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东方泡沫的破裂和殖民化

1644年，中国农历甲申年。在北京，李自成，崇祯，吴三桂，清军，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建立。

此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正如火如荼，17世纪英国最杰出的诗人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积极投身于反对封建政权的斗争，他的名作《失乐园》成为西方世界脍炙人口的名篇，这部史诗巨著中描绘了伊甸园奇诡荒朴的形象，对于新国家的渴望转化为对于失去乐土的追寻（图1.2）。

西方人一直在寻找，并且往往将这种期待寄托在遥远的中国人那里。古罗马有句谚语：“人离得愈远愈受敬重”，空间或者时间上相距遥远，容易形成美丽的神话和传说，人们将对黄金时代的思念和对乌托邦幸福的渴望，寄托在遥远民族的身上。罗马时代的普林尼（Plinio）描写中国人高于（罗马世界里的）中等人，红头发、蓝眼睛，性格温和。说中国人“高于中等人”显系恭维，红头发蓝眼睛则是根据自身经验得来的想象。后来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的游记更是浓墨重彩地向西方人介绍了这个黄金国度，激起人无限向往。

18世纪，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F.M.A.de Voltaire, 1694—1778）尤致力于向西方鼓吹中国，借以启发民智，重塑法国。启蒙运动中一些思想家，受到耶稣会士书信及著述的影响，那种认为“中国不存在贵族，公职不可继承，人人都是命运的主人，国民之间没有区别”的说法对他们影响颇深^[1]。难怪有人责难，“中华帝国已经成为特殊的研究对象。传教士的报告，以一味推美的文笔，描写远方的中国人，首先使公众为之神往……接着，哲学家从中利用所有对他们有用的材料，来攻击和改造他们看到的本国的各种弊端。因此，在短时期内，这个国家就成为智慧、道德及纯正的宗教的产生地，它的政体是最悠久而最可能完善的；它的道德是世界上最高尚而完美的；它的法律、政治、它的艺术、实业，都同样可以作为世界各国的模范。”^[2]地理大发现后，西方一方面积极对外扩张，同时对华贸易亦大大拓展，大量中国商品涌入欧洲，欧洲人与中国接触越来越多，来华传教士的日记和书信纷纷出版，狂热的欧洲人对中国的想象也进入巅峰。

中国的家具、纺织品、陶瓷、文艺乃至政治制度都成为欧洲的典范。整个或局部模仿中国器物，采用中国装饰题材，带有中国风味的艺术品和工艺品，法国人称之为中国巧艺（Chinoiserie）^[3]。当法国的贵族阶层用这些东西来标榜品味时，强劲的中国风已经吸引着英国不断派出使团企图敲开这个古老帝国的大门。

对中国建筑的了解，虽不可能像丝绸和瓷器一样迅速准确而全面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但这些产品的输入，以及西方与中国接触日繁，西方人可以通过这些产品上的建筑绘画以及传教士或者商人的游记来想象中国的建筑。166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来京使节纽浩夫^[4]（Johan Nieuhoff）的来华纪事报告出版，对中国建筑始有准确刻画。特别是其中一幅比例尺稍大的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立面图在欧洲广为流传（图1.3），该塔作为中国建筑的典型母题不断复现，这与欧洲人在纪念性建筑上追求垂直构图的自身经验不无关系。这种逻辑下，在被描绘为黄金国度的中国，总应该有些建筑比西方建筑更高大吧。好奇的来访者总试图寻找证据，虽不免失望，但中国塔以其垂直的体量划破天际线，一如西方的众多教堂，西方人自然格外珍视。马戛尔尼使团的随团画家亚历山大也把中式宫殿或城楼描绘成高大的塔式建筑物（图1.4），以渲染中华帝国的国威，维持“天朝想象”的同时也强调了出使的重要性。通过一次次的强化，中国塔的纪念性得到了西方人的肯定。

1725年，德国人斐舍（Johann Gerhardt Fischer von Erlach）出版了一本《建筑简史》，辟专章介绍远东国家的建筑，中国南京的大报恩寺塔又列其中。1757年，英国人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1723—1796）^[5]出版了一本介绍中国建筑的书《中国建筑、家具、服装和器物的设计》，他对中国建筑的理解比其他欧洲人要高出一筹，1742—1744年间，他以瑞典东印度公司押货员的身份来到中国的广州，搜集了一批建筑、家具、服装等艺术资料（图1.5）。他对中国园林很有兴趣，并向一个中国画家讨教过造园艺术。1761年到1762年，钱伯斯在伦敦郊区的丘园（Kew Garden）里造了一座中国塔，八角十层，高48.8米，灰砖造，底层副阶周匝^[6]，各层铁瓦上了光漆，模仿琉璃光泽，此塔显然以南京大报恩寺塔^[7]为原型。对塔的执著成为此后西方建筑师进行中国式建筑实践的重要特点（图1.6）。

