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米莉和我过着各自的生活。我的日子异乎寻常地平凡，充满了动感和质感：新鲜的脆皮鲑鱼晚餐，和卢卡斯煲电话粥，和爸爸骑自行车穿越湾区，轧过松脆的盐和盐角草。我剪出心形的情人节卡片，上面有手写的对联，送给办公室里的每一个人。我把发票归档，贴好信封，闻闻咖啡调味奶，确保它还没过期。我画电线杆，画滑稽可笑的鸟，和朋友盘腿而坐一起喝咖啡。外表的生活天衣无缝地继续着，而埃米莉生活在一个狭小而封闭的世界里。她一个朋友也没有，只是偶尔去法院、警察局，或者在楼梯间里打电话。我不喜欢她的脆弱，她说话那么安静，似乎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她渴望滋养，渴望得到认可和关心，但我拒绝承认她的需求。我不想多了解法院制度，拒绝接受心理治疗。“你不需要。”我告诉她。
刚开始的时候，我很擅长自我分离。你永远也察觉不到我的痛苦。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裂缝。很多个晚上我都是流着泪入睡，第二天上班时眼皮又红肿又紧绷。我开始在冰箱里放一个勺子，一边刷牙，一边把这冰冷的金属壳按在两只眼睛上。我把冰块装在一个密封袋里，开车去上班的路上，我听着旧金山公共广播电台，一只手把冰块压在脸上，另一只手把住方向盘。晚上，我带回那袋放在杯托上的温水，把它倒在草地里。
有一天，我告诉老板下午要离开一会儿去看医生。“一切都好吧？”我挥了挥手，说只是去做体检。到时间了，我开车去法院。在过去的路上，我变身为埃米莉，让一天的温暖逐渐消失。
当我把车开进停车场时，那座矮矮的建筑物显得难以逾越、冷漠无情。法院大楼就像一个废弃的医疗诊所，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就没动过。卫星信号接收器和金属棒立在屋顶上。两棵白桦树像骨头一样从泥土中钻出来，黑色的树枝像稀疏的头发。我穿过玻璃门，走到安检处，在一张破旧的垫子上擦擦脚。我注意到地上纠缠在一起的绳子、一个来苏水喷壶、两个橙子、一个金属保温瓶，还有一排方格状的屏幕。六名身穿米色制服的警员，靠在桌子后面脏兮兮的摇椅上。我把手提包放进一个特百惠筐子里，然后通过破破烂烂的安全检测门。我看着一只手在我的包里翻来翻去。我盯着白色的走廊，荧光灯的强烈反光被困在走廊上方带纹路的塑料顶里。他把筐子推给我，我茫然地站在安全门的另一边。“你知道怎么走吗？”他问道。我摇了摇头。他指给我看墙上的指南。四楼。
电梯门打开，通往一个更加空旷的空间。走廊尽头有两扇木门。右边的门通向一间小的等候室，我后来把它叫作“受害者休息室”。我会在里头待上很多个小时。左边的门通向一个房间，里面有灰色的小隔间和笨重的打印机，阿拉蕾的办公室就在后面。这两扇门的右边，有一条狭长的走道通向法庭。
我去见阿拉蕾和我的律师布里，跟布里还是第一次见。我的父母正在路上。我问过父母我是否应该带上花向她们道谢。他俩说要等这一切都结束再给她们送花。但我以为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我只需要一名检察官就和解条款进行谈判并结案。我们不知道从现在算起差不多四年后才能了结。
布里二十五六岁。她长着一头红褐色的长发，脸上有雀斑，显得亲切而热情。阿拉蕾有着深色的头发，榛子色的皮肤，笑容灿烂。她穿着一件合身的运动夹克，绿得像菠菜叶子的尖头高跟鞋。她看上去三十出头，有一种善良的活力和天生的刚毅。每次再见到她，我都会发现蒲公英黄色的耳环、紫红色的指甲，在她烟灰色的装束中总是点缀着一些跳动的色彩。我后来才知道，她出生在一个伊朗移民家庭，父母开了一家爱尔兰酒吧，她上法学院时就在那儿兼职。
我坐在中间，妈妈在左边，爸爸在右边。阿拉蕾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她背后的窗户框住树顶，书架上堆满马尼拉文件夹。我能看到外面的树叶在风中瑟瑟发抖，但屋里却一片寂静。在楼下，我看到莫莉·斯通连锁超市，想起里面的陈设：呆笨的玉米壳和眨眼的奶牛在唱歌，蒂法妮和我在鼓掌。从四楼的窗户可以看到我的家乡，而我却与之隔绝，真有种超现实的感觉。妈妈把我的手放进她自己那柔软的、信封般的手里，为我按摩穴位。我握着她的手，不知道自己看起来像不像个孩子，但妈妈和人主要的交流方式一直是触摸和食物。在美国文化中，有些女孩每天都和妈妈通电话，分享汤的配方、男孩的问题、洗衣服的方法。我总是对这种谈话很感兴趣。