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史事述要

第一章
中文系的组建与五四时期

第一节 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门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门。

1898年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办，^[1]普遍认为这是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形态的国立大学，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大学堂创办之初，尚未有分科（本科），先设预科与师范馆，后另增仕学馆，令进士举人出身者入校学习，类似速成班。课程设置专业性不强，除了传统经史之学，就是一些西学的课目。一度曾规定上午读经史，下午学习格致、算术、化学、西文等。当时的要求是“先课以经史义理，使晓然于尊亲之义，名教之防，为儒生立身之本，而后博之于兵农工商之学，以及格致、测算、语言、文字各门，务使学堂所成就者，皆明体达用，以仰副我国家振兴人才之至意。”^[2]其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仍然带有传统书院的味道。

1904年初重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依照科、门来设置课程，实施教学。按照章程，全校设定8个分科（包括经学、政法、文学、格致、医学、农、工、商等），每一科下边又分若干学门。“文学科”下设9个学门，包括中国史学、万国史学、中外地理学、英、法、俄、德、日等国文学，还有就是“中国文学门”。不过一直 到1910年 分科大学建立，这些规定都尚未实施，所 谓“学门”都还不是独立的教学单位建制，不同于现在的院、系，只是按照学生培养大类设计的课程类别。^[3]当时所有学生进来都先修4门课，即：人伦道德、经学大义、外语和中国文学，相当于现在的公共课，然后再按照预备进入的分科，分类选修不同“学门”的课程。“中国文学门”是当时比较基础性、公共性的一类课程。一开始大学堂的教师不多，分工也不像后来那样细，每位教师大致讲授哪些方面的课程，不是很严格的，因人设课，大都没有现成的教材。文学门的教材很多就是传统文论的编选。1904国文教习林传甲讲“文章流别”课，校方要求依照大学堂章程规限来讲，他就借用日本人笹川种郎的《支那文学史》为蓝本，编了《中国文学史》。^[4]

与现在的北大中文系紧密相关的大事，发生在1910年3月31日。这一天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开办，全校分为7科（相当于学院），每一科下设若干门（相当于系）。文科中设立2门：“中国文学门”（简称“国文门”）和“外国文学门”，学制4年。这时的科、门不仅是课程设置，也是相对独立的教学单位了，教员也都相对固定在所属科、门中。中国文学门首次招生38人。^[5]课程设置在1904年《大学堂章程》有关规定的框架内，增加了言语学、伦理学、美学、哲学等一些概论性质的课，范围进一步拓展，也更注重通识教育。教员有林纾、郭立山、陈衍、蒋黼、胡玉缙、胡宗瀛、马其昶、姚永朴等。“中国文学门”的建立，意味着中国语言文学正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专门系科之一。这是传统的语文教育走向现代专业化、规范化教育的标志性事件。

从1910年3月31日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门建立，至今北大中文系已经走过100年的历程。

（温儒敏撰）

第二节 桐城派与章门学派

清末遗留下来京师大学堂，1912年5月改名北京大学，而原先作为课程设置的中国文学门，也早在1910年3月成为实体教学单位——“中国文学门”（简称国文门），北大中文系的建制就此诞生。在“中国文学门”建立前后数年，北大文科包括中国语言文学学科逐步走向规范，而学术流派之争也直接影响到学科与学风的建设，这里有一个动荡的转型期。

京师大学堂时期的文科包括中国文学虽然列为主课，一些新式教育的观念与方式开始影响这门学科的建设，但很多方面仍然袭用传统书院式的教学，而当时整个大学对传统学术并不重视。特别是进入民国时期，学校“百事务新，大有完全旧弃之概”，主掌校政的几乎全是留学西洋的“海归”，事实上中学的研究已经逐渐退为“装饰品的地位”。^[6]严复担任校长之后，有意保存中学，就设想文科之外各科全由西洋留学回来者担纲，可尽讲西学；而文科则纯粹研究传统学术，“尽从吾旧，而勿杂于新”。那些年轻的“海归”派与文科中的旧式文人“老先生”经常有矛盾，严复担心中学坠落，也希望中学西学两不相干，各自发展。^[7]他决定起用桐城派文人姚永概担任文科学长。本来，京师大学堂期间，文科的教席就多为桐城派文人把握，包括吴汝纶（曾任总教习）、姚永朴（姚永概的兄长）、马其昶、张筱甫（曾任副总教习），以及为桐城护法的著名古文家林纾，等等，虽然仍多执滞于辞章之学，格局偏狭，却也曾一支独盛。清亡之后，这批效忠清室的文人陆续从北大流散，北大文科的地位更趋下降。这除了北大内部的人事变动，更因为民初学界的风气大变，桐城派原来笼罩北大文科的主流位置终于被章门学派所取替。

