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俩垂头丧气地走在HM市胜利路上。10月的阳光明亮而没有热度，街道旁榆树杨树已经陆陆续续开始落叶了，我们到底何去何从？
是否去邮政局领奖金成了我们争论的焦点。我的意思是光明正大地去领，老板娘还没顾上这事；梁和景劝我算了，派出所可能已经在邮局等着了，去了是自投罗网。眼看走到邮局门口了，我下定决心对梁和景说，你在这里等着，我去领，情况不妙你就赶紧跑。到了邮局，领奖台前空荡荡的，只有一个模样俏丽的女孩在无聊地修指甲。当我怯生生地报出了自己姓名，女孩眼睛立即亮了：真有你的！整个HM市只有十个人中了奖，你是其中一个！我们都在猜这个牛人是谁，还能挣上我们邮局的钱！我赶紧掏出了身份证，然后在获奖名单上签字，领了那金贵的60元钱。
这是我们入疆以来过得最轻松的一个夜晚。刚入疆时的忐忑，惶惑经过二十多天磨炼已经减轻了许多，我们终于有闲暇时间慢慢在街道上溜达。
现实的哈密和我想象的哈密完全不同。在我的想象里，哈密应该是土楼高耸，各民族载歌载舞，满大街甜瓜、葡萄的地方。我感觉实际上除了浓郁西北风味的饮食、拗口的地名和老家不一样，操全国各地口音，南腔北调的的人多以外，和家乡并没有本质不同。
不觉我们散步到一个广场，广场边上一片霓虹灯在闪耀，“曼陀铃”三个字熠熠发光，里面断断续续传出放肆的笑声与粗野的歌声。我知道这就是刚流行起来的所谓舞厅或歌厅吧。广场上，又是另一番景象。一个电视机，一个录像带，两个小喇叭带一个麦克风，也组成了一个小型“歌厅”，一个小伙子正大声吆喝着“一首两块，五首送一首”，不时有三三两两的人鼓足勇气唱一首，然后或镇定地或面红耳赤地离开。
我们在露天“歌厅”旁的石板上坐了半天，招揽生意的小伙子开腔了：“兄弟，白听了半天歌，也照顾一下生意，唱一首啥！”说完把一张脏兮兮的选歌单扔给了我们。我和梁和景面面相觑，就我们这怂样还唱歌？但是既然人家问话了，好歹我也得回答啊。我站起身子，双手将选歌单还给小伙子，装着老练地说：“兄弟，来这里找亲戚，没找到，还正在犯愁哩，作难那，哪里还能唱歌啊！”小伙子见怪不怪地说：“这样啊，我今天也是第一天练摊，该收摊了，我给你俩找个去处。”我和梁和景对视一眼，心里高兴极了，忙不迭地帮小伙子收电线，装箱子，然后把所有家伙什装上一个三轮车，小伙子骑着，我们跟在三轮车子后面走。
黑灯瞎火走了三十分钟，小伙子说到了。我一看，三轮车停在了一个还未完工的建筑工地上，几栋在建的楼房围成了个小区，中间杂七杂八堆放了水泥，沙子，木板等材料。小伙子把我们领到其中一个单元门口，指挥我们卸车，然后说：“这是我舅舅的工地，我找了个地下室放东西，你俩可以住到这。”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的把东西搬到地下室，地下室不大，有二十平米，中间吊了个白炽灯，地上扔了几个床垫。小伙子打着哈欠说：“快睡吧，我走了，明天放你们。”说完扭身走了，“啪嗒”从外边锁上了门。
第二天，我被一阵尿意憋醒，估计天已大亮。门外传来嘈杂的声音，是工人开始干活了。搅拌机的咣当声，电锯的吱吱声，让人心烦意乱。我使劲拉了拉门，那门是一整张铁皮焊的，非常结实。地是红砖铺的，我揭开一块红砖，痛痛快快撒了一泡尿，又小心将红砖盖好，这才算心满意足。