在我一生中，我总听到妈妈往一个银色的小电子词典里输入英语短语，无论她学的是什么词，这个电子词典都会大声地读出来：“意大利面。反讽。有害的。马萨诸塞州。”这是我们家的第五个声音。她把“洗漱用品”读作“洗漱用平”。当她读出“耶稣玛丽和约瑟夫”时，我以为她说的是“耶稣玛丽昂约瑟夫”，以为那是耶稣的全名。我知道她的英语口音可能听上去有些蹩脚，但这掩盖了她的天才。我们总是在门口的台阶上收到一些盒子，我看着她从包装物件中随意地打开中文写作的奖品，就像打开从杂货店买来的梨子一样。我可以和她谈论死亡、爱情、外国电影、跨文化的普世主题。但最重要的是，如果她担心我，她会给我做一碗比我脑袋还大的面条，或者把她的手指按在我的太阳穴上，我的压力就会从她的指尖溜走。
阿拉蕾想了解一下我的背景。我住在帕罗阿尔托吗？我有工作吗？我的饮酒经历如何？我说我上的是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我听出自己变得有戒心了，因为我知道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以派对闻名。我说我在大学里喝酒，主要是和喜欢文学的孩子们聚会，他们在梯子顶上读诗，还有以保龄球为主题的客厅聚会。我和一个叫卢卡斯的人约会，是的，我以前喝醉过。我发现自己语无伦次，不知道自己想要解释什么。我想让她知道我是正常的：我饮酒，当然，但我不喜欢在失去意识的时候被人侵入。她说她也上过大学，她理解。
爸爸开始提问题，我能听出他的沮丧情绪。他的脸上总是带着一种紧张、恼怒的表情，就像航班延误时我看到的那样。“我是说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怎么可能，我只是不明白，这不是有点可笑吗，如果你不能确定地告诉我这事会发展成什么样。”阿拉蕾肯定了他的怀疑：“毫无疑问，这些事情是很不幸的，我知道很难，幸好我们有经验，最好是持观望态度。”但她也暗示这只是开始，没有什么是可以预测的。我后来得知，她已经遇到过布罗克的辩护律师，他向她保证，他的客户只会因为扰乱治安而被判轻罪。战争已经开始了，而我并不知道。
我开始明白，我对这个过程知之甚少，我是多么盲目地表示同意。我原以为我会花一个小时躲在父母身后，他们会在这片严酷的领地上保护着我。而现在，我觉得自己从父母手中移到了阿拉蕾的手中。如果我们继续下去，我就会被单独置于显微镜之下，在证人席上，不会有妈妈握着我的手。
我的角色现在是成为地方检察官需要的资产。调查人员可能在监视我。我需要维护形象，而非鲁莽行事。“表现出你最好的一面。”我反复斟酌这句话。如果我继续喝酒，辩方会说我当时丝毫未受到酒精影响吗？如果我上传自己在派对上微笑的照片，辩方会说我从未遭受过痛苦吗？而且最糟糕的是，如果我再次被侵犯，他们会不会说，被侵犯两次，很明显是她有问题，而不是布罗克？
会面结束后，我坐在车里，无法回去工作。我想要确认它会消失，但我没有得到这一确认。“坐好，”她说，“这是一个漫长而缓慢的过程。现在回到你的生活中去吧。”我告诉老板我去看医生了，但最后感觉像赴了一场求职面试。他们在决定我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受害者：她的品格正直吗，她看起来能坚持住吗，陪审团会觉得她可爱吗，她能和我们一起前进吗。我离开的时候觉得，你得到了这份工作！我并不想要这份工作。我想要以前的生活。但让他扬长而去？我不能让这发生。他们会说，起诉是我的选择，但有时你会觉得自己别无选择。
阿拉蕾向我要卢卡斯手机的语音信箱，但我问她可不可以再等等。他一周后会来看我，我想亲自告诉他。他们在一心一意地搜集证据，而我却试图保全自己的生活。
我开车去机场接他，当我在人群中看到他的脑袋，我的胸中迸发出一束火花。我们开车去买晚上吃的零食。当我们把车停好，下车的时候，我只是拥着他，把脸扭过去，不让他看见。他以为这是一个欢迎回家的拥抱，开始认真想我们应该买些什么零食，而泪水从我的眼角滑落，整整齐齐地流到了嘴角；我对这种流泪方式已经十分熟稔。我的两只眼睛后面各有一个满溢的茶杯，我已经习惯了会时不时地溢出一点。我擦了擦脸，然后投票给了毛毛虫软糖。
我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渴望被另一个人的双臂围绕。当我们想到人们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想到一个男人将自己插入一个女人，但是我们忽略了很多其他的方式。耳朵像图画用纸一样薄，让我可以把脸的一侧靠在他的胸口上。手指可以交错而不纠缠。一只手可以给一个下巴当一把小椅子。我们天生可以弯曲和折叠身体，以此来安慰自己和彼此。我们有太多的小部件需要照料。在被侵犯之后，我感受到自己有被触摸的需求，但并不想要“侵入”“注入”“插入”，只想要一种被什么东西安全包裹起来的亲密感。
