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然环境和主要社会生产方式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形成的自然和历史条件，因为文化是民族历史发展的产物，而这种发展都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中进行的。因此，要了解俄罗斯文化，就不能不研究俄罗斯民族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社会历史条件和地缘政治环境，因为“俄罗斯人的发展之地是决定其文化和历史性质的因素”^[1]，特定的自然条件会相应地产生特定的生产方式、经济类型、宗教礼仪、习俗、神话等社会生活方式，直至产生特定的国家制度和社会管理结构，自然也会形成特殊的民族心理和政治文化。正如俄罗斯著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Н.Я.Бердяев）所说：“俄罗斯精神的景观与俄罗斯土地是一致的。”^[2]

如果用几个形容词概括孕育了俄罗斯民族思想和文化的自然条件，最主要的应该是“广袤的平原”“浩瀚的森林”“纵横交错的河流”和“四通八达的运河”。正是这些大自然的赐予为俄罗斯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使他们形成了“心灵的温柔和谦卑，思维的捉摸不定和战战兢兢，心平气和的宁静和沉重的垂头丧气，追求精神的梦幻，趋向禁欲主义和创作的空灵性”^[3]。古罗斯正是在这样的物质和精神土壤上开始发展自己的文化。

俄罗斯人是斯拉夫民族的一支，东斯拉夫人，也就是后来的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祖先，在公元6世纪以前还处于原始氏族制度阶段，他们以一些分散的部落和若干个大的部落联盟为组织生活形式，居住范围广及第聂伯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的广大区域。接受基督教文化之前的古罗斯以多神教为主要社会精神文化载体，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使古罗斯人内心产生了对自然力极大的畏惧感，并逐渐转化成为了一种屈卑在下的敬畏——这是多神教在古罗斯社会形成的心理基础。多神教的信仰及风俗在东斯拉夫人民间延续了好几个世纪，直至基督教的传入。随着国家政治的发展，古罗斯人对自然、土地的敬畏和崇拜之情最终“移植”到了逐渐强大起来的公国和大公身上。正是因为自然条件对俄罗斯民族生存和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才使得他们在结束原始生活状态、开始进入有组织、有阶层的社会生活时，对管理、驾驭自己的个人或机构产生了类似对大地母亲般的崇拜和依赖，同时对其全心信赖，愿意为其服务和牺牲。当然，这种民族情感的寄托与后来俄罗斯社会政治制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关系。

特定的自然条件也决定了罗斯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村社就是典型的代表。俄社会历史学家普列汉诺夫（Г.В.Плеханов）曾指出，俄国的农业村社是形成俄罗斯极权主义的主要支柱。^[4]俄罗斯民族通过特有的村社生活方式养成了集体主义的思想，这不但体现了东正教思想中的“聚合性”，也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上层权力的依赖思想。村社既是一个农业经济组织，也是一个社会政治组织，它用初级的民主管理方式自行解决内部的经济、社会和日常生活问题；既体现了俄罗斯民族深受自然环境影响的生产关系组成形式，也反映了这个民族传统的社会观念和政治思想，具有社会二重性质。村社是国家进行统治管理的基层行政组织，同时也是农民民主自治的社会组织。正是在这样的村社文化传统影响下，俄罗斯人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一套社会生活法则，并将其继承延续至后来的国家生活当中。“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农民的家长，公社的社长和具有无限权力的沙皇，三者的有机联系正好体现了俄国专制制度的坚实基础。”^[5]从俄罗斯民族古老的村社文化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还能够对那时的社会政治生活有所了解，这种以俄罗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业文化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形态无疑也对俄罗斯民族政治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需要补充的是，虽然村社传统的直接受众是俄罗斯的农民阶层，但是其他社会阶层——哥萨克、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同样也受到了一定影响。总之，罗斯的“村社理想包含了两个特殊的方面，并在后来成为集体主义—专制主义这对矛盾理念的基础，而且也造就了社会趋于一种一致的思想，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矛盾、使之发生逆转并形成对其调解的力量”^[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