已经到中午饭点了，可以清晰地听到工人互相呼唤着去食堂打饭的声音。“哗啦”门开了，昨天那小伙子提了两个塑料袋走了进来，“赶快吃吧！这是我刚从食堂打来的，大白馍馍和豆角肉，吃完我领你们去见我舅舅。”我和梁和景急不可待地打开塑料袋，一人抓了一个大馍馍，大口吃了起来。
小伙子自我介绍姓鲁，家是老皮革厂的，这块地皮就是皮革厂的厂区，被他舅舅买下来搞房产开发，“我舅舅可是大老板，你们说话千万小心！”
大老板果然有派头。在一辆蓝鸟车（后来才知道这高级车的名字）的后座上一边抽烟一边听了小舅子诚惶诚恐的介绍，大老板皱了皱眉，但并没答话，而是一叠声叫着：“范老六!范老六！”，刹那，不知从哪儿一跑一颠冒出来一个戴着安全帽的小个子，用四川话油腔滑调地说：“领导，啥吩咐？”“这两个小伙子交给你了，当小工吧。”“领导，现在缺的是大工，砌砖，抹灰，都要得，小工满大街都是。”“就这样吧！”大老板车门一关，小车一溜烟走了。
范老六狠狠瞪了一眼小鲁，“我就知道是你娃搞得名堂，还不是想找人帮你干活?贼大鬼！”小鲁无辜地笑了笑：“范老板，工地不是也缺人嘛。”范老六转身对我俩说“既然来了就好生干活，下午你们两个清模板。”
转眼间，我和梁和景完成了饭馆逃亡服务员到建筑小工的华丽蜕变。我和梁和景一人一把刮刀，面对的是堆成山糊满了水泥浆的各种型号、大大小小的钢制混凝土模板。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模板用刮刀铲干净。别说干活，刺耳的钢铁和钢铁的摩擦声就让我受不了。我揪了两个纸团把耳朵堵住，可刚干了一钟头两个大血泡就从手掌上冒出来。我看了看面前这些模板，实在是没有干下去的勇气。梁和景倒是聪明，专捡比较干净的水泥浆少的模板干，同样的时间竟然比我多干了十几块。我拍了拍梁和景的肩膀，“梁老弟，歇一会。”梁和景停了手，颇有成就感地看着模板：“咋样，不赖吧？这咋说也得给个十块八块的。”我撇了撇嘴，对他的盲目乐观表示鄙夷。
11月的天黑得早，7点多，食堂里吹起了几声哨子，开饭了。我和梁和景赶紧洗了洗手，随着人流往食堂走。范老六像个大将军般擦叉着手站在食堂门口，一眼就看到了缩头缩脑站在队尾的我们，大声对打饭的说“给最后那两个娃娃打三等饭，记在伙食账上。”所谓三等饭就是一个素菜——莲花白，然后一份汤，两个馍馍。我垂涎欲滴看着有人打了一碗油汪汪的红烧肉，有人打了香喷喷的辣子鸡，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大碗被舀了一勺莲花白，手上的血泡一阵痛疼，心里暗地问候了范老六的老娘。
吃完饭，我和梁和景刚进地下室，小鲁已经在收拾他的那堆宝贝了“快帮忙，去了找个好位置。”虽然已经累得快摊在地上，我们还是帮小鲁把东西装在三轮车上。装完车，小鲁看我俩还楞在那里，不耐烦地一偏头，“走啊，后面的活还多呢。”我俩面面相觑，只好乖乖地跟在车后。