那天晚上，我们侧躺着，他的膝盖妥帖地弯在我的膝盖里，我觉得我很可能会失去他。我们只约会了几个月，我记得爸爸说过，每段感情都会有一个幻灭的时刻：第一个障碍出现之时，你决定是去克服它还是分手。现在我被这种丑陋的、公开的乱局所缠绕。如果他要选择退出这个噩梦，我会把门敞开，让他可以离去。
我仍然在探索如何去爱和被爱。如果你问我在高中和男生相处的经历，我会告诉你，有一次我邀请一个男生参加舞会，我在学校里摆开一卷卫生纸，引导他顺着纸道找到我，而我拿着一张指示卡，上面写着：“如果你要走，那就跟我走！”
在认识卢卡斯之前，我经历过一段漫长而认真的恋情：高中第四年，有一个男生，有一半日本血统，善良的眼睛，聪明的头脑，宽阔的肩膀。我只知道在田径运动会上，看着他在跳高时弓起背就让我头晕目眩。在毕业前，所有的学生都逃课，爬下陡峭的悬崖，通过一个沙崖凹壁，进到一个有许多五颜六色的帐篷的快闪村[24]，每个人都在喝酒，生篝火，直到午夜才睡觉。17岁的时候，我还没有喝过酒、抽过烟，也没有吻过任何人。这家伙和我都是清醒的，坐在一根圆木上，望着面前黑暗的河水，世界在我们身后沉睡。我们一直聊到太阳升起。当睡意未消的朋友们从帐篷里出来，他们低声说：“发生了什么事？你俩干吗？”我耸耸肩说：“没什么。”他们感到失望：“没什么？”但感觉一切尽在不言中。在我18岁生日那天，我们在我家的车道上分享了各自的和我们共同的初吻。我制作了一张事无巨细的人生地图，追溯我们在同一段时间、同一所学校里所发生的一切，试图理解宇宙是如何创造出一个完美的人，然后把他交给了我。
他和我在相反的两个海岸上学，我的学校在海滩上，他的学校在雪地里。我给我的教授写了便条，说我的“表亲”要“结婚”了，然后乘飞机去看他。我称这是“有作业的蜜月”。他养了一条宠物鱼，当它的下颚难以张开时，他就用他的拇指指甲把饲料丸切成一口大小的碎片。他就是这么细心，这么有爱。在接下来的三年半里，我被他保护着，在安全而自信的环境中成长，睡在他的房间里，听见管道因供暖而叮当作响。大学快结束的时候，有些事情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关系变成了一个积木塔，我们把积木一根接一根地抽出来，这个建筑变得越来越脆弱。在我毕业之前，发生了一起校园枪击事件，到处是红色的血泊，而就在同一个周末，他正乘着一条小船，在波光粼粼的蓝色湖泊上泛舟。我意识到，难以想象的暴力和平凡生活之间的界限薄如蝉翼。我们被扔进不同的宇宙：我的身边突然暗了下来，他那边充满光亮。我们吵架，更确切地说，我对着电话尖叫，而他越来越沉默。我们毕业后回到帕罗阿尔托的家中，发现塔倒塌了，积木块撒得到处都是。
我听过歌曲里的心碎，当然，但是天啊，该死。这种感觉该如何形容。真让人心烦。没了这个人还怎么活下去？在他的庇护下，我充满勇气，我被爱着。我变回单身，22岁，天真，饥肠辘辘。剩下的空间宛如洞穴，我发誓要把它填满。
我记得人们总是告诉我“海里还有其他的鱼”，我说：“是啊，它们他妈的是生活在那里。”但他是一种稀有的狮子鱼[25]，而我失去了他。当你失去某个人，或者他们选择失去你的时候，你会怎么做？我尝试以凤尾鱼、胖乎乎的鲈鱼、浮夸的天使鱼取代他。性一直是一种温柔、神圣、一夫一妻制的事情。但那个夏天，我知道它也可以是一件滑溜溜的事，一件软绵绵的事，一件皱巴巴的事，一件没感觉的事，一件瞬息即逝的事，一件无聊透顶的事，一件“我只想要你的东西”的事。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女子，我意识到自己拥有一种力量。或者至少我认为那是种力量，因为我让自己被鱼吃掉了，整个吞了下去。
那个夏天，我从不谈论枪击案，从不谈论失去他的事。我在一家中餐馆找到一份工作，接受把米饭装进外卖盒的培训，每小时赚10美元。我选择的饮料是亮蓝色的AMF[26]，是“永别了混蛋”的缩写。我说了“永别”，然后第二天早上我的朋友就告诉我，我失控地哭了起来，把她吓着了，她说我一直坐在浴缸边上，前后摇晃，自言自语：“你没事，香奈儿，你没事，一切都会没事的。”但我从来不记得这回事。饮酒被伪装成开派对，而我现在知道这是一种可悲的屈服。我无法接受被赋予的新的现实，无法再忍受内心的感受，我认为自己价值甚微。我喝酒，关掉灯，一口袋的死亡，一个脚趾浸入又退出，承诺自己会再次醒来。