中国人对来自远方的学问总是很谨慎，而从古人的经典里找自己行动的依据。古罗马的普林尼已看出中国人逃避与其它种族人结识的特点，他说中国人对人冷淡，无意与他人建立和加强联系，对外国文化缺乏兴趣，这些做派很难让西方人不感觉怠慢。历史上两者远隔重洋，倒也相安无事，而一旦幻想的泡沫破裂，这种负面的历史资源就会浮出水面，酝酿新的泡沫。马戛尔尼使团的不成功来访，证实了普林尼的说法，富有海盗精神的英国人看到真实的中国外强中干，不堪一击。小斯当东主战也就在意料之中了，他觉得得教训一下中国人，为他的傲慢并让他付出代价。

在后人看来，战争中中国政府对国际大势的愚昧无知和双方军力的严重不对称，达到令人震惊的地步。不自量力屡战屡败，条约频仍，赔款相属，列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权利，包括在华自由传教和开办学校，教会学校应运而生了。

不仅在通商口岸，中国的内地城市也陆续开办了很多西式学校。开始以初等教育为主，后渐有外国所设的高等学校成立。1877年，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W.Mateer）在一次传教士大会上发言：“在任何社会里，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必然是具有影响的人，他们可以支配着社会的情感和意见…具有高等教育素养的人像一支发着光的蜡烛，未受过教育的人将跟着他的光走。比起大多数异教国家来说，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毋庸讳言，基督教在中国设立高等学校，起初是为其传教事业服务的。到了19世纪末，符合高等学校标准的教会学校已有五所，学生一百余名^[8]。北京汇文大学（1888年）、北通州协和大学（1889年）就是这五所先驱学校中的两所^[9]。相映成趣的是，这两所学校的校长抱有不同的教育理念，汇文的校长（阜查理，C. H. Fowler）主张在学校中开展英文教育让学生融会中西，潞河的校长（谢卫楼，D. Z. Sheffiel）则坚持用中文办学，以适应科举取士的社会需求^[10]。20世纪初，这两所学校合并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除了以英文教育著称于世，燕大的国学研究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洪业、顾颉刚等先生就曾供职燕大。回想明代来华的耶稣会士利马窦，他先是穿上僧袍布道，后来又换上了儒生的服装，这种试图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中“入乡随俗”的传教士传统成为一种定式为后来许多来华人士遵守。虽然后来屡遭诟病，一次次地，这些西方人学着怎样与中国人相处。

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基督教在中国进一步传播。不出狄考文所料，教会学校通过兴办教育渐渐让中国人有所改变。包括在中国的内陆省份，他们的努力也卓有成效^[11]。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西方人涌入中国，中国幻想的泡沫彻底破灭。从对中国顶礼膜拜到对中国文化的无视，此时的西方人抱有很强烈的教化华民的优越感，表现在这个时期的外国人在华建筑中有很强的殖民色彩。1900年被毁后重修的潞河书院就采用了西式的建筑风格（图1.7），可以看作是一个西式学院在中国的移植。不管如何掩饰，在武力让中国屈服之后，文化上的征服也就随之而来。通过传教士的努力，他们有意无意促成了中国的近代化，这个过程，因中国人的强烈反弹而非一帆风顺，他们将不断变换自己的航向。

中国土地上无数黎民百姓千百年来积习之深，若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不能够融入到当地的生活中，甚至连生存也成问题。早在义和团运动以前，位于通商口岸上海的圣约翰大学的教士们已经不满足于穿中国衣，吃中国饭，他们连带这学校的房子都要中国化^[12]，这是一个契机，未来走向共和的中国早晚要对帝国主义的文化输入做一次选择，基督教中国化的折衷尝试为这种妥协做好了准备。