严复1912年离职之后，先后继任校长的何燏、胡仁源，都是浙江人，且都有日本留学背景，他们对文科中旧功名出身的“老先生”不满意，希望北大引进一些留日的年轻学者，来排挤桐城派势力，而章门弟子理所当然就成为首选。章太炎（炳麟，1869—1936）继承清代乾嘉朴学正轨，由小学而治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佛学等，眼界阔大，作风扎实，加上革命党的身份，在民初学界声誉隆盛，影响自非桐城文人所能比。章太炎因鼓吹革命而避地日本，除了办报传播革命，又设坛讲学，多讲音韵训诂，以及说文、尔雅、庄子等。听讲者多是浙江籍的学生，包括钱玄同、周树人（鲁迅）、周作人、朱希祖、马裕藻、沈兼士、黄侃、刘师培、刘文典，等等，后来各自都卓有建树。这些人多是同门同乡^[8]，互相援手推举，大都在1913—1917年间进入北大，形成北大文科的新兴力量，终于取代了桐城派的主导位置。

在与桐城派的角逐中，章门学派最显示学术实力的是黄侃（季刚，1886—1935）与刘师培（申叔，1884—1919）。黄侃1914年入北大，在国文门讲《文心雕龙》与《文选》。刘师培1917年入北大，在国文门讲“中古文学史”。他们都以研究音韵、说文、训诂作为治学根基，讲究综博考据，打通经史，文章则力推六朝，又被称为“文选派”。他们学术上非常自信，自视甚高，力图通过北大讲台打一场“骈散之争”，驱除桐城派的影响。这除了学术理路的差异，更因为黄、刘认为古文家“借文以载道之说，假义理为文章”，其实是浅陋寡学。除黄氏、刘氏外，在国文系主讲文学史的朱希祖和其他一些教员也加入对桐城派的批评。桐城派文人终于一蹶不振，失去在北大的学术位置。

在1917年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后，陈独秀、胡适等一批新进学人进入北大，在国文门与整个北大文科提倡文学革命与白话文，鼓吹新文化。他们将桐城、文选两派都视为守旧加以攻击，斥之“桐城谬种，文选妖孽”，所谓“骈散之争”就被更热烈的“文白之争”所掩盖和终结，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在矛盾纠结中日趋交融变通，北大责无旁贷成为全国文科研究和思想启蒙的中心了。关于北大建校之初国学研究之学风流转，借用沈兼士的话来说，大致有三变：“其始承清季余习，崇尚古文辞；三四年之后，则倡朴学；十年之际，渐渍于科学，骎骎乎进而用实证方法矣。”^[9]