但是我慢慢累了。我受够了把自己扔进这汹涌的大海所带来的自我厌恶。当我终于找到一份新工作，我被带入稳定的生活之中。我喜欢自己的新办公室，有自然光，有飞机从窗口飞过。我分到一台薄如纸张的笔记本电脑，如此精致，意味着我是有价值的。我开始待在家里。我和自己约会，开车去旧金山市郊的伯纳尔山，躺在草坡上读几个小时的书，在动物园里画大猩猩，一个人去看电影。当这个沉湎于酒精的阴沉夏季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开始相信，独自做一个成年人也不错，也许。
一个星期五的深夜，我被朋友的电话吵醒。她在酒吧，有个男的一直烦她，问我能不能过去陪她。我到了，把那家伙轰走了。突然，参加婚礼派对的人蜂拥而至，穿着灰色西装和条纹袜子的伴郎们跟在跳舞的新娘后面。其中一个朝我走过来。他叫卢卡斯。
他在帕罗阿尔托附近长大，现在住在费城，即将开始在沃顿商学院的第一年学习。他又高又瘦，笑起来很轻松，比我大几岁。他知道我所不知道的东西：西班牙语、橄榄球、数学、自信。他在日本上过中学，知道秘鲁羊驼毛的质地，在这个小小的蓝色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里探索过。帕罗阿尔托只是个小点！我知道了他在高中时赢过一次肚皮翻筋斗比赛，在五年级时做过刺突头[27]。回费城的前一天晚上，他约我共进晚餐。我们开始约会几个月后，我刚从午睡中醒来，他突然对我说：“我爱你。”出乎意料，自然得就像他要告诉我“外面在下雨”一样。那是一个平淡无奇的下午，我们在唐人街买了奶茶和蛋挞，他从路边小贩那里给我买了一枚绿松石戒指。在这平凡的一天，我想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一点的。我笑了，但告诉他他疯了。他说“爱”的方式就像它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而我知道它可能是可怕的痛苦。但卢卡斯似乎并不介意，他头脑冷静、有耐心，我意识到他不只是另一条鱼。
2014年12月，他要我去费城看他。我到的时候，他买了一大块白色的广告板给我画画用，还有一个装满了冰激凌的冰箱。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定义我们的关系，只知道我遇到他的时候，他的手机背景是秘鲁的马丘比丘遗址，而现在是我的一张照片，我穿着他那笨重的棕色滑雪服微笑着，像一个被雪迷住了的快乐的土豆。
2015年1月，妹妹要回家了。我们会去参加一个派对，在那儿我被发现躺在地上不省人事。快进几周，他在帕罗阿尔托，坐在我的书桌前工作，阳光透过百叶窗，而我躺在床上。也许是宇宙把他的存在借给我，让我再次感受爱的可能，现在又要把他收回去，让我去应付这一次新的爆发。22岁的时候，我开始怀疑成年是否只是一连串无休止的失去。成长有什么好处？在你的余生中，你是如何感受这些沉重的事情的？看着外面美好的天气，听着他在打字，我不想告诉他。我想坐在自己的房间里，让阳光倾泻进来，和坐在我书桌前的这个男人一起享受这个下午。我想要这一刻，抓住它，吃掉它，永远生活在其中。然而我就要毁了它。
“你还在用那个语音信箱吗？”他停止打字，看着我。“怎么了？”他问道。“我只是想听听。”我说。他继续看着我。他的电话噗的一声落在我的毯子上。我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捂着脸第一次听。录音的文字记录如下：
香奈儿在2015年1月18日凌晨3:39:34给她男友的语音邮件：嗨。嗯，（听不清）他妈的（听不清）你好，（听不清）你的手机。但是所有的男男性存在（听不清）或随便什么，我最最喜欢你（听不清）。所以我（听不清）嗯。呃（笑）。你个，你个笨蛋，你知道的。虽然你工作很努力，夏天我也会奖励你的。如果你一天工作24小时，每天工作30小时，呃，一天工作多少小时，但是不管你不工作多少小时，或者工作多少小时，你知道吗。但我在做有趣的事情。我，我喜欢你，我非常喜欢，我想，我想告诉你（笑）。好的，再哎哎见。我，我真喜欢你，胜过你对我的思念。好的，呃，再见（听不清）。
这些话很难分辨，我的声音像热锅里的奶油，从一个地方淌到另一个地方。任何和我说话的人都会立刻明白我丧失了行动能力。另外，信息包含了我最真实的真相：即使在我头脑一片混乱的时候，我想要的也是卢卡斯，打电话送去一个草率的情人的问候。我感谢那个失去意识的香奈儿。然后我感觉到了别人的目光：用“他妈的”这个词开始的一条信息会成为我性格上的一个标记。辩方可以用这点来证明我粗俗不堪。如果我想成为一个好的受害者，我必须清理我的语言。我需要遵守这么多新标准。