中国的教育成熟很早，从孔子聚徒讲学，到战国时齐国稷下学宫论学游说之士宣扬政治主张成一时的风尚。汉代官方始营太学，奠定儒学的独尊地位。到了西晋，又分立国子学“殊其士庶，异其贵贱”^[13]，官方的教育基本定型。后世聚讼不已的明堂、辟雍这些国家级礼制建筑（图1.8），都跟学校及教育有密切关系，天子临雍讲学，崇祀孔子已成制度。清代设国子监，也模法古制，寰水周堂。学问在中国代表了权威的社会地位并作为进入官僚系统的保障。除国子监及各省、各府、各县官办学校外，民间私设书院众多，倘有大儒，自令山林增色，寒生云集响应成一时之盛。至于乡儒自力开馆授徒，更不可胜计。通过科举，普通民众可以跻身贵胄，正所谓学而优则仕。各个阶层之间的流动使得中华帝国得以缓慢地新陈代谢，国家机器借以正常运转。在中国这样一个“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非贵族社会，学问成了跻身贵胄的敲门砖，正所谓“书中自有千钟粟”也。

近代以来，国运衰颓。甲午战败，国人皆深感“救亡”迫在眉睫，向外国学习成为必须。洋务运动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师夷长技，发展近代工业。甲午一辱，国人转目东洋，慨叹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已同霄壤。兴办新式学堂呼声日炽，梁启超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体用的问题也被化解，严复说：“中学有中学的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在西方冲击下的中国高等教育终于蹒跚起步^[14]，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就诞生于这风雨飘摇之时，注定命运多舛。先是庚子年战祸被毁，后随着清朝的覆灭经费无着几乎停办，可不扼腕！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权根基不稳，军阀混战，帝制复辟，好不热闹。前朝建筑遗迹遭大规模破坏，渐渐颓圮的圆明园愈加衰败，更有军阀孙殿英炸掉东陵盗发宝物。在整个世界文明的背景下，古建筑的整理保护已成为多难的国民无暇顾及的一个盲点，建筑成了民族危难的牺牲品。

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没有让中国走出困局，伴随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新国家的恐惧与期待，一战结束后他们对中国的不公正处置并协助日本对中国权益的进一步侵夺，这些都在酝酿着一场轰轰烈烈的变革。中国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在这个历史的拐点上，北京大学以及中国的近代建筑史都将翻开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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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譬如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的纲领性文件《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第一条中写到：“人生下后便是自由平等的。公民的区别只能在于其社会分工的不同。”

[2] 转引自陈志华，《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影响》，第87页。

[3] 即中国式装饰风格或中国式装饰风格的艺术品，陈志华译作“中国巧艺”，比较妥贴。

[4]他著有L’Ambassade de la Compagine Orientale des Provinces Unis vers I’Empereur de la Chine，1665年出版，在欧洲各主要国家迅速传播，于1669年译成英文出版，详见陈志华，《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影响》，第22-24页。

[5] 1749年到巴黎学习建筑，受到古典建筑教育。1750年到意大利学习。1757-1763年为英王太后主持丘园设计。1761年成为宫廷建筑师，1782年担任宫廷总建筑师。

[6] 塔身、殿身包围一圈外廊。

[7] 参见陈志华，《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影响》，第164页。

[8] 参阅刘家峰等，《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第188页。

[9] 为了融入中国社会，取法中国教育传统名叫书院，通州协和大学就先后名为潞河书院、协和书院。

[10] 参阅上引书16-22页。另参阅陶飞亚等，《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第42-68页。

[11] 以山西太谷县为例，1890年起即有美国传教士设立男子小学。1904年和1907年，新成立贝露学校和铭贤学堂。铭贤学堂是山西农业大学的前身，由太谷人孔祥熙创办。孔氏毕业于通州潞河书院，建立这所基督教学校是以纪念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害的几名传教士为名，在家乡发展现代教育，校名取铭记先贤之意，可以说是教会学校之赓续。详见《太谷教育志》，第35、36页和第89-92页。

[12] 例如圣约翰书院1895年落成的怀施堂（Schereschewsky Hall），该堂建筑图纸在美国绘就，试图模仿中国式大屋顶，屋顶四角皆为曲线形体现了地方特色。该堂被认为是教会大学中最早的中西合璧式建筑。除了教会学校，基督教教堂中国化的努力也未间断。

[13] 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第107页。

[14] 到清王朝灭亡时，中国人创办的近代大学仅有四所，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上院和山西大学堂。其中仅北洋和山西两学堂培养出了本科毕业生。参阅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