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通俗文学的现代化
一 通俗文学对现代文化市场的培育
现代大都市的兴建与初具规模，是通俗文学必然由古典型转向现代型的社会背景。工商业的繁荣兴盛，城市设施的现代化，人口猛增的速度简直达到了爆炸式的裂变程度，原来在小农经济的村道上蹒跚的上海经济，一下子乘上资本经营之车在柏油马路上迅行，与此同时，也带动了一个新型的文化市场的创建。
上海在1843年开埠以前是一个只有十条小街的蕞尔小邑，农本主义是它生产运作的主要方式，渔业和沙船运输业是它向周边伸出的短短的触须；居民过着一种近乎日出而作，日落而歇的宁静生活。可是随着南京条约的签订，从广州一口通商变为五口通商，海禁大开，上海很快超越了广州，成为中国的第一大商埠。外国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随后是金融资本的输入；广州的洋行大班和中国第一代广帮买办联袂来沪，使它从一个最多只是近海作业的小聚散地，一跃成为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在过去的沙滩上建起了一个十里洋场。它成了一个最具魅力的移民城市，吸纳着四方的投资者或是周边破产的乡民，以致那时上海的居民中六分之五是来自外乡。它既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一个出卖劳动力的市场。上海的巨变，简直不是台阶式的，它真像是坐上了直升飞机：
直到1843年上海开埠时，城北李家场一带仍是典型的自然经济的田园风光，时人这样描述道：“最初的租界是以黄浦江、洋泾浜和今北京路、河南路为四至边界的150亩的地盘，这里的土地上大部分是耕作得很好的良田，部分是低洼沼泽地。许多沟渠、池溏横亘其间，夏季里岸柳盖没了低地，无数坟墓散缀其间。”（〔美〕卜济舫：《上海简史》，第3页）谁也没有想到，短短几年后，这块一直供养几十户人家的土地的价格，会几百倍，几千倍地暴涨，并导致整个社会以一种全新的观点来看待土地的价格与商业的地位。[1]
在这个原本是烂泥滩的“上海滩”上怎么会一下子榨出了亿万的资产来？这难道有一个魔棒在冥冥之中施展什么法术吗？人们觉得自己的农本经济的脑袋不够用了。居民和移民们需要大量的信息来告诉他们这个巨变的内幕，就像小孩子急于要买一本解开魔术奥秘的书一样迫切。开始是外国人在上海办外文报，可是上海的订户远远不及外国的订户多。中国人对这种蟹行文字是陌生的，可是海外的读者却可以在这种报上知道如何到上海来淘金的信息。当时，外国的石印和铅印等印刷术已开始在上海“落户”，可是这只是外国传教士用来印制中文圣经用的，先进的印刷条件，最初只是为宗教宣传服务。
可是在20世纪初，中国废除了科举制度，堵塞了许多文人学士想靠此去荣宗耀祖和加官晋爵的重要通道，他们迫切需要在社会上找寻新的位置，确立自己的新的社会角色，他们也来到了这个既需要“体能苦力”，也需要“知识苦力”的雇员交流市场。这些过去的士人到了上海，很多人开始做“文字劳工”，在“实践”过程中将自己历练成洋场才子，他们办报办刊，卖文为生。他们所办的报纸才是给中国的老百姓看的。他们传递着许多中国老百姓想知道的信息，试图解开中国老百姓很想知道的“谜”，告诉中国百姓在这个社会环境中的安身立命之道。他们的报刊以娱乐性为前提，以他们的作品进行现身说法。可见他们从士人到洋场才子首先的急务是要大大拓展自己的视野，他们先要改变自己的许多旧有的观念；在自己改变观念的同时也将这些新的认识在报刊上进行宣传，取得读者的认同，许多乡民就是通过这些零星信息的日积月累，使自己渐渐变成一个具有城市自由民式的观念的市民。他们办的报刊的都市性、商业性与娱乐性特强。这些才子们不仅在大报上开辟“副刊”，而且办了许多名目繁多的《世界繁华报》、《游戏报》和《消闲报》之类的小报，在这些小报上既有对当时社会的尖锐讽刺，也有对“花柳风月”的品评。这些小报也刊登连载小说，如老报人、著名通俗小说家孙玉声的畅销小说《海上繁华梦》就是在1898年起于《采风报》和《笑林报》上陆续连载的。在这些通俗报刊和通俗小说中，为我们如实地记录了上海历来的民心民俗的大变化。
近代的上海，变化之大，令人难于置信。在眼花缭乱之中，最主要的就是如何驾驭这个“变”字，或至少理解这个“变化”的轨迹。
上海介四通八达之交，海禁大开，轮轨辐辏，竟成为中国第一繁盛商埠。迩来，世变迭起，重以沧桑，由同治视嘉庆时，其见闻异矣。由今日视同治时，其见闻尤异矣。更阅数十年，人心风俗之变幻必倍甚于今日。[2]
上海的市民最为看重的就是这个“变”字，人们普遍研究的就是如何去适应这个“变”，以便“适者生存”。如何“应变”，成了人人关心的问题。这里当然包括生活方式上的变化以及人们的观念上的变化。上海在开埠以后，被人称为“万商之海”，不仅商业发达，而且商人的地位也大大提高了。中国过去是“士农工商”，现在在上海“商”已成为四民之首了。随着工商各业的发达，人际关系也变得更复杂和重要了。那就必须重社交和善于社交。于是就带动了娱乐业的迅速跟上。本来娱乐业是为休闲服务的，可是现在它的一个更重要的功能就是为社交提供场所，而且为了社交的成功，要提供高档的场所。戏院、书场、酒楼、茶馆、烟馆、妓院乃至赌场如雨后春笋般拔节疯长。为社交的成功而服务的消费，往往是一种“炫耀性消费”。人们开始懂得，只有拚命的花钱才能更大把地赚钱。因为愈表示自己有钱，在社会上的信誉度也愈高，就愈能赚钱。所以小农经济时代的“节俭”的美德就成了“过时货”了。“节俭是无能者的寒酸”。鲁迅曾讲过，上海人那怕穷得只剩一条西装裤，每天晚上也要压在枕头下面，以表示熨得挺，有“派头”。而上海最早的一些通俗小说就非常及时地反映了种种社会动态和民风的变异。上面提到的《海上繁华梦》以及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等这一类小说就成了最早一批的都市通俗小说。在1892年开始连载的《海上花列传》中就反映以商人为主的种种社交活动，而且表现了当时的许多炫耀性消费的阔绰生活。美国的苏珊·埃勒里曾说：“这些畅销书是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能够透过它们，看到任何特定时间人们普遍关心的事情和某段时间内人们的思想变化。”[3]