我抬头看到卢卡斯在观察我。“发生什么事了？”他问道。我耸了耸肩。“没什么。”我说。他那样紧张地看着我，把我吓坏了。我看着他在脑子里计算着，合上笔记本电脑，爬上了床。我们坐在一片静默之中。“你被强奸了吗？”他大声说出来的方式，这种直率，使我震惊，这些话语太强烈了。我摇了摇头：“我不记得了。”
他靠在枕头上，眼睛直直地望着前方某个遥远的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他问道。“没什么。”我说。“这不是什么没什么。”他说。“两个人阻止了，”我说，“他们认为只是用了手指。我不记得了，但是那家伙逃跑了。他们抓住了他。”我仍然不知道该如何讲述我的故事。我笑了笑。看起来一定很恐怖，我多想表现得泰然自若。
“我就知道，”他说，“我就知道，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我应该跟你保持通话。你一个人的时候，我应该跟你保持通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摇摇头说不，这不是事情发生的原因。看着他逐渐了解这些信息，我真想就此消失。他沉默了很久。“我不会让任何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但当时我让自己相信了。我把头靠在他的胸前，他继续直视前方。我们就这样度过了好几个小时，在静静的午后互相拥抱，太阳在外面，在没有我们的地方燃烧，整整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他本可以离开，但他觉得这样太过分了。但他就匍匐到疼痛的旁边，稳稳站在那儿。“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在这里。”后来他告诉我，他在回费城的飞机上读了警方的报告，感到恶心，于是解开安全带，侧身穿过过道，吐到了小池子里。我想到他在那个小卫生间里，那扇可折叠的手风琴门，外面排着长队，等着他把我身体的形象从他身体里吐出来。爱一个人是痛苦的。
最近在我写完我们相遇的混乱时间线以及随之而来的事情之后，我向他询问了所有相关的问题。我说：“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为什么还愿意和我约会呢？”他说：“因为，你啊。”我追问道：“是的，但是性侵，我喝了酒，所有这些，你不在意吗？”他说：“那你呢？”
——
2月下旬，我在上班前被叫到警察局。金警探说目的是为了“深入调查这段关系”。我把车开进停车场，雾还挂在桉树上。我被领进同一间奶油蘑菇色墙壁的小房间，黑色录音机放在桌子上。我已经学会了对这种小事保持警惕。他们问我卢卡斯的全名，我们在一起多久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关系变得比聊天、视频、发电子邮件、发短信更深入了，我们是否有亲密关系，是否专一，他来自哪里，我们如何见面，我们交流的频率，在性侵发生之前我上次见他是什么时候，之后我是否见过他。然后他们问我对他的感觉。
我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布罗克·特纳在我昏迷时用手指侵犯了我”。但我努力思考，试图明确我们确切的时间表：见面频率，相互说“我爱你”，跟我父母见面。我们去过联合广场溜冰，这能证明我们是一对吗？我不知道。我意识到有些答案可能是错误或不充分的。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该由谁来判断？在那之前，我从未想过如何将爱作为呈堂证供。我从来没有记录过我们之间关系的确切节奏和发展。我只是随着它的展开而把它纳入生活。生活，像人们一样生活。
我问这个信息在庭审中会如何出现，我会被问到吗？如果卢卡斯必须做证，我们的答案会被用来互相参照吗？我问是否会有审判。他说，这“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现在就谈这些还为时过早”。但他估计，有了我们所有的新证据，布罗克会着手从聚光灯下退出，开始在私下里重建自己的生活。“如果我是他，我就会这么做。”这让我感到安慰。
他陪我走回车里，说很高兴看到我在好起来。我回想起他初见我并向我点头的那个早晨。雾气散去，天色发亮，我上班迟到了。我喜欢金警探，在他身边我有安全感，他似乎总是为采集我生活的碎片而真诚地感到抱歉。我也喜欢谈论卢卡斯，他想让我谈多久都行。