（温儒敏撰）

第三节 陈独秀、胡适与北大文科

陈独秀，原名乾生，字仲甫。1879年生于安徽怀宁。清末曾参与反清革命。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10]1917年至1919年在北大任文科学长。1919年4月卸任北大文科学长，6月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出狱后不久南下，与李大钊等人创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担任党的首任中央局书记，党的一大至五大，他都是党的最高领导人。1942年病逝。蔡元培与陈独秀二人，在清末革命运动中本有渊源。^[11]1916年12月蔡元培主政北大，锐意整顿学风校政，文科则是他改革的入手处。他上任后很快就决定要聘请陈独秀来执掌文科。陈独秀是“炮筒子”，说话写文章锋芒逼人。但蔡元培看中他的新锐和毅力，在青年中的影响巨大，而且他此时的革新思想理念，与蔡的改革计划有相合之处。此外，陈独秀与此前已进入北大的众多“章门弟子”有一定人事渊源，也是原因之一。^[12]为了礼聘这位比他小十多岁的陈独秀，蔡元培校长亲自去陈的住处拜访，一趟趟“多顾茅庐”。年轻气盛的陈独秀开始并不领情。他志向大了去了，哪里肯“屈身”去当一个教师？何况那时他正在专心办《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又在上海。但蔡的诚意和气度最终还是感动了陈独秀，使他决定将《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这可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契机。有了《新青年》与北大的结合，也就有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1917年1月13日陈独秀正式受聘。对北大来说，这也可谓大手笔。当时蔡元培对北大改革的设想，主要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以提倡学术研究的气氛，二是延聘“模范人物”，也就是社会改革中有影响的人物，以改造风纪、整顿学风。^[13]希望通过学术思想和文化活动，来改造北大，以至变革中国社会。陈独秀在北大只有两年多时间，很少上课，主要就是社会活动，同时也协助蔡元培改造北大文科，改造北大，进而改造社会。当时认为“北大学术思想的转变是在文科，而文科的中国文学系又是新旧文学冲突之聚点”, “一个大学学术思想之转变，因而推动了全国学术思想之转变。”^[14]在陈独秀来北大之前，北大文科已有一群素有学养且在清末大多具有革命思想的章门弟子，如朱希祖、钱玄同、周作人、马裕藻、沈兼士、沈尹默等。陈独秀把《新青年》也带进北大后，这个刊物的作者团体，包括胡适、刘半农、杨昌济、刘文典、高一涵、李大钊等人，也都参与到北大这个活动平台。这两方面力量合流，很快把新文化运动推上高潮，这些人大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与中坚。陈独秀实际上是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北大也就成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与陈独秀齐名的另一新文化运动主将是胡适，原名胡洪骍，字适之。1889年生于安徽绩溪。1910年留美，初习农科，后改学哲学。1917年秋起，任北大文科教授，担任英国文学史和中国哲学史等科目的讲课。此后多年与北大及中文系有密切关系，^[15]1931至1937年1月担任北大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46年7月至1948年12月任北京大学校长，再度兼任中文系主任。1962年病逝于台北。胡适贡献最大也是在五四时期。1917年1月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倡导白话文运动；又作《尝试集》，提倡白话新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者与领袖人物。胡适的白话文学观念、文学进化论、实用主义哲学和“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思想，皆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北京大学与《新青年》，即所谓“一校一刊”的结合，将新文化运动和北大的革新都推向高潮。此时陆续进入北大文科的黄节、吴梅、刘师培、梁漱溟、章士钊等人，和原在北大文科任教的陈汉章、黄侃等人，虽然他们的政治文化立场与新文化运动诸人颇有分歧，然而在学术上各有专精，对于北大文科的发展，也起过不应忽视的作用。

（陈尔杰撰）

第四节 《新青年》与五四运动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早期的撰稿者，主要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安徽籍知识分子。自1916年9月第2卷第1号起，刊物易名为《新青年》。李大钊、胡适、刘半农、杨昌济、吴虞等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开始陆续加入到作者群中来。随着陈独秀入京就任北大文科学长，从第3卷起，刊物的编辑工作也转移到北京进行，形成了北京大学与《新青年》“一校一刊”的汇合。^[16]

《新青年》杂志在早期已开始着手批判旧礼教，提倡新思想和白话文学。不过，最初影响不大，“不特没有人来赞同，而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17]钱玄同、刘半农二人在《新青年》第4卷第3号（1918年3月）上发表“双簧信”之后，引起许多人注意，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才渐成声势。从《新青年》第3卷到第7卷（1917年3月到1920年5月），倡导新文化的中心力量完全形成。这一时期的“主将”，多兼具《新青年》作者与北大文科教员两重身份。当时尚为北大在校学生的傅斯年（国文系学生）、罗家伦、俞平伯（国文系学生）、黄凌霜等人，以及全国各地向往革新的青年，也纷纷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两代抱有革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的结合，使得以“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顿呈高涨之势。《新青年》从每期印刷一千份，增加到最高一万五六千份，影响及于全国。

1919年5月，因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运动初期，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邓中夏（国文系学生）等北大学生，与北京各高校的青年学生一起，曾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新青年》团体一部分成员所提倡的新文化，本就包含着指向政治行动的内在趋向。^[18]五四运动使这一点充分显露出来，引起《新青年》团体的分化。1919年4月，陈独秀卸任北大文科学长，6月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出狱后不久南下，自此与李大钊等人走上建党道路。《新青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面貌，也日见清晰，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同时，五四运动也使思想启蒙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广大范围，以“文明批评”引导社会改造的思路，通过周作人、钱玄同等另一部分《新青年》同人的工作，在20年代及以后得到延续。