1903年这一年，“四大谴责小说”同时与读者见面了，它们好像事先约定似的在同一年中开始在报刊上连载。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连载于《世界繁华报》，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连载于《新小说》，刘鹗的《老残游记》连载于《绣像小说》，而金一（松岑）的《孽海花》开始在留日学生的革命刊物《江苏》上连载，次年由曾朴续撰，从政治小说变为谴责小说或历史小说的格局。《官场现形记》出版后，鲁迅称，“《官场现形记》乃骤享大名”；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出版后，吴趼人“名于是日盛”，而这部小说“尤为世间所称”[4]；据统计，从1905年到1911年，以“官”或“官场”命名的小说，至少有16部；而以“现形记”命名的小说，也至少有16种。[5]《孽海花》由曾朴撰写后，他花了3个月写了20回，先期出版，一二年内再版达15次，印行了五万多部。[6]1903年，孙玉声的《海上繁华梦》第一二集发行单行本，以后“年必再版，所销已不知几百万册”[7]。这些书的畅销与这一类“文字劳工”所编印的报刊（包括他们所主持的“休闲小报群”）在上海等地形成了一股热潮，为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市场的打造与开拓，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中国过去是没有稿费制度的，也就是这批“文字劳工”的出现，这批实际上是中国的第一代的职业作家的出现，现代化的稿费制度就非得建立起来不可了。中国过去虽然没有稿费制，但精明的撰文者也会有自己的经济上的考虑，不过它不可能形成一种制度。反映了当时若干名公巨卿生活和行状的《品花宝鉴》在1852年刻印之前，作者陈森利用人们想窥探名人私生活的好奇心理，就“挟钞本，持京师大老介绍书，遍游江浙大吏间，每至一处，作十日留，阅毕，更至它处。每至一处，至少赠以二十金，因时获资无算”。[8]在没有稿费制度之前，很有经济头脑的陈森创立了一种脑力劳动的特殊的支付方式。《海上花列传》的作者韩邦庆的支取方式就现代化一点了。1892年，他自办杂志《海上奇书》，全部由他个人撰稿，自任编辑，每期刊登两回《海上花列传》，采取刊物连载的方法，《海上奇书》上也发表他的短篇小说。杂志委托《申报》馆代售。这是颇有商业头脑的举措，杂志“遍鬻于市，颇风行”[9]。再发展下去就是《新小说》等刊物的明码标价——以千字计算的稿费制度了。作为“文字劳工”，他们就是靠卖文为生的，也凭着自己的创作的多寡，获取他们相应的劳动报酬。作为中国第一代的职业作家，他们走上历史舞台，中国的稿费制度的现代化就势在必行了。过去那种学士大夫为登载他们的唱和之作，而向报馆付费买版面的做法是行不通了，因为文字劳工没有财力从家中挟巨资到上海来作“自我表现”，他们是资本社会的“脑力苦力”。
现代大都市的兴建，物质手段的初具，也就必然会推动现代化的文化市场的开拓与成型，现在，印刷和纸张的现代物质基础是具备了，一大批的迫切需要加大信息量的居民在等待着合乎自己胃口的报刊和书籍诞生，许多市民在八小时的劳作后，也需要在工余阅读娱乐性的小报或书刊，这时又因科举制度的废除而大量的知识者涌进大都市，他们开始发现他们大有施展余地，他们所办的报刊很有读者，他们所写的“现形记”、“怪现状”没有“炒作”却非常热销，鲁迅看出其中的奥秘是他们“特缘时势要求”，“以合时人嗜好”[10]。既然称得上“嗜好”，犹如嗜烟与嗜酒，俗众就会自掏腰包，买他们的报刊和作品。他们就在给自己重新定位的同时，在“获资无算”的同时，也在共同培育着一个现代化的文化市场的成型。
[1]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5卷·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 吴馨等修、姚文丹等纂：《上海县续志》，转引自黄苇、夏林根编：《近代上海地方志经济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0—331页。
[3] 苏珊·埃勒里：《美国通俗文化简史·畅销书》，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
[4] 均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28篇·清末之谴责小说》。
[5] 林瑞明：《〈官场现形记〉与晚清腐败的官场》，见《晚清小说研究》，台湾联经出版社1988年版，第236页。
[6] 张赣生：《民国通俗小说论稿》，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
[7] 孙玉声：《退醒庐笔记》，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8] 觉罗炳成：《冉罗延室笔记》。
[9] 均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26篇·清之狭邪小说》。
[10] 均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28篇·清末之谴责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