但当我坐进车里、手里拿着钥匙的时候，我意识到卢卡斯原本是我生活中除了这片混乱之外的美好的一部分，而现在他被牵扯进来，充当了一个关键的角色。我所有的小故事、我的私人和亲密的时刻都被打印出来，寄给了布罗克的辩护律师，供记者通读，在这个过程中甜蜜会被稀释和重新定义。我已经想要收回我说过的每句话，把每句话带回家。什么属于我，什么属于他们，二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我很庆幸拥有卢卡斯。但让我烦恼的是，有男朋友和被侵犯这两件事会被关联起来，好像单单我这个人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在医院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和别人约会这件事有多重要：我只想着自己和我的身体。我只要说“我不希望一个陌生人碰我的身体”就够了。而说“我有男朋友，所以我不喜欢布罗克碰我的身体”则怪怪的。如果你被侵犯了，而你又不属于某个男性，怎么办？交男朋友是让别人尊重你的自主权的唯一途径吗？后来我还读到有人说，我是因为对男友不忠感到羞耻才去哭诉被强奸。反正受害者永远都是理亏。
如果我是在去年夏天上段关系破裂时被侵犯的呢？警察会问什么样的问题？哦，我的约会生活？是的，嗯，我星期二和一个人去埃塞俄比亚餐馆吃饭，但星期天和另一个人睡觉，他从来没有带我出去约会过，但那天晚上他穿了很酷的袜子。是的，我确实和一个身上有断头鸽子文身的人一起回家，他到凌晨两点还在给我发短信。是的，我点了四杯莫斯科骡子[28]，是的，都是给我自己的。我会有任何可信度吗？我的私生活会不会暴露出来，让人觉得我太放荡，我的生活方式不体面？我永远也无法解释这些只是我的选择，是在悲伤和自尊受伤的时期做出的选择。我们都有不同的方式来应对危机，自我疗愈，渡过难关。否认我的混乱就是否认我的人性。我不相信有无瑕的过去或完美受害者这种事。然而，现在我觉得自己被一种不可思议的纯洁标准所高举着，担心达不到这个标准就会成为布罗克强奸我的理由。他的律师会简化和概括我的经历，并给我贴上错误的标签。
在其他醉酒的事情上，我要为我的愚蠢行为负责。但当我醒来时发现麦当劳空袋子和面包屑落在胸口上，与我醒来时发现身上有干掉的血迹和没穿衣服，是不一样的。在丧失意识的晦涩不明中，存在着一处关键的不同。强奸会对他人造成伤害。当我被粗暴地扯进他的故事时，我的故事戛然而止。当我终于摆脱了他的控制，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他的手从我身上滑落时，我又重新回到我的生活中。但正是在那段短暂的间歇，在他掌握权力的那段时间里，我失去了一切。
我去上班的时间越来越晚，有时中午才到办公室，也不做任何解释。其他受害者是如何在不同世界之间来来回回、自我运转的？你不能早上赞美你同事在毛伊岛拍的照片，中午溜出去跟强奸你的人作战。它要求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存方式：不同的忧虑、规则、老板、情绪。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就不能去了再回来，但我还没有准备好辞去工作，放弃现在的生活。我祈祷他会先放弃。
每次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电话时，我的脑子就会发热。我很警惕调查人员，他们跟踪我，监听我。几个月过去了，我没把这事告诉任何一个朋友。每一封关于这个案子的邮件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它们不是分散注意力，而是清除思想，我忘记了自己在做什么，情绪在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不断下沉。
医院账单到了，我还差1000美元。爸爸把我叫进客厅，问我是否知道如何报销。我告诉他有关赔偿的事情以及布罗克将如何被法庭勒令付清，但这要等到最后。会偿还的，我保证。但我想知道这得耗费多少成本。我明白了被侵犯是很昂贵的。
另一封信出现在家里，盖着圣克拉拉地区法院的章。信里问我是否要布罗克做HIV检测，并提供了一张表格让我填写。我不知道，我应该知道吗？他会生我的气吗？他知道是我要求的吗？难道你不能不问我就去做这件事吗？我从来没有回复过。当一个朋友走过来的时候，我飞快地把信从桌子上拿了下来。我处理这件事的方法就是不去处理它，把收到的信扔掉，拒绝研究这个过程到底如何进展。