（陈尔杰撰）

第五节 新潮社和《新潮》杂志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北京大学的学生活动也呈现出极为活跃的面貌。这当中，最重要的是新潮社和《新潮》杂志。早在1917年秋，傅斯年（国文系学生）等人已有建立社团的想法，不过当时未付诸实现。^[19]1918年，傅斯年等人开始参与新文化事业，在《新青年》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很受陈独秀等人赏识，^[20]结社的计划也就更加明确。1918年秋，经过两次筹备会议，新潮社正式成立。第一批社员中，除了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3个发起人，还有成舍我、吴康、俞平伯、杨振声、潘家洵、顾颉刚，以及康白情、张申府等，一共21人。当时北大革新风气最浓厚的地方是文科，这批青年绝大多数是趋向“新派”的北大文科包括国文系的学生。此后又陆续有新人加入，除了江绍原、李小峰、孙伏园等北大学生之外，叶绍钧、王伯祥、朱自清等人也先后成为社员。周作人也在1920年入社，担任主任编辑。

新潮社是以学术思想工作为自己主要任务的社团。活动的中心是1919年1月创刊的《新潮》杂志（英文名The Renaissance，取“文艺复兴”之意）。刊物的旨趣是“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国人”和“为将来之真学者鼓励兴趣”^[21]，兼具社会关怀和文化学术两重视野。《新潮》以“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为原则，可以看作是青年一代对《新青年》的追摹和呼应。^[22]杂志的出版得到学校方面的支持，每期印数常在一万份上下，流布极广。《新潮》作为北大学生刊物的特殊身份，使得“伦理革命”、“社会革命”等“新学理”、新思想，在青年学生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新潮》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很重要的贡献，是在文学革命方面。刊物上接近三分之一的文字是文学创作和文学讨论。《新潮》杂志上养成了汪敬熙、杨振声、俞平伯、叶绍钧、康白情等一批新文学作者，其中部分为国文系师生，他们在新文学的奠基期，曾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由于五四运动的发生，加上傅斯年等一批主力社员纷纷出国留学，《新潮》杂志一年出版10期的原计划始终未能完全实现。1922年3月第3卷第2号出版后，《新潮》终刊，共出版了12期。

（陈尔杰撰）

第六节 国文门研究所

1917年11月，北京大学公布《研究所通则》^[23]，提出以本科各学门为基础，组建正式的研究机构。文科研究所随即成立，根据现有各门，分设了哲学、英文学和国文学3个研究所，由沈尹默担任国文门研究所主任。北大成立研究所，用意是在原有预科、本科教学之上，增加“研究科”^[24]这个阶段，以促进学生进行学术研究的风气。因此，凡对学术研究有兴趣的国文门高年级学生，均可认定科目，在教员指导下进行研究。傅斯年、冯友兰、范文澜、陈钟凡等人，便是这一时期入所的研究员。国文门研究所最初的科目设计，很大程度上是延续本科的课程安排，设有“音韵”、“形体”、“诂训”、“文字孳乳”、“文”、“文学史”、“词”、“曲”、“小说”等科目。担任指导教师的，多是本科课程的原任教员。^[25]1918年，又对此作了调整，强调“研究员以毕业生为主体”，本科生学习研究科须经教员认可。更重要的是，明确了“研究科当限于范围甚狭之专门学科”的要求，并由此将国文门研究所的科目改订为“清代考订学”、“文学史编纂法”等。^[26]

国文门研究所的活动，一个方面是培养学生进行初步的学术研讨，另一个方面则是组织有相同学术兴趣的教员合作进行“公同研究”。国文门1918年提出的选题，主要是字典、语典编纂法，今韵与方言的研究等。1919年10月，国文门研究所拟定了编纂语典（定名为语法）的大纲，并由沈兼士提出《语法编纂大旨》，计划先根据标准语编纂应用语法，再据此编写“外篇”，以说明“古今之变迁、方土之差别”。^[27]研究所特设的国语部，是和当时推动“国语运动”的国语研究会有着合作关系的机构。国语研究会偏向实际的社会运动，研究所国语部则负责语言史、标准语等“学术上之研究”。^[28]后来的北大“方言调查会”，便是在这一基础上成立的。国文门研究所在语言文字方面的这些工作，对于奠基期的现代汉语研究，和现代汉语标准语的形成，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国文门研究所另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是在小说方面。小说科研究会从1917年12月14日第一次讨论会开始，至1918年4月共开研究会7次，是研究所内最早开展活动的机构之一。刘半农、周作人、胡适作为指导教员，先后作了“中国之下等小说”、“俄国之问题小说”和“论短篇小说”等一系列报告，对于新文学的初期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陈尔杰撰）

