了。”史美娟断然说，“她的眉毛已经散了，只有结过婚的女人，眉毛才是散的。”
吉迪下意识地看了看史美娟的眉毛，那是两条浓眉。
史美娟突然横过手肘，碰了一下发呆的吉迪，说：“快，那里还有一张空椅子。”话音未落，她已冲向前，绕过大树，跳过椅子背后矮矮一溜指甲花，飞快地拉长腰肢往下坠去，坐到一张正对江面的椅子上。然后，她将自己手里握着的蓝白相间的网袋放在身边的空座上，为吉迪占好座。
与史美娟并肩坐着，吉迪不禁惊慌地想：别人别以为他们也是轧姘头的。
史美娟的手再次向他伸过来，张开，满满一握，是黑龙江出产的大葵花籽，炒得喷香。
吉迪摇摇头：“你自己吃吧。”
江面上吹来了带有土腥气的微风，史美娟渐渐感到裸露在外的皮肤沉甸甸的，沾满了水汽，浑身黏嗒嗒的。她知道这是因为江边的风里带着海洋上的盐分，一旦离开江岸，皮肤就会恢复原状。她将姐姐春节回家时带回的葵花籽偷偷炒了些，放在衣袋里带出来。本来打算和吉迪分享春节剩下的最后的美味，吉迪对瓜子不感兴趣，使她有些失望。但那失望里还有些为吉迪骄傲的成分，这还是因为他不想嗑瓜子吃。
他们并肩坐着，沉默着。
史美娟从记事起，公园沿江的长椅上就坐着谈恋爱的大人。1966年以后，公园清静了几年，然后变本加厉，爱人们的动作越来越放肆。她觉得公园就是这样的，没什么可大惊小怪。她也向往过自己和一个男人并肩坐在长椅上的这一天，这标志着自己长大成人了。她对自己将来的向往很具体，将来做一个仪表局的工人，上班穿白大褂。和属于自己的男人一起坐在公园沿江的一条椅子上轻声细气说话，两个人都穿得干干净净的。她只是没想到，当这理想突然触手可及，却是这样的沉闷和缥缈。
又有一条大船从长江口沙沙有声地开了过来。它桅杆上斜挂着不少五颜六色的三角旗，一派异国情调。史美娟精神一振，慌忙指给吉迪看，看到外国旗果然在天空下飘扬，吉迪也不由得直起身来。不过他们都不知道在桅杆顶端上飘扬的旗帜，白底上横着一条绿色的，是哪个国家的国旗。他们认识中国旗，美国旗，苏联旗，阿尔巴尼亚旗，朝鲜旗，这些都是中国最重要的朋友或者敌人，其他的知之寥寥。有个水手站在甲板上，朝公园里招了招手。他的手远远看去是褐色的，手掌显得格外的白，正符合吉迪想象中水手的肤色。史美娟举起胳膊来向轮船挥手，一边说：“他看见我们了，那个外国人看见我们了。”
那条船慢慢向十六铺的方向开过去，沙沙的水声也渐渐远去。他们一直看着它和它身后水中的一道痕迹，也许是由于它高高飘扬着的漂亮而神秘的小三角旗，跟在它身后扑扑作响的灰白色驳船显得格外乏味，让他们都觉得沮丧起来。
此刻，吉迪似乎终于又找到在后台曾打动过他的那种心心相印，他动了动手指，不知是不是也可以和其他椅子上的人一样对史美娟做些什么。她显然是愿意的，而他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史美娟生怕好不容易才活跃起来的气氛再次沉闷下去，赶忙再谈起外国人。这个公园里总能够看到外国人，全上海大概也只有这里能看到真的外国人了。“这里到底是市中心啊。”她感叹道。她说，甚至住在上海大厦里的外国人还来看过她家吃饭。“夏天的时候，我爹爹喜欢在上街沿上吃饭，比家里凉快，街坊邻居都在外面吃，很热闹的。我娘总是先用水把地上冲凉了。那天我正在搬饭碗出去，两个外国人来了，笑眯眯地看着我家的桌子，大概看小菜好不好。我爹爹会说点洋泾浜英语的，就跟他们说英语。我爹爹要面子，一边应付他们，一边用上海话叫我不要把剩的炒米茜拿出去，被筷子头戳过的菜，到底样子难看。”她说着又笑，“我娘怕菜放在屋里时间长，倒放坏了，就闷在屋里，满头大汗地将它吃完了。我爹爹还不高兴，怕人家外国人以为他没有家主婆的。”
“你家爹爹怎么会讲洋泾浜英语？”吉迪问。
“他老早在外国人的船上做水手，他去过荷兰呢。我家玻璃橱里现在还放了一双木头刻出来的小鞋子，就是他从荷兰带回来的。”史美娟回答说，“有时他喝过老酒，高兴了，就讲给我们听一点外国的事。外国大马路，人家走路的地方，比上海人的灶头还要干净。”
吉迪闻着史美娟嘴里葵花籽油汪汪的暖香，心里终于难过起来。
史美娟的兴致终于也低落下来了。他只管靠在椅背上，眺望一片荒芜的浦东，根本不像别的男人那样一团烈火，甚至他连碰都没有碰她一下，就像对待小菜场的落脚货。
“我爹爹见过的世面大了。”她再次打起精神，“他说外国人的咖啡可一点也不好吃，就像咳嗽药水。”可是吉迪还是一动不动地望着浦东，而且，他脸上出现了和那些穿得像跳《天鹅湖》的女生同样的可怕表情。她看着他的脸，想起公园对面的黄浦游泳池。夏天游泳池换水的时候，一池子的水渐渐流光以后，终于露出池底下被消毒水腐蚀了光泽的白蓝相间的马赛克地面，那是一块倾斜不平的地面，裸露出它的危险。她还是不敢相信他的变化。
吉迪终于受不了她疑惑和吃惊的眼光，他转过头来笑了笑，说：“有人在江里游泳呢。我还以为是自杀的人。大家总是说，你要死就去呀，黄浦江又没有盖子。”
“我弟弟他们总是在江里游泳的，他们从外白渡桥那里跳水。有次住在和平饭店的外国人还来给他们拍照呢。后来还被警察骂了一顿，说那个人是美国人，不晓得回去要做什么文章。”史美娟说。
“哦。”吉迪说，他似乎很不喜欢她这样说外国人，又飞快地转开了眼睛。
在令人尴尬的沉默中她重整旗鼓，又建议说：“下次我们可以晚上来这里看野鸳鸯。你知道十三频道这回事吧。”
吉迪涨红了脸，终于将头往敞开的领口中一埋，站起身来，一边说：“我要回去了。”一边就逃开了。
史美娟看到他匆匆经过冬青树丛，草坡和亭子，有一只灰白色的水鸟跟着他飞了几步，又转身向江面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