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夏尔·波德莱尔⁽¹⁾于1821年生于巴黎。很小的时候，他就不愿待在家里。5岁时，父亲死了。1年后，他母亲再度结婚，对于继父波德莱尔没有好感。他被送到多所寄宿学校读书。由于不守校规，他一再地被这些寄宿学校逐出校门。长大后，他发现自己和中产阶层的生活格格不入。他和母亲、继父争吵，穿剧台上才使用的黑色斗篷，在自己的卧室里挂满德拉克洛瓦⁽²⁾的名画《哈姆莱特》的平版复制品。在日记中，他抱怨自己深受折磨，其根源之一是“一种可怕的病魔——对家的恐惧”，其次则是“幼年便有的孤独感。尽管有家人，特别是有学校里的朋友，但一种注定终生孤独的宿命感总也挥之不去”。

他梦想着能到法国以外的地方，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在另一个大陆上，让他彻底忘却“平常的生活”——这是一个让他发怵的字眼。他梦想到一个更温暖的地方去，到《旅行的邀约》中的对偶诗句描述的神奇之所去，那里一切充满“秩序、美丽／华贵，静谧和活色生香”。然而，他明白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曾经告别北部法国的阴沉的天空，结果是沮丧而归。他动身离开法国，其目的地是印度。在海上航行了3个月后，他乘坐的船遭遇了海上风暴的打击，停靠毛里求斯检修。毛里求斯岛林木葱翠，环岛都是热带棕榈树，这正是波德莱尔曾经梦想一游的地方。但糟糕的是，他始终不能摆脱一种伤感和无精打采的状态，因而对未竟之旅产生怀疑，认为即便是到了印度，情形也不会更好。于是置船长的一再劝说于不顾，他坚持返航回到法国。

这段旅行使他终其一生对旅行又爱又恨。在《旅程》中，他充满讽刺意味地想象从远方归来的旅行者的叙述：

我们看见星星，

波涛；我们也看到了沙滩；

尽管有许多麻烦和突如其来的灾难，

就像在这里，我们总觉厌烦。

尽管如此，他还是盼着能出外旅行，也觉察到旅行对自己强烈而持久的吸引力。结束毛里求斯之旅回巴黎后不久，他便梦想着再到另外一个地方旅行：“现实的生活就像是一家医院，每个人都疲于更换自己的病床。有人喜欢靠近暖气片的病床，有人喜欢靠窗。”好在他并不因为自己是这众多病人中的一个而感羞愧：“对我而言，我总是希望自己在一个我目前所居地以外的地方，因而到另一地方去永远是我满心欢喜的事情。”波德莱尔有时梦想着旅行到里斯本，那里气候温暖，他会像蜥蜴一样，躺在太阳下便能获得力量。里斯本是个水、大理石及光的都市，让人自在从容，敏于思索。然而，对葡萄牙的幻想还未及完结，他又想，也许在荷兰，他会更快乐。接下来，他马上又想为什么不是去爪哇、波罗的海？甚至为什么不是北极，在那里，他可以在极夜的黑暗里观察彗星是如何划过北极的天空！目的地其实并不重要，他真正的愿望其实是想离开现在的地方，正如他最后总结的那样：“任何地方！任何地方！只要它在我现在的世界之外！”

波德莱尔看重对旅行的幻想，认为这是一种标记，代表高贵的追索者的灵魂，对此类追索者，他称之为“诗人”：他们从不满足于故乡的所见所闻，尽管他们清楚他乡也并非尽善尽美；他们情绪多变，时而希望满怀，看待世界如孩童般理想；时而绝望无从，愤世悲观。像朝圣的基督徒，诗人注定生活在一个陷落了的世界里，但同时，他们又不肯认同一种变通的、较少妥协的世界。

同这些观点相反，在波德莱尔的传记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终其一生，他都为港口、码头、火车站、火车、轮船以及酒店房间所吸引；那些旅程中不断变换的场所让他觉得比家里更自在。一旦感受到巴黎的压抑，觉得巴黎的生活似乎“单调狭窄”，他就会离开，“因为想离开而离开”，旅行到一个港口或火车站，在那里，他能听到内心的呐喊：

列车，让我和你同行！轮船，带我离开这里！

带我走，到远方。此地，土俱是泪！

在一篇关于波德莱尔的论文中，T·S·艾略特指出波德莱尔是19世纪展示现代旅游地和现代交通工具之美感的第一位艺术家。艾略特写道：“波德莱尔……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浪漫乡愁。”这包括：“告别之诗和候车室之诗。”或许，我们还可以加上“加油站之诗”和“机场”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