第七节 歌谣蒐集研究与方言调查

国学门与国文系的学术贡献之中，有两项很重要，就是民间歌谣蒐集研究与方言调查。对歌谣的注意，是由于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创作，以及民间本位思想的勃兴，视古代白话写作之通俗文学为正宗，对民间口传文学包括歌谣、谚语、故事等也就相当重视。早在1918年1月，国文系教员刘复与沈尹默在一次聊天时，谈到民间歌谣也有好作品，那时他们正在写新诗，从民谣中借鉴是其中一个思路。^[29]他们决定征集民间歌谣，随后便以北大名义在《北大日刊》（1918年2月1日）上发表“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的简章。这件事意味着中国俗文学与民俗学研究的帷幕拉开了。三个月后，共收到校内外来稿80多件、歌谣1100余首。从1918年5月20日至翌年5月22日，《北大日刊》陆续发表148首歌谣。歌谣之类民间文学历来为文人学士所不屑，突然学问界特意辟出这样一块新天地来，作为严肃的学术工作来做，反响之大就不止是研究本身，而被看作是一种学术平等的新的观念表现了。^[30]此后，北京《晨报》等报刊也开辟“歌谣”专栏，刊登民间文艺作品。1920年12月19日，北大歌谣研究会成立，由沈兼士、周作人主持，两年间少有活动，到1922年1月国学门成立，歌谣研究会并入国学门，决定发行《歌谣》周刊，并出版“歌谣丛书”“故事丛书”，歌谣运动才重新发动并取得更多实绩。从1922年12月始，《歌谣》共出97期，内容包括歌谣选录、研究、讨论及译述等几方面。常惠、顾颉刚、董作宾、魏建功负责编辑工作，在北大红楼一院地下室印刷，每期销量达千份。^[31]1924年歌谣研究会征集新会员二三十位，其中一部分为国文系师生，包括容庚等。1925年顾颉刚搜编的《吴歌甲集》出版，胡适、钱玄同、刘复、俞平伯同时为该书作序，表示重视，并宣示一种面向民间的学术观念。^[32]歌谣征集研究范围不断扩展，派生出其他方面的研究，包括民俗研究及方言调查。周作人等注重从民俗及人类学角度研究歌谣，这就激发了民俗研究的开展。1923年5月24日北大“风俗调查会”成立，主要成员来自哲学系、历史系等，亦有部分国文系师生参加。^[33]

因为民间歌谣很多是用方言歌唱的，歌谣征集初期，曾请沈兼士、钱玄同负责审音，此事便引起国文系一些教员对于方言研究的兴趣。1923年11月，周作人在《歌谣》周刊发文《歌谣与方言调查》，建议有专门机构及人员从事方言调查事业，得到同仁响应，国学门便于1924年1月26日成立了方言调查会。5月17日再次开会，通过学会简章，说明学会以方言调查研究为主，但范围扩展到所有与中国语言研究有关系的方面，“方言调查会”也改名为“方言研究会”。这是中国第一个方言研究团体，也是现代中国语言学研究的一块界碑。参与方言研究会者有校内外三十多人，其中有国文系师生沈兼士、沈士远、钱玄同、周作人、马裕藻、魏建功、容庚、罗庸等，学会主席则是富于语言才华的英语系教授林语堂。

从1924年3月起，方言研究会用了三个月时间举办“标音原则”学习班，由林语堂讲授国际音标，以及他所制订的方音字母，听讲者27人，包括沈兼士、沈士远、钱玄同、周作人、马裕藻、朱希祖、林语堂、黎锦熙、杨树达、魏建功、罗庸、容庚，等等。^[34]研究会请胡适、顾颉刚、周作人、容庚等各自用其方言发音，由魏建功等负责标音，用方音字母记录方言十多种。同年，还制订“方言地图调查表”，对校内外人士进行分省调查，为编制《方言地图》做准备。1926年底，国学门与国文系合作，建立语音实验室，刘复担任实验室主任。此为我国语音学研究之肇始。

