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行文至此，下面谈谈我们对反基础主义的看法。

首先，反基础主义的产生并非偶然的、孤立的。作为后现代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反基础主义也是后工业化社会的产物。后工业化社会又被人们称之为“信息社会”，信息膨胀、知识爆炸是它的主要特征。有的西方学者称之为“知识对生活的中心作用”。在这之前，知识仅为多元性的构成要素，虽然重要，但同时还有其他要素，因此知识是处于世界之中的。而现在，则是世界处于知识之中了。这里出现了一个颠倒。面对汹涌而来的新信息和新知识，人们隐入困惑，因为以前认为确定的东西现在变得不确定了。用法国学者谢尔盖·莫斯科维奇的话说就是：“任何人不再有建立一个新的‘总体知识’的野心。”

有的反基础主义者甚至认为不完全性不是思想的缺陷，相反，正是思想的这种不完全性，才构成我们致力于阅读事业的动力，也是我们之所以可能通过阅读而产生“快感”的根源。罗兰·巴尔特对此曾有过十分生动的比喻，他认为，本文的“缺损”和“裂缝”之于读者，恰如女性服饰下时隐时现的肌肤之于男人一样，是最有诱惑性的。他说：“外衣张开的那些地方难道不是肉体最富有性感的地方吗？……正如精神分析所正确表明的那样，正是非连续性，正是肌肤在两片衣服之间的继续闪现，才是最易于引起性感的。”^[22]对于人类的这一段心路历程，《思想家》的编者B．麦基有过一个很好的描述，他说：“在笛卡儿之前，人们所知不多，但就态度而言，他们却比现代人确信他们认为已知的东西。而在笛卡儿之后，人们的知识极大地丰富了，但他们确信的东西却极大地贫乏了。”

在天赋知识的稳定性的信念遭到破坏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人们一直在寻求一个代用品。也就是说，由于人们长期以来拥有上帝这样一个可以用来对一切作出最终解释的唯一范畴，于是人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寻找另一种也可以用来对一切作出最终解释的唯一范畴。开始他们以为在科学里找到了答案。后来随着新康德主义的出现，历史则成了可以解释一切的范畴。接着又出现了试图把历史和科学融为一体、解释一切的马克思主义。直到尼采思想的出现，人们才开始说：“也许根本不存在可以用来最终解释一切的唯一范畴。也许现实归根结底本身就是多元性的。也许它原来就是由许多不同的、分离的事物组成的，要理解它，就只能分别地去探究它。既然如此，任何单一的、无所不包的解释性理论都只能是一种幻想，一个梦，并将阻碍我们按照现实去看待现实。”^[23]

麦基上面所描述的理论转折，其实昭示了一种新的思想运动——后现代主义的诞生。这一点，看一看利奥塔对后现代主义的描述，就清楚了。根据他的描述，现代主义者揭示某种普遍的元语言来作所有语言游戏的基础并统一它们，而后现代思想家则迷恋于这些游戏自身的彻底的多元性；现代主义者喜好封闭系统的高效率的、稳定的可靠性，因而留恋于秩序的既定形式和世界的原始的单一性，而后现代主义者则致力于寻求开放系统的不断的创新和自由。^[24]这样看来，基础主义与反基础主义之争实质上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争。前者是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后者可以看作是后工业化社会的产物。二者之间的彼此攻讦，有助于我们对资本主义的了解和批判。

其次，反基础主义对基础主义的批判，继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后，进一步给予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绝对真理的幻想”以沉重的打击，“让我们学会了对‘代圣人立言’的做法保持警觉”。由于不存在知识的“终极基础”，不存在一种公度性的“元话语”（metadiscourse），这就为百花齐放留下了空间，使一种言论的独霸和一种意识形态的横行成为不可能，从而使多种学派和理论的同时并存成为可能。与此相联系，被抹杀的问题重新被提了出来，被视作异端的观点得到了平反，哲学的独立性和合理性又得到恢复。随之而来的是思想普遍活跃，事事都要问个为什么。观念中的简单片面性和单一性得到克服。

由于“终极基础”和“绝对真理”的不存在，一向自诩为掌握绝对真理的所谓“思想宗师”便随之失去了存在的土壤。至少他们的重要性下降了。因为“一位思想宗师”总是被一群门生弟子包围着，“他们打着宗师的旗号，证明自己掌握了法宝，并以此互相辨认：他与我同属一派，因此我是正确的”^[25]。反基础主义者对此是深恶痛绝的。在保持我们头脑清醒，消除我们的思想偏见这一点上，反基础主义是深得古希腊辩证法神韵的。这也是应该肯定的。

从哲学上看，反基础主义弄塌的主要是传统哲学家人为建构的“基础”。为了这一“基础”，人类付出了既扭曲客体又扭曲主体的巨大代价。反基础主义的最终目的是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让世界“保持原样”（维特根斯坦语）。这一点也是应该肯定的。