我的强奸检测包还没有在犯罪实验室里化验过。他们告诉我，由于媒体的压力，将会加快这一程序，但几个月后，我仍然在等待。我认为这是因为检测本身很耗时，一些DNA科学的东西，谁知道呢。但后来我被告知，这是因为积压。在我之前还有好几百个这样的检测包在排队，有些证据因为保存得太久，长出了霉菌，有些被扔掉了，幸运的则被冷藏。我立刻感到不舒服。怎么能这样呢：这些不是烂掉的水果，而是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小碎片，一个不可或缺的故事。这也意味着在我的周围有一群受害者，伪装在各自的日常生活中，去上班，给咖啡续杯，晚上则睁大眼睛，继续等待。
大多数晚上，我下班后都避免回家，对“今天过得如何”之类的简单问题心怀警惕。相反，我会把车停在市中心，沿着大学大道上的林荫小道独自行走，从别人那里得到安慰。一天晚上，我路过一个金属报箱，在右上角看到了布罗克的名字。我抽出一张报纸，小跑回车里。我打开微弱的灯光，翻开纸张，发现了一篇斯坦福学生写的评论文章。她问，为什么在特纳的案件中，会有那么多对受害者饮酒行为的关注和谴责。我能听到泪水从我的脸颊滑落到纸上发出轻柔的扑扑声。她不停地询问着，不停地推搡着，一只手伸出来，尝试替我减轻一直扛着的沉重负担。我把报纸折了四折，塞进手提包里保存着。
每次我在外面待到很晚，就会收到妈妈的短信：“妈妈等你回来再睡。”这是最近才有的事。在我成长过程中，父母从来没有禁止我晚上出门。现在我的父母问我在哪里、我怎么样、我和谁在一起、我什么时候回家。我作为一个成年人的边界缩水了。
有一天我在上班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没有发现精液。我心里一个小小的结解开了：我没被他的阴茎碰过。“谢谢你！”我说，我的同事就在旁边，“也祝你今天过得愉快。”由于没有阴茎插入，五项重罪将减少到三项；强奸指控被撤销，性侵指控依然保留。当我意识到这将会出现在新闻里时，我的愉快之情渐渐平息下来。人们会说：“看！他们错了。很快他们也会把剩下的指控都否决掉。为什么受害者不用为诬告罪付出代价？地方检察官在追捕他，他的名声已经被毁了。看到一个无辜的人被当作替罪羊，真让我恶心。她什么时候道歉？”
预审听证会定于2015年6月8日举行。预审就像没有陪审团的小型审判，是为了衡量证据是否充分，在此基础上决定是否要进行一场全面的审判。蒂法妮会错过期末考试周，需要提前考试。她本打算告诉她的教授这是“家庭事务”，但六次听证会中，她有三次在教授拥抱她、盯着她或轻拍她的时候崩溃了。“这很尴尬，”她告诉我，“我累了。”我需要告诉老板以便请假。我深深地钦佩她，但我还是很紧张。由于意识到了所有人对我的评论：草率、不负责任、鲁莽，我担心她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看我。
在一间有玻璃墙的房间里，我坐在她对面，不知从何说起。“你读过斯坦福大学的游泳员性侵事件了吗……那是我。”她的嘴微微张开。我每说八到十二个字就会感到喉咙痛。我低头看着桌子，眼睛火辣辣的。她语调温和地问了几个问题，但我不停地摇头，屏住呼吸，直到她的声音消失。我在等着什么事情发生，也许我们可以谈谈日程安排。但当我抬起头时，我看到一颗泪珠从她的脸颊上滚落下来。我感到一种小小的震动，内心的某种东西在觉醒和软化。我没有遇到麻烦。我不是愚不可及。这是悲哀的，她是悲哀的。我惊呆了。
5月5日，阿拉蕾通知我们，由于辩护律师不能出席，我们不得不重新安排听证会。新的日期选择范围一直延续到9月。我不知道可以这样。我的公司很小，我该怎么解释我奇怪的缺席呢？每个人都以为我6月休假，但现在我得告诉他们我将在7月、8月或9月休假。蒂法妮也得在秋季学期告知新一批教授。“下次听证会时间我会和你联系的。”阿拉蕾说，“如果有什么事，请随时打电话给我。”后来我们发现听证会甚至会推迟更久。这是愚蠢的体系的一部分：固定结构并不存在，计划从来跟不上变化。
这种双重生活我还要过多久，假装一切都很顺利？我工作进度落后了，桌上堆了一堆东西。我追不上进度，也不能一直盯着那堆东西。有时我坐在工位上盯着屏幕，什么也不做。每天早晨，我都要更加努力地活动四肢。想象有一具骨架，把它的器官扔进它的骨质外壳，密封好它的皮肤，昂首阔步走进这个世界，说着“你好！很好，谢谢。你好吗？我今天之内交给你。是的！那太有趣了，哈哈，再见”，坚持撑到回家，然后重新散落，滚到角落里。