（温儒敏）

第八节 学术史上不可绕过的刘师培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有家学，聪颖过人，8岁始学易，12岁读经，19岁中举。年少思想激进，会试前，曾作书呼吁创办新式学堂、鼓励出洋留学。又作《黄帝纪年论》，提出以黄帝纪年取代封建帝王纪年。1904年秋到上海投身反清活动，参与编辑《警钟日报》和《国粹学报》，为《中国白话报》撰稿，宣传普及革命，并加入光复会、同盟会、国学保存会等组织，甚至曾协从谋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与女权主义者何震结婚后，夫妇都参加革命活动，被比作普鲁东和索菲亚。1906年春与陈独秀在安徽公学组织岳王会和黄氏学校，培养专门从事暗杀的人员。1907年春东渡日本，结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与章太炎等参与发起亚洲和亲会。又发起成立“女子复权会”和“社会主义讲习会”，组织翻译《共产党宣言》和无政府主义著作。1907年，因革命党内部矛盾，加上与章太炎私人关系破裂，投靠清大臣端方，背叛革命。1909年，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刘师培随任直隶督辕文案、学部谘议官等职。1911年随端方南下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被革命军拘捕，由孙中山保释。后入成都国学院任教，与谢无量、廖平、吴虞等共同发起成立四川国学会。1913年投靠阎锡山，任高等顾问。又由阎锡山推荐给袁世凯，任参政、上大夫。1915年8月，与杨度、严复等发起成立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鼓吹。洪宪帝制失败后，遭通缉，流落天津。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实行“兼容并包”方针，考虑到刘师培毕竟有家学渊源和学问贡献，便力排众议，聘刘为中国文学门教授。刘口吃，又患肺病，课讲不好，所幸讲义《中国中古文学史》编得好，也受尊重。1919年初又与黄侃、马叙伦、梁漱溟等合办《国故》月刊，旨在“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也有意和陈独秀、胡适等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对抗。不过，当林琴南攻讦陈独秀等“新派”，以“旧派”刘氏等为声援时，刘又公开发文否认自己与“新派”为敌，辩白“鄙人虽主大学讲席，然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敝校教员素鲜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刘还签名营救之。当年11月20日刘氏因肺结核病逝于北京，年仅36岁，其妻出家，身后萧条。

其主要著作后结集为《刘申叔先生遗书》，计74种。刘氏学问阔大，可分为评论古今学术、小学、经学、校释群书四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两汉学术发微论》、《汉宋学术异同论》、《清儒得失论》、《南北学派不同论》、《经学教科书》和《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等，构成一个中国学术史阐释框架。刘善以西学诠释中学，比较南北，区别汉宋，多有卓识。刘的“小学”，以字音求字义，以古语明今言，以古文字论证阐发古代社会状况，能会通且多有胜义。他的经学研究，从古文的家学背景出发，兼采今文，达到了有清一代经学的高峰。文人失节，不足为训，直接影响到数十年来对刘氏学术的评价。近年来历史尘埃逐渐落定，学界总结、发掘近代国学成就，才愈加发现刘师培在中国晚近历史、学术、文化中的特殊位置及重要性，遂有《刘师培论学论政》、《刘师培辛亥前文选》、《刘师培学术论著》，以及《遗书》的重编重印。

（温儒敏撰）

第九节 黄侃：乾嘉以来“小学”集大成者

黄侃（1886—1935），语言文字学家。字季刚，号量守居士，湖北省蕲春人。1905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师事章太炎，受小学、经学，为章氏门下大弟子。1914年后，曾在北京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山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校任教。1914年受聘为北大文科教授，讲授辞章学及文学史。在北京大学期间，向刘师培学习，精通春秋左氏学的家法。黄侃傲岸不拘，时有乖张言行，学问上自视甚高，常在课堂上放言抨击新派。1919年初与刘师培创办《国故》月刊，宗旨为“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意在对抗陈独秀、胡适等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同年10月，刘师培病重，黄也辞去北大教授职。1935年10月8日殁于南京，年仅49岁。

黄侃在经学、文学、哲学各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更有卓越成就，人称他与章太炎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 “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他主张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应以《说文》和《广韵》两书为基础，他重视系统和条理，强调从形、音、义三者的关系中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学，以音韵贯穿文字和训诂。黄侃的古文字学研究主要见于《音略》（《国学卮林》1920年第1卷第1期）、《声韵略说》（中央大学《文艺丛刊》1936年第2卷第2期）、《声韵通例》（《唯是》月刊1920年第1、2册）、《黄季刚先生与友人论治小学书》（《唯是》月刊1920年第3册）等论著中。他对上古声韵系统研究的贡献主要有：提出古声十九纽说、古韵二十八部说，以及古音只有平入二声说。他吸收前人研究成果，融会贯通，建立了自己的古声韵系统，即古音学体系。他在古音学上所取得的成就结束了自顾炎武以来的古音研究的传统做法，使他成为清代古音学的殿后大师。作为其语言文字学著作的一部分，他还有几十种表谱对古代汉语进行分析。他的《文心雕龙札记》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有过很大的影响。他的《汉唐玄学论》、《礼学略说》、《讲尚书通例》等著作对哲学、经学的研究也有许多创见。黄侃治学严谨，不肯轻易著书，若非定论，不以示人，并曾说“年五十，当著书”，可见志向之大。虽然他年方四九，未及撰成鸿篇巨制就谢世了，但也已留下一批国学研究经典，以及大批未经整理的点校笺识古籍的遗稿。《文心雕龙札记》与《黄侃论学杂著》都是他早年在北大等校授课的讲义，近年又整理出版有《文字声韵训诂笔记》、《说文笺识四种》、《尔雅音训》等。