今夜广场凉风习习，让人心情也好了很多。把“歌厅”支好，小鲁看着我俩一拍脑袋：“看你们这个样子，今天啥好事也别想了！”的确，我和梁和景都是灰头土脸的，活像两个叫花子。“这样，工地有热水，你们回去好好洗一洗，明天干完活利索点过来，瞧见没，你俩的任务就是帮我到周围拉人过来唱歌，拉一个人五毛钱，够意思吧？”
迷迷糊糊睡到半夜，地下室的门被打开了，“赶快帮我搬东西！”小鲁一脸兴奋地跑了进来。把东西归置好，小鲁从口袋里掏出了几张大团结对着灯光美滋滋地仔细反复研究。“今天碰到两个瓜娃子，为了一个小妞较上劲了，一人唱了10首，哈哈哈！”我看着这些钱，目瞪口呆，世上还有这种挣钱法？
炫耀完人民币，小鲁神神秘秘地从一个纸盒子里掏出一盘录像带，“今天哥们高兴，给你们开开眼。”我立即知道咋回事了。镇上三胖家的录像厅就经常这样干，半夜三更经常有高中生溜出去，就是看这个玩意。梁和景也猜出来了，眼里要冒出光，“快点放吧，鲁哥！”小鲁找了张纸板将地下室的小窗户遮住，把录像机、电视机连好，一开机，屏幕上先是呼呼啦啦的雪花，突然一亮，几个一丝不挂的金发碧眼的外国女人在镜头前搔首弄姿，我们三人虽然有所心理准备也被弄得面红耳赤。看完这盘不知道翻录了几遍模糊不清的带子，梁和景激动地给小鲁建议，“鲁哥，晚上在工地找些人看，挣钱更快！”我赶紧打消了他疯狂的念头“这是犯法的事，别瞎想。”
第二天有质监站来检查工地，范老六派我们给一栋楼打扫卫生。因为活路比较轻，无非是搬搬杂物，擦擦玻璃，我和梁和景算是度过了愉快的一天。当范老六点头哈腰带着质监站的人去喝酒，我们也算是收了工。不待小鲁吩咐，我和梁和景赶紧冲了个澡，换了身干净衣服，眼巴巴盼着小鲁来。
因为广场有了新的竞争者，小鲁不得不提前过来摆摊。当我们选定了位置，安营扎寨完毕，另外一家才过来，我们不禁有了一些不错的优越感。华灯初上，广场上闲逛的人陆续多起来，开始还有几个人有一曲没一曲地在我们这个摊子上唱，可逐渐都聚在那家摊子上了，，围了一圈不停发出啧啧的赞叹声，我们悄悄走过去一看，傻眼了，人家那里是一台新潮的机器，叫VCD，点歌迅速，歌曲也新，音效也好，明摆着我们将要被淘汰了。
小鲁的情绪明显低落了，坐在塑料椅子上不吭气。今天看来我也白忙活了。我想安慰小鲁几句，可又不知道说啥，梁和景这时候又挤了过来，按捺不住得意对小鲁说：“鲁哥，我都侦查清楚了，那是台走私来的机器，XJ这没有卖的，好是好，歌碟可少，就那两张。”我也不失时机的劝道；“我们机器不行，数量和服务质量要取胜，不行降降价，一块五唱一首，你托托你舅，也去买一台。”
经过几分钟的紧张合计，在我和梁和景声嘶力竭的吆喝下及大幅打折的吸引下，总算有几个回头客唱了几首歌。
忽然，“曼陀铃”歌厅门口传来激烈的争吵声，其中还掺杂着范老六那刺耳的川普的叫喊，明显地喝高了。我们三个赶紧围过去，范老六看见我们过来，越发有了精神，喷着满嘴的酒气大喊：“兄弟伙都到齐了啊，锤子，今天不给老子一个说法，谁说也没得用！”小鲁倒是认识那个歌厅的一个领班，很快问清了状况。原来范老六今天请质监站的人吃饭，喝了酒又来唱歌，因为结账钱不够，要签单，歌厅不同意，才闹这么一出。好说歹说，小鲁作保，又将范老六腰间摩托罗拉汉显三代精英BP机押了，范老六才脱身，踉踉跄跄地打了个出租车回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