家不再是家了。家是地狱，远离法院，远离庞大的斯坦福大学校区。我对那些明明知道客观上是安全的地方生出一种荒唐可笑的恐惧。我无法停止阅读网上的评论。现在我已经对那些热心肠的人充耳不闻，因为尖刻刺耳的声音越来越大了。我总是告诉自己不要再读了。然后可能再读一两条。它们像蚂蚁一样排队进来，有一只出现了，突然我注意到有条线，然后它们就停在我所有的碗里、盒子里和遗漏的勺子里了。它们是没有脸的小点，成群结队，微妙地、持续不断地提醒我，我永远无法消除它们。我和所有这些蚂蚁。
卢卡斯准备搬到洛杉矶去参加他的MBA项目的暑期实习。他提出让我跟他一起住。我想到沿着威尼斯海滩[29]在沙子上慢跑，还有深夜的拉面。但我需要证明我能找到自己前进的路。
在我家客厅里，有一幅我妈妈裱起来的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的画像，我一直以为他是我的曾祖父。不然为什么我们家墙上会挂一个老人家？在我的一生中，艺术和写作一直是我的支柱。安奶奶常说我生来手里就握着一支铅笔。当我难过的时候，当我无聊的时候，当我伤心的时候，我就画画。父母让我直接在墙上画，用墨水画相扑手从烟囱里爬出来，长了长胳膊的茄子。在物理考试中，如果我填不出答案，就画一个男人耸耸肩说“我根本不知道”，然后用考试时间给他眼睛下面的眼袋涂阴影。上大学时，我的书架上堆满了鲁米、伍尔夫、琼·狄迪恩、温德尔·贝里、玛丽·奥利弗、吉本芭娜娜、米兰达·裘丽、李昌莱、卡洛斯·布洛桑[30]。我睡在图书馆里。我学习版画，晚上在印刷室里刻油毡块，给桶上油墨，把围裙弄脏，看日出。当我写作的时候，当我画画的时候，世界慢下来，我会忘记世界之外的一切。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有几次妈妈为了参加驻地作家的活动，会离开我们几个星期。我清楚地记得这一点，因为在我们等她回家的时间里，爸爸每天都会给我们吃同样的罐装豌豆、鸡肉和米饭。最后，我们开车穿过陌生的小山，去参加森林里的画廊开幕式，大人们衣着飘逸，涂着口红，饼干那些霓虹橙色的鱼子让我作呕。妈妈告诉我们，她整个上午都在写作，下午去远足，壁虱粘在她的袜子上，然后我就想，你怎么能为了噬血的虫子和海鲜鱼子酱而离开我们呢？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要离开，她说：“我想做自己。”这有点无法反驳。
在帕罗阿尔托，我开始强烈地感觉到，我不再适应过去的自己，过去的身份，或者我所以为的身份。我想要一个我可以有所创造的地方，一个我可以消失的世界一隅。我选择了一个最小的州，离加州越远越好，和我素未谋面的人们一起生活。童书写作班已经满了，不过没关系。我打算辞职，到3000英里外的罗得岛设计学院参加一个名为“从光到墨”的版画制作工作坊。招募办公室的女士名叫乔伊，和那位护士一样。我把这当作好兆头。父母问了一些常见的问题：“安全怎么样？你确定吗？你回来后要做什么？”但他们予以理解。到现在，我已经攒够了学费、房租和机票费用。我以为庭审会在年底结束，而我的存款刚好可以维持到那时。我在设计学院的申请表上写上名字，在支票上签好名，封上那个暗黄色的信封，躺在地毯上，胜利。爸爸偷偷观察着我的状态，我说：“我太高兴啦。”
在离开之前，我想告诉一个人。克莱尔，我的好朋友，她长着雀斑，戴着小鼻环，准备去法国做一年的互惠生[31]。最后几个星期，我们一直坐在她的车里，一边吃冰激凌一边听法语磁带。我总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但也许永远不会有一个合适的时间：我只知道我快没时间了，现在我得告诉她。她在只有18岁的时候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报警，完成强奸检测包测试，但即使她做了身为受害者所能做的一切，她还是被告知，证据不足，无法推进。在我的房间里，我告诉了她。她立刻靠过身来，用双臂搂住我，奇怪的是，我根本不用说什么。她明白。她挺直身体，直视着我的脸说：“这是你的机会。”
几个月来，我一直认为这个案子是强加在我身上、我想摆脱的负担。我很沮丧，为什么我要做这些，我没有时间。但在她看来，这是个机会。这是她四年前试图做的事情，结果却遭到不耐烦和冷漠的对待，被机构部门磨得筋疲力尽，搁置一旁，直到她只能选择离开，强迫自己忘记。有段时间，她一直努力想要抵达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某种程度上，我重新打开了前行的道路。“你是要做这件事的人。”我想到她18岁的时候，我想到那个家伙做的事，我明白了自己必须要做什么，明白了现在这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