最后，反基础主义和它的论敌基础主义一样，也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理论困难。这集中表现在：一方面，它拒斥基础主义对基础的追求，另一方面，它又（自觉不自觉地）肯定、确立新的基础。从而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使自己的思想难以自圆其说，大大损害了其理论的论辩力量。

此外，从思维方法上看，反基础主义仍然受着“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在对待基础主义问题上有绝对否定的和简单化的倾向。这一点显然被荷兰学者A．里奇特尔斯觉察到了，不然他就不会这样提出问题：我们是否还可以从欧洲启蒙运动——它的人道主义、它的理性主义、它的普遍主义等——中拯救出有价值的东西来，难道我们只能转向各种时髦的相对主义并最终走到犬儒主义和颓废主义的极端吗？换句话说，难道不选择绝对主义、客观主义和基础主义就得选择相对主义、反基础主义和怀疑主义吗？这显然不符合辩证法。R．伯恩斯坦将这种态度称之为“笛卡儿式忧虑”（the Cartesian anxiety）。“这种‘忧虑’错误地认为，如果我们不能站在绝对基础之上，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抽象的、无休无止的怀疑。”^[26]

可以看出，反基础主义对基础主义的绝对否定是建立在对基础主义的简单化的理解之上的。似乎整个基础主义的传统仅仅致力于发现终极基础，而不顾探索性的质疑与思考也是基础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事实。这样便一笔抹杀了哲学史的丰富理论内容，一笔勾销了无数哲学家对真理的赤诚追求和认真探索。其实，即使是对终极基础的寻求也仍然有其合理之处——对规律的寻求，对某种客观内容的肯定。这方面我很同意R．伯恩斯坦的看法，“追求真理与客观性不能同追求绝对混为一谈”。《理想的冲突》的作者L．T．宾克莱的下面一段话也表明了同样的意思。他写道：相对论的时代使人想要找到他能够为之坚定地毫不含糊地献身的终极价值的希望大大破灭了，但也有人仍顽强地希望能为价值找到或创造出一个理论基础，这个基础对于我们每个人在我们一生的每一天中做出必须做出的具体的价值决定，至少将提供一些指导。

这意味着，挑战基础主义的反基础主义本身在当代西方也受到了挑战，在道德领域尤其如此。埃德尔教授的观点就是颇具有代表性的。他说：“今天对这样一个理论基础的要求不是一个过高的要求，它并不探索各种绝对的准则，它不过是希望对于现代世界的重大争论问题，能够有信心地去对付……作为一个现代人，他也知道理论上的解答不是容易的，但随着知识的巨大发展与传播，难道他不能找到某种保证：总有几根坚固的支柱能够把普通人的道德体系系住吗？他不要求一张详细的地图，但他至少必须有一个指导他的道德航向的罗盘。”对此种恳求，反基础主义者将作何感想呢？其实，反基础主义回答什么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是反基础主义所提出的“基础”问题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包括反基础主义者本身）所无法回避的。

[1] R．伯恩斯坦：《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英文版，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2] J．M．艾迪：《论二十世纪末的怀疑论》，载荷兰《人与世界》1992年第25卷。

[3] 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1页。

[4] R．伯恩斯坦：《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英文版，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页。

[5] 德里达：《书写与差异》，英文版，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79页。

[6] 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页。

[7] 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李小兵、杨萃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63页。

[8] R．伯恩斯坦：《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英文版，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9] 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想的任务”，译文载《哲学译丛》1992年第5期。

[10] E．列维那：“本体论是基础性的吗？”，载美国《今日哲学》1989年夏季号。

[11] 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想的任务”，译文载《哲学译丛》1992年第5期。

[12] F．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页。

[13] 参见E．S．凯西：“乡愁的世界”，载荷兰《人与世界》1987年第20卷。

[14] R．柯尼：《现代欧洲哲学思潮》，英文版，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15] R．S．考林顿：“查斯图斯·巴什勒的顺序的形而上学与基础主义的塌陷”，载美国《国际哲学季刊》1985年秋季号。

[16] L．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英文版，1961年。

[17] R．柯尼：《现代欧洲哲学思潮》，英文版，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18] B．麦基编：《思想家》，周穗明、翁寒松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95页。

[19] J．巴什勒：《自然复合体的形而上学》，英文版，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33页。

[20] 参见R．柯尼：《现代欧洲哲学思潮》，英文版，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27页。

[21] 参见“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一次对话”，译文载《哲学译丛》1991年第3期。

[22] 参见T．豪克思：《结构主义与符号学》，英文版，1877年，第115页。

[23] 参见B．麦基编：《思想家》，周穗明、翁寒松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54—455页。

[24] 利奥塔：《后现代状态》，英文版，1984年。

[25] 《新观察家》周刊：“法国思想界十年回顾”，译文载《当代西方思潮》，《国外社会科学》编辑部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14页。

[26] R．J．伯恩斯坦：“形而上学、批判与乌托邦”，载美国《形而上学评论》198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