（温儒敏撰）

第十节 废门改系与选科制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着手进行一系列体制与教学改革。废门改系与选科制，是其中两项。北大原有文、理、工、法等科，科下设学门，每科设一学长主持事务。各年级课程均为预先指定，各科各门之间也缺少联系。这种情况，自1919年起得到改变。

1919年4月，北大废除文、理科学长制。由原有各学门（不久改门为系）组织教授会，自行公举本门主任。1919年12月3日，校评议会通过《国立北京大学内部组织试行章程》^[35]，规定各学系“主任合组教务会议，操全校学术之大政”。将“教授治校”的理念付诸实践。原文科国文门遂改为中国文学系。

与学科组织的革新密切相关的是教学制度的改革。在废门改系之前，选科制已在文科内部“试点”了一段时间。^[36]从1919—1920学年开始，选科制在全校实行。^[37]本科阶段的4年中，一年级新生学习共同必修科和分组选修科的课程。前者包括外国语和“大学学生所不可少之基本学科”（主要是胡适等人教的“哲学史大纲”等概论性课程）。后者则将全校各系所开课程分为五组，^[38]由学生自行选择学习，作为将来专习一系的基础。其中和中国文学系有关的主要是朱希祖开设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诗文名著选”等课程。二年级以后采用选科制。除外语之外，要求学生在本系和“相关系”（即同属一组的系）学满30到40单位（每一单位相当于30课时），同时在“非相关系”选修6单位以上。

虽然从1919年新生开始，全校均实行选科制，但此前原有的学生仍按照旧制升级和毕业。因此，选科制的推行是一个逐年替代旧学制的过程。一段时间内，包括国文系在内的全校各系，实际上都呈现出新旧混合或“半新制”的面貌。选科制度的落实，与课程设置的完善，都是逐步进行的。国文系由于试行新制较早，1919年时已设置有本科二年级课程，仍分必修与选修两种。全系必修课包括黄侃讲授的“诗”、“文”，吴梅的“词曲”，刘师培的“文学史”和钱玄同的“文字学”，选修课则主要有周作人讲的“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史”。^[39]1920以后陆续有所增添，到1925年新一轮课程调整之前，已有文学概论、文学史（包括各体文学史）、文字学和文学创作方面的各种课程，大体具备了大学国文系教学的基本框架。

（陈尔杰撰）

[1] 关于京师大学堂的开办时间有多种不同说法，其中一说是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八日（1898年8月24日），根据是礼部知照大学堂领取“钦命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关防；一说是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日（1898年12月3日），管学大臣孙家鼐“奏开办京师大学堂”；还有一说是1898年12月31日（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记事》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根据不详。而北大校庆日原定为每年12月17日，1952年起改为5月4日。

[2]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日“孙家鼐奏大学堂开办情形折”, 《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

[3] 1904年重定《大学堂章程》设计的“中国文学门”主要课程包括：历代文章流别、周秦诸子、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古人论文要言、文学研究法、说文、音韵学。辅助课程则有：四库集部提要、汉书艺文志注补、隋书经籍志考证、御批历代通鉴、各种记事本末、中国历代法制史、外国语文、世界史、西国文学史、外国科学史，等等。课程除了传统的考据辞章之学，还比较注重研究方法的训练和学术眼光的培养，语言与文学甚至与历史、哲学打通，并多少与西学及一些新的学科交融。对于教学方式也有要求。拿“周秦诸子”课程来说，规定“当论其文，非宗其学术”；特别强调“博学而知文学源流”，而不把重点放在课习诗赋或作文技巧，文学史研究就成为课程中的重头戏。

