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第三罗马”理念

前面提到，基督教影响下的救世主义思想是俄罗斯民族传统文化特点中的重要内容。这里将其中主要的一个理论——“第三罗马”理念拎出单论，主要是要强调莫斯科公国崛起的过程以及俄罗斯民族在抵御外敌、争取国家独立统一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自我意识和认同。

在鞑靼蒙古对罗斯进行统治的同时，来自瑞典和日耳曼的威胁也从罗斯西部渗入，使罗斯大地处于分裂状态。与外来侵略斗争的过程，就是俄罗斯民族积累集体共同记忆的过程。外来的压力促进了内部的团结，增强了民族成员想努力保持国家和民族完整性的集体意识。同时，入侵者带来的外来文化也与本地文化相结合，丰富了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内容，成为新的认同对象，从而使民族认同意识在对比差异发展中进一步增强。这是一种自我生存的需要，更是民族国家发展成熟的标志。

在外来入侵者对罗斯大地四面围攻的时候，莫斯科公国在一众小公国中脱颖而出，除了占尽天时地利，还具备了统一国家的政治、军事和宗教实力，最终从一个坐落于奥卡河支流上的小公国“转变为罗斯东北部的地理中心和政治中心”和“大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中心”^[25]。从善于与蒙古统治者周旋、精明圆滑的伊凡·卡里达，到大败蒙古军队于库里科沃的“顿河王”季米特里大公；从自称“全罗斯君主”的伊凡三世，到完成统一罗斯领土大业的瓦西里三世，再到俄国第一位沙皇伊凡四世；从14、15世纪开始逐渐统一东北罗斯各公国，到1480年伊凡三世统治时期在乌格拉河彻底击败蒙古军队；从罗斯东正教会从弗拉基米尔迁至莫斯科，到1589年莫斯科都主教获得牧首称号——莫斯科公国崛起、强大的过程就是俄罗斯民族国家统一和建立的过程。在理清内部秩序、摆脱外来统治的过程中，俄罗斯民族的自我意识逐渐成熟，就像俄国历史学家谢·普拉东诺夫（С.Ф.Платонов）所说：“俄罗斯民族首先意识到自己的统一，后来很快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或许，因他们将自己的政治成就看得过高，于是，开始把自己当作上帝的选民。”^[26]“第三罗马”理念的诞生与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的膨胀不无关系。

莫斯科对全罗斯进行政治上统一的过程，也是专制思想家们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统一工作的过程。他们主要就莫斯科是否能作为罗斯国家合理、合法的继承人，是否有能力、有权力管理统治俄罗斯国家的问题进行阐释和说明，辩证莫斯科君主权力和地位的权威性。政论及历史小说作品理出了基辅王公—弗拉基米尔王公—莫斯科王公这样的政治权力传递顺序，并由此断言莫斯科王公接管的就是全俄罗斯性质的政权，而且宣称莫斯科的权力继承还在延续，接下来就是要成为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权力的继承人。传奇性历史小说《关于弗拉基米尔历代王公的传说》集中反映了这种思想：小说将罗斯王公、基辅王公和莫斯科王公说成是宇宙的主宰，其中的弗拉基米尔·弗谢沃洛多维奇大公从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莫诺马赫那里取得了象征王权的王冠、披肩、金链等赠品和一份文告，以此实行统治。其后的罗斯大公也都继承象征王位的王冠并持有不可动摇的权力。“关于罗斯王公继承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王位的传说，以及关于从拜占庭帝国首都获得王权标志的传说，其目的都在于要从意识形态上为莫斯科大公作为‘全罗斯’主人实行独裁的意愿及其获得的主权寻找论据。”^[27]《皇帝谱系》则从历史角度阐明了罗斯各地在政治上的联合以及专制沙皇对国家进行统一领导的意义，作者将罗斯历史上每个公国都比作是罗斯国家发展史中的一个“阶梯”。这样的阐释，强调了罗斯历史上所有专制君主的功绩，表明莫斯科王公应该继承这样富有成就的专制权力，延续这样的权力“阶梯”。《谱系》还再次申明了莫斯科王公继承拜占庭帝王皇位和权力的重要性。所有这些围绕王权继承进行的政论包装，目的都是为了在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为莫斯科王公王权的唯一合法性寻找宗法及历史上的理论依据，也为随后“莫斯科即第三罗马”理论的出现作了舆论准备。

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总教会随东罗马帝国的陷落而一起覆灭，“莫斯科即第三罗马”的理念适时登上了历史舞台。普斯科夫伊列阿扎罗夫修道院的院长菲洛费伊在给瓦西里三世的信中首次提到“第三罗马”的思想，阐述了莫斯科作为罗马和拜占庭继承者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作用，从意识形态上为俄罗斯传承已成旧日辉煌的罗马帝国寻找理论根据。这个理念出自中世纪的教会思想，认为人的生命和民族的生存都是上帝赋予的权力，是由神权所决定和保证的。神将世界历史的使命赋予三个由上帝选定的人民建立的世界性王国，它们之间会实现历史的更替。前两个帝国，古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罗马都因为背叛东正教而衰落，莫斯科代表的罗斯国家要接替掌管上帝任命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世界性国家，即“第三罗马”。罗斯国家是东正教信仰的唯一支柱，要做的就是光复被践踏的东正教的信仰和事业。菲洛费伊在自己的理论中依据《圣经》，从神学思想的角度论述莫斯科继承被前两个罗马（古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遗废的东正教事业的根据，说明所谓上帝认选的“世界性国家”的接替性。菲洛费伊还论证了俄罗斯民族和国家对东正教及整个世界所负有的历史性责任和使命，以及罗斯大公在宗教和政治事务中不可侵犯的神圣地位，同时也强调了莫斯科在俄罗斯民族事业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结合莫斯科的作用和俄罗斯“世界性国家”的地位，“莫斯科即第三罗马”的理念由此诞生。

作为统一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中心和独立的罗斯教会的宗教中心，莫斯科集聚了各方面的力量，莫斯科大公成为俄罗斯国家唯一的君主，集各种统治权力于一身。正是在这里，诞生了俄罗斯的第一位沙皇，也产生了代表帝国权力和威严的双头鹰国徽；几代帝王在这里实现自己的伟业，不断加强手中集世俗政治和宗教精神于一体的权力；这里更见证了为俄罗斯打开西化之门的彼得大帝的改革壮举，以及俄国的君主专制制度经历的几百年风雨。莫斯科成为政权和教权结合的“圣地”，用“第三罗马”的感召力量，带领俄罗斯民族走上自我发展之路。

至此，受到自身自然生存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基督教、拜占庭文化及蒙古东方化的影响，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已经基本形成，集体主义、专制主义和“第三罗马”救世主义思想作为主要因素被固定下来。进入彼得一世改革后现代化阶段的俄罗斯国家，中央集权和专制制度的国家机器更加强大，民族传统政治文化被充分利用和发扬，使其更符合民族国家发展扩张的需要。当然，伴随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政治文化也发生变化，新旧因素交织、竞争和同化的现象不时出现。