[4] 林传甲（1877—1921）是前清举人，他的《中国文学史》原为1904年给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讲课时写的授课报告，曾在报纸上发表，1910年6月由武林谋新室正式出版。这本教材主要讲述历代文学流变，却也涉及音韵训诂、修辞写作、文体文法，甚至文学与国家、地理、考古、外交之关系，体例相当混杂，很难说这已经是一种完整的文学史，但这本教材以及其所体现的文学教学观念的新变，都有开创的意义。

[5] 据《北京大学中文系系友名录》（2008年版）,1910年中国文学门入学的学生38人。又据《本科学生名次表》（《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1月23日）,1913年11月中国文学门首届毕业生32人，平均年龄43岁。

[6] 参见蔡元培《北大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会开会词》, 《蔡元培文集》第三卷（教育卷下），台北锦绣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版。

[7] 严复《与熊纯如书》, 《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

[8] 这些留日学生中，除了湖北籍的黄侃、江苏籍的刘师培与安徽籍的刘文典，都是浙江人。

[9] 沈兼士：《方变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序》，收入《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10] 参见《〈新青年〉与五四运动》一节。

[11] 参见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 《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3页。

[12] 例如和章门关系甚深的沈尹默，即与陈独秀早有往来，沈氏且自称陈独秀进入北大是他向蔡元培推荐的结果。参见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年版。

[13] 《复吴敬恒函》, 《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页。

[14] 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3页。

[15] 参见本书《系主任胡适》一节。

[16] 参见《陈独秀、胡适与北大文科》一节。

[17] 《自序》, 《鲁迅全集》第1卷《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1页。

[18] 史华慈（B. Schwartz）:《〈五四运动的反省〉导言》, 《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9]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 《新潮》第2卷第1号。

[20] 顾颉刚《回忆新潮社》, 《五四时期的社团》（二），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5页。

[21] 《新潮发刊旨趣书》, 《新潮》第1卷第1号。

[22] 傅斯年1918年就已经参与“文学革新”、“文言合一”的讨论，并撰文批评“旧学术思想界之根本误谬”。罗家伦也曾和胡适合译《娜拉》。他们在《新潮》上发表的见解，实是此前讨论的延续和深化。俞平伯的第一首白话新诗《春水》，也是在《新青年》上发表的。

[23] 《北京大学日刊》第1号，1917年11月16日。

[24] 参考蔡元培《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 《蔡元培全集》第3卷。

[25] 《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刊》。

[26] 《研究所主任会议纪事》, 《北京大学日刊》第149号，1918年5月29日。

[27] 《国文学研究所开会纪事》, 《北京大学日刊》第464号，1919年10月18日。

[28] 《国语讨论会纪事》, 《北京大学日刊》第24号，1917年12月13日。

[29] 参见刘复《国外民歌译．自序》，收《刘半农文选》（台北：洪范书店，1983），第128页。

[30] 参见顾颉刚搜录，《吴歌甲集·自序》，第2页。

[31]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第101页。

[32] 胡适等4篇序言收顾颉刚《吴歌甲集》。

[33] 1928年中山大学成立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核心成员是北大南去的傅斯年、顾颉刚等，新一代学者承袭北大歌谣运动余绪，由歌谣到方言再到民俗学、人类学，中大很快成为民俗研究的一个重镇。

[34]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成立记事（续）》, 《晨报副刊》,1924年2月13日。

[35] 公布于1919年12月6日《北京大学日刊》第505号。在这一章程中，全校已有和拟设的18个系依学科性质分为5组，但这种分组不再有行政制度上的功能。

[36] 据1917年《文科本科现行课程》（《北京大学日刊》第12号，1917年11月29日）、《改定文科课程会议纪事》（《北京大学日刊》第15号，1917年12月2日）和1918年《民国七年最近改正国立北京大学规程》，文科课程采用选科制是在1917年底酝酿，1918年下半年正式开始的，当时这项制度尚未推广到理科和法科。

[37] 1919年选科制的情况与国文系的课程设置，参见《国立北京大学课程一览（八年度至九年度）》（原件存北京大学档案馆）。

[38] 这五组课程的划分，与1919年《内部组织试行章程》的学系划分一致。和原有文科相关的主要是：第三组，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第四组，中国文学、英文学、法文学、德文学；第五组，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

[39] 此外还有本是全校一年级共同必修课的“哲学史大纲”（胡适）、“科学概论”（王星拱）等。显然，这仍和“新旧混合”的现实情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